从出黔抗战、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到铁蹄在独山止步说开去

 

作者：蒙泽敏

 

中国精神，在当代主要表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凝聚人民力量,挺立民族脊梁，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1996年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铁蹄，在这里止步》这篇文章后，开始陆陆续续研究民国三十三年（1944）大逃亡、大疏散这段历史，沿着当年难民逃难线路长沙、衡阳、全州、桂林、柳州、宜州、南丹、六寨、麻尾、独山，沿着当年戴安澜将军200师从桂林誓师走出国门远征缅甸抗日行军路线到滇西腾冲直至缅甸密支那，多次进行实地采访、收集资料。我前后历时采访、创作20载，数易其稿，内容跨越72年的《黑血南天》作为国家重大题材于2018年２月首印面世，同年8月再次印刷；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8周年，2023年6月第三次印刷出版，短时间内畅销一空，获得海内外华人高度赞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先生作在序言中评价：《黑血南天》是国内首部从宏观到微观具体记述1944年桂林保卫战至黔南事变结束，这段中国军民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抗战和惨烈的大疏散大逃亡两大相互交织的历史事件的文学著作，极具权威性、可读性，具有教育后人、填补同类题材空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团结出版社专家组经过近两年评审，认定：“《黑血南天》是一部一可多得的描述中国军民奋起抗击外敌入侵的长篇报告文学佳作，将为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提供有益的补充。”

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抗战，主要分为黔军出黔抗日、军校西迁、黔南事变三大部分。有两大部分就主要发生在黔南、发生在独山！1944年底发生的“黔南事变”，是日军沿黔桂公路侵略到中国大陆最远最深处的罪证。独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转折之城，是贵州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独山深河桥与龙陵惠通桥、芷江七里桥、北京卢沟桥见证了抗战胜利的来之不易。

本文特意从三个方面追寻贵州抗战这段不该忘却的历史，了解贵州人民为抗战作出的贡献，感受贵州人家国天下的爱国情怀！

 

一、出黔抗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的一部史诗，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民族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是3500万中华儿女用生命换来的结果。缅怀先烈，铭记功勋，是炎黄子孙共同的职责。

贵州是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13年）建省，由云南、四川和湖广三个省的政府能力管理不到的边缘地域组成，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地省份，在贵州多山的环境中，生存非常艰难，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各族人民，为了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爬坡上坎如履平地，负重行走家常便饭。所以贵州人特别适应山地作战，贵州人组成的部队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山地野战部队。

抗战时期，贵州不算沦陷区，却是一个兵源大省，先后有11个师70多万将士奔赴抗日战场。这11个师分别是：国民革命军第102师（首任师长柏辉章，遵义人）、103师、104师、121师、82师、85师、55师、新编第8师、新编第11师、新编第28师（师长罗启疆，松桃人）、预备第2师。

整个贵州当时总人口才800万，为国家输出的兵源占总人口的1/12，这个统计数字，是从何应钦著作《抗战八年之经过》上得来的，同时期，四川兵员人口比是1/14，云南是1/24，贵州省的这个比例是全国最高的。

仅就70万而言，对于一个人口800万的省份，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遗憾的是，由于记录的文字太少，知道这个史实的人并不是很多！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央日报》记者在湘北采访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关麟徴将军时，关将军对贵州部队的评价是：“黔省壮士，生活朴实简单，饿得冻得，擅于机动，颇著战功。”

1944年滇西的松山之战，就是贵州兵和日本九洲兵对决的杰作，侵华日军中，最凶残的就是九洲兵，最终以贵州兵的全胜拿下了松山，打通了滇缅公路。云南能成为第一个把日军赶出国境的省份，贵州兵的牺牲和贡献国人应该记住。

八年抗战，正是依靠许许多多局部战役的拼搏牺牲，才组成了一次次宏大的会战，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创，阻挡和迟滞了日寇的深入，持久地消耗着敌人的战力，积小胜为大胜，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反攻中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由于篇幅关系，我侧重介绍功勋卓著的102、103、140、82师。

102师师长柏辉章，1900年9月出生于遵义一个小商人家庭，遵义会议会址就是柏辉章的家。1913年小学毕业，考入贵州讲武堂第二期兵科，毕业后在黔军第二十五军任排长。1932年，黔系军阀首领王家烈委任柏辉章为黔军第二师师长。1935年黔军被中央军收编后，第二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柏辉章担任中将师长，划在卫立煌麾下，在当时的几个中将级师长里，他是资历较深的一位。

102师主要由贵州子弟兵组成的，抗战中打了无数次的硬仗：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同年11月，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参加的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是抗战中最完整地歼灭日军整个师团的一次战役，当时担任日军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日后也承认，日军“遭受了中国军队覆灭性的打击”。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其后参加四次长沙会战，尤以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得最为惨烈。部队撤出阵地后集结时原来一万多黔籍将士只剩下区区数百人。

1941年底动工修建，1942年5月落成，位于贵阳大南门的纪念塔，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所纪念的就是由师长柏辉章中将领导指挥下的102师官兵浴血奋战、抗日救国的不朽功勋。1952年，纪念塔在路面拓宽工程中被拆除，至今只有地名还叫纪念塔了！

103师，原为第25军第1师，1935年5月奉令改编为第103师，首任师长是桐梓人何知重。1937年8月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7月上旬，这个师与另一支黔军121师在湖北麻城合编为第86军，何知重升任军长。师长改由何绍周接任。何绍周，贵州兴义人，何应钦的侄子，黄埔军校第一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炮兵科毕业，参加过淞沪会战。1944年9月,何绍周升任第8军军长，转到第８军麾下的103师师长由熊授春担任，列入远征军序列，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入缅参战。由于进攻松山的71军28师伤亡较大，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将攻克松山的任务转交擅长山地作战和以敢打硬仗著称的由贵州子弟组成的第8军。固守松山的是日军113加强联队，该部拥有兵员1300人，有独立作战能力。他们凭借着坚固的防御攻势和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决定与阵地共存亡，并发狂言道：支那军队不阵亡十万人，休想夺取松山。担负主攻的第103师于7月10日拂晓开始进攻。7月25日远征军对松山发动总攻，9月2日103师与友军开始对盘踞峰顶的日军进攻。9月5日拂晓与82师协同攻击，于９月7日攻进日军最后的阵地马鹿塘。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最后与友军全歼113联队，日军联队长切腹自尽。松山战役，日军伤亡1250人 ，国军伤亡7763人，103师伤亡千余，毙敌亦千余。103师在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后，最后连勤杂人员也编入部队参与作战，战斗的残酷惨烈由此可见一斑。而日本天皇，也颁发了松山阵地皇军将士“全员玉碎”的诏书表示哀悼。

140师，他前身为黔军王家烈第25军所部的侯之担教导师，1935年经中央整编后改为140师，先后参加中条山阻击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由于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140师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并不断改变从属关系，在战场上到处找娘家，师长也不断更换，先后由沈久成、王文彦、宋思一、李棠、毛定松等担任，宋思一就是贵定人。140师在抗战战场，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屡建奇功，从第一战区、第五战区不断转换战场，最后成了第九战区的中坚力量，但这支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却被撤销了番号，不复存在。

82师，首任师长罗启疆，松桃人，82师前身为独立34旅，百分之九十的官兵来自贵州边远的松桃县，兵员补给也是来自松桃和黔东各县。这支部队抗战初启就请缨出黔，开赴华东参加淞沪会战，此后由东而西参加滇西反攻，与前面介绍的103共同取得了攻下松山的不朽功勋。抗战八年，82师屡建奇勋，前后参加了六次大的会战，牺牲官兵二万余人。师长罗启疆1940年也病逝于沙场，被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上将，安葬在衡山南岳忠烈祠，列入国家公祭。

抗战八年，贵州兵就在前线打了八年。从“七七事变”后的忻口会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到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宜枣会战、鄂西会战，以及后期的两次远征军作战，哪里有恶仗哪里就有贵州兵。

回顾“黔军”走过的历程，仿佛就是一部令人感慨而又悲壮的历史。这些自辛亥革命以来，诞生、发展、壮大、消亡于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时期的贵州地方武装，曾与滇军共同首举义帜，成为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中坚力量；也曾在北伐战争中一路挺进，予北洋军以沉重打击，成就钢军大名，为国家的统一立下功勋；更在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战中，与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构筑起抵御侵略的坚固长城，勇敢地承担起解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使命。时代既造就了黔军的传奇，也使它经历了悲壮的命运。

过去，贵州抗战研究仅局限于强调抗战期间的损失，与其它沦陷区比较而显得微不足道，以致贵州抗战一直为研究者所轻视。目前，出黔抗战经过学者研究，已在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同。但军校西迁、黔南事变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很深入。

贵州省僻处边陲，地瘠民贫。抗战期间，国土沦陷，数百万华东、华南地区的难民和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等12所军事院校转移到大后方的贵州,初来乍到，几乎人人都会抱怨贵州的贫穷落后，可过了不久就开始称赞贵州人的好了。贵州人的好，好在哪里？好在他们特别地能吃苦耐劳，好在他们特别地勇敢顽强。那么多难民来到贵州，你没有粮食吃？不要紧，我勒紧裤带与你共渡时艰；你失去了家园？别着急，我出去帮你报家仇国恨！什么叫憨厚朴实够义气？贵州人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的抗战表现，已用行动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前方流血、后方流汗，血汗相凝，黔人丰碑。贵州虽然地瘠人稀，在战时对国家的兵、工、钱、粮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遗憾的是中国的抗战史遗忘了贵州！当后人提起抗战，常津津乐道于川军、湘军、粤军、桂军，而贵州人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的抗战功绩早被忘之脑后。为什么？因为贵州没有了基本的实物见证——“纪念塔”。现在，建成于2005年的独山深河桥抗战园，成了贵州唯一的抗日战争纪念胜地。

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从国家层面立法，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作为国家法定纪念日，这对重视抗战文化、凝聚民族士气、深化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西迁到独山的黄埔军校第四分校

 

抗战期间，共有12所军校西迁到贵州，分别是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独山）、陆军炮兵学校（都匀）、陆军通讯兵学校（麻江）、陆军辎重学校（龙里）、中央防空学校（贵阳）、陆军军医学校（安顺）、 陆军测量学校（镇宁）、陆军马政学校（安顺）、陆军步兵学校（遵义）、海军学校（桐梓）、军需学校二分校（平塘）、陆军大学（遵义）。今天，我们就介绍名气最大的西迁到独山的黄埔军校第四分校。

黄埔军校第四分校，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指令招收海内外青年学生的定点军事院校。前身为陈济棠1927年在广州创建的燕塘干部学校。

1936年夏，蒋介石派陈诚、陈芝馨接收燕塘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蒋介石兼任校长，陈诚兼主任，陈芝馨为副主任(后升任主任)。

 1936年冬，陈克球为总队长的第四路军军官总队编入该校，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抗日战争爆发，日机轰炸广州，校部迁往白云山，不久迁往肇庆。1937年12月，迁往德庆，军校负责人陈芝馨主任不幸沉船遇难，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海南文昌人韩汉英接任主任。1938年底，第四分校官兵家属7000余人，由德庆举校搬迁至广西宜山县境内办学两年多点，期间学生军奉命参加了昆仑关外围作战。

1940年2月初，由广西省宜山迁至独山。校部设在城东北5公里的铜鼓井，距盟军飞机场约2公里。韩汉英任分校主任（负责人），政治部主任余博伦。在五里桥和抹马（现在独山高级中学）各设一个总部；基长镇（今基长中学）设第二十三总部，陈家炳（广东人）任总队长，（大队长胡皓魂上校、中队长黄所衡中校、区队长柯桂芳上尉）。

1940年秋初，四分校十七期二十三总队举行开学典礼，主任韩汉英中将总队长陈家炳少将先后讲话，盛赞同学经得起行军、建校等严峻考验，希望努力学习，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本来广州黄埔分校的条件相当不错，但战乱迁徙，设备散落殆尽，到了贵州独山几乎白手起家。幸好学生中多的是特科兵，动手能力很强，木匠也有、泥水匠也有，倒也样样不愁，学生们相当于去开荒，要自己去平整山地，再在上面建房。

建房时他们用田土烧成砖，再拌以田里挑来的牛粪，因为牛吃的是草，排泄出牛粪也有纤维。经五月余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建成一个总队部，三个大队部，十个中队部，每个中队有宿舍、课堂、饭厅、炊事房、澡间、厕所、操场、运动器械等。总、大、中、队部之间道路网络贯通，当年苏联军事顾问团由军训部人员陪同来参访时说：“中央军校四分校如此美好的校舍，竟出自千余名爱国青年之手，真是奇迹，令人敬佩！苏联红军能攻克世界上任何军事要塞，你们军校学生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军。”当时他们还送给四分校俄式机枪等教练器材和大量毛毯。

独山分校的本部是排小平房，而各个纵队分布在不同山头上,晚上读书时也没有灯，只好自己做油灯，就连灯芯也靠自己用线编成，先这么用碟盛着，再那样用一个竹筒装好，就可以点灯。桌子、椅子、床，屋内一切无不凝聚着学生们的心血。在抗日时期国家财物十分困难之际，军校入伍生穿的是粗布军装、草鞋，吃的是糙米饭，几乎填不饱肚子，每人分配到的菜是4根豆芽，或是12粒豆豉，还要每天坚持紧张的训练学习。

比太阳早起半个钟头，这是军校的规定。学员们一般早上4时半起床，几分钟搞好内务清洁，便到操场集中早操。白天，除了三餐和午睡，其它时间全在上课；晚上是自习，每周两晚进行“夜间教育”，教授如何夜间作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漆漆夜晚中，他们要学习如何辨别方向、联络、通讯、放哨、警戒、如何趁夜突击警戒线，以及潜入敌方阵营等，每逢周二、五的晚上，用过了晚饭之后的6时至9时，学生们被命令离开营房至外面的荒野郊外，接受对陌生环境的训练等。

走进学校大门，“黄埔精神”四个大字扑面而来，大字左边是十六个小字：“服从校长，尽忠报国，精诚团结，成功成仁。”黄埔军校的课程文武俱全，套当时的说法是：文人的考场，武人的操场。当时军校的文化课程相当于大学水平，有总理遗教、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美术等，由于是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人交锋是常事，军校还特设了日文课程。所以大家心里清楚只有用功才把文化课这块“硬骨头”啃下来。学习军事课程则是学生们最高兴的事：因为课程太丰富了，参谋、作战、后勤都能学到。当时的校区面积大，和外面的联系少，同期的1000多名学员分可为12个中队进行学习操练，当时学校里很重视培养狙击手，狙击手可以不计子弹地练习射击。

军校设有4个专业：无线电通讯科、炮兵科、工程兵科、步兵科。共办了第17、18、19期。该分校从1940年到1945年共毕业学员15212人。

为宣传抗日，通报战情，军校于1941年始在独山创办了《新军日报》。由军校国文教官王燮君、邱梦彤（东方既白）、汪静之担任正、副主编，每日发行5000份。

1944年夏，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上节节失利，为扭转危局，实现其打通中国大陆与南亚的战略通道，同时掐断我滇缅公路外援补给生命线和战略上威逼重庆。对我豫、湘、桂等战场进行疯狂反扑，于下半年继攻克衡阳、拿下全州、得手柳州后又进一步西犯贵州，窥视重庆。

1944年11月，桂柳会战失利，国军退却，日军追击急进，贵州局势全面吃紧。经过多场大战，当时身在广西第四战区的部队已损失惨重，溃不成军。散兵、难民以每天十至二十万的数量沿黔桂公路向独山奔涌而来。黔桂边区空虚，而援军短期内又不能到达，独山形势非常危急。为应对危局，同年11月下旬，最高统帅部决定于独山成立黔桂边区警备司令部。任命当时在独山的黄埔军校四分校中将主任韩汉英为黔桂边区警备司令、都匀炮兵学校教育长史文桂任副司令、陈汉平任参谋处长。并由两校师生迅速整编为学生军和练习团，开赴广西南丹前线阻击敌人。

黄埔军校四分校4000余名师生，在少将总队长邢定陶的指挥下，全副武装在独山冒雨誓师出发，徒步行军到达了广西南丹。从11月18日拂晓，20日23时，参加了激烈的大山塘阻击战。21日军训部出于保存实力的战略考虑以“军校生是未来的军队骨干，决不可以轻易损失”为由，命令教官带着黄埔学生返回独山,跟随韩汉英向北撤往湄潭。。

1944年12月2日，日军进入独山县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日本侵略军进入独山县城后就大肆烧杀抢夺，居民逃散四乡，使文化名城付之一炬，独山黄埔军校亦不能幸免。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1945年８月抗战胜利后该校奉命裁撤，成为历史。

 

三、铁蹄，在独山止步

 

“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从29军卢沟桥奋起抗战到29军独山抗战，历史的巧合演绎了中国八年抗战的悲壮，独山城北九公里的深河桥，成为侵华日军不可逾越的转折点。

 

（一）

1944年11月，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为巩固已打通的大陆交通线，侵华日军第11军第3师团和第13师团之主力约1万人，分3路北上，追击国民党杨森部、陈素农部等溃退军队。由于我方狙击力量单薄，日寇轻易突破桂西北边界，短期内侵入黔境，独山、荔波、三都等县陷入敌手，造成黔南事变，受害尤烈的独山一度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抗战时期，独山是贵州省第二行政公署驻地，贵州第二大城市。1934年修通的黔桂公路和1943年修通至都匀清泰坡的黔桂铁路纵贯县城南北，城边建有移驻美军40余架战斗机的西南抗日空军前沿基地——前进飞机场。它既是当年黔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保卫云、贵、川、康、藏大后方五省的军事重镇。自1939年起，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四分校、汽车兵团、伤兵医院等83家中央和地方机关、团体陆续迁来，车水马龙，商店林立，繁荣热闹至极，时人称之为“小上海”。

1944年11月28日，广西南丹沦陷，独山境内从麻尾到深河90公里的路段和山间小道，每日自下而上的难民不下十万，难民主要来自广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香港、东北及广西桂林、柳州两市，又以广东、湖南、广西、湖北、香港的最多，桂、柳弃守之快，使难民们无歇息之时，日日夜夜，拖男带女，扶老携幼，步履艰难，一路呼天抢地，呈现出被侵略国子民不甘当亡国奴而四处逃命的悲惨景象。

12月1日凌晨二时许，敌先头部队104联队第二大队身着在柳州缴获的中国棉军服，混迹难民人流，企图穿过城南25公里处黔桂公路关隘——黑石关。驻守黑石关的91师近500名官兵发现敌情，立即朝天鸣枪喝退。日寇以难民为遮挡，与守军激战两个多小时，造成近千难民丧生。因敌众我寡，加上难民充斥其中，拂晓时分日军占领黑石关。

黔桂边界的少数民族同胞，纯朴厚道，乐知天命，但当自己的家园受到外敌入侵，亲人惨遭敌人蹂躏，其保家卫国抵御侵略的意识迅速觉醒，血脉喷张，自发组织自卫队，用他们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迎击敌人，令一度横冲直撞的日寇心惊胆战，当地的蒙五公、杨三公堪称少数民族抗日英雄的典型，我的长篇报告文学著作《黑血南天》有详尽的叙述，请看：

蒙五公艺高人胆大，黑石关激战中，哪里敌人多，他就钻向哪里，刀光剑影中，敌人纷纷倒地。突然，五公一眼发现了两丈开外被鬼子围在中央保护的一0四联队长海福三千雄，脑海立马闪现家乡一片火海的情景，五公血液喷张，双眼冒火，咬牙切齿。他抡起六尺长的大刀飞一样奔袭海福三千雄。见五公来势凶猛，直取海福三千雄性命，几个鬼子呈半圆状组成人墙保护其安全，步枪刺刀从不同方向刺向五公，河森野夫等另外几名鬼子则掩护海福三千雄往后撤退。五公抡着五十斤重六尺长的大刀上下翻飞，左右横扫，往来冲突，鬼子不断被五公砍死。

而杨三公利镰刎敌和中弹牺牲的过程荡气回肠，英雄气概，慷慨悲壮——

三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左手飞快抓住抬脚移步的鬼子的领子，右手同时以一个千钧之力的霹雳掌准确狠击鬼子脑门。鬼子还来不及哼一声瞬间被击昏，一头栽进泥浆里。

三公就势踩住脑袋栽倒在泥浆里的鬼子后背作垫子，身子呈九十度转体，一个箭步上前，左手一个海底捞月，从颈子那地方将犬尾三郎的头往前一挽，迅速勒在左腋下，狠力撸扯到面前，右手同时从怀中抽出镰刀。犬尾三郎的头被勒住，一边双腿蹬地含糊不清地呼喊救命，一边双手本能地向三公脸上身上抓扯反抗。三公左手死劲箍紧犬尾三郎颈子，右手握紧镰刀像杀鸡一样迅速倾力割向他的颈部。只听一声闷响，太阳光下，犬尾三郎的一股鲜血顿时自镰刀口喷射而出，呈扇状飞向空中，喷得三公全身都是。

站立在田埂上的鬼子像看惊险电影似的这才反应过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鬼子的枪都响了，子弹雨点般一齐射向三公。

三公，水牯牛，以及那两名鬼子，纷纷中弹。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是一阵雨点式的子弹，三公瞬间被疯狂的鬼子扫射得像蜂子窝似的。

三公右脚蹬在一名鬼子身上，左手箍紧犬尾三郎，镰刀固定于犬尾三郎的脖子深处，眼睛一直怒视田埂上向他开枪的鬼子……

水牯牛还没被打死，它回头转向主人，青铜色的眼睛注视着三公。它突然狂叫着站起冲向鬼子，鬼子一阵子弹扫过来，它挣扎几下跪倒在主人旁边。

三公身上弹孔无数。

三公挺立着没有倒下！

一阵冷风吹来，三公身上被子弹打成条条布巾的藏青色衣衫随风飘起，惨淡的阳光照射着他，与跪倒在他旁边的牯牛，定格在那个令鬼子胆寒的冬日里……

当年沿着桂林、柳州、宜山、南丹侵略到独山生还的日军第十三师团104联队幸存的二等兵管原源六、福龟清吾，1985年3月18日到独山访问谢罪时回忆：黔桂边界民风剽悍，习武成风，他们不大担心与政府军队作战，最怕的是当地民众的自卫伏击，在黔桂边界一带被当地民众抗击伤亡的士兵人数，远远超过与正规作战伤亡的人数。

 

（二）

1944年12月2日，独山城沦陷。

黔桂边区指挥官、都（匀）独（山）警备司令、黄埔军校第四分校中将主任韩汉英与独山专员兼保安司令张策安是军政方面坐阵独山的最高军事和行政司令长官，均负有守土之现，身系独山安危，可是二人事先既无防御措施，事急又张皇失措，一筹莫展。敌军还没有踏入贵州境内，独山地方军政长官们早已束手无策，不战自乱，他们既不作战争动员，组织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亦不组织群众疏散。

11月24日夜，韩汉英、张策安召开军事秘密会议。会上，独山县长孔福民询问：“紧急时刻，请问二位长官，我们该如何处理才好？”身负捍卫国土之责的黔南最高军事长官韩汉英掐灭烟头，望了一眼耷拉着脑壳一副不知所以样子的张策安，站到作战地图前，不假思索地用手指着独山：“上级已有指示，各机关撤走后，城内房屋大火焚烧，实行焦土抗战！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牺牲我们一个独山，困住敌人，保证汤恩伯司令长官充分部署都匀、马场坪、贵阳作战兵力，达到巩卫陪都重庆目的！”与会者听到这话，默不作声，会议不欢而散，不了了之。

11月26日，韩汉英、张策安仓促成立独山抗日自卫团，作为独山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张策安，兼任自卫团总司令。

然而他们二人各怀鬼胎，都不打算抗敌御侮，报效国家。11月28日晚，突然传来南丹沦陷的消息，韩汉英连夜安排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官兵眷属疏散，将其眷属及用具迁离独山，甚至连马桶也在搬运之内，而对军械与公用物资则弃之不顾。官方的行动引起居民恐慌，以致百姓纷纷奔逃，全城开始大乱。

独山专员兼保安司令张策安，大敌当前，贪生怕死，不顾人民的死活，12月29日晚九时，他派兵到抹马强拉修飞机场的数十名民工为其运送物资、枪弹，连夜偷偷带领专署职员和保警大队官兵，借口与韩汉英不和，率先经三都烂土逃往榕江而去。

韩汉英接到张策安弃城而逃的消息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惊得正准备脱衣上床睡觉的他一身冷汗。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学生兵本身是一群乳臭未干的青年，刚从南丹前线换防回来，喘息未定，战斗装备不仅奇缺而且落后，论实力绝对抵挡不了装备精良的日军。“他娘的张策安，枉为七尺男儿，不辞而别，弃城而逃！堂堂一个独山抗日自卫团总司令，不声不吭就跑了。他跑得老子也跑得，要追究责任，他肯定在老子之前！”韩汉英这一寻思，也立即派兵到飞机场强拉修建前进飞机场的民工给他搬运物资，30日拂晓，他以军政部下令“保存”抗战骨干为由，率领警备司令部及军校官兵浩浩荡荡逃离独山，退走湄潭。而在此时，未遇我地面部队抵抗的一0四联队主力部队，正在一百公里以外的广西六寨遭受12架美机猛烈射击，天明时分，主力大部队才在先期抵达的前方搜索部队及汉奸带领下，跨过黔桂省界，侵入独山县境。

都（匀）独（山）警备副司令、都匀炮校中将教育长史文桂见这阵势，马上借口返回都匀举行炮校毕业典礼，毫不含糊率队溜之大吉。

驻防独山军政部特务二团少将团长张涛，接着果断率领部队经平塘撤退往贵阳。

敌军未到，各路司令官纷纷闻风而逃。随着韩汉英、张策安的开溜，随着史文桂、张涛的效仿，守备独山的军政人员群龙无首，县长孔福民见秩序大乱，政府职能已经不能正常行使，干脆只留下两个工作人员留守政府值班，也于30日中午逃往都匀沙寨，孔福民前脚刚走，县警察局局长张之谦及警备队20多人抬脚逃往平塘。

上行下效，区、乡、保长也都纷纷逃窜，致使全县政权全部瘫痪。。

30日清晨，韩汉英率黔桂边区司令部及四分校全体师生刚仓惶退出独山，奉命纵火的警备部队即从城内开始，用棉花浸上汽油分头放火，县城、飞机场、军械库、被服厂、粮食库、汽油库等相继在韩汉英、张策安的“焦土抗战”策略中变成灰烬。

当时独山城北专供盟军战斗机起降抗日的前进飞机场，堆放着大量装满300斤汽油的油桶，燃烧爆炸的汽油桶像一枚枚威力巨大的重磅炸弹，爆炸声震天动地，直将公路上逃难大军中的人们，尤其是妇女儿童震倒在地，爆炸的油桶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并在空中翻滚燃烧，然后化作一团黑烟掉下来。一时间，火光冲天，爆炸声隆隆。（沿公路和铁路而来的难民和退军像潮水一样的涌来，挤满了路，甚至把路旁的稻田和小刺蓬也踩踏成路，若想横穿路过去，那是非常困难。逃来的难民中，挑的挑行李，牵的牵小孩，哭的哭妈，喊的喊崽，还有混入难民人流中的汉奸也在趁机造谣破坏，弄得人心惶惶，以为到了人间末日。）

前人数百年惨淡经营之独山城和大量国家抗战物资、人民生命财产，就这样在韩汉英、张策安焦土抗战的指令中，竟然在敌踪到来前三日自己纵火焚烧，纵兵抢劫，以致顷刻间化为乌有，演成空前浩劫。12月1日下午3时，建成于1571年，云、贵、川通往两广必经之路，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深河桥，为了阻止敌人大部队及辎重、车辆北上，由负责破坏从柳州到贵阳沿路公路桥梁的美国援华抗战士兵富兰克·亚瑟·格里森上尉一行奉命拦腰炸断。

12月2日下午4时30分，日军顺利进驻独山，与韩汉英临战出逃相距达3天之久，以致日军一0四联队长海福三千雄不无得意地在驻扎的火车站宾馆墙上刷写“无血占领”的大幅标语。

进驻独山城日军二千余人，城里的火势燃烧得正旺，韩汉英、张策安焦土抗战令后勤保障非常有限的海福三千雄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当即命令将城内外还没有焚毁的房屋放火烧个精光。时值寒冬，北风怒号，四处燃起的大火无人扑救，风助火势，火乘风威，顷刻间全城连成一片绵延五、六公里的大火海，一直燃烧了七天七夜。时值冬，北风怒号，四处燃起的大火无人扑救，再加上韩汉英、张策安的焦土抗战，借助风势，独山城终于终于化为一片火海。

2008年10月13日至14日，白发苍苍的美国援华抗战老兵富兰克·亚瑟·格里森不远万里来独山，寻访当年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站在深河抗战文化园里四时守望深河桥的高高的烽火台上，俯瞰横跨兰花关峡谷两岸的战后多次修葺的交通要津——深河桥，老人打开记忆的闸门：1944年11月下旬，格里森上尉带领10个美国士兵，并请了15个柳州当地民工，乘坐2辆吉普车和4辆军用卡车从柳州向独山进发，奉命炸毁从柳州至贵阳一线的公路桥梁，滞缓日本侵略军前进，同时炸毁沿途暴露的军火库，不让军火物资留给敌人。12月1日，他带领小分队在深河桥的北侧准备炸桥。一切布置停当后，执行命令的时间也到了。看到难民们像潮水一样朝深河桥涌来，他实在难以发出炸桥的命令。命令一旦发出，将有无数的难民停留在深河桥南侧，命运不堪设想。格里森与同行的战友守卫在深河桥南北两岸，一直推迟到下午三点钟。直到接到前方已有敌特和汉奸混杂在难民队伍中潜行到一公里外的交抹坡时，格里森最后才发出命令，引燃已经埋好炸药的引线，一声巨响中将深河桥拦腰炸成两截。

 

（三）

此次入侵黔南之日寇因为战线拉长，给养不足，加之蒋介石已调集大军云集贵阳、马场坪一线等待来犯之敌，又兼屡遭当地群众伏击，损失不小，且已有部分国军在两广威胁其后，日军中央指挥系统深感孤军深入之危险，更由于太平洋战争军事失利，12月2日晚，日第11军军部即向侵黔部队下达撤退命令。侵入独山日军遂于12月4日黄昏开始撤返。

黔南事变，独山城大火整整燃烧7天7夜。全城被烧毁房屋1.6万余栋，仅幸存280余栋。全县被日军杀害及冻死、饿死军民1.9万多人，财产损失10.9亿元。1945年元旦，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同胞的讲话中提到：“要以去年为危险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敌人侵犯到贵州独山。这一年实在是第二期抗战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独山沦陷，从此载入各种抗日史册，列为大事记之一。     

1944年底发生的“黔南事变”，是日军沿黔桂公路侵略到中国最远最深处的罪证。独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转折之城，是贵州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独山深河桥、龙陵惠通桥、芷江七里桥、北京卢沟桥见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享有同等的历史地位。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充分挖掘贵州抗战历史，既可了却贵州人民的一个心结，也是对贵州数十万抗战将士卫国功绩的肯定；更是对贵州人民抗战贡献的历史评价；还是贵州传承爱国主义的重要精神引导。

1995年冬，在当年日军侵华末站——深河桥南岸，敌人铁蹄踏到但始终没有逾越的那个点上，黔南州人民政府和独山县人民政府树立起一座高高的石碑——黔南人民抗日纪念碑。这里是日军1944年底沿黔桂公路侵略到中国最远最深处。自深河撤退后，日军便节节败退，直至次年8月宣告无条件投降。独山，尤其是独山城北9公里处的深河桥，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牺牲最重，全民反抗外来侵略、并首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战争的一个转败为胜的标志，与七七事变中打响抗日第一枪的芦沟桥南北辉映，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正气凛然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也历来不畏强暴、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回顾历史，是为了获取智慧和启迪，从而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方向。

 

附注：本文作者蒙泽敏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内知名实力作家、贵州省黔南州文联主席。

 

2024年5月7日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