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生王伯群

 

王定芳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名文选，字伯群，自号云崇山人、天游、容公等，别名王致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和政治家、爱国教育家。】

 

呜呼，立德立功，古称不朽。惟我王公，二者并茂。早随国父，戮力革命。出掌黔封，入莞交政。三公同列，论道经邦。一世功业，国史流芳。巍巍大夏，风垂表海。擎画经营，惟公是赖。倭虏入寇，国都西迁。师徒转播，爰止于黔。七载修文，弦歌未辍。桂局告警，筑中震骇。奉命再徙，力瘁入都。征鞍甫卸，仙鹤长游。泰山其颓，桃李失色。时雨春风，永恒德泽。谆谆遗嘱，曰公与诚。音容虽杳，教范长馨。秉兹遗言，再奠斯校。无坠厥绪，所以为坠。呜呼哀哉！尚飨。——《大夏大学祭伯群先生文》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二十四日，农历大年除夕。

上午，好友张维翰来到贵阳王伯群家中拜访，送来新年祝福。挚友聚会，相谈甚欢。张维翰执意要刻一印相赠，王伯群实在婉却不可，于是便说，那就刻这几个字吧：“学不厌、教不倦、行不惑”。

这一年，王伯群刚好花甲之年。也是在这年十二月二十日，农历冬月初六，王伯群为经营大夏大学长年奔波，日夜谋思，积劳成疾，在重庆陆军医院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岁。

或许，王伯群也不曾想到，他属好友刻赠的“学不厌、教不倦、行不惑”，三句话九个字，正是他一生为学生成才、为国家强盛、为民族复兴而办学校、兴教育的真切写照。

在学术界，人们将王伯群与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张伯苓相提并论，赞曰“南有王伯群、北有张伯苓”，素称“南王北张”。两位先生，皆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爱国教育家。

教育家当是学生乃至世人为学、为事、为人标杆典范的大先生。《大夏大学祭伯群先生文》中有“立德立功，古称不朽。唯我王公，二者并茂”“谆谆遗嘱，曰公曰诚”等评述。

王伯群，堪称民国大先生。

 

为学以勤

 

天道酬勤，勤能补拙。这是国学的智慧，也是先贤箴言。《周易》第一卦乾卦的卦辞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勤”字最原生态、最权威性的义解。所以，学生当勤学，教师当勤教，人生当勤奋。

天道酬勤对教育的最大启示就是为学以勤。学生读书学习，勤奋是最基本的要求。作为学生的大先生，做好师表至关重要。既要自己坚持勤奋读书学习，让学生有榜样，又要教导学生明白如何勤奋读书学习，让学生有追求。

这一点，王伯群做到了。

王伯群一生手不辍卷，孜孜不倦，一心向学，博览群书。学生时代的王伯群勤学有几个特点：一曰早读，一曰计划，一曰坚持。他一般都是天还不亮就起床读书，上午读，下午读，晚上读，自律性强，计划性好，坚持不懈。

一九O八年暑假，王伯群从日本中央大学告假回家探亲。从日本东京到贵州兴义，连千山万水，隔千里万里，一路奔波劳顿，一路手不释书。他在旅途日记中这样写道：八月十八日，“晨起五时半，看物权法二页。午后，又看物权；自五时起，看货币论六页。”八月二十八日，“夜看货币论十页，农业政策学十页，商法及物权均须明日补看也。”夏天的凌晨五六点，人们都还沉睡在梦乡里，而此时的王伯群，已然沉醉在书香中。

同时，他还给自己制定详实具体的读书学习计划：“此后宜每日看货币论十页，农业政策学五枚，商法总论五枚，物权第二部五枚，分午前午后，午前不能竟事者，午后补之。午后不能竟事者，灯下补之，今日不能竟事者，明竟之从。以自今日始……至要至要！”

王伯群年轻时养成的勤读善思的良好习惯一起伴随其一生，公务再繁忙也要抽出时间读书学习，随时不忘充电，让人生这部手机不曾因没电而影响通话，影响生活。每每读到好书，他常有相见恨晚、相识怨迟的感叹与遗憾。

在五十岁那年的一天深夜，他认真研读《文史通义》后，在敬佩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渊博识远、读书有道的同时，自已又不禁拾卷长息：“余昔年不知求学，如此类昏，未熟读而取益，今知取益，已四十五十矣。追悔不及，为之长太息。”

在六十岁那年的一天，他在细读凌惕安所编的《郑珍先生年谱》。郑珍是西南大儒，也是贵州老乡，王伯群一直以来非常敬重郑珍，此时再看郑珍修学立业历程，他深知，郑珍学问虽然在二十岁至三十岁就已大成，但皆由艰困勤奋中来。这一年的又一天，他在览读《湘绮楼笺启》，阅罢叹道：“余行年已六十，事冗而病多，读中国旧籍之愿，不知何日难偿，如天假我十年，必补此缺恨。”

王伯群就是这么坚持读书、喜欢思考。《王伯群教育生涯编年》（汤涛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载有民国三十二年（1943）他五十九岁那年有关读书学习的记述：

 

“四月二十日  读《伦理学》《国民道德底线》，又作篆书数幅。”

“五月九日  读《小山洞》《东坡乐府》。”

“五月十二日  读梁启超《盾鼻集》，赞任公文章，实可永垂不朽。又读晏几道《小山洞》，叹虽爱好，然不能学。”

“五月二十一日  读梁启超编《王介甫事略》。梁以史太不实，将王政迹颠倒黑白不平而之翻案。”

“六月五日  在家读《资治通鉴》汉纪高帝、惠帝、吕后三卷。梁以史太不实，将王政迹颠倒黑白不平而之翻案。”

……

 

几个读书剪影，见证好学人生。

王伯群创办了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并担任董事长、校长，同时又创建了大夏附中、大夏中学，形成了大夏办学体系，他深谙如何教育引导学生勤学之道。

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八日，他在大夏大学全校师生恳亲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学生求学必需认定的两大目标：一是“为如何求学”；二是“学后如何应用”。让学生明白，自己不仅要清醒认识到为什么学习，还要坚持做到学以致用、学思结合、知行合一。

民国十九年（1930）一月，他为《交通电信学校样刊》撰写发刊词时提出“学以专精、思以文著”的教育理念，对学习与思考作出深刻、精辟的阐释。这与我们今天推行新教育实验的专业阅读、专业写作理念一脉相通。

“学以专精、思以文著”是王伯群对学生“为学以勤”的总体要求。但是，对不同层级、类别的学生，他的具体要求又体现了客观差异性，充分遵循了教育教学规律。

对大学生，他殷殷叮嘱：“你们要立定志愿，与社会奋斗，莫为社会所诱引，须知青年时期，为人生最宝贵之一页，将来有无成就，端在此时打好根基，充分利用大夏所供给的机会，光阴很快，三四年转瞬即逝，方今国家危险已极，外患达于最严重之地步，内忧如天灾匪祸，百孔千疮，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都要你们担当，国家此时已到生死存亡关头，你们要加紧准备，从前一日做一日的工作，现在一日要做二日或三日的工作。”同时，明确指出：“一个青年能到大学里读书，实不容易，勖全体新生应认清大夏产校精神，及父母节衣缩食供给学费的美意，宝贵光阴，努力学问。”

对中学生，他认为应严加管教：“中学时代为人生最关紧要时代，倘中学时代不将各科学学好，则其人之学术成就必有限，中学时代不养成良好习惯，则其人一身必难慎终身，中学时代不讲求做人之道，则其人断难成一完人，因之中学生非严加管束，以其根本性未定易为外物所诱惑。”

王伯群十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尤其是立校精神的大力弘扬和校训功能的充分发挥，力求以文化人之效。他要求大夏附中学生严格谨守“师生合作、牺牲奋斗、刻苦俭朴”的校训，务必做到“在校以之求学，出校以之处世。”

对大夏中学女生，他要求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更具现实性：“中学为各生终身紧要关头，该生等务必立定脚跟，坚定志气，修养德性，清研科学，造就稳固基础，俾成全才‌。闻诸生另为物欲所诱，彷徨失措者多甚不可也。又闻诸生国文均不佳，国文不佳，虽科学成绩优良，而见用甚难，告已速自奋发补此缺点。”

这是民国时期对大中学生的时代要求。学生们要做到这些，惟学不可废，惟勤不可失。为此，在大夏大学创办伊始，王伯群就倡导发起了读书运动。

 

为事以公

 

民国十三年（1924）六月下旬的一天，如火的骄阳铺洒在车水马龙的上海公共租界。

王伯群热情接待厦门大学离校学生团总部全权代表、贵州兴义老乡何纵炎来访。何纵炎向王伯群介绍来意：福建厦门大学当年五月爆发学潮后，学校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三百三十余失学青年要求，带领他们北赴上海筹办新校，但由于缺乏资金，数百离校学生面临失学困境，前来请教，想想办法。“素具培植青年宏愿”的王伯群，当即表示同意捐赠大洋一千元资助创办一所新大学。

不几日，何纵炎又带着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拜访王伯群。王伯群再捐两千银币，让他们迅速安置学生，以免流散、荒废学业。

七月七日，厦门大学去职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九人和离校学生总代表何纵炎等十四人共计二十三人，在上海贝禘鏖路（今成都南路）美仁里二十四号组建成立大夏大学筹备处，同时挂牌成立大夏大学。校名原拟为“大厦大学”，后改为“大夏大学”，以志系由厦门大学嬗变而来，并寓光大华夏之意。

就这样，一所中国知名大学由此诞生了。

一个月后的八月八日，王伯群被推为大夏董事长。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各董事全体推举王伯群为董事会主席、马君武为校长。民国十六年（1927）二月十九日，马君武辞去大夏大学校长，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推选王伯群为委员长。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五日，大夏恢复校长制，推举王伯群为校长。自此终生，王伯群一直担任大夏大学校长。

王伯群也不曾想到，在这么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里的一个平凡的决定，竟让他与一所知名大学紧密关联一生一世，影响未来。

大学教育是一国文化之反映。办学兴教是一项大事业，教育家当有着天下为公的大格局和为事以公的大情怀。纵观王伯群教育生涯，可以看出，他既感悟到办学之乐，又经历过办学之艰，还执守着办学之笃。

“治大国若烹小鲜”。深读诗书的王伯群认为，治大国与治小国一样，同样经不起折腾，这是兴亡成败的关键。治国如治教，治教如治家，“师生精神，有逾骨肉；治理校事，有如家事。”正因为有了这样深邃而独特的认识，所以王伯群把办教育看成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业。民国十九年（1930年）六月二十九日，王伯群为上海民智中小学五周年纪念题词时写道：“世界之至乐，无有过于握教育权者矧手创之，校由小学而中学，由数十学生而至数百，由数百而几达于千，挟书而来，卒业而去，升学四方或服务社会，如造森林，吾见其成阴，如植嘉穀，吾风其丰，获乐何如也。”

大夏大学新建校舍竣工投用后，他把大课堂取名为“群贤堂”，把男生宿舍取名为“群策斋”“群力斋”，把女生宿舍取名为“群英斋”。通过取名，融入个人情感，这也是乐趣使然。同时，也寄寓着他对大夏师生的殷切期望。当然，办学无小事，不少具体工作他得亲办亲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王伯群去世两年后，大夏大学将新建的学校礼堂命名为“思群堂”，将大夏人对大夏创始人的纪念之情具象在“凝固的音乐”之中。从“群贤堂”到“思群堂”，你来我往，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情感闭环。

大夏属于私立，必要的资金相当于“芯片”，得靠自己融资投资解决。为筹资办学，王伯群放下身段，苦口婆心，以情动人，跑上级部门争资，向金融机构借款，访名流精英捐钱，找实体企业赞助，倡社会大众募集。诚心所致，金石为开。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助力大夏，何应钦、杜月笙、韩复榘、陈济棠等各界名流捐助大夏，等等。大夏方得以阳光雨露，向上而生，茁壮成长。

有时，多方奔走，难以支撑，王伯群便慷慨解囊，经常拿出家用，不惜掏空家底，支持大夏办学。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二月二十八，大夏来函，经费吃紧，王伯群借款万元以应急。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二月二十日，王伯群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将自置中漕司（贵阳）水田三分变卖，清偿大夏大学办学五十余万债务。”

得之不易，用之惟俭。留学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王伯群，深谙理财之道，坚持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极限之效。他亲自主持召开大夏财政委员会会议，专题研究资金管理使用办法。提出了大夏理财“量入为出、开源节流”的八字原则，并制定切实可行方案，推动具体落实到位。

尽管如此，经费不时吃紧，学校面临停办的危机，王伯群为此也常忧心忡忡，心绪难宁。看到学校经费困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心想学校一旦停办，广大学生学业将受影响，王伯群常常终日不快，“晨起作字无佳构，午刻看书无兴致。”

艰辛地渡过了经费的难关，还得执守教育教学的本源。

大学教育，教授为根，学生是本。王伯群办学生涯中，最让后人点赞不已、津津乐道的恐怕还是其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推行导师制的第一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民国十八年（1929）春季学期，王伯群在大夏大学首推导师制，将起源于十四世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导师制引进运用在中国高校，聘请知名教授为导师，联系启智学生，培养人格全面人才。试行一个学期下来，反响很好，效果甚佳，达到预期。王伯群决定秋季学期开始，全校推广施行。  

王伯群是一个认真的教育家，亲自上手，经常研究解决具体问题，总结成功经验，推动导师制制度化，形成具有中国元素的教育制度。他明确指出，导师制务必使学生在功课外，得到学问修养、职业及生活等方面的精准指导，注重谓修养人格、认识政治、重视体育、注意卫生、打破师生间隔阂诸端，“对于学生之性行、思想、学业、身体、状况及其他日常生活之指导考察，应将其要点记入《导师记录表》”，从学生的成长经历观察学生的成才规律。同时带领团队研究制定了《导师制条例》《导师制施行细则》，总结提炼出导师制的五项主要原则：实现教导合一、厉行俭约主义、切实考察个性、指导学术研究、辅助解决人生问题。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大夏导师制逐渐彰显出鲜明的校本特色：一是学术为本。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常态化开展导师与学生间的学术讨论、专题研究、职业指导及问题咨询等互动活动，切实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二是一以贯之。学生自入校起至毕业止，始终在该导师指导下，对其性情态度及人生观等，均可彻底认识明了，以便因材施教。三是问题导向。由群育部制定学生调查表，由导师详细考试填齐，并附说明，作为实施指导的根据。同时，召开导师会议，集中专家意见，共同讨论解决实际问题。四是方法灵活。各导师所指导范围，可分为自修自治、健康强体、交往交际、社会服务等事项，其方法除不违背训育原则外，由导师自由酌定，或由导师每周约定各学生团体或个别谈话，或由学生随时提出问题请教导师，等等。

中国近代教育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充分肯定、高度认可大夏大学导师制：“私立大学办理进步速者，推大夏为独步；而推行导师制，尤为开国内各大学风气之先，盖导师制在欧美各国，极为教育家所重视。”

导师制在上海启动施行94年后的2023年7月19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印发《上海市中小学生全员导师制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在全市中小学校全面推行全员导师制，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深化基础教育育人方式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当是当年大学导师制在新时代基础教育中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拓展。

大学教育，离不开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郁的学术氛围，不断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和综合素质。王伯群既懂得强内功，更注重借外力，内外兼修，一体发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借外力上，王伯群有一个明显的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借鉴，那就是经常邀请专家学者、政要名流到大夏给师生作报告、开讲座、做演讲，并且贯穿整个办学始终。

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二十七日，邀请夏元瑮教授作《相对论》演讲。

民国十四年（1925）十月二十六日，邀请胡适作《怎样去思想》讲座。

民国十九年（1930）一月十八日，邀请马寅初作《日本金解禁问题》报告；同年三月十三日，邀请鲁迅作《象牙塔与蜗牛庐》演讲。

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二十三日，邀请李公朴作《第十一届国联大会中之中国外交》演讲。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十四日，大夏救亡教育讲座第二讲，邀请陶行知作《创造的教育》报告。

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八日，邀请黄炎培作《四十年来的感悟》报告。

民国三十二年（1943）一月十五日，邀请徐悲鸿作《中外艺术》演讲。

民国三十三年（1944）二月七日，邀请吴泽霖开《征召译员的意义》讲座。

……

在邀请到大夏作报告、开讲座、做演讲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陈立夫，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福建省主席陈仪，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江西教育厅长、大夏教育学院前院长程时煃，广西教育厅长、大夏校友雷沛鸿，贵州高等法院院长漆鹿门，驻美大使王正廷博士，贵州建设厅长叶纪元，贵州省民政厅长谭克敏，滇黔监察使任可澄，岭南大学教授、加拿大人罗天乐博士，英国来华工作的兰福特女士，将军张发奎，等等。

同时，为让学生增强实力救国意识，专门邀请杭州飞机制造总厂主任王成椿到大夏作《我国空军之战斗力》演讲；为拓宽学生国际视野，专门邀请岭南大学教授、加拿大人罗天乐博士到大夏作《英德外交与中国抗战》报告，英国来华工作的兰福特女士到大夏作《战时英国生活》演讲；为让学生了解抗战形势、关心国家大事，专门邀请贵州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朱笃祐到大夏作《敌我军事态势的比较》演讲，黄埔军校代理校长、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何旭甫到大夏作《当前我国之政略与战略》演讲。

据不完全统计，1924至1944年20年间，王伯群共邀请各界人士到大夏作报告、开讲座、做演讲48次，年均2次。最多的一年（1943年）就有7次，有时1个月就有3次。这些，在信息化、数字化的今天，似乎不算什么，但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国弱民穷的民国年代，则实属难能可贵！

 

为人以诚

 

贵州兴义万峰林下的王家大院，群山环抱，恬静安然。碧峰耸翠处的一个古典四合院落，三五旅者进进出出，似乎正在找寻着什么……

上海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河水萦绕，顺流不息。这是一所中国著名高校，在喧嚣的都市里幽静地沉淀着百年辉煌。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们，学成之后，又各自奔赴自己的诗和远方……

万峰林下与丽娃河畔，相隔千山万水，相距千里之遥，在时空逻辑上好似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只因一个人，让两地百年来紧密相连。1885年秋，王伯群出生在万峰林下的王家大院。1924年秋，王伯群在丽娃河畔创办了大夏大学。从此，王伯群一生的心血都洒在大夏大学的办学之路上，直到1944年冬走完了自己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刻。用一轮甲子的时间，从出生地，走到成就地，并成就了自己一生中最有成就的事业，创办并让大夏大学不断创造历史的辉煌。也正因为王伯群，让一个远山的大院关联着一所都市的大学，也关系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古今教育家，必有至诚报国之心。“诚”者，不是一说就成这么简单，应是心有所谋，言有所行，笃行之，事必成。至于“诚”，对王伯群而言，可表现为为人处世之诚实，为国育才之诚心，以及教育救国之诚挚。

王伯群的为人，在大夏师生和亲友圈中是有口皆牌的。

他谦逊和同。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九日中午，他在上海大东酒楼宴请大夏全体校董及教职员，发表热情致辞：“大夏创始仅三阅载，蒸蒸日上，几欲驾全国各大学而上之，此种成绩均赖董事诸公与教职员艰苦奋斗之力。”大夏创办三年便在全国名声鹊起，挤身前列，他把成绩归于大家，不自己抢功。也曾当过大夏大学校长的欧元怀后来这样评价王伯群：“牺牲自我、功成不居。”

他视生如友。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他在《大夏周报》第十二卷第一期刊发文章《为学做人与中学生之觉悟》，希望中学生“牢记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嘉训，对人要有礼貌，对事业要奉公守法。待人接物以诚字出发。言必忠信，行必笃敬。”告诉学生如何做到“诚”（“待人接物以诚字出发”）、如何践行“诚”（“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直奔主题，方向明朗，言简意赅，容易做到，就像与朋友交流谈心。一天下午，他接待一名水姓大夏校友来访，得知他毕业离校后，就到仰光经商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怎知战乱兴起，仰光失陷，仓促回国，损失甚巨，不惟父母死亡，而家产亦荡然。看到昔日学生今朝处境，他一边真诚安慰一边热忱答应为其安排工作。王伯群认为，一日学生也当终身朋友，老师之于学生，不仅授业，还得解困。

他待友似亲。夏元瑮是大夏知名教授，也是王伯群的知心好友。听到夏元瑮遭小偷多次行窃，损失不少常用生活物件，王伯群及时送去棉衣一件、皮鞋一双，以表心意。夏元瑮生病住进贵阳医学院，不久医院下达病危通知，王伯群赶到医院探望，看到到夏元瑮虽然清醒，但胃内大出血，他不仅自己输血救友，还立即召集学校学生前往献血。几天后，夏元瑮病情转恶，流血过多，面色惨白。王伯群至感怆然，喃喃自语：“夏一善人也，果竟不寿，真天道无亲矣。然科学昌明时代，卫生之道亦可延寿，夏平日好食习惯，竟未能改，亦促寿之因也，吾人宜严戒云。”并函请中国红十字会军政部卫生人员训练所为夏元瑮提供血浆。又几日，夏元瑮病情毫无起色，王伯群精神苦闷之极，不禁叹息：“夏之学问性情皆不可得，万一不测，不特大夏损失，亦中国之损失。余丧一良友，尤觉可痛。”次日上午，夏元瑮在医院与世长辞。噩耗传来，王伯群先生悲痛不已：“呜呼，天道无常亲，与善人如夏君者，直可谓一善人矣。而死至如此之惨，可为之痛哭。”接着，王伯群专门主持召开夏元瑮治丧委员会筹备会，决定实行公祭。收到姚銎（王伯群少年在家乡兴义笔山书院就读时老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一代通才姚华先生次子）撰写的挽联“后素继前功难得中外知名师表长留诸生仰，同舟期共济何意幽明异路儒林叹逝吾道穷”。王伯群细阅后，认为下联最后一“穷”字不吉利，于是改为“孤”。用心之细微，方显用情之深诚。

作为教育家，常怀至诚报国之志，当蕴为国育才之心。王伯群亦然。

王伯群创办经营大夏，一直秉持“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的办校宗旨，并细化为“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明确指出大夏的教学方针，就是以复兴民族为中心，就是复兴民族的教育，就是要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民国二十九年（1940），王伯群在贵州跟乡友傅述文讲述了自己的心志：“余年将花甲，个人他无所翼，办欲为人类谋幸福，为国家求复兴、民族求生存，当于此不背，如何牺牲，余亦愿为也。”

对于学校办学，他始终坚持学校必有立校精神，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校训和校园文化建设。鼓励学生务必弘扬立校精神，团结奋进，协同一致，共谋学校之发展，共创民族之复兴。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实践，他构建了大夏大学复兴民族的责任体系，共四个层面：一是关于个人方面的责任，要养成优美醇朴的风尚，大力弘扬合作精神、研究精神、刻苦精神、廉洁精神；二是关于学校方面的责任，要努力实现民族复兴教育的目标，注重开展人格教育、生产教育、科学教育、国防教育；三是关于社会方面的责任，要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四是关于国家方面责任，要培育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品格。

对于培养中学生，他要求做到“四个如何”：如何善养其血气；如何导引于正途；如何灌输以民族意识；如何培养其人格基础。同时，他提出了大学生的“八项做人方针”，也叫“八项生活公约”：一是坚强体力、精修技能；二是崇尚勤俭、实行廉洁；三是是克制私欲、努力公德；四是明辨是非、维护正义；五是唤起群众、自治自活；六是亲爱互助、共谋安乐；七是精诚团结、誓除强暴；八是复兴民族、挽救国难。

对于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他要求应当具备“四个必须”的素能，能牺牲奋斗，能为国家创造出新事业。“四个必须”就是：必须有爱国家爱民族受同胞的精神；必须能负荷民族兴亡与完成国民革命的责任；必须有认识时代、认识本国及世界的远大眼光；必须有铜筋铁骨能任一切困苦艰难的体格。

对于大学学科设置建设，他强调一定要顺应国家需要和时代需求。民国二十二年（1933）大夏创办9年后，他决定在理学院添设土木工程系，以培养当时全国最需要的市政建筑道路工程等专门人才。民国二十八年（1939），为培植专门技能人才，他决定增设工业化学系。

王伯群倡导“政教合一”，认为大学应当关注支持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事业繁荣。大夏因战乱搬迁贵州办学，他明确提出大夏的使命，就是要促进西南文化建设，推动地方科学研究，协助政府开发西南资源。看到当时贵州不少富人庶民都喜欢抽大烟，身体虚弱，萎靡不振，耗财败家，早逝短寿。王伯群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于是他指令学校一位学农的职员赵发智，潜心研究烟草改良，引进烤烟技术，并最终获得成功，不仅改善了民生疾苦，还开创了贵州的烤烟历史。今天，贵州的烟草产业，在全国仍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大夏师生勘探开发了黄果树瀑布，田野作业发现了赤水陆生植物“活化石”杪椤树，开展了社会学苗族调查课题研究，等等。这些，对贵州的发展至今仍然有着深远影响。

民国三十年（1941）八月十八日，王伯群应邀在贵州省暑期中等教师讲习会上作《贵州对国民革命之贡献》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这样宣传推崇贵州文化，不仅让世人客观审视贵州文化，还让天下贵州人增强了本土的文化自信：

 

贵州文化在东汉时就有了渊源。后汉书西南夷传上有一段说：“本郡人尹珍，曾从许慎，应奉、经书图纬、归而提倡讲学，于是西南始有学焉。”……迨明人王守仁讲学于贵阳书院时，贵州文化进步到可观的程度，以理学文章气节著称之士特多……如孙应鳌、陈尚象……皆大雅复作声闻特达者也。

到了清代，郑子尹、莫友芝以西南大儒著名当代，颉颃江南。这时贵州的文化水准，已可与齐鲁大邦并驾齐驱了。清光绪年间，天津南开创办人严修范孙，主持贵州学政，创设经世学堂，聘贵州经学家雷廷珍讲学，造就出类拔萃之四十余名，在南北政治舞台上皆有盛名。

 

教育同文化一样，关乎国本、国运。国弱民贫的苦难年代，则探索教育救国路径；国强民富的和平盛世，则实施教育强国战略。晚清民国时期，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不少仁人志士，都在身体力行教育救国方略。王伯群是其中之一。

民国二十二年（1933），王伯群在《国难与大学教育》中写道：“中国真正之国难，吾可得而举焉：农村恐慌，生产落后，国难也；政治未修，法治未立，国难也；交通阻塞，实业未辟，国难也；教育未宏，科学未倡，国难也；推而至于人心陷溺，道德沦亡，则又国难之属于精神方面者。”“大学为乐育人才研究学术之最高机关，所负使命，异常重大。今后大学教育之目标应如何确立而后可以纾展国难宏济时艰，斯则吾人所当深切体认而力行者也。”他认为，大学要开展人格教育、生产教育、科学教育，这“三大教育”是“目下救时根本之图”，“国家之未来命脉，胥系于是”。

旅居美国的王德辅在《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汤涛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和《王伯群教育生涯编年》的序中开篇就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王伯群：“先父王伯群，一生跨越‘革命救国’‘交通救国’和‘教育救国’三大领域，毕生追求他信仰中的现代中国。”同时，王德辅还这样评述父亲在三大领域的功绩：“作为民主革命先驱，先父和先叔王文华参与组织策划的护国运动，终使袁氏败丧，维护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作为政治家，先父夙夜在公，推动现代国家交通体系建设，更新和发展铁路、航空航运、海关管控、电话电报以及交通教育；作为爱国教育家，先父曾任交通大学、大夏大学等数所大学校长。他曾告诉我的母亲，他个人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于教育。先父在逐步卸任中央政府要职后，全身心地擘画大夏大学的未来。”

大夏创办7年后，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王伯群深感“日人之横击，国势之不振”，也常忧国难之危艰和教育之急切。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十四天，他赋诗言志：

 

抗日群众集新京，桃李森森亦足荣。

救国须有真实学，切莫蹉跎误平生。

 

后来的一天寒冬深夜，王伯群被狂呼的东北风惊醒，百感交集，再已难眠，即兴枕上口占七绝一首：

 

东北风云尚未已，国势到今万分危。

万众离心复离德，重重国难谁挽之。

 

再后来的初秋一天，王伯群读吕本中的《暮步至江上》，读着读着，愁上心头，灵感翻涌，于是依韵作了一首六言诗：

 

酒杯用作药杯，无力料理楼台。

只觉昼长夜永，不计暑往寒来。

人生忧患如此，何能笑逐颜开。

家国兴亡谁管，一日愁思万回。

 

忧归忧，怨归怨，愤归愤，作为爱国教育家的王伯群，还得回归办学校、兴教育，走好教育救国之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十三天，王伯群决定在大夏大学加紧开展军事训练和看护训练，聘请军事专家、技击教授到校授课，积极倡导国术，要求学生每天下午四时至六时两个小时时间专修太极拳、燕青拳、长枪、短刀、剑术等，切实为抗日救亡作准备。诚挚勉励大夏学生：“所谓革命，目的则在救亡图存。读书应与做人合并，为学所以致用。各同学在求学时代，应先察知社会政治之所不良所在，以谋日后之为国奋斗，做革命的人物。”

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王伯群就主持召开大夏校务会审议通过《大夏救国工作训练纲要》，决定实施救国工作训练新方案，设立救国工作训练委员会，下设军事训练组、救护训练组、技术训练组、推用国货组和国际宣传组等。

王伯群经常给大夏师生开讲座、作演讲，激发师生爱国热情，培育师生救国大志。他说：“在此世界中之中国，目前正临空前大难，强邻日本之八侵略，已由蚕食进为鲸吞，倾全国力量，大举来攻，沿海各省，或已沦陷，或受威胁，国势之艰危，莫有甚于今日者！然念古人多难兴邦之言，则可知今日之国难，实我民族复兴之生机存焉。民族复兴之生机，有赖于大学教育之培养，我大夏既为全国最高学府之一，自负有此项重大责任，不可稍有懈怠也。”他要求“大学生应集中意志作救国工作，不要以青春之光阴牺牲在个人恋爱交际上去，故一切逾分或不合理之交际行为，绝对禁止。”他大声疾呼：“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是争生死存亡的恶环境。敌人的飞机大炮，惨无人道的刺激我们，无论如何冷酷的人，决不能无动于衷，敌人的侵略野心，是要强占我们的土地，灭绝我们的种族，我们还能忍辱含垢而不奋斗吗？”在大夏建校十七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指出，教育之盛衰与国家之休戚息息相关，国家在战时，教育亦必以“战”字为中心目标，“明耻教战”即此之谓也。在教育部主办的战区中小学教师贵州服务团学术讲座上，他提出，学术建设的第一原则就是要适合抗战的急切需要，抗战期间的学术建设应当把抗战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需要作为最高原则。

王伯群在大夏推行节约劝募行动支援救国运动。鼓励师生在国难严重时期，不能作任何有损国力的铺张浪费，坚持弘扬坚苦卓绝精神，认真教学，再接再厉，奋力复兴民族教育。在校园设置节约救国箱，募款援绥，并规定“投入数目满一元者，由校长发给节约证书。”为抗战将士发起劝募寒衣运动，号召全体师生同仇敌忾，共济时艰，热忱爱国，素不后人。大力推动大学生活军事化，倡议大学要走到时代前面，必须顺应时代，为其先驱，勇敢接受军事生活。

日军入侵上海，大夏师生受到威胁，1939年被迫搬至后方贵州贵阳，虽然战事日紧、办学日艰，但王伯群仍然不失初衷、艰难办学。初来乍到，条件维艰，王伯群经常在贵阳护国路自己的住宅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商议办学、救国事宜。据初步统计，1939年5次、1940年6次、1940年4次。其坚守教育救国之道，由此可见一斑。

只因心系国家危难，心系大夏发展，心系学生成才，王伯群积劳成疾，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遽然辞世。虽然没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刻，但他死而无怨。他在遗嘱中表明了自己的心声：

 

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二月，王伯群辞世三年，大夏大学高师科主任、教育学院院长黄敬思博士在《知人善任 公而亡私——追念王伯群先生》中撰长联挽辞为国悼遗贤。上联曰“栖霞标赤，文秃垂青。天诞先生，人以地灵。忠荩与国，信义为经。黉舍肇启、德泽滋馨。”下联曰“天胡不寿，光华晦暝。凄凄栗丽，寂寂思群。我怀风范，式述清芬。功在大夏，亿万年蒑。”

真可谓，民国先生，音容虽杳，教范长馨！

作者简介  王定芳  贵州安龙人，布依族。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黔西南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星星·散文诗》《散文诗》《贵州日报》《贵州作家》《现代青年》等报刊发表习作，先后荣获中国散文诗新人新作大奖赛希望奖、“森华杯”党风廉政建设全国诗文大奖赛金奖、“记住乡愁”世界华文散文诗大赛铜奖等奖项，入选《散文诗精选》《中国散文诗》等文集。著有散文诗集《田野的哲学》《临水而歌》。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