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与教育
作者:柳国隆
树与教育本来没多大关系,之所以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扯到一起,是因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谈到教育,常常会以树设喻。譬如用“桃李”喻弟子;“玉树”喻人才;以“十年树木”喻育人之事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用“树大自直”喻不能过分苛求孩子,如此等等。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里讲过:“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校训是:“像树一样生长”。不管别人怎么说,作为一个从事中学教育整整三十年而且至今仍把育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责任的人,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教育才真正有利于人的健康成长?就像一棵树,要使它长成有用之才,是让其自然生长,能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呢?还是刀劈斧斫,我们想让它长成什么样就长成什么样呢?
我没有去过其他国家,但在加拿大看到的树,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全都是自然生长,旁逸斜出,无拘无束,有一棵长在公路畔的千年老树,主干早已经腐朽,竟从根上长出三棵大的新树来,而且几乎是匍匐着成长,也没人觉得它碍事,因此竟长成一道绝妙的风景。加拿大人对孩子的教育也一样,他们会抱着刚出生的婴儿逛超市,会让上幼儿园的孩子自己乘校车去学校,会对在雪地上打滚、嚷着要家长抱的两三岁的小孩子说“停,请起”!如果撒娇的孩子不起来,家长会头也不回地转身走开,让孩子懂的什么是无礼要求,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上学也一样,孩子去幼儿园,似乎不是为了接受什么“教育”,而纯粹是为了玩得更开心。中小学生太阳老高了才慢腾腾地去学校,下午四点不到就放学;不上晚自习,双休日也没什么作业,时间完全由学生自己支配。据说除了教识字,老师也不拼命给学生再教什么;纵教,也是教学生怎样学会学习,怎样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及问题的答案在何处寻找而已。
中国的树,除非是长在森林里,大都要按后者生长,树一长出苗子就要修剪,我们家乡称之为调(tⅰao)——即除了主干,凡旁逸斜出、侧枝斜杈的枝条一律要修剪(砍),意在让其长成我们要它长成的形状,至于这种修理究竟给树造成怎样的伤害,似乎没有几个人思考过。国人的教育也一样,“舍不得用板子,就会宠坏孩子”,玉不琢不成器,自古被家长、老师奉为圭臬。古代的板子教育或者叫玉琢教育在当代教育家眼里虽然近于残酷,可以前的孩子在八九岁前至少是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天地中,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只要不干偷盗抢人之事,填饱了肚皮,光着腚满山疯跑也没人管。既没人逼着他们学钢琴,也没人逼着学绘画、书法、围棋等。
现在倒好,已不小的孩子上街都还要大人抱着;四、五岁上幼儿园了,几十个孩子被窘在一座教室里,背着手接受学前教育;六、七岁开始上小学,从此便走上一条披荆斩棘、翻山越岭的求学之旅,没完没了的上课、写作业,夜以继日的补习、补课;好不容易盼个双休日,原本可睡会大觉了,可别做梦,为了班级会考中的名次,教师布置的作业你永远休想完成。遇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橫一点的主,根本不管前人“术业有专攻”的成功经验,除逼着孩子补正常的课业,还要逼着孩子学钢琴、绘画、书法,学这学那;仿佛不这么做,学生不能称其为学生;不这么做,天才全才就会变成庸才、半才。如果说上小学、初中还可以称之为上学的话,上高中即是名副其实的“玩命”了。而且这一程序在家长、老师眼里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于孩子是无可选择的。总之,中国的孩子没有童年,没有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更没有自己学什么不学什么的选择余地。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由老师、家长,再远一点是几个教育方针的制定者,再具体点是几个高考命题教师的导向教育。无论是过去教师一个人说了算的“填鸭”式,还是现今颇为时髦类双簧表演的“互动式”,学生都没有自主权,不可能成为导演,顶多不过是个演员,而且是一个由高考指挥棒和学校校长、老师、家长多级导演轮番导演的蹩脚演员而已。仿佛一棵任人剪斫的树,永远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生长。
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传统教育的余孽,可只要我们有兴趣翻一翻《论语》,读一读《论语》中那篇《侍座》篇章就会知道,孔子的教育无论是教育思想还是教育方法都是真正因材施教,如坐春风的教育,要么,国外怎么会有近500所孔子学院和773所中学孔子课堂呢?中西方的教育,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生存环境,如果把中国一个省的人放在加拿大九百九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管家长们如何,当孩子的至少不会为长大有一碗饭吃而拼死拼活的竞争,但另一方面,是否只是因为我们人多地少,我们的孩子就一定得生活得这么累呢?树固然需要调,可调到伤及主干,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作者简介:柳国隆,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一中语文高(特)级教师,已退休。曾在全国“华夏杯”“圣陶杯”写作大赛中分别获得一等奖,三等奖;作品曾入选《全国中小学生读写丛书》《中国教育二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大公网、作家网、凤凰网等。
本文由史映红推介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