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难忘的旅行
 
公元1978年3月13日上午，成都北站人潮汹涌。
像蚂蚁搬家，从站前广场挪到站内，我耐心地花了一个多小时。站内虽然空间高朗，但地上每一个空隙都被男女老少塞得满满当当。没有了广场的通透，龌蹉的空气几乎凝滞，汗臭腋臭，臭气熏天，呛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人们嗓音一个比一个高，噪声分贝远远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警戒线。置身这拥挤和噪音场所，没有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承受能力，血压肯定一下会飙出临界点。漫长的等待，神经折磨几乎达到忍耐极限，终于，远远地看见穿着藏青色制服，头戴大盖帽，一脸冷漠的检票员亮相了。一阵欢腾躁动之后，基本成形的4路纵队，对着两个检票口慢慢蠕动。
出了检票口，紧张情绪并未得到缓解，我扛着沉重木箱，快步奔向站台，再去排长龙队列。耐着性子慢慢挪步，在筋疲力尽之际，终于登上火车。
火车上重复候车室“故事”，过道站着的、合着包袱坐下的，车厢与车厢连接处人挤人的状况，近乎罐头里的沙丁鱼，列车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车内座位下面，一不留神就有人发声，“兄弟，小心点哈！”告诫座位上的乘客双脚不能随意乱动，别踩到底层的乘客。一些行李架上也躺着疲惫的乘客，所谓密不透风，第一次乘坐火车的我，总算领教到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身一条灵动的鳗鱼，顺利游过车箱里的茫茫人海，居然坐到自己的座位，不过也不稀奇，那个年代的人不会耍横，不会蛮不讲理地霸占别人座位。
尽管还处在倒春寒时节，紧张劳累，找到座位安顿下来，周身已经大汗淋漓。我惊异地发现我身边的乘客大多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一打听，大多是赴川东重庆各大学报到的。我很兴奋，与相近年龄、共同目标的同行者相遇在奇妙的车厢。乘客们满脸菜色，全然没有年轻人青春的红润，但眼里都透出精神，放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光芒。那个时候的人比较单纯，没有城府，很少诈骗，更没有“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训条。我们乘坐的是价格最便宜的慢车，沿线大小站都要经停。开始每每停车，我都兴奋地开窗观看城镇风景，停靠的站点多了，风景也就纯然一色的萧索冷清，渐渐了无情趣。那时各种信息传递的途径很少，囿于经济条件窘迫，交通出行艰难，人们的生活半径小之又小，大家聊天的话题极其有限，一阵热热闹闹之后，便各自从行囊中掏出书籍归于平静。
硬座一凳本身只有3个座位，但几乎所有的坐凳都坐了4位旅行者，好在那个时代人普遍营养不良，没有现在随处可见的胖子。我记得右边靠窗的白面书生是眉山人，他考入重庆大学，他埋头看的是一本封面泛黄的电机类书籍。我看的是没有封面，没有前面10几页的破旧书籍《牛虻》。我左边穿一身蓝布工装的姑娘，额前烫了卷发，有些洋气，她是从德阳某部属工厂考到四川外语学院的，我很羡慕她居然看的是一本没有汉字的英语书籍。最左边的一位眼镜，不是大学新生，是成都某工厂的技术员出差到重庆，他看的是一本机械工程的小册子。不长的凳上挤了4个年轻人，没人觉得不适，我与美女肩靠肩，看书翻页都要小心翼翼，以免在不太平衡的车座上发生碰撞。那时的人很单纯，年轻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书上，绝对没有非分之想，似乎人人都有柳下惠坐怀不乱定力。
火车哐啷哐啷缓缓前行，蒸汽机车冒出的白烟与细细的小煤屑从车头顺风吹到车后，车窗密封不严，烟味有些呛人，煤灰时不时钻进眼睛。列车到达内江站，窗外暴雨倾盆，大颗大颗的雨点，噼噼啪啪扑打在车窗上。年轻人对窗外一切都无动于衷，人人都心无旁骛地进入自己追求的精神世界。十年文革已经让国人失去了许多读书的宝贵光阴，国家百废待兴，如饥似渴读书学习，是那个年代的时尚行动。
夜幕渐渐降临，昏黄的车灯下，年轻人还在亢奋地攻书。突然，紧急刹车。毫无思想准备的乘客，身体严重失去平衡，我的头与旁边女生的头“亲密接触”，重重碰撞那一瞬间，我的头部嗡嗡直响。大家没有埋怨，各自手捂着头呈痛苦状，我的头部撞了一个包，她也肯定不比我轻松，但都强忍疼痛，还微微一笑，不失风度地说声“对不起，”实际上谁也没有对不起别人的举动。广播员解释，前面铁轨上趟了一棵从山上掉下的大树，司机紧急刹车，请大家稍安勿躁。故障排除了，列车继续东进。
13个小时的沉闷旅行终于结束，到达菜园坝火车站已经是夜半时分。站前广场的灯泡稀稀落落，灯光像幽灵一般。广场停放的许多解放牌货车上有人不断晃着手电筒，扯起喉咙招呼大学生赶快爬上前来迎接的车辆。我上了西师的车，一会儿货车车厢又像火车车厢一样拥挤不堪。去西师的五六辆解放牌同时启动，我们在车厢里犹如在汪洋大海中，乘一叶扁舟摇摇晃晃。车厢边的人们全身的劲都灌注在手上，十指牢牢抓紧车厢挡板，形成一道四方屏障。我等屏障里的人则无依无靠，任车厢颠簸晃动，被摇来摇去。公路是土路，弯多弯急，对于不知道终点到底还有多远的乘客而言，的确是肉体精神双重折磨。车过了一个叫双碑的地方，漆黑的夜空淅淅沥沥下起小雨。蒙蒙细雨渐渐湿了头，雨水又渐渐顺着发梢，流进已经被呼啸的寒风吹得凉丝丝的心口。车厢里的男生还扛得住寒冷，可怜一些女生喷嚏不断。车里的年轻人都是经风雨见世面，吃过比这还苦的苦头的人。若干年以后我偶然听到一位香港残疾人歌手声嘶力竭的歌词，“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我一下就联想到那晚风雨飘摇的经历。的确，那天夜晚，是一个伟大的梦想，让这一群年轻人战胜饥饿寒冷，在那45公里昏天黑地中，没有埋怨，没有诅咒，坚强地保持内心的宁静。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看见黑黢黢校园的轮廓。解放牌里静默的乘客中，突然有人诗意地高呼，“大学，我来了！”一人呼唤，众人应和，黑夜中新一代大学生热血沸腾，激情燃烧。
伟人邓小平彻底改变了这一代人的命运，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寒冬高考脱颖而出的77级大学生，知恩图报，我们将注定成为推动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新生力量。
 
2、不灭的灯光
 
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北碚区，背靠缙云山，依偎嘉陵江，毗邻北温泉，校园里古树参天。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初期，这里曾经是川东行署所在地。西师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校内硕师满堂，我们中文系的吴宓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学贯中西；徐无闻学识渊博，公认的书法大师；曹慕樊著名的杜诗专家……西师中文系不乏学界名流。
西师中文系77级的150几名大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十六七岁到三十几岁。10年浩劫积淀下来一起在1977年那个冬天应试，大家历经磨难，胸怀壮志，念叨着“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走进久违的校园。
1978年3月底，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们中文系和政教系生物系物理系的学生，齐聚生物系大楼外面的篮球场，聆听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朗诵郭老的《科学的春天》。至今能够背诵这篇激情洋溢的书面发言中的一些文句，“古人尚能‘头悬梁，锥持股’，孜孜不倦地学习，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会更加钻心致志，废寝忘食，刻苦攻关。赶超，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名篇朗诵，让我们倍感时间紧迫，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光阴，我们焉有不勤奋之理。
西师化学系副教授李森泽以无氢镀银填补了我国的空白，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回母校后，他做了专场报告。他是我舅舅的连襟，我怀着十分仰慕的心情去拜访他。李教授穿戴整齐，胖胖的脸上露出浅浅笑容。他博学多识，听说我是中文系的，化学专家聊起俄罗斯文学，还大段大段的背诵出普希金的诗歌。他以叶剑英副主席的《攻关》诗激励我，“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当我离开时，又送一本俄罗斯的诗集，并非常诚恳地说，“我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名教授的热情鼓励和谆谆教诲，为我身心注入无穷动力。
光阴似箭，时不我待，于是西南师范学院出现了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观。每天课余，图书馆排起长队，每天晚上各系总有几间长明灯教室。最初系上管理员还来教室规劝同学们回寝室休息，总有许多充耳不闻“死皮赖脸”的学生，钉在坐凳上，“油盐不进。”时间一长，管理员索性听之任之，长明灯教室也就延续下去。那个时候占座位成了每日必须的“功课”，几个要好的同学换着吃饭，留在教室的同学看书之余，还帮吃饭的同学看到座位。为了一个小小的学习空间，图书馆、教学楼还发生了几次斯文扫地的打架事件。几十年过去，网络广为流行，我才知道，长明灯教室不是西师的专利，那个年代许多大学都如出一辙，这也难怪77级毕业生后来大多在各行各业能够脱颖而出。古人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有糟粕的嫌疑，但也有合理的成分，学习能够吃得苦，工作苦一点又算得了什么。
我们的寝室住八位同学，平昌的刘明华、通江的刘清平、宣汉的石缓和、安岳的张建华、南坪（后改为九寨沟县）的龚如君、汉源的李明山、盐亭的王彩俊，我们相处融洽。刘明华沉静随和，情绪没有大起大落，读书特别静得下来。刘清平，斯斯文文，说话慢条斯理。龚如君、李明山都是夜猫子，常常通宵达旦在教室学习。石缓和形貌魁梧，系足球队中锋，快人快语。张建华年龄比我们稍小，读书很有悟性。王彩俊常常沉浸在自己创作的文学世界里，亦真亦幻，单纯可爱。那时候我们回寝室最早的也不会早于12点。性格不尽相同，踏踏实实的追求不约而同。我们寝室的8名同学，不一定是长明灯教室最晚离开的，但我们8人与所有同学一样，绝对是比较勤奋的。后来刘明华执掌母校中文系和文学院14年（直到年龄原因，才退居二线），长期担任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龚如君成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中小学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语文组组长；其他同学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也绝非泛泛之辈，这都是当年西师勤奋精神使之然。
不灭的灯光下，莘莘学子贪婪地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不灭的灯光下，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精英人才。去年有媒体报道李克强总理，当年大学时代，公交车上都在记英语单词，作为勤奋典型宣扬，其实77级学生绝大部分都如此“只争朝夕”。有人统计77级出了多少共和国的部长，甚至总理。我认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拨乱反正，爱学习，勤学习成为一种风尚，这是中国经历惨痛教训后，痛定思痛后的一种必然的精神回归，我们走出了迷茫，我们的国家才会走向辉煌。
 
3、冬宫事件
 
第一学期的日子过得飞快，快得让我们都非常惊讶，好不容易排队进入图书馆，感觉是刚坐下去，还没有读到多少书，讨厌的催促离馆的铃声就响起了。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在那个时代，已经根深蒂固在年轻大学生的脑海。过去当知青的时候，每天在山上挑粪浇地，在水田里栽秧打谷，累的皮蹋嘴歪，总是埋怨每天时间过得如老迈的黄牛拉车，只听到单调的嘎吱嘎吱轱辘声，就是盼不到太阳早一点儿落坡。时代不一样，观念不一样，追求不一样，对时间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得离放假还有两周的一个中午，我和另外3名头天熬了夜的同学在寝室正准备小憩，王彩俊哭兮兮的回来。王彩俊来自盐亭县农村，身体孱弱，黄皮寡瘦，头发发涩发干，像一丛散乱的干谷草，一看就是营养严重不足，风都可以吹倒的主。“我们，乎，中文系，乎、乎、乎，还是大系，乎、乎、乎，拿给人家音乐系的娃儿欺负……”他边说边哭还边抽搐，还把被打倒时发黄的白背心上、已经洗白了的蓝布裤子上擦了的泥巴，皮包骨头的背部擦伤的痕迹一一向同学展示。事情的起因是午饭后王彩俊到图书馆门前排队，音乐系一名姓Z的，也许是看到王彩俊瘦弱可欺，仗着自己身材壮实，大门开启之际，强行卡队。偏偏王彩俊又很较真，自不量力，要推Z某出列。言语不合，加之推搡，Z某恼羞成怒，出重手推一掌，稻草人立马扑地，倒地后又还挨了两脚。王彩俊伤心之至，我们愤怒之至。堂堂中文系一个年级3个班150几号人，区区音乐系就一个班30几个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打我们的人，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地挑衅。“妈的，给老子打回来！”中文系的夫子们怒火中烧，一扫平日斯文。我们迅速通知同学们，王彩俊惨兮兮的形貌使大家一时间失去理智，中文系20几名不怕事的汉子,雄赳赳气昂昂涌向图书馆“报仇雪恨”。Z某不知从那儿得到信息，早已逃之夭夭。据可靠消息，Z某已经躲进音乐系女生住的杏园某舍，中文系寻事的队伍浩浩荡荡开往杏园。到了女生宿舍门口，大伙儿呆了。音乐系十来名女生手挽着手做成两层屏障，堵住窄窄的楼门，她们冷漠着脸，面对不善的来者，集体哼起《国际歌》。说实话音乐系的美女有一定震慑力，她们的哼出的歌声也的确动听，但去者绝非欣赏美色，也绝非欣赏“团结起来到明天”的厚重旋律。时令正值盛夏，女生人人穿得单薄，赳赳武夫们傻了眼，男女之大防，不得不顾忌，冲也不是，不冲又不甘心。急切之下，有人想到《三国演义》中蜀军辱骂搦战魏军的激将故事。我们齐声高叫：“Z某，狗杂种，有种滚出来！躲在女人裙下是孬种……”Z某稳坐钓鱼台，就是不露面。美女们又坚定不移把住入口。我们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对峙10来分钟，黔驴技穷，灰溜溜撤退回营。
回到寝室，大家没有出到恶气心有不甘，有人提出到北碚请愿游行。白纸浓墨，我们的书法家M，匆匆挥洒出几副大标语，队伍开往北碚区政府，前往区政府是因为我们队伍中有人知道Z的父亲是北碚区副区长。
从后校门出发，为了不打草惊蛇，也为了不被学校派人拦下，我们分散行动。区政府门口集中后，我们一班加二班，大约去了三十几人，其中还有几名性格火爆的重庆女生。我们班的班长简单整理了一下队伍，拉开大标语，振臂高呼：“打倒Z衙内！”“严惩打人凶手！”“还我同学尊严！”所有去的同学一同高呼口号，那时还没有“维稳”一说，没有警察弹压，区政府地处闹市，一下就围了许多喜欢热闹的看客，包括也有一两名警察看稀奇。围观的人多了，那阵仗就像电影上看到的民国时期进步学生请愿。区政府守门老头慌了神，赶紧入内通报。一会儿来了一名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自称什么主任。他很客气地给我们的班长交涉，保证公平公正处理这件事，并答应我们的要求，当晚6点以前回复我们提出的各项条件。我们收起标语，停止高呼口号，取消游行计划。
大约下午5点半，喜讯传来，音乐系一名党总支书记带队，几名学生带来了麦片、牛奶、水果等慰问品和慰问金，也带来了Z某书面的非常诚恳的道歉信。他不能亲自前来，是害怕出事。之前学院已经得到区政府电话，派学院办主任会同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到我们的宿舍做了相关工作。事件已经过了几个小时，大家激愤的内心逐渐趋于平静，校园一场风波平息下来。
中文系男生冲击杏园女生宿舍的场面，有点像《列宁在十月》中“阿芙乐尔号”炮声响起，士兵工人们奋勇冲击冬宫场面，不同版本的故事不胫而走。有的赞扬音乐系女生巾帼不让须眉；有的称道中文系男生很团结，雄得起。
回想为了夺回被耽误的求学宝贵光阴，而闹出事件，有些不可思议，但那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经历了许多苦难，太珍惜读书机会，77级78级学生上图书馆排长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79级开始，基本上是高中应届毕业生考入大学，当前两个年级的同学离开校园，长明灯教室逐渐寿终正寝，图书馆门前也再不会排长龙似的队伍，也就再也不会为多看多几页文字而打架。君子动口又动手，荒唐，但那是一种美丽的荒唐。
20年过后母校各系举办校庆，77级回去了不少人，我在校园里不期而遇Z某，冬宫事件，我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他也认识我。时间如流水能够磨平坚石锐利的棱角，时间也是软化剂能够软化人们心中的怨恨，我们相视一笑，相互点头致意。正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4.沉郁顿挫
 
大学的课程除了必修课，还有选修课，《杜诗选读》的老师是曹慕樊。
曹老师个儿矮小，骨瘦如柴，额上密密的深深的抬头纹雕刻的是人生苦难和沧桑。眼镜高度近视，厚厚的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浑浊不堪，看上去近80岁的老男人，与我们这帮充满生气的年轻人在一起，显得十分孤独，也更显得垂垂老矣，其实他仅仅六十几岁。第一次上课，他先于我们到教室。那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冬天，曹老师穿着较为单薄的蓝布衣衫，课前他把讲义放在讲台，搓着双手取暖，他的双手皮包骨头，没有什么肉，按说搓手也不会产生什么热能。我思忖：搓手也许是一种习惯，也许是重登讲台，掩饰内心兴奋的下意识动作。我们有些失望，这样一名迟暮的老人，这样一位已经脱离教坛多年的老人，能够讲好课吗？不过，让一位年长的老师等候，我们还是深感愧疚。
曹老师讲课不是声如洪钟，也并非慷慨激昂，但开课就征服了听众。他讲述略显低沉，但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非常具有穿透力，能够容纳上百余人的教室，坐在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清楚楚。介绍杜甫生平、代表作品、诗歌风格，他如数家珍。一节课下来没有动一下讲义，讲义只是摆设。他记忆力太惊人了，小小的脑袋就像一台电脑，储存着渊博的知识。他点评杜甫之精妙，之深入，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从容不迫，让我们认识了一千多年前那位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诗圣，同时也让我们领略了国学鸿儒的风采。他的讲课获得巨大成功，全体听众自发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要让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天之骄子心悦诚服并非易事，曹老师一节课就让自视甚高，桀骜不驯的年轻人见识了什么是浅薄，什么是博大精深。课前中文系办公室的老师为我们介绍的头衔是曹老师，因为他当时不是教授，身份仅仅是图书资料员，临时“拔擢”为教员，我们都纳闷，如此才华横溢的先生，怎么可能不是教授？
课后同学中好事者调查了曹老师底细，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曹老师的确非等闲之辈，这位出生川南泸州的老师，早年就读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受目录学。后来又师从熊十力先生，治佛学与宋明理学。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是重庆勉仁文学院副教授。他与梁漱溟先生过从甚密，梁先生对他的学问与修行，十分推崇和赞许。可惜这位耿介的儒者在解放后的那次血雨腥风的反右运动中以言获罪，被打入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文革中遭造反派揪出批判斗争，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带扣伤及双眼，以致几乎失明。77级学生很挑剔，已经把系里安排的老师赶下台好几名，中文系教师捉襟见肘，不得已冒着风险把戴罪之身的曹先生安排来顶替，岂料曹先生一炮走红，成为大学生膜拜的人物。
曹老师讲杜诗，更多讲的是自己潜心研究的成果，傅庚生等名家的学说，仅仅作为知识的引申，以及眼界的拓展。先生讲自己的研究成果，并非炫耀，而是启发学生学习一定要有自己研究的东西。譬如他讲杜诗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沉郁顿挫，”围绕他的这个新颖命题，或许前无古人的结论，他列举杜甫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经历遭遇和大量的诗歌内容作论述，言之凿凿，振聋发聩，于理于情皆翔实可信。他经常谆谆教诲弟子们“借问之学不可以为人师，”就是要求学生做学问不能走捷径，不能够学而不思，没有自己的思想，人云亦云，仅仅做他人思想的传声筒。尽管我后来没有走学术这条道路，但曹先生在那个意识形态尚未开禁的年代，驱逐了我等惯有的盲目崇拜的愚昧，开启了思想独立的慧根，这对日后的职业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先生讲课从容不迫，基于学养深厚，学品淳厚，他长于在浩瀚的杜诗文句中见微知著，阐发超越前人的全新见解。譬如梁任公写过一篇《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学界似乎有一种固定印象，杜甫反对一切战争，曹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杜甫对战争的态度是因战争的性质不同而不同。他认为杜甫对开边是极端反对；对国家内部的分裂割据战争，杜甫站在国家统一立场，坚持“武定祸乱”；对农民起义，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主张镇压；对封建阶级内部的相互火拼，杜甫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坚决抨击。曹先生讲课时信手拈来杜甫《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蚕谷行》、《三绝句》、《征夫》、《喜雨》、《有感五首之二》、《复愁之八》等等诗句佐证观点，极具说服力。我工作后搬家十余次，大学读书时的许多东西都不见了，保留至今的资料，就有当时听曹先生讲课的笔记。
曹先生讲杜诗，常常联系杜甫人格精神，也常常联系自己的人生际遇，曹先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以亲共罪名抓捕入狱，解放后又被打为右派分子，他前半身也曾四处漂泊，但他从未对追求丧失信心。至今记得他讲《旅夜书怀》末两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以及他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末两句，“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时的严肃神情，以及抑扬顿挫的声调。两首诗句中都出现鸥鸟具象，前者如他大半生遭遇，后者如同他一生追求学术真谛，绝不阿谀奉承的耿介品格。沙鸥、白鸥皆杜甫自况，也是曹先生的写真，为曹先生的精彩，若干年后我喜得儿子，取名“昊鸥，”追根溯源，取名创意即源于此。大约20多年前，我曾把这件事轻描淡写进了一篇文章。明华兄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饭后散步至报亭，偶然间在某报副刊读到，他很兴奋，打老远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们还热聊了一番，热聊，是因为曹老师被我俩共同仰慕。
曹先生平反后，被聘了副教授、教授。我的同室学友明华兄，还在曹先生没有恢复教授时，就入列门墙，成为曹先生的研究生，成为曹先生研杜的传人。后来明华兄在这个领域著述颇丰，这都是当年曹先生《杜诗选读》课的后续余响。
大学毕业已有32年，但时至今日，曹先生的音容依然历历在目。
 
5.诗词格律
 
徐洪火老师，小个子，黑黑的脸膛，常常穿一身劣质蓝布衣衫，说话快人快语。他1964年毕业于西师中文系，给我们上《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还是讲师。别看他资历浅，但上课镇得住堂子。他自己编的一本浅黄色封面教材，用今天的话讲，典型的三无产品，就他自己选出的古代文学作品，就北碚那一个不敢署名的小作坊印刷，纸张差劲，油印技术低劣，教材中时不时就有墨坨坨，字都不怎么看得清，但我们都理解他，毕竟穷学生要付教材费，徐老师精心选择历代名篇、自己设计版式、编印、校对，没有一分钱报酬，纯粹义务。我们只交一点点工本费，就能够读到历朝历代的优秀名篇，够幸运的了。
徐老师讲口好，薄薄嘴皮子，说话好像从来都不假思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与他同时给我们上课的有好几位与他年龄相仿的教师，极不走运，灰溜溜被77级学生赶下台，再也没有露面，他从先秦讲到元明清，牢牢地站稳讲台。
徐老师很严格，每一个单元结束，他都要考背诵。他考得方式简单，一个竹筒里有10几只签，学生自己抽，签上有篇名，抽到啥就背啥。我们寝室李明山、刘明华、龚如君等都善于背诵，每次他们胸有成竹去抽签，我在一旁羡慕极了，其实那里是他们善背，是他们更刻苦努力。我记得先秦一章结束，那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几个去徐老师办公室。李明山抽到《尚书》，他几乎没有停顿，佶屈聱牙的文句如流水一般飞泻。坐在一把老藤椅里的徐老师，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好像是在欣赏音乐。李明山正背在兴头上，“停！”徐老师睁开双眼，用手中的教鞭轻轻敲了一下身边的办公桌，赞许的点点头，以示通过。轮到我，抽到《离骚》。我估计不会背诵全文，顶多两大段，前面的学兄才背诵一段嘞。提了提气，振着精神，“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徐老师的教鞭响起，“停！”我心里一阵狂跳，才背诵4句，就解放我啦。岂料徐老师问道，“惟庚寅吾以降，末一个字，古音读啥？”我回答：“读‘红’的音。”徐老师又闭上眼，“继续。”也许是打乱了我的背诵节奏，我背诵不那么顺溜，断断续续，背了三大段，五六次停下来长考，徐老师完全没有让我停下来的意思，我一慌神，就更不连贯了。徐老师极为不满，不耐烦的打断我：“下去下去，背熟了再来。”我有些不服气，为啥李明山就一段过关，我要背全文？徐老师没解释，挥了挥手，让我离去，其他同学抽签背诵。
次日下午 ，我再去背诵，这次徐老师没有提问，我加班背了大半夜的成果，就是顺顺当当通过。徐老师见我气鼓气胀，微笑着说：“你晓不晓得我为啥子要为难你？”徐老师的微笑是少有的，正因为少有，才显得特别亲切，微笑消除了我的对立情绪。徐老师不容我回答，随即收起脸上瞬间的微笑，比较严肃地说：“小杨啊，学习不是光靠聪明就成得了事。我批阅你的作业，发现有好几次都是敷衍应付，用功不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你们这一批天之骄子读大学太不容易了，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这一届学生将来注定要成为国家栋梁，如果现在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将来难当重任啊。”
徐老师一反课堂上讲话的快节奏，慢条斯理地，甚至有的话，一词一顿，还加了感叹词，我强烈感受到了他的真诚，那一瞬间我很羞愧。我不想信誓旦旦地保证什么，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我相信自己一定不会辜负师长教诲。
大四的时候，我们年级的同学分为若干小组，分别由系上老师带队到重庆的各所中学实习。一年多不见的徐老师还是那么精神，理的板寸，根根短发很有个性地直立。我们实习的学校是重庆98中，又称梅花山中学，徐老师的夫人，白白胖胖的冯老师就是这所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冯老师非常和蔼，对我们实习的年轻人很关照，安排我们听骨干教师的课，她亲自给我们讲教学环节的每一个过程。一个月的实习即将结束，轮到我们登上讲台汇报实习成果了。我抽到的篇目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的节选《分马》，之前冯老师认真审查了我的备课教案，提出了修改意见。课前笑容可掬的师母给我打气：“小杨，没得问题，肯定成功！”“肯定”二字加重发音力度。我那天发挥得的确不错，课后徐老师夫妇为我竖了大拇哥，我心里美滋滋的。
试讲，每天只安排4名同学，第二天上午课间休息，我无意间听到一个消息，学校背后的山上有一座安葬张自忠将军的坟墓。我心里怦然一动，张将军是我一直崇拜的抗日英雄，他可是八年抗战，中国战场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军。他在南瓜店以身殉国的悲壮，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悄悄溜出校门，独自到后山寻找英烈坟墓。我缅怀了先烈之后回学校，那节课已经结束。
下午徐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虎凶凶地询问：“上午跑哪儿去了？”我知道事已败露，竹筒倒豆子，并做了口头检讨。徐老师脸上逐渐雨转阴，“小杨，你怎能够目无组织纪律？你怎么能够不谦虚谨慎？…… 人需要有傲骨，但决不可生傲气。”末两句颠倒徐悲鸿名言，吐词特别洪亮。我满脸通红，恨无地洞可钻。徐老师不仅听我做了口头检查，还要我写出书面的，并补了一句“要接触灵魂！”
当天下午，我写出认识深刻的书面检查，徐老师阅完，和和气气地对我说：“这就对了。我相信你日后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都会终身受益。”他从包里取出一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的谈诗词格律的书送我，我曾经请教过的平仄对仗音韵诸多问题，这本书，都做了详尽的讲解。我想起了徐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过的一句话：“诗词讲格律，做人也要讲格律。”我理解徐老师对我们的忠告，就是勉励我们做人讲品格，做事讲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接过小册子，深深地向先生鞠躬。
实习结束，19名实习同学与徐老师合影。一张照片上我站在徐老师身边，另一张照片我蹲在他身前。照片上的陈保亚同学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名教授，中文系副主任，阎嘉同学成为四川大学名教授，中文系主任……尽管照片上的一些同学的成就超过先生，但没有这样优秀的恩师，就没有同学们后来的叱咤风云，不知他人怎样认识先生，我个人永远仰慕先生。
2013年6月，母校邀请20余名原西南师范学院和原西南农业学院两所重点大学的知名校友，参加《西南大学章程》校友代表征求意见会。阔别母校这座大楼32年，我记得还是1981年年末办毕业等手续进入过这座红漆木地板大楼，与母校党委书记、校长坐在铺有红地毯的豪华会议室，一起共商学校发展大计，我不能不想到恩师，得知徐老师后来学术很有建树，担任教授，带研究生也颇多成果……可惜徐老师在几年前去世了。
我感慨万千，不胜嘘唏。时光匆匆，物是人非，我设想如果先生能看到弟子荣归母校，并去看望他，他将多么欣慰，可惜，没有如果，从此，我只有把先生永远铭记在心灵深处。
 
6.群师速写
 
徐无闻老师，瘦小个子，其形象正应了一句当今时髦的说法，“浓缩的都是精品。”徐老师执教的选修课《文字学》，记得课堂不在中文系大楼，而是在外国留学生楼的底楼的一间小教室。选修徐教授这门课的学生不多，教室里稀稀拉拉10几个人，尽管徐老师是博学多识的“通才”，书法尤为出众，那个年代书画在大陆还没有经济市场，但盛传徐老师的书法作品在东瀛已经火热行销。也许是身体健康欠佳的原因，徐老师讲课中气不是太足，加之改名“永年”为“无闻，”即耳背，他的课堂，师生呼应极少，基本上就是他个人“唱独角戏。”我选他的这门课，至今后悔没有向先生私下请教，也没有留下先生的任何墨迹。我的这门功课，得分只是及格，我从不埋怨先生，我深知自己愚钝，也不勤奋，没有私交，没有得到好的成绩，这都不妨碍我对先生的崇敬。他讲文字，甲金篆隶真草行，一一快意板书，清劲秀润，赏心悦目。他讲文字，结合历朝历代名家书法特点，模仿惟妙惟肖，叹为观止。他讲文字，绝不是孤立说文字，文字与文学，融会贯通。比如谈苏东坡，说文字，论才学，评书法，横向纵向，平面立体，信手拈来，没有深厚的文字学和文学功底，那是万万做不到的。著名大家启功先生十分推崇他的这位好友：“教授于西南大学，著述甚富。于古文字之考辨，造诣尤邃。暇则挥毫作书，古、篆、楷、行，罔不精工。其篆法深稳，独得渊穆之度。”可惜，天妒英才，这位26岁就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语文》杂志主编，并作为高校青年教师代表，进京参加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才俊，这位深得吴宓先生赏识的，与沈尹默、启功、方介堪、易均室、潘伯鹰、谢稚柳、马国权、沙孟海等为忘年交的才子，无端被宵小逼迫，在1964年的一场政治运动中，反反复复交代在1962年伙同苏鸿昌操纵党支部选举（无端诬陷），与反革命、右派分子过从甚密 的“罪恶”（书法交往）。200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多次记载徐永年在中文系被批斗事。曾经年少得志，春风得意马蹄疾，岂料青云折翼，1964年的那场政治变故后，他看淡世事，潜心治学，不愿闻达于黑白颠倒的现实，因祸得福，书法治印，日益精进。奈何天不假年，徐先生于1993年逝世，享年六十有二。
彭维金老师，中等个，课上课下都一张冷峻的脸。他常年穿戴整齐，冬天戴一顶蓝色布帽，呢子上装熨烫的平平整整，从来看不见一点点皱纹，白色衬衣的领子外面，一条纯毛围巾交错贴在领下，人前一站，腰板挺直，外形看上去缺少了一点大学老师和蔼可亲的文人范，倒像严谨有余，灵气不足的解放牌机关干部。彭老师执教《民间文学》，单论讲课吸引力，很一般，他不是讲口很好的那一类，走的是学术实力派的路数。我与彭老师没有过多交往，也不太喜欢自己错误的认为上不了台面的民间文学，只是按规定动作，听他的课、参加他的学科考试。记得该学科学完，我得80分。80分也算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但偏偏我的同窗好友方涛得了95分。期末放假前，方涛约我一道去看望彭老师，我本不想去，好友执拗，我也就陪他前往中文系大楼与留学生楼之间的一栋坐落在绿树成荫的平房。师娘开门，许是房屋太局促，许是主人不习惯在家接待学生，师娘没有一点请我们进屋的意思。我们正在尴尬之际，彭老师一声不响地走出屋子，只对我们点点头。师娘很默契，很快就左手一把小椅子，右手一根长凳子。我们在房前的树下开始聊天。方涛是老师的得意门生，他经常过来走动，所以说话的主角自然是他。他大约向老师汇报了已经在图书馆的报刊杂志收集到，并整理出几类主题的民歌民谣，并汇报假期中拟往川东川北同学的家乡去收集民歌和民间故事。彭老师嘉许地点头，“做学问就要踏踏实实。查资料，是一种收集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最基层的田间地头，要脚勤嘴勤手勤。把别人的东西加工整理成自己的东西，是本事。到偏远山村采风，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更珍贵，自己采集花粉，并酿成蜜，那种蜜是最甜的……”在我的印象中，彭老师不苟言谈，但那天晚上，他讲了很多很多，尽管主要是勉励方涛，作为旁听者，我也受益匪浅。临别之际，彭老师才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和方涛比，就差那么一点勤奋。”我点头回道，“是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为什么分数低于好友，我也知道了今后不管是学什么，做什么，都要踏实勤奋。
至今，我家还保存着方涛毕业时送的几十张民谣卡片，看到这些卡片，我会想到学友情谊，也会想到严肃的彭先生。
沈来清老师，其形状如干豇豆，精瘦得来像脱了水的木乃伊，说话有气无力。据说他是吴宓先生的学生。当年吴宓老先生对学生严格有加，传闻考《红楼梦》，直接问学生，某某句出至某版本的哪一页哪一行，做他的学生，指定篇目的名作，不读得溜溜熟，很难过他的考关。我们第一次看见沈老师，很可怜他，想象他就是被吴宓老先生虐待成有些让人害怕的排骨架架。沈老师开的课是《外国文学》，授课教室在中文系的可容纳几百人的阶梯教室。可以想见，小小的个子，瘦骨嶙峋的身架，中气严重不足，咋个镇得住场子？我们的教材仅有十九院校《外国文学》编写组的名号，共三本，1105页，没有出版社，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算作讲义。沈老师承担编写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概述》，一共30页。那个年代，百废待兴，出版法不健全，大学生进了校园，等待教材问世，走正规途径，不知猴年马月，因此中国特色的出版盛行，那时也没有非法出版物一说。沈老师讲的许多作品，我都淡忘了，唯有谈文艺复新时期法国人文主义文学，讲拉伯雷的《巨人传》的一段故事，给同学们留下了恒久记忆。记得那是在夏日，阶梯教室坐了全年级150多人，场子大，沈老师身量小，从后排高处往下看，沈老师就是一小不点。沈老师为了提高音量，每一句话都剪断，一个词一个词地吐出来，哪里是吐词，纯粹声嘶力竭嚎叫：“阿克琉斯，愤怒了！愤怒的，结果，就是，他用，阳物，撒了，一泡尿，于是，天下，洪水，汤汤，一下就，淹死，二十六万人……”沈老师拖声拿调，小小的个子，讲巨人的故事，夸张、荒诞，所有的男生女生，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翻。这个段子，若干年后，我曾经给几岁的儿子当作笑话讲出来，儿子也狂笑不止。小个子沈老师，那次课后，就得了“阿喀琉斯”的威名。
几十年后我读到《吴宓日记续编》，在1964年11月25日（星期三），有如此记言“下午2-6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教研组合并运动座谈会，今日发言者，仍以田志远、钱安琪等为主，声讨中文系党总支书记苏鸿昌，以徐永年为谋主，以徐永年、沈来清、毛宗璜、彭维金‘四大金刚’为大将，以王咏芳为通史，苏虽身为党员，而实行建立资产阶级集团，向党及无产阶级进攻，包办选举，敌视工农学生，恒欲推到唐正康书记……”我读到这里，不禁失笑，苏鸿昌身为党总支书记，“向党及无产阶级进攻，”自己向自己代表的党进攻，显然是无稽之谈。我又疑心吴宓先生记载有误，苏鸿昌是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唐正康也是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两位都是书记，都没有“副”字出现。我点击如今的西南大学人文学院网站，在历任领导简介中，真还是苏鸿昌1957-1960年，及1962-1964年，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唐正康1961-1964年，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我打电话询问刘明华同学，他哈哈一笑，“是的，那个时候搞运动，就是两位书记。”1964年，苏鸿昌被摘了乌纱帽，徐永年也中枪，并且被击打得遍体鳞伤，人生前途就此拐了一个大弯，从云端重重地摔到地上。
苏鸿昌教过我们几节《文艺美学》，胖乎乎的，个儿不高，宜宾方音较为浊重，说话很有底气。第一节课，他大谈特谈“形象思维第一流，”至今还有些许印象。王咏芳，毛宗璜不知其人。徐永年、彭维金、沈来青三位老师，50年代到60年代前半段，都是“正能量”代表，到了1964年下半年，风头一转，他们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难怪他们课后鲜与77级学生亲密接触，有趣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大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他们又“复活”了。苏鸿昌、沈来青课堂上再度活跃。彭维金在1984-1985年，还出任过中文系系系主任，他们都在教书育人生涯的暮年，“满目青山夕照明”。而1964年到我们进校读书那会儿，他们还在“蛰伏”，政治运动，残酷无情，因言获罪，记忆犹新。他们只能韬光养晦，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也理解了徐永年当年改名徐无闻，绝非《说文》云，“聋，无闻也”那么简单，我读懂了永谢浮名等更深层的意义。
苏天辅，不是我们中文系的老师，他教授公共课《形式逻辑》。这位老师文质彬彬，说话轻言细语，慢条斯理，依稀记得是广东人，因为前额比较突出，但他第一次来上课，真把我们都“欺骗”了。第一，皮肤白皙，第二，一口纯正的京片。苏老师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与周礼全是同窗好友，同为金岳霖先生的高足。长期在北方求学，肤色口音自然改变了。苏老师第一节课讲逻辑的实用性，先讲了“请客”故事，“有一个人请A、B、C三贵客，到了开饭时间，只来了A、B。主人一声叹息，‘唉，该来的咋还没有来？’座中A寻思，自己可能是主人顺带叫来的，于是驾尿遁，一去不复返。主人见A久去未归，知道说错话，随口又说，‘我说的又不是他。’B一听，‘不是他，就是我啦。’B也找了个托词离去。结果主人花了钱把客人全都得罪了。”苏老师娓娓道来，且把主人说话内容一一排列写上黑板。故事滑稽又在情理，哑然失笑之后，学生们明了，思维和语言，不讲逻辑，将会带来多大的负面杀伤力。苏老师的板书，工整而不失洒脱，同学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从此，每每苏老师下课后，就有同学在苏老师板书的黑板上临摹。苏老师和蔼可亲，许多同学下课后问这问那，他连喝水都没有时间，他从不流露一丝厌倦，总是笑盈盈地细致地回答每一个问题。看到他一以贯之的平和，我们都议论，苏老师是高人，以后肯定长命百岁。可惜，苏老师只给我们开了一个学期课，他隶属政教系，后来在西师校园里就再也没见过他。前两年，我有一次电脑前，偶然想起老先生，随意在键盘上敲了先生姓名，很高兴的看见了在苏老师90诞辰时，西南大学的领导专程到成都看望的报道，文字之外，还配有照片。90高龄的苏老师穿一件大红衣服，神采奕奕，还能够看出当年的形貌，学逻辑、学哲学，苏老师真是得道高人。我还在网上查到苏老师2008年悼念好友周礼全的文章。周礼全曾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苏老师在悼词末尾，撰联“倡语言论理辩学，开一代先河，千秋永在；传深奥哲学薪火，实月映百川，万古长存。”其实，身为四川省逻辑学会理事长、中国辩证逻辑研究会副理事长的苏老师，几十载辛勤耕耘教坛，教书育人，学术研究，也桃李芬芳，硕果累累。我衷心祝愿苏老师一如既往，吉祥安康。
 
7.几件往事
 
第一件事是到院办大楼请愿，废除桌席就餐制。
我们刚进西师那会儿，四川还没有敞开供应大米。我们每天早饭是窝头，中午是米饭，晚饭是红薯。那时吃得是桌席，8名同学围着一张桌子，没有凳，全都站着吃。很快问题就出来了，熬夜的同学早晨起床稍晚，下午有的同学在图书馆磨到关门，其他同学等的时间一长，红薯凉了，吃下去，胃很不舒服。不等，也许迟到的同学，只能看空盆，饿肚子。形状不一，颜色不一的红薯，很胀肚子。吃多了，胃里老冒酸水，难受。有一天辅导员来告诉大家，教育部的领导次日要来学校视察，大家注意一下仪容仪表，如果安排到中文系参观，大家要热烈欢迎。我们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合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部领导反映我们的诉求。怎么反映？大家出谋划策，一个方案得到绝大部分同学赞同。第二天下午，“探马”来报，几辆轿车驶进西师大门，直奔行政办公大楼……我们班一些好事者打起准备好的“反对桌席”、“进餐自由”等标语，还重温了合唱。队伍不长，但有气势，到了办公大楼，大家呼了几句口号后，就高唱“八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窝头红薯冷坨坨，冷坨坨。吃得肠胃冒酸水，冒酸水。吃的心脏冰冰凉，冰冰凉……”学校领导与部领导一起走出大楼，同学们唱的曲调，正好是那一阵子风靡全国的英国电影《百万英镑》的主题曲，旋律欢快滑稽，人人一听便都知晓。请愿的内容也不激烈，《红岩》中大学生上街游行高呼“要自由要民主，锅里就要有米煮！”“蒋总统李总统，政府全是大饭桶！”我们的诉求完全不涉及政治，也没有人身攻击，只是希望少吃红薯，解散桌席如此而已。系里的干部得知77级小班学生又闯祸信息，那时还没有手机，心急火燎骑着自行车，火速赶往事发地点。部领导很和蔼，对我们很宽容，当天晚饭时分，他们还专门到食堂调研。虽然并没有立即表态，但几天后，食堂运行制度彻底改变，学生们永远告别了八个人一桌的桌席。
第二件事大约发生在1978年5月。
《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人民日报》也相继转载。77级的大学生非常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比较敏感舆论传播中一些观念的变化，大家议论纷纷。
我们年级的辅导员牟忠福老师忧心忡忡，他专门用一个周末下午，召集全年级学生开会。牟老师胃不太好，身体瘦弱。一副病怏怏的他，平时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但涉及学生根本利益的事，他都很慎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自己也吃不准政治风向，当他并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深知西师许多知识分子在各种运动中“尽折腰”，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某些言论，或许就动辄得咎。他满脸凝重地说：“1957年大鸣大放，全国55万知识分子划了右派，西师中文系三分之一的人戴了帽子，很多家庭为此受到牵连。当时中文系最有才华的学生，至今还在新疆戈壁滩放羊……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政治形势不明朗，你们一腔热血，关心国家大事，不是不对，但为了你们的前途命运，建议大家暂时多看多听，少说为佳……”牟老师，达县地区渠县人，工农兵学员留校，老成持重，心地善良，就像我们的大哥哥一般。其实，他没有义务提醒我们，也没有哪一级组织要求他这样语重心长地帮助新时期的易于冲动的大学生，但他做了，尽管历史证明他的担忧是多余的，那一次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中国由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就在那一次大讨论过后的9月，全国55万“右派分子，”重新回到人民的阵营，朱镕基后来还成为名闻世界的大国总理。同学们中没有一名讪笑牟老师“政治眼光短浅，思想守旧，”相反，大家一直很尊重他，因为他在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发自内心关心学生。几十年过去了，在大阶梯教室，牟老师召开的那次特殊的会议，以及牟老师满脸焦虑的神情，我依然记忆犹新。
1996年，我回母校，与几位同学请牟老师吃了一顿饭，同学中有后来的重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邓卓明，有后来的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有后来的西南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有后来的西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小玉。一贯不喝酒的我，郑重其事地向恩师敬了一杯，我从内心感激这位关爱学生的老师。
第三件事与第二件事的时间差不多。文革期间，文学界万马齐喑，粉碎“四人帮”过后，迎来文学的春天，那个时期，经济体制还没有改革，全国人民一样的穷困。经济上不能够攀比，但精神是可以攀比的。于是，社会出现了一种空前浮躁的现象：工农兵学商，爱不爱好文学，都异口同声，自诩“爱好文学，”那时的杂志开始出现零零星星的广告。时不时出现的征婚广告，较为吸引读者眼球。可以断定，每一位征婚者的广告词里，都少不了“爱好文学”一说，好像穿上这件附庸风雅的“爱好”外衣，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完善自己的人格修为。全国专业文学杂志屈指可数，四川省就一本《四川文学》。人们都有强烈的表现欲望，无奈粥少僧多，于是地下刊物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新时代的“天之骄子，”又对口学习汉语言文学，同学们躁动起来。我们年级三个班，每个班办一份刊物。经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个同学出资五毛钱。同学们分工明确，小说组、诗歌组、散文组，各组有专人负责。Z某善画，负责版面设计，配插图。几位书法好的同学刻钢板。班长袁某自告奋勇担任主编，还负责买纸张，联系系办公室，借用油印机。几名女同学积极踊跃负责装订。款项很快到位，一切工作如期有序进行。第一期出刊了，大家翻阅时，还以手把油印本散发出浓浓的油墨香味扇到鼻孔，“哇，真香！”同学们着着实实激动了一回。几天后，中文系来了两名戴着大盖帽，身着刺眼的白色警服的警察。他们神秘兮兮地分批找同学调查。三个班的刊物主要负责人，都跟随他们去了一趟大家不愿意去的令人生畏的地方。我的一位好朋友，二班的Z某胆战心惊进去了。“无需三堂会审，一审我们就全部当了甫志高。”这位同学后来在重庆师范大学执教现代文学，也是山城赫赫有名的文学评论家，几十年我们相聚，说到此事，他还记恨当时的辅导员，说是毕业分配还为此受了影响。其实辅导员也是奉命行事，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从无整人害人之心。地下刊物，非法刊物，如果上纲上线，就无限接近“反动刊物，”循循善诱，威胁恐吓，大学生们好不容易挣脱地狱，谁还敢冒险犯事，只出了一期的刊物寿终正寝，并且出了的那一期也被专政机关悉数收回，就地销毁。蓝色的火苗，瞬间吞噬同学们的精神创造，那场景，就像现在被收缴假冒伪劣商品被付诸一炬一模一样。尽管向毛主席保证，刊物中没有一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辞，更多的是发自内心“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和邓小平等“歌德式”诗文，但从来没有人看内容，只认定形式的不合法，其它就不重要了。
第四件事是“罢课风潮。”
小平同志1977年8月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12月就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国家百废待兴，短短几个月，高校在政策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无法跟上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小平同志的思想。老教授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中年教师是刘少奇17年资产阶级路线培养出来的臭知识分子，唯一可信赖的是，文革中凭出身凭手掌上的老茧，进入大学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们三个班各配了一名写作教师，他们都是留校任教的根红苗正的工农兵学员。他们读书的学制为两年，并且两年基本不读书，都在参加一波又一波的各类大批判。文学的基本原理全然不知晓，人物刻画、心理描写、抒情方式等等最基本的写作入门知识，茫然不知。擅长高呼口号，善于搞阶级斗争的他们，一旦站上文学殿堂，就手足无措，张口结舌，不知所云。77级学生愤怒了，愤怒，不针对个人，针对系上没有给我们安排优秀教师。我们已经被错误的历史耽误了宝贵的年华，我们怎么能够容忍我们的老师滥竽充数？！尤其是三名“工农兵”毫无自知之明，反而在课外放出风来，“不老老实实听课，就打不及格。”这完全是火上浇油，”嘭”的一声，愤怒的火焰冲天而起。没有任何人组织，大家自发聚集系办公室，强烈要求更换教师，否则就罢课。系主任和总支书记也心知肚明，但他们也有难处，好教师不少，但是还没有解放，谁也不敢让他们“带病工作，向无产阶级争夺新一代大学生。”他们和颜悦色耐心解释，承诺向学院领导反映，请大家稍安勿躁。其实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是当年所有高校都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在反映的同时，不知道有多少高校院系也在同时上演“请愿”和“威胁罢课。”既然是全国性问题，很快就得到相关领导高度重视。一批老教授和一批有才华的中年教师闪亮登场。不称职的“工农兵学员”，从此彻底退出高校历史舞台。
第五件事与第四件事性质基本相同，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歉然，甚至每每回忆起，心里总是很难过。
经历了罢课风潮以后，老师换了不少，换上来的老师，大多有真才实学，但也不是有才华，就一定能够站稳讲台。顶替写作教师的是一位小老头子。其实他个儿并不矮小，年龄也并不大，只是头发花白，佝偻脊背，满脸红疙瘩，抬头纹纵横交错，才显得身形萎缩，犹如台湾某歌星自嘲的形象，“脸上写满了五千年民族的沧桑。”这位老师只上了一节课，就永远离开了讲台，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身影，所以，他姓甚名谁，人们都淡忘了。几十年后同学聚会，我说起此人，许多同学居然没有一点印象。造化就是如此弄人！这位被大家遗忘的老师，曾经是西师中文系的大才子，还在读书期间，就发表了许多小说和诗歌，还出过短篇小说集。1957年那次“引蛇出洞，”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组织的帮助启发下，在大大小小的会上，真诚地向党提了一些意见，还应组织要求写了一些递交给党的书信。在党组织鼓励下，他十分亢奋，熬更赶夜写了一篇小说。小说中党总支书记与系主任在培养学生的理念上有一定差异。书记只强调“红，”主任则希望“又红又专。”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为年轻和单纯，付出了沉重代价。有记录、有意见书文字，还有小说，白纸黑字，罪证确凿，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他和一批以言获罪的右派分子被武装押解到新疆。为了彻底改造这名擅长写作，又能说会道的年轻人，他被特别安排到戈壁滩放羊。一个简易的地窝子是他的栖身之地，一群不会说话的绵羊是他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在蓝色的苍穹下，成了手执羊鞭的现代苏武。他再不敢想写作，胡风“利用书信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是毛某人的金口玉言。他甚至一想到写作就会不寒而栗。放逐边疆，一去二十年，白天坐石头，晚间数羊头。晴天晒日头，雨天淋湿头。寒暑白了头，此生无盼头。戈壁滩上很少有人来往，他的身份要想娶老婆，纯属痴心妄想。他也死了心，准备与羊为伴，老死戈壁。他的语言交际能力严重退化，退化到词不达意，要想表达的东西，语言严重脱节，课堂上时不时脸涨得通红，我们都为他干着急。显然他不适合为人师，我们可怜他，也没有人“弹劾”他，但他有自知之明，更有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的自尊，他主动辞去了来之不易的教职。据说后来彻底平反后，他被安排到后勤岗位，混十几年就退休了事。
第六件事是游行。
我的记忆力也好，也不好。说好，是因为我记学生姓名、表现、成绩、特长，几十年如一日，清清楚楚，让学生和家长惊叹不已。说不好，我记电话号码这一类数字就特别不敏感，连我夫人以及儿子的电话，我每次都要查找。记时间数字也特别不行，上级电话通知开会，我非得要用笔记录，才能不会忘却，否则，就可能漏会。但有几组数字，几十年我都忘不了，比如1981年11月16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粉粹“四人帮”几年后，濒临崩溃的国家，逐渐出现春天复苏的信息。这一年的11月，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中国女排出征日本。东京、北海道、富山，大阪，女排姑娘们一路凯歌，连胜巴西、前苏联、前南朝鲜、保加利亚、古巴、美国。亿万中国人翘首期盼16晚中日决战。那时电视极少。中文系仅有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四个年级几百大学生，只有各自想办法，有的听收音机，有的找老师家蹭电视。我的姑婆在西南农学院，两个儿子与我的年龄相仿，也是铁杆球迷。我下午5点早早到了亲戚家，吃饭都心不在焉，急切盼望火星撞地球的大战。中日决赛，在焦急等待中终于到来，宋世雄激情洋溢的解说，让赛事更为扣人心弦。15：８,15：7，观众欢呼雀跃。岂料风云突变，素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女排出奇地顽强，她们连扳两局。我的心悬到嗓子眼儿，全胜夺冠才是我们的梦想。携天时地利人和的客队，第五局又是在落后的情况下，一路狂追上来。当比分为14：15时，我已经无法坐在椅子上观战了，尽管已是初冬，手心全都是汗。15平，中国队绝处逢生，我们大气不敢出，眼睛死死盯着屏幕。周晓兰拦网成功、孙晋芳拦网成功，17：15！中国队胜利了！西南农学院沸腾了！
我兴冲冲跑回西师。桃园宿舍空地上，已经聚集了众多同学，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不知谁提出“走，北碚游行！”大家齐声赞同。很快各系的大标语打出来了，没有谁组织，但大学生队伍像一道洪流向北碚挺进。大家忘情地高呼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中国，我爱您！”“祖国万岁”“向中国女排学习！”“向中国女排致敬”……第一句口号是借用同年3月，中国男排冲出亚洲，北京大学的学生，喊出的传遍全国各地的口号。呼了口号，大家又高唱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一向宁静的，被称为重庆市的后花园的北碚也沸腾了，市民们自发加入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北碚上空礼花绚烂，据说经常停电的北碚，那晚灯火通明。我可以断言，那一个夜晚，北碚最为美丽。三大球，女排率先登顶，须知，那个时候，中国科技、文化、体育在世界范围讲亮点，乏善可陈。体育比赛，最直观展现民族精神，也最能提升民族自信心。从北碚回到学校，年轻人仍意犹未尽。篝火庆祝会又开始了，同学们为了持续欢乐的激情，不惜牺牲自己的生活物品。我把床上的草垫捐献作了燃料，我还把破旧的木箱中的书籍一股脑儿倒出来，把木箱也变为了篝火，我还把面盆贡献出来当铜锣敲，第二天才发现面盆伤痕累累……那一个夜晚，永生难忘，尽管后来回忆起来觉得狂热幼稚，但年轻人一生没有过几次狂热，也是人生的一种遗憾，更何况那次的狂热，还在我的内心播下坚韧不拔的种子，潜移默化地内化了我永争第一的坚强品格。
 
8.读书人窃书不算偷
 
77级考入中文系的学生，大多有几本好书，进大学，基本上都把书当宝贝似的带上，以便随时翻看。
大约第一学期的半期过后，我们班级就闹起恐慌。上课放学，有人发现自己下课上了趟洗手间，回到教室，抽桌里的书不翼而飞，好几间男生寝室的同学相继掉书。怀疑清洁工，但若是清洁工，宿舍和教室的清洁工是不同的人，更何况清洁工拿这些专业性很强的书做啥？他们又不读，卖也不值钱。排除了清洁工，怀疑小偷，但比书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没有掉，小偷不会那么高雅。唯一可怀疑的对象，就是朝夕相处的同学，于是大家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祖宗八辈儿一个不拉的株连进去，那个时候的人没几个钱，关键的是掉的书，市面上不好买，失者的愤怒可以想见。一段提心吊胆之后，平静了一个多月，大家心情刚平复下来，失窃事件又开始出现在寝室。发案时间基本锁定在半夜后时段，重庆天气太热，男生寝室基本不关门，蟊贼趁虚而入，顺手牵羊。
几个脑瓜子比较聪明的不再叫骂，形成默契，实施引蛇出洞谋略。A室有位同学故意在晚寝灭灯前，把翻看了的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不经意的丢在床前的桌上。B室有位同学丢了本王力的《古代汉语》在桌上。C室的有位同学丢了本《说文解字》在桌上……同学们都佯装熟睡。
“诱饵”在靠窗户的桌上，凌晨2点左右，各寝室已经灭灯。过道上一人鬼鬼祟祟，轻轻推开C室虚掩得房门。月光透过树荫，透过纱窗，魅影窥探了一分钟，室内鼾声如雷，这才蹑手蹑脚摸了进去。他直奔目标，贼手伸向《说文解字》。靠门的下床同学一个鲤鱼打挺，堵住贼路，几只电筒强光直射贼首，瓮中捉鳖。C室喧闹起来，刹那间，人们都跳下床奔了过去。其实，之前大家已经怀疑过这位窃贼，只是大家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因为此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他平时也较为豪爽，时不时请同学吃饭，大家丢书那会儿，他还骂得最厉害，“贼喊捉贼，”他能称为贼吗？
魅影B傻了眼，脸丢的实在太大，几个寝室的男生拥堵在C室。B试图狡辩，“我就拿去翻一翻。”没有谁相信他的谎言，不知谁说了一句，“查他的箱子！”人们涌到B的寝室，不由分说，砸开木箱，“哇噻！”大家惊叹不已，木箱内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同学们失窃的。人赃俱获，B灰溜溜低下了平日高傲的头。
翌日，系上也知晓此事，家丑不可外扬，何况B除了偷书，其他表现都不错，系领导希望和风细雨处理。辅导员说“这点事儿，也够不上刑法，连开除团籍都够不上，大家批评帮助吧。”尽管同学们心有不甘，但细细想来，10几本书真的还立不了案，同学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同学一场，也是缘分，古人说得好：穷寇勿追。
既然要批评帮助，就得开会走程序。于是班级团支部先开会。B的“自我批评”，让全体同学大跌眼镜。他哪里在做自我批评？分明是以平静的口吻讲述邻居阿猫阿狗的故事，一点也听不出说的是自己，并且说“拿”同学的书，绝不是为了贪图小便宜，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说到为振兴中华努力学习，慷慨激昂，压根儿就没有痛定思痛、痛改前非的言语，倒好像是在台上做煽情的政治演讲。他的结尾，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奇葩：“读书人窃书不算偷吧？！”大家被他逗得无语，继而哑然失笑。孔乙己是读书读迂腐了的旧文人，B读书，读得聪敏过人，插科打诨，加上狡黠的“幽默，”大家恶气释放，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那个时候的人，最怕两个“偷”字，一个是作风败坏，“偷”男人；一个是三只手“偷盗”他人钱物。这两类“偷”，人们下意识觉得罪不容赦。B“窃书”，得到了宽容，其实谁没有一点类似行为。我就在文革初期造反派打砸抢，毁掉各类文物古迹，烧毁各类图书最疯狂的时候，获悉家乡的小学校长办公室即将被扫除“封资修”，果断提前下手，以革命名义“袭击”办公室书柜，取走了好几本写红军故事的《红旗飘飘》。几十年过去了，我一次与十分崇敬的一位文坛前辈聊及自己一段不齿的历史，前辈哈哈大笑，“你这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一个追随我的文学小青年与我一道，把乐山城里的几个图书馆都扫荡遍了。我们扫除是保护，造反派扫除就是毁灭。那个小青年文革过后，考上名牌大学，还留学德国读博士，好多年前就是我们省里数一数二的划肚皮的专家了……”
我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偷窃”，还真有“保护文明”之功。B的行为，尽管主观愿望是为了学习，但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不过，那次他“讲述别人的故事”之后，再没有类似举动，也还成为了一名好学生，好同学。多年后他在某所大学，还成为名教授，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他带的研究生讲述那段孔乙己新编。
 
9.内部电影
 
西师校园西面有一座大会堂，木条钉的长排坐凳，大约30排，每排30座。大会堂多功能，融开会、演出、放电影于一体，是大学生们经常去的地方。我们开始学习《外国文学》，一项让中文系和外语系学生意想不到的福利从天而降。
有天中午，辅导员来学生宿舍告诉年级的学生干部，下午组织全体同学去大会堂观看“内部电影”。我们这代人在文革十年看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奇袭》、《上甘岭》等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的战争片，看到的外国影片，主要是“朝鲜的哭哭笑笑，罗马利亚的搂搂抱抱，越南的飞机大炮”，每次露天电影正片之前，还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简报”。我们要看的“内部电影”是英国的《冰海沉船》。英国可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啊，我们会不会受资本主义的毒害？以前不要说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是“犯罪，”就一不小心收音机调到外国电台，就吓得不得了，“里通外国”那是有牢狱之灾的。好在辅导员之前已经明确说了，“让大家看片，就是要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就像毛主席倡导读《水浒传》，不是让大家学习打家劫舍的草莽，而是要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
别的同学怎么看，我不知道，反正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批判”一词，自己完全被跌宕起伏的惊悚情节吸引。120多分钟里，感受到潇洒浪漫，更多时间被悲情笼罩。第一次见识了电影可以不赤裸裸宣传政治，电影可以不是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电影可以充分展现人性的光辉，资本主义国家的绅士，居然也不逊色我们的雷锋……走出会堂，我为内心的疑问感到恐惧，资本主义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时常提防“赤化”，我长期受“正统教育，”看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怎么就没有产生批判什么的念头，竟然还有那么多疑问，而这些疑问，无疑是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否定。这是不是被“毒化”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反思真是太简单幼稚。
随后，我们又在其他系同学羡慕的眼光中，骄傲地昂起头走进大会堂“批判”了英国影片《红菱艳》。这部影片讲述了爱舞如命的女主角佩吉在事业与爱情之间徘徊的经历。那是一部带有色彩的影片，尽管它只是彩色影片最初的尝试，与后来的彩色影片的色彩档次，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我惊叹舞蹈和音乐如此完美地结合，曼妙的舞姿，让观众如痴如醉。我看过芭蕾舞，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也曾经让我耳目一新，舞蹈还可以用脚尖来表现，仅此而已。娘子军们千篇一律的在比划“革命动作，”而佩吉的舞蹈是在自然地演绎人生。两者的表现力、感染力大相径庭。影片结局，当美丽的女主人公最终决定放弃舞台，而挽回即将失去的爱情，冲出剧院追赶丈夫，不幸被火车碾压而亡，大会堂内哭声一片。虽然过去了几十年，我至今记得这部影片中舞蹈团长问佩吉为什么要跳舞，佩吉的回答“就像你为什么活着。”女主人公是把生命的激情全部倾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有好长一段时间，同学们有意无意都在念叨或讨论这句台词。
我记得观看的最后一部“内部电影”是苏联的《乡村女教师》。这部电影时间跨图大，跨越一战二战和卫国战争，长达几十年。影片中的女主角瓦尔瓦拉从学校毕业后，毅然决然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偏僻的乡村任教，那里生活条件和自然条件异常艰苦，村民酗酒无度，流氓遍布。他们不了解教育，并且非常排斥教育。瓦尔瓦拉硬是凭借自己对教育的执着追求，孤军奋战在贫困、落后、愚昧、野蛮的黑暗中，牺牲了青春，牺牲了爱情，几乎是一己之力，艰苦卓绝地让文明之光，逐渐照彻若干若干阴暗的灵魂。影片有两个情节让我感动地泪雨滂沱。一是从战场受伤归来的丈夫撒手人寰。二是几十年后已经身为校长的瓦尔瓦拉获得列宁奖章，她的学生从祖国各地赶回来围绕在她的身旁，为她祝贺，而前来祝贺的学生中，许多人已经功成名就，科学家、医生，还有德高望重的教授……就是这部影片决定了我一生无悔的选择。大学毕业，我有机会到大城市的高校工作，而后，我也有无数次机会选择从政，可以选择脱离又苦又累压力巨大的中学。当得到电话通知，甚至一次次见到诱人的公函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瓦尔瓦拉这位外貌并不是特别美丽，而内心完美无瑕的形象。我能够一直坚守基础教育，应该说《乡村女教师》这部“修正主义国家”的影片正面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们两个系的同学在一个学期大约看了十几部“内部电影，”不久，这种特殊福利消失了，消失，并不是取缔，而是意识形态的许多重要禁锢逐渐土崩瓦解，所谓的“内部电影”全部公开放映，并且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影片也陆续登陆电影院。《追捕》、《望乡》、《啊，野麦岭》等等影片在中国暴热，高仓健成为大学生们的偶像，真由美成为大众情人……我们没了特殊福利的骄傲，但我心依然骄傲，因为取消内部“福利”，这是意识形态的解放，也是我们民族内心强大的肇始，有此兼容并包心态审视世界，反思自己，中华民族何愁不能重新走向伟大的复兴。
 
10.体育锻炼
 
在西师读书四年，收获许多奖状和奖品，奖状至今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奖品“硕果仅存”的是一本长35厘米，宽25厘米的影集。这本影集蓝色封面，内页都刷了胶水，并且有覆膜，影集内贴满当年我自己拍摄、自己冲胶卷、自己放大的黑白照片。扉页盖有鲜红印章，印章文字如下：“参加四川省大学生文艺调演／西师团委会／纪念”。吹拉弹唱，我是门外汉，哪里上的了省级大舞台，这本影集是我用参加体育比赛获得的奖品与同班的钟鸣同学交换的，钟鸣是西师文工团二胡首席。
我从小喜欢运动，到了大学，痴情不改。记得进校不久，我就得到体育系一位叫贾良娅的女老师的通知，入队集训，准备参加一月后在西师举办的有重庆高师、重庆矿院、西师、西农等高校共同举办的乒乓球比赛。比赛地点就在李园附近的一个废弃了的图书阅览厅。携主场之利，西师大胜，我获得男子单打冠军，数学系刘光获亚军，政治系的一位姓刘的同学获得第四名，女队也获得单打二、三名。
西师乒乓队是一个活泼的小团体，教练贾老师很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她说话不太多，也很客气，队员都喜欢她。她带我们到仅一墙之隔的51研究所打友谊赛，去之前我们个个心高气傲，一个小小的研究所能有多少高手，我们不过是军爱民民拥军活动罢了。研究所门口，卫兵端着上了雪亮刺刀的步枪，令人望而生畏。一位穿四个兜的干部军服的人走出大门，把我们带进这个神秘的军营。之前，我多次从研究所门口经过，不明白研究所研究什么，竟然有荷枪实弹卫兵把守。曾经问过当地人，也没有谁能够说出答案。军营绿化很好，绿树成荫，我们到了一个俱乐部，灯光很棒，安有四张球台，几名身着印有“成都军区”字样的红色乒乓服的小伙子姑娘乒乒乓乓练得正带劲。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他们即便不穿成都军区代表队服装，一看练球架势，我就知道凶多吉少。果然男队女队，0比5,0比3，我们溃不成军。那时打的是老式赛制，我上了两次，至今记得对手名字，一个叫汪高潮，一个叫邓毅，他们都是成都军区代表队解散以后，整体转到这个研究所的。
贾老师还带我们打过两届重庆市大学生乒乓运动会，虽然西师乒乓队日后做过调整充实，男队进了云南省队的蒲金昌、达县地区的张凯，但他们是体育系学生，不能够与我们一起比赛。还有一个80届外语系的帅小伙子唐哲，横握弧圈选手，比我打得好，虽然我一直是队长。女队也进来一名重庆市体校的姓赵的姑娘，但两届比赛我们都被重庆大学代表队挡在半决赛之外。重庆大学每年招收乒乓球体尖生，实力在重庆市20几所大学之上，每届8进4都遇到这只拦路虎，我们的运气也太差了。贾老师从不责怪队员，总是乐乐呵呵鼓励和开导我们，“输了就输了，不要再去多想，我们多想快乐的事，我们以后再好好练……”
我至今保留了几张当年的照片，一张是我身着西师短袖运动服正在全神贯注正手抽球，一张是贾老师指导我们训练，还有几张是乒乓队全家福。
我参加西师游泳队纯属偶然，我远房的一位表哥是游泳队仰泳选手，我去看他训练，他把我介绍给教练罗老师。罗老师黑黝黝的皮肤，周身肌肉疙瘩。他让我下水试一下水感，我扑腾了两个50米，由于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动作僵硬，速度并不快。罗老师看中了我浑身使不完的劲儿，邀请我参加游泳队。与参加乒乓队一样，每参加一次下午一小时的训练，学校伙食补助3毛钱。别小看3毛钱，可买一份荤菜了，每天都能打牙祭，那是许多同学梦寐以求的。何况又还要发一套运动服，还有一件上岸披的大衣，而就在那个时候，我还穿的是有补丁的衣服。冬天的周日，四川省游泳队休息，西师游泳队就可以在遐迩闻名的风景区北温泉训练，不出一分钱，锻炼了身体，还可以观赏美景，的确非常有诱惑力。
正如罗老师所断言，我训练不到两个月，纠正了动作，仰泳改蛙式蹬腿为直腿打水，划水拉长距离，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当年参加校运会，我100米，200米都夺得亚军。次年的校运会，我还拿过冠军。迟我两届入学的教育系的师弟徐建奇从小训练游泳，动作比我规范，划水效果更好，他加盟，我又退居亚军了。校运会比赛奖品是塑料桶、浴巾、饭盒。每年的奖品大多送了同学，也用一个蓝色塑料桶加一张浴巾给钟鸣换了那本影集。
1981年夏天，重庆市大学生游泳运动会在沙坪坝的重庆师范学院举行。罗老师作了鼓动人心的战前动员，“西师游泳队多年的老二，这回兵强马壮，我们要咸鱼翻身，打败重庆大学，大家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我们人人憋足了劲，尤其是我，两次乒乓比赛都被重庆大学斩落马下，我的“复仇”色彩更为浓厚。赛前热身，我还专门与徐建奇坐在池边拍了一张信心满满的给力照。我们队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都很强。各项接力实力均匀，拿双倍得分更是提振士气。我参加了三项，仰泳100米、200米，我都得了亚军，4×200混合泳接力，得了冠军。我参加的两个单项，肥水不流外人田，冠军皆被师弟徐建奇斩获。团体总成绩西师队以96分力压仅得60分的第二名队重庆大学代表队。我们在泳池边欢呼雀跃，合影留念，我们不仅收获了许多实用的奖品，我们还收获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胜利。回校园的当天，我就写了一篇征战纪实，投给西师校刊。一周后，校刊出来，我们游泳队的队友再度扬眉吐气，还聚会一次，喝了不少山城啤酒，体格健壮的罗老师还为此酩酊大醉。
我参加学校田径比赛，那就不是偶然了，因为少年时，我多次在县的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夺魁。我第一次参加西师的比赛是负重7公斤跑5000米，全校每个系要出几十人。赛前专门有称重量的老师。参赛的学生有的背砖头，有的背铁疙瘩，有的背沙袋，我是在被子里面用塑料薄膜包了几块砖头，重量超过要求标准。参赛选手太多，田径场跑不下，线路是绕西师校园通道，最后400米在田径场。出发时大家意气风发，跑出800米，就有不少同学掉队，跑到2000米，长跑线路上就形成了众多方队。我一直咬牙坚持在第一方队，4000米时，腿已经发胀，沉重的包袱，压得我呼吸不匀。我一直暗暗鼓励自己，“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别人也在过极限关，谁都不好受……”终于看到前方的田径场了，我振奋精神，一下超越了好几名已经气喘吁吁的同学，最终，我取得第七名。中文系组织了同学来搀扶，又架着我慢跑了100多米，才停下来。那天化学系一名姓马的来自凉山的同学，跑完就停下来，没有慢跑或者慢走，他靠着运动场边的篮球架，几分钟后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医生对于猝死，束手无策。这位同学喜欢乒乓球，经常到我们训练场地观看，趁我们休息时，也上台挥几拍。他是典型的彝族帅哥，鼻梁挺直，眼眶深陷，浓眉大眼，个儿高高的，听说他的父亲是中央民委的干部。为马同学的不幸，我还难过了好一阵子。
学校的田径场最打挤的时段是早晨和下午。我每天早晨雷打不动5000米。冬天天亮的迟，山城冬日多浓雾，这时看台高墙上方的几个探照灯，巨大的光束就会投射在操场。我会在沙沙沙的跑步声中超过一个又一个长跑爱好者，每超过一人，心里都生出一分成就感，男人总以超越他人为骄傲。
学校每年的田径运动会最为热闹，各系美女云集自己系的迎风招展的大旗下呐喊，卖力地为自己系的运动员助威加油，红粉娇艳，如朵朵出水芙蓉，那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不上场的男同学们，紧张枯燥学习之余，来观赏这道美丽风景，也很惬意。我一直跑400米和800米这两个中跑项目，这两个项目既要有冲刺速度，又要有耐力。每年基本都是我和化学系的朱某争夺冠亚军。我也参加4×100米接力，前两年队友都是我们班的同学，陈保亚、钟鸣、郝朴宁，后两年换了一名80级的高个兄弟。他们都专攻短跑，100米成绩在11秒3以内，只有我是中跑兼项，100米成绩在11秒6左右。前三届比赛，我们都败给物理系。1981年秋天，我们参加学校的最后一届比赛，兄弟们十分重视，都想创造纪录，收一次完美豹尾。赛前4兄弟专门合影纪念，有力地击掌高呼“夺冠！”那一次我们已经具备了夺冠实力。第一棒钟鸣先声夺人。第二棒小兄弟继续保持优势。我跑第三棒，起跑如有神助，脚踏风火轮一般飞了起来。陈保亚最后一棒，风驰电掣，第一个终点撞线。我们4人拥抱欢呼，喜极而泣。岂料天有不测风云，高音喇叭公告成绩，第一名仍是物理系，原来是我过于兴奋，启动早了一点，又跑快了一点，导致接棒时冲出了接力区。煮熟的鸭子飞了，我很沮丧，是我犯规，影响了大家。兄弟就是兄弟，他们没有一人责怪，都安慰我。几十年过去了，每每翻看那张4兄弟照片，我都倍感温暖。
我在大学还喜欢举重，其实我在中学时就举石担，知青时，我居住的茅屋门前也放了一副石担，还有一只石锁，早晚都要抓举挺举几十次。西师的杠铃房在田径场边，下午由专人保管，凭学生证可以借用。杠铃房门外是一方沙坑，以便杠铃不至于砸坏运动场。杠杆和杠铃片不再是木棒和圆滚滚的石头，都是光光生生，没有一点毛刺的铁家伙，重量标标准准。生物系有位非常敦实的男老师与陈镜开同时代的运动员，他不太会讲，但会做标准动作示范。我不仅会挺身式，也会了下蹲式挺举。抓举也学会瞬间爆发力时如何用腰部力量支撑。我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举重最能展现男人的阳刚之气和威武之风，以致50岁前，我有空都会去摸摸那些亲切的宝贝铁疙瘩，并且50岁前，我还能够抓举60公斤。
体育运动会不会影响学习？我的答案：只会促进学习。因为拥有了强壮身体，学习效率会倍增。我的游泳队友徐建奇后来担任了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院长，4×100米的队友，陈保亚成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还担任过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钟鸣成为与顾城齐名的著名诗人，著名随笔作家和著名收藏家，前几年广州的《南方周末》还开设专版对他进行了介绍。郝朴宁担任了云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写出不少优秀文学剧本，屡屡火爆荧屏。熊郁爱打排球，后来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制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去年岁末，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连续播放的数十集的《花木兰》，就是他的力作。比起他们，乃至更多优秀同学，我仅仅在基础教育方面做了一些事而已，虽没有轰动效应，但也得到相当层面认可。我想我和同学们能够为社会做贡献，除了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当年在西师积极开展体育锻炼也有直接的关系。几年前教育部倡导师生积极开展体育锻炼，有一句口号，“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六十年”，我看口号会心地笑了，30余年前，我们在母校西师，早就如此这般了地具有“超前意识”了。
 
后记：回家
 
西南大学有座仿欧式建筑的“行署楼，”它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琉璃瓦，也没有欧洲建筑的圆顶尖塔。外部钢筋水泥，内部二楼以上皆为红色油漆木质地板。1951年-1952年，中共川东行署主任阎红彦（1955年授上将）等干部们就在这座大楼办公。川东行署，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称谓。解放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撤销四川省，划分为川东、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川南（行署主任李大章）四个省级行署区。1952年行署区撤销，这栋大楼成为大学党政领导和处室领导的办公大楼。在这座大楼住持工作时间最长的莫过于“张八级。”张八级，即党委书记兼院长张永青，这位1935年入党，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老革命，从1954年到1983年（文革10年除外），一直是这座大楼的灵魂人物。我们读书的4年，张老在位，但同学们忙于学习，他也很少露面，所以读书四年，我竟然没有与这位威望颇高的院长见到过面。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还缺少文物保护意识，并没有在大楼显眼的位置挂上“行署楼”牌子。那时晚自习前，我间或在这座大楼外散步。大楼前后门一般都是敞开的，可以随意进出，但不是要办特别的事，同学们不会上楼闲逛。夏天，大楼墙壁上爬满了如蜘蛛网状爬山虎，满墙翠绿的叶子，给人送来一份清凉。大门外，花坛内对称的两棵黄角兰树每到初夏，开出许多馨香的花朵，沁人心脾。大楼正前方，景观气派漂亮。几十级宽阔的阶梯两旁，密密匝匝、整整齐齐的塔松似利剑向天，威武雄壮。阶梯两旁宽阔的花园内，巨伞似的雪松，傲然居中，四周栀子花等低矮植物密密簇拥。站在大楼前门，居高临下，一览众山小，大有君临天下的感觉。我们那时对这座大楼充满敬畏，即便在她周围流连，也仅仅是拍照、散步、遐想……
大学四年，唯一一次登上该楼，是毕业之际，到教务处办理毕业手续。记得那时木质楼板上的脚步声与心脏咚咚咚的跳动声相互应和，记得那时办完各类手续，脚踏在下底楼的最后一块红色木质地板时，依依惜别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公元2013年6月14日，我终于又踏上行署楼红色木板阶梯。大学毕业31年，我10几次回母校招聘学弟学妹，但一直没有登上这栋年轻时非常仰慕的高楼。
五楼会议厅门前，黄书记、张校长满脸笑容，迎接校友“回家”。回家，多么温馨的词，从母校书记、校长口中说出，更是让离校多年的游子倍感亲切。会议厅铺设了猩红地毯，墙上红色木格窗棂，宽幅红色幕布，围成一圈的会议桌上，每一个会议代表坐席前，都安放了话筒。会议厅以红色为基调，寓意母校107年历史，沧海桑田，如今蒸蒸日上，红红火火。来自10几个省市的不同行业的校友代表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在总共20几名代表中，我们西师中文系77级竟然有三位代表，我、邓卓明（重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陈犀禾（上海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院长）。陈大哥是大班同学，那时入学，以年龄为限，26岁以下的编在1班和2班，26岁以上的，全部编在3班，时称1班2班为小班，3班为大班。邓卓明与我同班，我们这些年见面较多。陈犀禾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深造，归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作。31年后再次在“家”相逢，分外亲切。其他代表因不同系，或者不同年级，或者是当年西农的，我不认识，但一同坐在“家”里，就是和和睦睦的一家人。西师、西农原本也是“夫妻学校”（张永青书记的夫人就是西南农学院的书记），几十年后合二为一，成为西南大学，我们就更是一家人了。
主持人宣布会议正式开始，热热闹闹的会议厅，立即安静下来。张校长原任重庆大学副校长，高高的个头，魁梧的身材，这位博导的致辞颇有阳刚之气，激情澎湃，荡气回肠。
黄书记西师77级政教系毕业，也是博士生导师。她烫一头卷发，戴一副眼镜，穿一件红花衣裳，文雅新潮，落落大方。黄书记详细介绍《西南大学章程》的由来以及撰写和修改，持重严谨，足以体现母校当家人风范。
受母校盛情邀请回家，共商母校发展大计，校友代表们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身边的刘女士，是国务院某局局长。她热情洋溢之后，我接着发言。之前，我反复阅读几十页的《章程》，内容烂熟于心。我非常赞赏第12修改稿总体思路以及各项表述，同时提出增设教授参加校长办公会、修建校史馆、高度重视国学院建设等建议。我认为应该向中山大学学习，教授不仅治学，教授还应该参与治校。第四十七条校长办公会参与人员全是党政干部，可否邀请个别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教授列席，听听他们对学校发展战略的建议。一位博物馆长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教授搞治学就行了，如要参政，可参加二级学院的办公会。他的反对,代表了部分与会校友意见，反对理由，大家心知肚明，可意会不言传。其实4月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市某高校因不满校方拿出的收入分配方案，集体到校门口，齐唱国际歌，网上登出后，市政府、市教委、该学校都很难堪。如果该校校长办公会邀请教授代表列席，大家进行有效沟通，完全可以避免剑拔弩张，完全可以和风细雨解决矛盾。
我不习惯迎合别人意见，当年曹慕樊等老师教导我们学术独立思维，我们就养成了对任何事，绝不人云亦云。我觉得坐在“家”里，就应该打开窗子说亮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不同意见，也丝毫没有影响会议气氛的和睦和谐。不过，我内心隐隐有所感慨，尽管改革开放数十年，中国要进一步推进民主化进程，还任重道远。当然，也许我的建议也不一定正确，也许我的建议目前还不大适合中国国情。
会议持续近4个小时，校友们热情高涨，许多发言很有见地。有5位尚未口头发言，遗憾地只能递交书面发言。
收拾好会议材料，代表们在校友会毛苹会长带领下，前往行署楼大门前合影。拍会议代表“全家福”时，书记、校长与众多校友高高兴兴一同念着“茄子”，笑容满面，心花灿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