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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雷声我敲碎鸡蛋

趁着雷声我敲碎鸡蛋
 
作者:梁小斌                       
 
也就是在十多天以前的更长一段时间内,我的眼睛猛然看不见了,我以前写诗虽然人生体会很多,但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光明和黑暗是有着一个重大区别的。当我的眼睛进入一种几乎失明的状态的时候,全国各地我的朋友,比如简宁、刘不伟、叶匡政等纷纷伸出了援手。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虽然看不见了,但是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是我很近的朋友和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朋友簇拥和关爱之下,我真正体会到光明与黑暗的区别。
瓦当得知我眼睛坏了的消息后,甚至在设计《地洞笔记》的封面时特意把书名和我的名字用了盲文。他说我是属于卡夫卡那种“活着但无法应付生活”的人。他的意思就是不论是人还是诗人,他都要学会怎么样生活,几乎要从零开始。一讲到这一点,像我这样一个思想纯粹的人,就感到瞬间的兴奋。
我记得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个高材生叫简宁,既然是一个科大的高材生,他的智商水平我们就不再格外说了。他有一次向我仔细地描述了怎样吃鸡蛋的细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使我对吃鸡蛋的经历反复地思考。简宁就是复述了吃鸡蛋的四道程序:把完整的生鸡蛋扔到玻璃杯里,然后用筷子捣碎鸡蛋壳,用开水冲出鸡蛋花,第四步再用手把鸡蛋壳一个个地拣出来。我们不能断定,也不能由此去说这是一个非常笨的办法。我从科大学生简宁敲鸡蛋的一整套程序的复述中,体会到我们每个在世界上的人都有一段自己复述的经历,而且每个人的确是这样慢慢地学会敲碎鸡蛋,怎样把这碗鸡蛋花喝到肚里面去的。当时我看到科大少年班的这个学生这样复述敲碎鸡蛋的过程,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回忆自己的整个程序了。
真是无独有偶,我也在想我们都忘掉了我们是怎么把一个鸡蛋吃到肚子里去的。当年深更半夜我们勉强有了一个夜宵,这个夜宵的名字就叫鸡蛋,吃鸡蛋的时候怎样把鸡蛋能吃到肚子里,在我的脑海里还真经历了一番斗争、一番经历。因为敲碎鸡蛋的声音很响,我们的家长都在睡觉,就没有办法把这顿夜宵、这个鸡蛋吃到肚子里去。我记得当时最真实的场景是把鸡蛋放在枕头里,然后拼命地把它压碎,以至不弄出响声。我们吃鸡蛋的最笨拙的办法不会引起我长久长久的回忆,也不会激起我想写什么日记的愿望,但是命运启发我们、感召我们的时候终于来了:有一天午夜雷声大作,于是我飞快地在我的笔记里写道,“趁着雷声我敲碎鸡蛋”。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是隐藏在大众的、不引起别人注意的行为里,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在遵循着这样的道路而前进。
我是个喜欢咬文嚼字,喜欢对自己干过的事情有所思考的人,因此我稍微跟大家的区别,是我把我所经历的、所干的这些事,记录下来。我喜欢念我写过的东西。当年我下放当知青的时候,也有偷鸡摸狗,把老百姓的鸡偷来以后放在床底下,床底下有煤油炉,炖熟了吃。我当知青的时候干过的坏事并不引起我深深的回忆,人并不回忆他干过什么坏事,而是在回忆他干的坏事是如何败露的。后来我就在我的随笔里面写道,我说已经是午夜时分,我扼住准备报晓的雄鸡的咽喉。当我写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我这句话跟当时流行的“让雄鸡高唱”的语言,无形中达到了一种尖锐、对抗的地步。农村的老百姓半夜里也不睡觉,来到我睡的小屋子里面,伸头看一看我们有没有睡着,但是我们都睡着了。更为控制不了的事件发生了,猛然刮起一阵大风,吓得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想挡住风,想挡住鸡的香味。——所以我感到非常欣慰,在朋友们的笑声中间,我体会到我的回忆、我当时的那种感受,已经凸显出来,已经成功了。我从沉睡的关口一跃而起,站在门口,想挡住风,想挡住鸡的香味;但是奇迹发生了,于是这些事件就写到我的日记里面。这个鸡的香味在大步疾走,犹如戴着红冠的少年在天亮之前把它被杀害的消息通知千家万户。诗歌的语言想给人一种表面上非常奔放、刚劲的印象,但是在这些表面刚劲的印象后面,暗藏着一个诗歌作者当年对这些现象的深深的思索:这就是人想跟当时的那么一种天际一色、月光朗照的气氛融为一体,装着睡熟,但是鸡的香味——一阵大风仍然把我们暗藏着的思想、暗藏着的人揪了出来,人跟他周围环境高度的对立,或者是一种高度的和谐。这就是二十多年以前一个年轻人在乡村所经常想的一些事情。我希望这些事情的回想,在现在听起来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那个鸡的香味仍然在大步疾走。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写作,我认为依然是“我手写我口”,我们要重温这个精神。评论家——也是依据白话诗曾有假大空倾向这一事实——认为“我手写手口”导致诗歌毫无诗意,我也曾经这么以为。但是,我要说的意思是,言说的实质是人处在他非说不可的场所。譬如一个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听起来像一首合情合理、娓娓动人的诗篇,也颇有抒情意味。我们恰恰忘了,辩护的合理性抒发是证词,根本不是抒情,不是单纯的阐析。被告在说话——当时我知道必须把抒情的基本立意落实于一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大白话上。很可惜目前我们的诗人已淡化了言说的思想立场,却强化了它的抒情意味和所谓的抒情解构。
粗略地综观我所写过的一些文字,它们也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弱点,有的时候甚至向一种所谓的思想性在靠拢。当文章中直截了当的思想性呈现出来的时候,有时我认为它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实际上反映了生动性的弱化。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小河到有水的地方喝水去了》。怎样写小河干枯了呢?我们不用“干枯”这两个字,这里明明没有水,怎么写出一条小河呢?难道我的语言,说这是一条干枯的小河就叫写出小河了吗?要保持语言的纯洁性,我们只能说“小河到有水的地方喝水去了”。我们马上想到“一条小河只有融入大海它才能永不干枯”,如果我们写下这样的意思,这是绝对绝对正确的,可当我们写到这个意思是正确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停止了。实际上我通过语言讲出了一句不正确的话。一条小河只有融入大海它才不会干枯,听起来是正确的,但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是一句失败的语言。小河融入大海它才不会干枯,难道我们不用“融入”这个词就没法表达我现在的所思所想吗?在这个意义上才能逼迫出一种新的语言的诞生。这个语言是指什么呢?不仅是说小河到有水的地方喝水去了,这就是语言的创造;创新是指什么呢?故乡的小河在大海上流淌,请问你是谁的小河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