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白薇
 
                              杨西北
 
我粗通文字时，喜欢胡乱翻看家中的书籍、杂志，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前有一个女朋友，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叫白薇，听说住在北京。
父亲1957年1月辞世以前，一直在广东省作协工作，是我心中一尊偶像。母亲说父亲曾有过一个女友，还说文章写得很漂亮，我看着影集中父亲瘦削衰老的脸庞，很想问问他这是真的吗？父亲只是默默地看着我，那双充满诗人幻想的眼睛很平静很平静。
有一天，我在箱子里翻到一本纸张已微呈黄色的书，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和白薇编的。扉页是一张照片，照片里，父亲年轻潇洒，白薇一幅娴静的姑娘模样，两人都带着一副现在早已绝迹的老式近视镜，两人神态都很安详。
后来我上了中学，在盛大的节日里，总在报纸中一长串的人名里看到了“白薇”两个字。我并不觉得惊奇，仿佛她依然生活在人们中间，是很自然的。我没有想过，她曾如何搏斗在那漫长的阴暗年代。她的名字，悄悄印在我心里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随着乱哄哄的人流涌向北京。我怀着一种童稚的愿望寻找她，善良的人们疑惑地打量我，摇摇头，派出所的人则唬起眼问，找她干什么？你是她什么人？我转身走开了。
是呵，我是她什么人？我怅怅地走在宽阔的长安街。
父亲是“皖南事变”后到海外的，曾在雅加达主编过一家叫《生活报》的华侨报纸，他撰写的大量文章中，有不少就用“素”这个名，这时白薇原名中的一个字。当时白薇正在大洋彼岸祖国的某个角落里，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谁知道？
1952年，我们举家回国，父亲曾数次到北京，然而，一直到父亲告别人间，他们都没有见过面。我还是个情窦未开的毛孩子，没有探寻过是什么原因使父亲和白薇相互回避，但是我曾听一些叔叔们谈起他们的事，父亲的形象在我脑中蓦地升华了，同白薇见面的念头变得强烈起来。
离开北京时，我用手指头抓住列车的窗沿，竟然涌起一阵负疚的感情。
若干年以后，我长大了，知道父亲和白薇都是左联的成员，父亲还同一些左联的诗人发起组织了中国诗歌会，白薇是当年蜚声文坛的女作家。这时，她的名字又在报纸中一长串的人名里出现了，我也获得机会编撰父亲的年谱，免不了要提到她，心里总想，她身体还好吧。
1983年夏天，我到北京，一位叔叔告知她的地址，我决定去寻找她。暑热的日子，周身的血整天奔涌得厉害。
一天，太阳刚偏西，我走向和平里的一座公寓，楼前一排高大的杨树，叶子哗哗掀动，在阳光里绿晃晃地闪着。我走进楼房，登着楼阶时，心里跳得很。一个自己少年时代就知道的人，一个和自己的亲人感情笃深的人，一个抹着传奇色彩的人，就住在这座楼里，马上要见到她了，自己真像传奇小说中的又一个人物。走到三楼，我又一阵局促，事先没有联系，冒昧登门，好吗？可是脚步不由自主地迈动，眼睛留神地巡看房号。那间房间出现了。
房门打开着，一位老太太埋在矮矮的藤椅里，一只手软软垂落，地上有一本杂志，藤椅几乎将门道塞住了。我一下就断定，她就是白薇。虽然同我看过的她年青时的照片相比，已判若两人，但是，那安详的、思索什么问题的模样却太像太像了。
她耳有点背，我提高声音问了两三次，她才欠起身体，我立刻发现她行动不便，请她不要动，自己侧着身体走进房，她指指房中的凳子，说：“请坐。”
我的神情松弛了，紧张感已经消失。我将凳子搬到门道坐下，离她至多一米远。我们开始了交谈。
“你是哪里来的？”
“福建。”
“福建什么地方？福州吗？”
“不，漳州。”
她点点头，又问：“有什么事吗？”
“看看您。”
“哦，谢谢。”
她是不相信我只是来看看她的，谈了一阵子，于是又问我有什么事，我又重复说了一遍只是来看望她，她感慨地露出笑容，双手合掌作揖状，连声道谢。她已在文坛寂寞了多少年，平日除了朋友和采访者，绝少有人打扰，她似乎被世人遗忘了。可是，有心人会记住她的，现代文学史上，清晰地留下了《打出幽灵塔》的印痕。
我们随和地谈着。
她叙家常地说，她从前的爱人是漳州人，又马上补充，她就这个爱人。
尽管我已知道她再没有成家，除了保姆外，就茕然一人，心里还是一震。
她已八十九岁，脸上生出许多褐色的老人斑，可是遮掩不住那白净的皮肤。她的嘴唇依然浮着健康的血色。她的眼睛没有熠熠闪光，依然有许多热情在涌着。她的手指纤长纤长，在抚摸干净的衣襟。去年她摔了一跤，从此就不能行走了。可是，她的心还在跳动。
她娓娓叙说，父亲有一幅好嗓子，唱歌很动人，喜欢喝酒，对朋友非常好。间歇时，我不再犹豫了。我决断地说出自己是什么人。只见她双手下意识地缩拢，在藤椅的扶手上猛然一拍，失声叫：“哎呀，你是杨骚的儿子呀！”便顿时语塞。
我歉疚地笑笑，没有做其他的解释。
她端详着我，问了许多我们一家的情况，谈到父亲时，只是简洁的一句两句，就收住了，几乎不谈自己。偶尔也静默片刻，这种时候，她的手自然垂落在藤椅的扶手外，也许，她在追忆着往事。
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想，该让她休息了。我克制着自己，与她告别。我表示，改日再来吧。她点点头，但是没有办法站起来。
我沿着大街走着，正值下班的时候，大街非常热闹，公共汽车塞着满满的人，一辆咬着一辆，自行车像泛滥的河水。 我只觉得像在旷野里行走，眼前一片广漠，视线可以落得很远很远。刚才和白薇的见面，我听到了五十多年前的故事，她的充满感情的话语，如今仍萦绕在我的耳畔。
几天后，我又跨入和平里的这座公寓大楼，轻快地踩着楼梯，还小声哼着歌。走到三楼，来到白薇的房门前，我愕然了。房门紧闭，上面悬着一把铜锁。我挨了无形的一击，胸口像被堵着似的。敲敲邻居的门，想打听一下她的下落，都没人在，四周静悄悄。我拖着沉重的步子，一级一级往下走。
我脑中曾闪过不祥的念头，但它稍现即逝。不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的，饱经生活磨难的白薇，已显示出她多么坚韧的生命力。
但是，她房门上的铜锁，却像一个抹不掉的问号顽强地缠住我。这么说，她避开我了？在友人家，在宾馆中，在茫茫的北京城里，她隐没了。那几天，当我乘车时，吃饭时，睡觉前，她房门的铜锁，总在我眼前出现。
我已长大成人，我没有再去寻问白薇离家的原因。
我回到了南方，每次在书中看到“白薇”两个字，就清晰地浮现起她埋坐在藤椅中的身影。我时常在更深人静时分，遥望北方的夜空，默默祈愿白薇能安然无恙地度过自己的余年。
 
                          载1987年第一期《随笔》（广州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