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生长

作者：张鹏
  
壹
 
木柴在土灶里烧得劈啪作响，锅里在蒸鱼，母亲轻轻揭开锅盖，蒸汽像一朵白云从锅里升腾开来，厨房里立刻云雾缭绕，四处逼仄着浓郁的紫苏和鱼的清香。我倚着门，望着院子里的阿伯，他正撅着屁股要把一根木头搬到木架马上，路上有人问他，你拿到钱了吗？他正在使劲，憋红了脸说，哪里还有钱拿。正说着，一下就把木头甩上了木架马，声响吓飞了旁边几只捡食的母鸡。他叉腰歇了口气，边去找锯子边和问话的人结结巴巴地抱怨着。
母亲用湿抹布托起热腾腾的海碗说道：“你阿伯他把那件事情整得全村人都知道了”顿了顿，她抿着嘴，迈着小步尽量让碗里的热汤保持平稳，小心翼翼地把海碗放到桌上才又开口说道：“钱拿不到还要得罪人，真的是！”

我没有说话，看着一下又一下拉着锯子的阿伯，他光着上身，肥胖的肚皮上汗水粘着飞溅出的木屑，天边渲染开的一片晚霞照在他的平头方脸上，他渐渐褪去焦躁，只专心拉着手中的锯子。我总觉得这个情景似乎见过无数遍，或许是我幼时就烙下的对他的记忆。

彼时他的淳朴后来变了很多。

父亲收工了，他的摩托车把蜷着身子睡觉的老黄狗惊得一跳，黄狗别着耳朵使劲摇尾巴又害怕车子的轰鸣不敢上前。我赶忙接过父亲递过的那个布满黄垢的塑料茶壶和饭盒，他脱了衣服，湿哒哒的，往墙角一扔，就在地上坐下了。
“你都不知道，你哥把明财婶给告上法庭了。”母亲放下手中的活，在围裙上擦了擦湿手，压着声音和父亲说道。
“嗯？”父亲刚要放松下的身躯一下子又挺直了，只是沉默着。
我打开父亲的饭盒，一阵酸臭味扑鼻而来。我在水龙头下清洗干净食物残余后，急忙转身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没接，挥挥手也没有多说什么，点了一支烟，又到院子里去了。
“你起诉阿兰婶了？”
院子里两个男人赤着上身，最后一缕阳光倾洒在他们汗涔涔的肌肤上，折射出柔和的光亮。我依旧到门边上倚着，母亲竖着耳朵手里拿着碗，胡乱一遍又一遍重复擦拭着。
“是……是下个星期…开…开庭的，前几天就…就…起诉了。”阿伯他声音很大，他从小就是结巴，越是激动说话声音越大，越说不出话来。
“明财都死了，欠了好几千万，起诉也拿不到钱啊。”
“多少……她多少还会有一点的。”阿伯讲话很吃力，仿佛嘴里含着石子，小时候我和邻居家孩子都学他用这样结结巴巴的口吻说话。
奶奶在洗衣台边放下了正在揉搓的衣服，远远地说道：“每次都是这样，那摆明了要不到钱的，起诉有什么用？你看看你，丢了十几万还不够，你还要撕破脸得罪人，一定要和人家打官司才乐意？”
“你不……不去起诉，就…就…就真的一……一毛钱也别想要。”一句话说完，阿伯他憋红了脸。
“说你们两兄弟败家还不信，明财是什么人你们还不知道？当初那钱怎么就敢借出去？现在大声又有什么用？”奶奶为了这事不知愁白了几根头发，她说得激动，咳了几声，“他也不只欠我们一家啊，你有什么能耐出这个头？你还有多少钱去出这个头？那是些什么人也是你敢得罪的？”
家里压抑了好几天，这时候总算爆发出了一些，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阿伯松开了握着的锯柄，迎着吹来的微风和不断撞击而来的责骂声静静立着。未断的木头躺在木架马上，锯子卡在当中来回晃动，阿伯只是望着天空，父亲也站着不说话。院子里的桐油树在风的吹动下哗哗作响，树上挂着绿得要滴下水来的桐油果也在摇曳，晚霞渐渐褪去，天空淡得仿佛鸭蛋壳一般颜色，等待着黑夜的侵蚀。
“饭好了，快吃饭吧！”

母亲放下在手中擦了又擦的碗，很适时宜地为这场纷争叫了暂停。
 
贰
  
青砖上盛着青瓦，青瓦上盛着青苔，青苔上放着青天，青天下放着青涩童年。

我对我的童年，对我阿伯的记忆归溯于那弥漫着绿意的老屋。老屋四周围着田，田的四周又围着山，一条小溪能够让整座山包灌满水，水上又长出稻子，稻子间有鱼有虾，而我的童年便是在老屋四周的田埂上奔跑过来的。

老屋里住着五六户人家，从小我就觉得邻居们都不太喜欢阿伯，我觉得连我母亲也一样不喜欢他，小时候我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明不明白时间就这样过来了，只是天空没有儿时的那样湛蓝，水也浑浊了很多。在我童年存储量不大的记忆里，我对阿伯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屋门前放着的那个大石臼，无论春夏秋冬我都喜欢坐在石臼里，把整个身子都躬在里面，用身体去贴紧冰凉的石壁。要是阿伯见了，他就会用那结结巴巴的口吻教训我，说那样坐，长大了会驼背。我要是不起来，他便一只手扣住我的手腕，另一只手扣住我的脚踝，我动弹不了了，就把我从石臼里一把提到半空，用他满脸的胡子来扎我，我越挣扎他就扎得越激烈，非得让我求饶不可。
要是在夏天傍晚，等我们一群小孩排着队在水缸边上洗完澡，穿着短裤到处跑的时候，阿伯他会偷偷地躲在我身后，瞅准时机一把脱掉我的小裤子，然后就捧着肚子哈哈大笑。他的这些行为直接激起了以后绝大多数夏季中午我要对他实施的“报复”行为。

老屋大客厅里摆着三张竹床，夏天中午整个客厅都会在震动，那是几个大男人震耳欲聋的呼噜声，那时我们小孩要是哪个胆敢惊醒了他们，屁股上铁定是要多一个巴掌印的。
阿伯他没睡竹床，他总睡在地上，因为他要负责屋子四周田地的保墒工作，他要按时去田里放水、收水。于是阿伯他一个中午往往要起来好几次，客厅里的老竹床又吱吱咯咯地响，他就铺一个麻袋睡在地上。阿伯他不会使唤耕牛，春天的时候他家的田是我父亲去帮他耕的，于是他就负责给我家的田放水，一大家子的田又都是连在一块的，日子久了大家就都托阿伯一起放，谁也没多说一句谢，那似乎就上升为阿伯的义务了。

我们一群孩子在这样夏季的中午里有很多乐趣，而最大的乐趣和最富有冒险精神的就是我那“捋虎须”的行为了。
童年的字典里没有“睡午觉”这一个词语，我们等客厅里鼾声四起时，一群孩子便会去大水缸里泅水憋气，会拿着弹弓到竹林里打鸟，会捡最细的草芽去掏“土蜂洞”，我们一群孩子在树上可以玩打架，在楼顶杂物间里可以捉迷藏。等我们玩了一圈，腻了，便蹑手蹑脚地回到客厅，这时候一群孩子便会看向我，因为只有我敢去做接下来的惊心动魄的事情。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像一只觅食的老猫一样，一步又一步靠近阿伯，然后回首看看身后一双双肯定的目光，继续向前，躬腰，蹲下，一条腿在身前，另一条腿伸在身后随时准备着要逃跑，然后我会一鼓作气揪住他小腿上毛发最密集的地方，顺势一扯，立马转身便跑。这时我们所有孩子都抿着嘴咯咯地憋着笑，转过弄堂，一路奔到屋后才敢捧着肚子笑得前俯后仰。

那时的我经常会变着法子去“捋虎须”，然后享受着一群孩子敬佩的目光——能够博得比我大的孩子们的赞扬，自豪感瞬间便能填满我的小心脏。
这样的事发生以后，客厅里并没有尖叫和责骂，我知道阿伯他醒了，客厅里鼾声依旧不减。为了承认错误，我会笑着回到客厅，看着他；阿伯他也看看我，摇着头笑一笑。然后他起身扛起倚在柱子上的锄头，于是我就抛弃了我的小伙伴们，跟着在他的身后，我知道他又要到田里去了。
黄泥在太阳的焦灼下发出腥味，知了贴在稻穗上撒欢一般的叫，蜻蜓也不怕太阳，伏着稻穗转动着骨碌碌的大眼球。我喜欢踩在被太阳晒出白沫的温热的水里，喜欢把藏在稻从里捕食蝌蚪的水鸟惊得四窜，喜欢把黏在稻杆上鲜红的福寿螺的卵捏得噼啪响，童年盛夏里的太阳似乎并不那么毒，总之小时候我不带草帽光着上身在田里跑一整天也不成问题，根本察觉不到头上烈日的灼烤。

阿伯总把他带得发黑的草帽扣在我的小光头上，我带一小会儿便死活要还给他，他只能又扣回自己头上去了。
田埂上，我伸着小手左倾右斜地在跑在阿伯的前头，他扛着锄头平平稳稳走在后面，他要是到了要放水的地方就叫住我，在这里哦，别走远喽，这时候我阿伯说话一点儿也不结巴。我跑回到他的身边，看着他神奇地操作。

他只一锄头便在田埂上挖开一个大缺口，水便会从上陇哗啦啦地流到下陇，这时候阿伯他赶忙拿起簸箕插在豁口上，水从竹篾间穿过，田里的小鱼小虾游不急疯狂泻下的水流，纷纷都在簸箕里挣扎。等水流得稍缓了，阿伯就会拿起簸箕，把里面的小鱼小虾都捡出来放在腰间的篓子里，而把簸箕里绝大多数的蝌蚪又倒回田间，这时候阿伯他总要意味深长地和我说一大堆关于青蛙和蝌蚪的益处了，他说这些的时候又会变得结结巴巴。

在这样的夏天里，我跟着阿伯在田里跑，看着他如何把一条小溪里的水平局的分配到半个山腰的梯田中，然后带着满满一箩筐的鱼虾回家。一路上阿伯又能够指着草丛像放映刮花了的录像带一样结巴着告诉我很多草药的名字和功效，能够告诉我很多小昆虫的故事，直到后来奶奶才告诉我，阿伯读过中专，一大家子里他读的书最多。
 
叁

苦楝树的生长代谢很旺盛，即便是在植物最硬朗的夏天里，你看着它一树绿油油的叶子在枝头打着转，一阵风过后还是会出奇地飘下许多像橄榄核一般大小的黄叶铺满院子，有时候我会在想，是否再坚强的事物也掩藏不了应有的凋谢，或者是应有的凋谢本就不应该用来掩饰。

在学校里养成的不吃早餐的恶习我没敢在家里继续实行，象征性的扒了几口稀饭，趁着凉快我就扫起院子里一地的黄叶，看着地上的落叶，夏天里反而多了一丝秋天的颓败。
家里的两个大男人都换上了解放鞋，阿伯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我父亲，经过昨天傍晚的一场口舌，我总觉得阿伯他又变了一些。
母亲把那个布满黄垢的茶壶灌满了浓茶，家里人都嗜茶，茶叶都是自家炒的，他们干活时总是要享受那种很苦的滋味，现在黄色的液体正静静地躺在瓶子里，荡漾着可人的光泽。
他们今天要去种树，这已经是第二天了，一大早就要出发，还要悄无声息地种。

“你和你阿爸一起去吧，多劳多得。”母亲又在催促，昨天我拒绝了，不是因为我不想干农活或者想偷懒，只是我很难以接受他们那些令我感到很无奈的行为。
“嗯嗯。”昨天我也是如此回答的，嘴上嗯嗯着，拖延一会儿到最后衣服也不换，他们看到我那样也就不再叫我了。确实不想故技重施，可这次还是这样回答了。
“要去就赶紧把衣服换了。”父亲在洗衣池旁磨刀，金属在砾石上摩擦而过发出力感十足的唦唦声，混合着他略带严厉的声音。
“嗯。”我又“嗯”了一声，无奈他识破了我的伎俩，只好又换了衣服，父母命不可违，圣人的语句又在我的耳畔响起。

三人出发了，草芽上还挂着露珠，山里到处都是鸟叫，虽然我对天空的颜色不是很满意，可也依旧泛着蓝色；电线杆从这边山头跳跃到那边山头，从中间垂下沉重的电线来，燕子从中间穿过，几只长尾鸟落在上面嘲哳着；直挺的毛竹青翠欲滴，带着一尾厚重的叶子在风中晃动。我看着这些留在记忆中为数不多，宛如油墨画般的景色只是觉得亲切中多少还带着一点惋惜。

父亲走在最前头，我跟在最后面。我们穿过齐腰高的苎麻丛，阿伯以前同我提及过它，我依稀记得苎麻是旧社会里穷人主要的服装材料。它们的叶子很宽厚，蘸着很重的露水，就算是我沿着阿伯和我父亲走过的路走，我的裤管和衣服还是被露水打湿，贴着大腿和肚皮，感觉冰冰凉。一路上的花花草草大多我都能叫出名字，有不少还可以当做中药来食用。我不由得又想起小时候阿伯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述每一株植物的名字，可是自从到我上了高中以后阿伯便再不提起这些东西。

我跟在他们身后，肩上的锄头磕着锁骨有些疼，停下来歇了一口气，看着满山遍野葱葱茏茏的树木，我的眉头不知觉地皱了皱。是的，不久以后这里将要被夷为平地，所有的绿色将要被褐红色的土壤掩埋，然后在这些可人的植物的尸体上长出一大座工厂来，接着将从工厂里冒出黑烟，流出黑水。而我今天不想来的主要原因是我难以接受父亲、阿伯哪怕是村子里其他涉及到此次迁地的人的行为。

在此刻生机盎然的山谷的另一面，原本要比这里更富有活力，那里原本是层层叠加的梯田，可是从远处而来轰鸣着的机器，带着经济腾飞的远大理想把那里的绿色变成了一抔黄土。山头被齐齐销去，然后在山谷之间筑起了大坝。他们从更远的地方把埋在地下几千米的矿石掘出，然后又运到这里燃烧提炼，最后堆积，山谷的尾矿坝里的矿渣越堆越高，山谷的坝体也不断随之加高。可是当时建厂时，所有因环境污染问题而来阻挠建厂的人，在高额补贴金的面前又变得不堪一击，或者说环境污染的理由只是作为他们用来换取更高补贴金的借口而已。

而后真正的环境问题来了，现在在这个山谷的另一面正升腾着漫天浊气，村里人发现晒在地上的谷子里混杂了很多黑色颗粒，发现他们晾在架子上的白面也长出了洗不干净的黑点。然后离那个工厂近的人家就去吵闹，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环保局，即便懂得也不相信环保局能为他们解决这一切问题，于是他们就剪电线，堵马路。
可是这种阻挠在金钱面前太容易败阵了，机器再一次轰鸣，黑烟再一次炫耀着它的胜利。

现在同样的剧本只是换了一个舞台，马上要重新在这里上演，而这个舞台的选址就是临着我家的自留山上。这样的结果对于阿伯以及我父亲都是有极大的好处，那便是那一份不低的赔偿金，特别在我们家遭遇了一场巨大地挫折的时候。

一阵风过，周围树木哗哗作响，夏日清晨里的第一缕阳光也伴随而来，透过悬浮于空气中的微薄晨雾留下一道道圣洁光束。父亲和阿伯已经开始工作。不能有太过明显的动作，此刻锄头在他们手中失去了往日的气力，轻轻拨开草丛，把齐腰高的草规则压平，然后慢慢地刨坑，慢慢地刨，像是电影里排除地雷的工兵。这一切让我不由得感叹他们手法的高明，是的，他们只是在抢种，还要种得悄无声息。因为工厂明天将要测量和清点所有自留山上的树木，并且按价给钱，正如母亲在家里说的，多劳多得。
一个坑挖好了，他们种下树盖上土，又扯来许多枯草仔细盖在刨出的泥土上。我呆望着，阿伯在地上躬了许久才起身探探腰，他看了看我笑了，又是迎着风，晨雾里的光束正好落在他的脸上，我不知道他的笑是什么意味，是在挖苦自己还是在挖苦我。此刻浮现在他脸庞上的是苦痛还是无奈，他脑海里翻滚着的是那用血汗换来的人民币，还是翻滚着在这满山遍野中寻找换取人民币来弥补之前过错的念头？

阳光下我看不清阿伯的脸，光线犹如钢针直刺眼球，我正了正头上小时候极其反感的草帽，扛起锄头，拨开草丛，压平，刨坑，盖上枯草，小心翼翼，我认为我做得很完美，不露一点马脚，心里却不由得闪现过一句话：穷山恶水出刁民，穷山恶水出刁民，穷山恶水出刁民……
 
肆
 
生命中的无奈就如一条落在岸上的鱼，身不由己，无力，妥协，直至死亡。

阿伯比我父亲长四岁，却比我父亲晚结婚，我六岁时才有伯母。

在我为数不多的童年照片里，有一张我同阿伯的合影，那对我来说可谓弥足珍贵。

照片里我和阿伯站在田埂上，我的身高大约只到他的腋下，我站在他的身前，他抱着我，天上漂着大片的云，白色和蓝色的对比让人晃眼；两边是铺展开的金黄稻子，每一根穗都是那么充盈，以至于狠狠垂下将原先本就逼仄的田埂合拢得不留一丝罅隙，因此我们就宛若立在稻田中间。照片里的我没有笑，紧紧地倚着阿伯，仿佛要蜷缩进他的怀里，在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拍照时难免会有些羞涩，可是至今我也不知道照片里阿伯当时的表情为什么也那么木讷。

常年累月，照片经不起岁月地揉肆，底部颜色已经淡淡褪去，印满了各式指纹。各种颜色交杂在一起，这竟让我和阿伯的这张合影有了一丝油画的效果。实际上现存于我记忆中的童年画面也就如同一张一张不断放映的抽象油彩画，色彩浓烈，却是模糊不清。

那年我阿伯结婚，在此之前阿伯他的精神状态出奇的不好。他犯了一次病，类似癫痫，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医生诊断的是“心因性精神障碍”。
那一次我在门边看着阿伯狂躁地把头撞向老屋的木头柱子，撞得楼顶的灰尘不住往下落，然后屋里所有人都去抓住他，奶奶哭天抢地。现在我对当时存数不多的记忆剩余的只是一堆浓烈的色彩扭曲在一块，加上嘈杂的声音，大声地呼喊，黄狗也给主人的异常行为吓得夹着尾巴四处窜。

我不知道那是多大的打击才能让人达到那样的遗忘自我，是多大的苦痛才能让一个戆直憨厚的人爆发出那样失控的能量。我记得那个傍晚天空氤氲着浓烈的乌云，空气潮湿得仿佛可以拧出水来，一声大喊“不好了”伴随着闪电把天空撕得粉碎。我跑到客厅，墙角的农药瓶躺在地上泛着泡沫，阿伯蜷缩在一处干哕着，尽管浑身抽搐可他还是挣扎起身子用头疯狂地撞击身边一切硬物。当他狂暴的躯体渐渐疲软下，邻里邻外把他抬到门板上要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又一次挣扎起，用手去扯墙上的电线。
十几年过去了，每每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心头仿佛挨了一记拳头似的，总留有余悸。

我那年六岁，有整整三天时间都在邻居家里吃的饭，家里人都到医院里看护阿伯去了。邻居们都和我说阿伯他得了神经病，我将信将疑。
没过多久阿伯回来了，阿伯回来以后整天乜斜着眼睛，我叫他也不理我。奶奶听了医生的话不敢触及他心中的薄弱，就派我去做奸细，因为我和阿伯最要好。
我在他的床上来回地爬，渐渐的阿伯他也肯和我开玩笑了，可是只要我一执行奶奶交给我的任务他就立马一声不吭。后来我母亲知道了这个事情，他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反复教导我说阿伯是病人，身上有病菌，以后不能爬到他床上去。

这之后日子渐渐平稳了，阿伯一天天恢复着。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再也没爬到阿伯的床上。可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阿伯当初是因为什么才那样宛若疯子般的失控，兴许答案只能永远藏在他自己不断煎熬的心中。

阿伯他太老实了，我父亲这么和我说的。奶奶也说，他从小就老实到处处被人欺负，她还教育我说以后不能像阿伯那样，不然娶不到老婆。
实际上阿伯并不是娶不到老婆的，就在他病发后不久我就有了一个伯母。
伯母她是个哑巴，听母亲说是因为她小时候打了很多退烧针就变成聋子，然后就变成了又聋又哑。小时候我不知道阿伯为什么要娶一个又聋又哑的女人当老婆，因为他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懂得很多，哪怕是我父亲都不知道的知识的厉害人物。后来我知道了，那也不过是他身不由己的一个部分罢了。

阿伯他为人戆直，只是脑子有些迟钝，再加上是个“愣舌头”，做事处处招人欺负，那次生病之后，他整整大半年时间都一句不吭。奶奶是怕他娶不到老婆了，于是托人找了一个似乎是“平等对当”的人把亲说成了。两方连人都没见过，就这么结婚了，于是我就这么多了一个哑巴伯母。

聋哑就聋哑吧，正好阿伯也不和她多说话，婚事就办下来了。酒席上我到处乱窜，亲戚好友低着头在讨论这个哑巴新娘，有些人拉着我的手问我伯母漂不漂亮，我摇摇头，心里想她不会说话漂亮也没用。很多人却在夸我奶奶有眼光，我记得奶奶那一次确实笑得很开心。我父亲在她面前是个极富有叛逆的孩子，永远不服管教，于是奶奶对于这一次自己能够有操办自己儿子婚事的权力而感到愉快和满足也是自然的。

现实的苦痛无法摆脱，只是逼催着躯体伸张以至于顶起肩头重担，抗拒从四面八方集聚而来的无尽压力。我难以体会一个人踽踽独行在无垠深邃黑暗中时的感受，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寂寞浸透皮骨时的怖惧和无力。我想阿伯他不会没有怨怼，任何容忍的量度都是限定的，只等着爆发的一刻，集聚集聚再集聚，然后便有了那个雷雨天里的哭喊。我六岁那年阿伯他以一次那样的狂暴来宣泄出压抑了不知多久的苦痛，从六岁以后我知道他又一次选择了窖藏生命中难以抹平的尖锐。
 
伍
 
毒日炙烤着大地，植物萎顿起躯身以保持体内水分，在这样溽热的环境里似乎所有生命体都选择了收敛生息，唯独树上的蝉还扯着嗓子四处聒噪。水泥路上东一片西一片晒着刚从地里收割来不久的稻谷——村里人习惯在马路上铺一大张简易的竹篾席子，把收割来的粮食晒在上面。此刻从稻谷间蒸腾起的热气像妙龄少女婉转而轻盈的舞躯，袅袅升起如隐若现，空气燥热得仿佛划一枝火柴便能烧着。路旁一个大泥坑里水牛侧卧着在其中享受片刻清凉，泥浆在阳光的烘烤下四处散发着土腥味，此般温度正如火焰焦灼人心。
我站在屋檐下的阴影处，看着马路上顶着烈日暴晒的一只钢铁巨兽，以及三五成群聚着吵闹的人们，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和阿伯。

挖掘机轰鸣咆哮着，我听不清楚他们的谈话，我想大体还是为了赔偿金的问题。几年来村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资本家，我暂且用这个专业且官方的名词来称呼那些在我家乡建设工厂的人们。资本家们为了能够在农村地区落足，除去要和我们选举出来的基层干部谈判以外还要和村民们斗智斗勇的，然而要想同农民们谈妥赔偿问题又何尝容易。这时候资本家们便会效法多少年以前日本侵华时的做法，至少我认为这二者还是有些相似的，就是优先发展村民成为工厂的管理人员，给他们以一点薪资，对那些不满意赔偿的人们安排这一职务的好处便是能够从内部瓦解村民的抵抗战线，从而把赔偿成本降到最低。这时候那些在烈日下和我父亲争论不休的人便是工厂的管理人员。

我远远望着，父亲把脸拉得很长，虽然我看不清他的脸庞，但直觉告诉我这时候他的神情，父亲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的，他坚决地挥着手要让人把挖掘机开走，那些人看似也一毫不让。阿伯在一旁大声说着，可以说是大声叫喊着，他只有采用提高分贝的做法来略微克服结巴的问题，倘若到了激动的时候，他要是没使用这样使劲的方式，似乎那些字词总是逗留在他的喉结深处，很久都吐不出来。阿伯断断续续的声音我是听得到的，只是很难以把那些断开的词句组合，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那些管理人员显然是没有耐心听完他的讲话，一句话还没说完便被对方顶开，急得他只能挥着双手用更加夸张的肢体来表达他的急躁。

那些人想尽早结束这场争论，应该是他们直接单方面停止了谈判，一转身便上了挖掘机。阿伯见状立马扯住了那人向上收缩的裤管，我心中一悸，父亲也是焦躁得大喊，那人没多顾阿伯的阻挠便用力扯回了裤管。隔着一条马路，我似乎看到父亲正如烈日下暴晒的植物，瞬间便瘫软了几分，平时我认为态度更为强硬的父亲此时似乎是比阿伯更早放弃了。只见阿伯一个转身便到了挖掘机高举起的铁臂之下，我心中又震撼了一下，赶忙冲出屋檐掩护下的阴影，虽然我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只是担心会出什么情况，阿伯这样的举动是我长这么大都不曾见过的。

阿伯挥着手大喊着，我已经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挖掘机启动，马达的咆哮声把他的声音牢牢遮盖，车上的人在喊着让阿伯离开。父亲见状也冲到挖掘机前，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挖掘机噗噗而来夹着浓烈汽油味的尾气冲得我头晕目眩，本能的觉得我应该加入我的家人。
是的，最后我们三个人的阻击战胜利了，我觉得我已经具备了成为一名钉子户的标准和勇气。后来挖掘机开走了，又开来了一辆“凯美瑞”，是资本家来了，母亲为他们斟了茶，又切了一个大西瓜。于是谈判人员和地点以及方式都更换了，资本家比他的管理人员们爽快得多了，不一会儿便答应在原先补助基础上每棵树再增加10元，也许这三五千元钱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次晚餐的价钱，前提是我们不把消息泄露给其他村民。凯美瑞开走了，阿伯咧着嘴笑，谈判就这样取得成功。
屋外的阳光依旧耀眼，只是没了先前的强烈，团团白云正游走在宝蓝色的天空上，偶尔遮住太阳在地上衬出淡淡的一片阴影，我倚在竹椅上脑海不断划过一串串数字，是的，每棵树补贴10元，家里的自留山上将近有600棵几乎荒废了的果树，加上临时“抢种”了大约八九十棵，原先每棵树的赔偿标准是90元，现在升到了100元，也就是唯独树苗的赔偿金便有七万元左右，还加上一些边边角角的赔偿也许会达到九万元甚至更多，我想在我家人心里这样的算盘应该早就打过了无数遍。

自从家里那仅余的十来万元钱不翼而飞之后我看着阿伯的精神状态不断萎顿，法院里的官司还没有开始，阿伯他只是寄希望于法院能够维护他的合法利益，然而有些事并不是在法律有限的能力范围可以解决的，譬如让一个死人还钱，或者说让一个失去还债能力的人偿还损失。只有这几天，阿伯察觉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弥补回一点因为先前的错误而造成的过失，这样才得以面露笑容，只是这样的阿伯是我第一次见。

马路上又传来的滴滴嘟嘟的喇叭声，比树上的知了还更能扰人心性，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我起身又到了屋檐下。
似乎事情还没有结束，从山谷里下来的土方车又一次被阻拦，三岔路上堵着一辆半旧皮卡车，陡坡上趴着几辆满载褐红色土壤的巨无霸。这次阻击的当然不是父亲和阿伯，而是村里的其他人。刚刚才歇下的阿伯披了一件衬衫还没来得急扣上扣子急匆匆的闻声而去。父亲也出去了，两兄弟再次冲入盛夏狂暴的烈焰中。

事情直至那轮骄傲的太阳逃遁得不见影踪时方才结束，吵闹的队伍越来越庞大，阿伯那停停顿顿的声音不断在我耳边响起，混杂着愤怒和无奈。那群前来拦车的是一些没有领到补贴金的村民，他们住的远，建设工厂没有推掉他们的农田，没有夷平他们的房屋，因而他们并没有分到一羹半菜，于是他们不甘心。

是的，环境问题确实是已经很严重了，他们以环境污染为由阻挠建厂根本是没有错的，但是我想要是资本家们夷平的是他们资产，他们能够拿到那一部分补偿金的话，他们绝不会再有半句怨言。这次争论并没有那些资本家的参与，这是一场“人民内部矛盾”，资本家们在村子里已经建厂两次了，对于那些第一次建厂没有领到征地补贴的人，他们看到了此次征地将有一大笔钱可以捞，于是他们便不顾一切要求建厂，父亲和阿伯正是属于这一阵营的。然而对于那些两次建厂都无利可图的人们便是不顾一切阻挠建厂，矛盾便是在这里。
纷争结束了，迷迷糊糊地结束了，天上挂出了月亮又撒满了星星，卡车们开走了，知了们又一次放开歌喉。总之是我父亲和阿伯的阵营取得了胜利，他们几乎大打出手。挖土机继续轰鸣，路上卷起漫天尘土，衬出一束又一束犹如利剑的强烈汽车灯光。我看了一眼坐在台阶上的阿伯，他也看了一眼我。 
 
陆
 
我第一次得知阿伯把他的所有积蓄用来“投资”给明财叔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留宿在镇子上的中学里，因为村子离小镇太远，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这一个星期对于那个年纪来说是相当漫长的，而我每次从家里去学校时总要带上很多东西，诸如一个星期所要吃的所有粮食，学校里的食堂是不提供米饭的，需要学生自己带上大米去大蒸坊里蒸饭。

学校食堂是一间很大的土木房子，墙壁是黄土混杂着稻草夯的，附在上面的白灰斑斑剥落才得以显现它的本来面貌；屋子很高，屋顶盖着青瓦，中间还夹杂着一些用玻璃制成的“天光瓦”，从上面投下一束束阳光落在长着青苔的地上；在食堂大厅里抬头看去全是密密匝匝来回穿梭的木梁，木梁上又垂下许多生锈了的吊扇，电线和蜘蛛网交杂着。在吃饭的时候不免要抬头看看那些规整交加的木头，然后在心中默默感叹工程的伟大之后又在脑海里想象工匠们是怎么把这些复杂的结构给安设在那么高的地方。
食堂里没有椅子，是清一色的几十张大圆桌，我们都是站着吃饭的，大食堂里麻雀们来回穿梭，瞅着我们吃完离开后便从屋顶上的木梁上俯冲下来捡食桌上的饭粒，一点儿也不怕人。

我记得那年接近放暑假的一个炎热中午，我和一群同样疯狂的同学踩着下课铃声一路狂奔，在那清脆的声响还没结束的时候我们便冲进了大食堂里，拥挤着找到各自的饭盒，又匆匆到大圆桌前使劲往嘴里扒饭。才吃到一半我便发现不对，看了看粘着黄垢的铝制饭盒盖上刻着的是一个叫“张凯”的名字的时候，我便知道这下是要遭殃了。
那家伙的名字只和我差一个字，可名声却比我厉害多了。当我还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一盒饭时，它的主人带着几个伙伴就找到我了，我还没解释清楚，那饭盒连同着热腾腾的米饭就全到我的身上来了。整个食堂的人都在看着我，我没敢多说一个字，那个家伙在一旁一直用他那自以为很标准的方言来警告我，我点着头，可是一个字也没听懂，因为我听到了食堂门口有人叫我的名字。

真适时宜，阿伯来找我了，从那以后他经常到我学校里来找我。
正当我在同学面前最窘迫的时候家人出现在我身边时的苦楚是可想而知的，那个叫张凯的痞子还在嘲弄我，阿伯从食堂门口提着一袋子东西一路小跑过来，我脑子一热，并不是有家人在身旁就可以壮胆，只是单纯的不想在他的面前丢丑，于是我一把扯过旁边同学手中的饭盒就往张凯头上盖去。这样礼尚往来的后果就是张凯顶着满头米饭操喝着他的伙伴朝我身边拥，我觉得脸上一热，先是一个巴掌，我一脚踢得他后退了好几步，而后就是雨点一般的拳头落在了我的胸膛、背上。

阿伯冲来，他大喝一声，我不记得他喊的是什么，这样一喊张凯他们倒是一窝蜂地散了。阿伯就用他那大声而结巴的口吻来责问我，食堂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俩，我想当时我的脸肯定红到了耳根子，没理阿伯，我转身就走，他硬是拉着我要去医院。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那群小痞子的离去并不是害怕一个成年人，而是他们伙同了更多伙伴们要来出气。我们刚到门口就被人堵住了，二话不说，有更多的木棍落在了身上，阿伯帮我挡去了大半，我低着头看到他手上的袋子掉了，落了一地的零食，被无数脚步踩得粉碎，我脑袋嗡嗡响，也不知道阿伯的情况，只觉得浑身都疼。好在学校保卫科的老师们立马赶到，那群人再次逃窜了。
那个下午我请假和阿伯回家了，我俩除了身上被打出了一些淤青以外并没有受多大的伤。家里所有人都在责备我，阿伯他倒是忘记了这件事情一样，一个劲的说着今天到明财叔工厂里的所见所闻。

明财叔是我们村里的名人，这几年来发财成了大老板，对我们家来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都听说是开工厂的，可是谁也说不清楚他的工厂是干什么的，而那天阿伯他到了明财叔的工厂里。明财叔的工厂建在市区，要到镇子上坐车，阿伯在工厂里过了一晚上才回来。他说那是生产节能煤气灶的，工厂占地有八九百亩，要不是碰到厂里整修放假，一般时候还不让外面的人进去。奶奶听了说，难怪明财敢帮村里修路，原来是赚大钱了。阿伯讲得很激动，似乎忘记了疼痛，我记那是我印象中阿伯第一次流利地讲完那么长的话。他劝我父亲把钱投资给明财叔，明财叔曾经也到家里来说过，说家里有闲钱放在他那里要比银行来得划算。父亲听得似乎也有些动容，问了又问，我听了也在一旁插上一两句。
投资这是一件大事，那是要把家里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一点点存款交给另一个人，奶奶最为关心，她一天到头念叨着。自从那一次阿伯去参观了明财叔的工厂后他就经常到市区里去了，而他每次回来阿总要到学校里给我送东西。

从那一次在食堂里发生事情以后，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个“愣舌头”的憨大汉是我的阿伯，连不认识我的人提起我时，也总要说我是那个“愣舌头”的什么亲戚。这样阿伯的探访就把我在学校里闹得“名声在外”了，可是这样对我来说是挺不愉快的一件事情，就连我父亲一个学期也不会到学校来看我几次，而阿伯他虽然是来给我送一些零食的，可每一次总要闹出点笑话来。他来了，总有人会对我说，瞧！你爸来了。

我狠狠地纠正到，他是我阿伯！
 
柒

陈明财是镇子里的小名人，他回来时开的是气派的“凯迪拉克”，小镇上没有人不知道他的。他的工厂从刚开始时生产节能煤气灶，后来又生产各式保健药品，还延伸到了砖瓦厂，养殖场，超市……他的企业越做越大，可是除了他的养殖场和砖瓦厂所生产的东西以外镇子的人并没有一个人用过的节能煤气灶，也没有人吃过他的保健药品，明财叔说那些是用来出口的。他赚到大钱了，于是掏钱在村子之间修了水泥路，他给老人院建活动室，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给全镇85岁以上的老人发红包……大家都知道他是大老板，可谁又能想到这些只是他用来融资的台面工作呢。

明财叔和父亲、阿伯是堂兄弟，可却是不同姓氏，他的父亲和我的爷爷本是亲兄弟，只是自小便被送给陈家换了几石粮食，在那个年代拿孩子换粮食也不是一件稀奇事，这样算来我家和明财叔是真正有血缘关系的。几年来他对我们算是关爱有加，这样也难怪阿伯会那样相信他。
自从阿伯把钱投资给明财叔之后，那段时间算是我见过他最勤奋的时候了，起早贪黑只是为了能够赚更多钱，然后交给陈明财。而此后两三年来明财叔也是年年过年要来家里给我们“分红”，父亲是每次都拿回了堪比高利贷的收入，而阿伯则是选择把这些利息继续作为资本留给“工厂”运行。

终归是瞒不住的，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的纯资本非法融资的运作方法总有一天要崩溃。随着他的“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最后被人“逼着”筹备着要“上市”的时候，这个巨大的漏洞再也遮掩不住。不需要任何人的揭露，脆弱的事物终要自然瓦解，宛若一个越吹越大的皮球，风光背后只等待着涨破。这一顿泡沫大餐明财叔吃了有整整五年时间，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不得不佩服文化水平仅在初中的他能有这样的“作为”。当面临资金链即将要断裂的时候，明财叔开着他的凯迪拉克一头冲下了海拔有五百米的大悬崖，伴随着他欠下的几千万的巨额债款。

明财叔死了，整个小镇都吃了一惊。
随后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身后暴露出来的巨大的资金黑洞，千万，对于绝大多数作为“投资人”的农民百姓来说是何等的天文数字，事到如此人人都恍然大悟，原来只是一个骗局，一切都是子虚乌有。他的尸体还没来得及火化，家里的所有资产已经被几个大债主们私下做了瓜分。我们去给他送丧，明财叔在小镇里盖的私人别墅里挤满了人，阿伯在房间里东张西望，去送丧的所有亲戚都没有哭，麻木着做完为一个死人应该要做的应有程序后，所有人放在兜里的手都仅仅地揪着几年来的借条，准备有机会找阿兰婶讨要债务。
明财叔真能瞒，企业老总，政府官员，平民百姓……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全是靠借钱来实现的，她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不知道她是为了丈夫的离去而难过还是因为纷至沓来的债主而感到恐慌。无数人拿着借条到她眼前，还债还债再还债，她只是一概不理，用眼泪回绝了所有人。
明财叔去世的那一天，阿伯是家里最晚知道的一个人，父亲告诉他明财死了，他欠了一屁股债。阿伯以为开玩笑，要只是明财出车祸死了估计他还相信的，让他感到好笑的似乎是我们说明财的所有产业都是假的。我去过工厂那么多次，那么大的工厂怎么是假的，阿伯愣着嘴问到。难以置信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我想那时候所有出钱“投资”了的都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

邻里邻外都聚集到了家里，他们都是投资人，现在都成了受害者，而明财叔和我家是有血缘关系的。所有人都在抱怨着，也难怪啊，在农村有哪些钱不是靠血汗换取来的，现在说没就没了，谁愿意相信。他们都在问阿伯，你不是去过工厂的吗，是的，阿伯他每一次从市区回来，傍晚的时候准要到村里的“议政厅”——路边乘凉的大桉树下宣扬一般所见所闻。那时候人们乐意听自己投资的工厂是如何地赚钱，现在不同了，人人都觉得我们应该有隐瞒的。
阿伯拿出所有借条算了一遍又一遍，我想他不用算也应该记得的，连本带利一共十余万，我父亲除去这几年来领回的一些利息钱大概也有四万元欠款。奶奶心疼两个儿子辛苦大半辈子的积蓄就这样换成了一张不可能还款的欠条，她逢人便骂两个儿子没头脑。家里闹得鸡飞狗跳，阿伯一天到晚也不去上班，一有空就到阿兰婶家里坐着。
没多久陈明财的资产清算出来了，犹如幻境蜃景的泡沫工厂折合起来只不过是他所有欠款的十分之一。工厂很快便被低卖，那些有权有势的债主们张牙舞爪地瓜分了拍卖来的钱，谁又敢和他们去争论自己的损失呢？所有村里人都到我家里打听消息，因为我们是陈明财的亲戚，按理来说我们应该能够全身而退，第一个拿回欠款。阿伯和父亲一脸苦笑，陈明财连他的妻子都能瞒得过，我们这门子不算亲戚的亲戚又算得什么呢。

日子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过去了，那个曾经风光一时的陈明财抛下一对孤儿寡母和多得让人咋舌的债款走了。孤儿寡母值得人报以同情，宛若从巅峰跌入峡谷的巨大苦痛不是一般人能够支挺过来的，可是当陈明财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遗孀，我们所同情难过的阿兰婶便再嫁了，而且再嫁不是别人，正是当初最大债主之一的一个鳏夫。
这样在小镇里空前绝后的事情自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谈资。没有损失的人总要说某人某人倾家荡产借了丈母娘十来万钱打了水漂，损失的人听了就长吁短叹抱怨自己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不知情的人听了总要感叹世风日下人间炎凉，自以为知情的在说这是串通一气早有预谋。家里人慢慢习惯了，我们不再去做那样的无用功。阿伯也渐渐地缄默了，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蜷缩起身躯孤独地舔舐伤口。所有受过伤的人都企图忘记过去的疼痛，努力在表面上显示着自己对那伤痛的淡然，只是那样的苦痛是被刻进心里的，假饰只能成为现实的凸面镜更加放大心中的缺陷。
 
捌
  
电视里播放着新闻节目，解说员正襟危坐面无表情地报告着强台风登陆的消息，窗外的风还在呼呼地刮着，我们每年夏季都要接受这样来自海洋的洗礼。燥热让所有气体蒸胀，之后凝聚成强有力的能量，又终要把一切释放干净，再次等待着聚集。这样的循环除了带来不可预计的破坏以外，更是冲洗了前些日子的溽热，雨水顺着玻璃窗户往下滑，从窗缝挤进来的风吹得身体微微凉。屋外所有植物在大风面前全都选择了弯腰臣服，以最大限度去贴紧地面。从山谷里翻滚出的小溪夹着黄泥和工厂的废渣，雨点混杂着树木枝叶敲打着玻璃窗户啪啪作响，这只不过是风暴的起始。

我站在阳台落地窗边看着雨点顺着狂风飘荡，犹如飘来片片巨大银色幕布，由远及近，在水泥路面上冲刷而过，留下一条条奔腾的银蛇。山谷里新开辟的马路上一股股泥流疯狂地涌出，深浅难判的沟壑里充斥着浓浊的工厂废水混合着黄泥触目惊心。

大雨里阿伯穿着蓑衣，裤脚挽到了膝盖，他在疏通屋前的排水沟，半躬着腰，一只手紧紧按着头上的斗笠，雨水顺着他的臂膀往下流，湿透了他的半边衣服，他的另一只手握着锄头去爬开堵塞排水沟的残枝枯叶。他的这套行头已经穿了好几十年了，在我童年记忆中他也是这样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独自冒着大雨到田里去排水的，现在依旧如此。
由山谷下来的陡坡上一辆银色越野车正小心翼翼地驶下，雨刷来回晃动，车身沾满了泥浆。这已经是第三辆车了，我在心中疑惑，工厂的领导们这样风雨无阻确实不多见。
“下这么大雨他们都敢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母亲站在了身旁，突然的说话声吓了我一跳
“是啊，他们应该在办公室里。”我正在好奇着这些“资本家”为何敢在这样极端环境里出现，随口答了一句。
“你阿伯他昨天又去法院了，要求把以前陈明财那些工厂抵卖的钱平均分给每一个债主。”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似乎很不懈，也确实是的，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一年时间了，再说那些拿钱的都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资格说上话的吧。
“应该是按比例分，不会平均分的。”作为阿伯这样的债权人是应该有权按比例分到一部分偿款的。可是那又能有多少，最多不过三五千元。
“按比例分？那些人哪里还有把钱拿出来分的道理哦。”母亲说完便转身走了，我知道她指的是在这次借贷风波中那几个损失要用百万计的“资本家们”，那些债款对于他们来说远不够填塞牙缝里的空隙，他们不容许有任何人有机会再一次剥夺他们的利益。
风雨依旧，马路上并没有多少车辆来往，离气象台预计的台风登陆时间不到四个小时，这种天气人们避之不及。
马路上又一辆轿车缓缓驶来，停在了门口，车门打开，从里面探出一只雨伞，接着又有三两个人从车上下来，风刮得他们的雨伞东倒西歪，他们努力顶着大风走向前同阿伯交流着什么。之后他们又一同往屋里走来。我赶忙下楼为他们开了门。

“现在上面的尾矿坝口已经有缺口了，如果雨还在下，很有可能……”是工厂的人，尽管他们打着雨伞还是被大雨淋了一身，还没进门我就听到他们的大声讨论。
“今天早上坝口就点问题了……”打开屋门，外面狂暴的气流疯涌而进，等所有人都进屋我赶忙又关上门，他们一边合拢上淌着雨水的伞一边说到，“上面保安说缺口还在慢慢扩大……”
“大坝……坝要……要崩了？”阿伯结巴着问道。
“现在还没有，要是雨还下的话，有可能会垮掉。”他们用力甩去伞上的雨水尽量不显得自己的紧张，我在一旁看着，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
工厂里堆积如山的矿渣填满了整个山谷，为了储量他们加高了山谷两边的山体，现在各处雨水汇集注入坝区，大坝随时可能垮台。
“我不知你们说的‘如果雨还在下’的含义，现在只不过是台风的起始，今晚上台风才会真正登陆，雨肯定是会一直下的，那么大坝是不是一定就会崩塌？”不容得多想，我一口气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奶奶和母亲都过来了，父亲听到声音也正从楼上往下赶来。
“我们的库存都是按照国家标准来的控制的，应该没有问题，只是要让你们现在先做一下预防工作而已。”领头的人顿了顿脚，企图甩去沾在皮鞋上的雨点。
我们一家人都望着他们，父亲听了质问道：“那样还是国家标准？都堆得比两边的山还高了，现在出问题要怎么搞？”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工厂的意思是为了安全起见，你们现在先到库区以外的地方去，什么也不要带，到厂里办公室去也可以，等雨停了我们给你补助。”
是的，资本家们屡试不爽的一招又拿出来了，在农民面前补助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
“那尾矿坝要是真的决口了呢？我这房子会不会有事？”
我想母亲的明知故问只是为了想取消心中事实的难以置信罢了，库区离房子不过是隔着四五百米，可是大坝落差将近有两百米以上，要是大坝瞬间垮塌，巨大的库存加上强有力的冲击力可冲毁一切。
“人先走了再说，应该没事的。”他们的着急程度似乎还胜于我们。
“那……那钱先说好了……”
“不要说钱的事情了！”这时候父亲打断了阿伯继续交谈下去的念头，厉声喝道：“家都要没了，还想着钱！”
“现在不……不走，人都……都有危险……”阿伯又一次急红了脸。
“是啊，万一出情况了就不太好处理了，你看这个山口就是你一家人住在这里，下这么大雨，就是没有工厂在这里都可能有泥石流的危险啊。”
“没建工厂还会有泥石流？”
……
争论并没持续多久，不过是钱的问题，他们答应只要先出去避一下，以后的事情再做商量，于是我们抛弃了一切，然后上了资本家的车子，顺着山谷新开发出的泥路，车轮碾过汹涌而下的泥流，我们一路蜿转到工厂修在山顶的办公室，看着水流从四面八方注入当中巨大的黑黝黝的矿渣池中，又从一旁汽车般大小的的缺口处翻滚而出，犹如一张大嘴往外不断呕吐着黑水，汁液横流。
 
玖
 
风快停了，呼啸了一夜。现在只是很平静地下着雨，雨点宛若无数条从天上垂下的蛛网，束缚着四周天地，彰显着风暴的余威。

回想昨天夜里，四处的灯光，电机轰鸣声，呼喊声，我们看着一群人在努力为那岌岌可危的大坝挽回生命。工厂办公室里迅速汇集了一批又一批人，村书记，环保局，镇政府，县的什么部门的领导……他们顺着大路迂回到山顶，在制高点的山顶办公室里，在确保了自身的安全情况下，他们有条不紊的指挥着工作。得知我们的在场后，我们一家人便成为了此次台风里不折不扣的灾民，于是我们有幸接受了慰问，几袋方便面和矿泉水并没有像电视报告里说的那样温暖了灾民的心，我们看着山下黑夜里手电筒的光束四处穿梭飞舞，光束把穿过的每一粒雨点都照得晶莹剔透，只是这样的光永远也渗不进浓黝的黑夜，就像一把把利剑刺入黏稠胶浊的黑泥，纵然锐利依旧被一寸寸吞噬。
工厂的员工们从各处调来了数十台抽水机，轰鸣着把大坝里的黑水抽起，然后顺着皮管穿过大坝直接排放到了大坝以外，而坝外是直通河流的，这时候他们似乎有了保帅弃车的大局观。工人们呼喊着把山里奔腾下的小溪全都改道重行，然后把石头沙袋疯狂的倾倒入坝体的大黑口里，就像一场大型手术，无数人的奔走为的是要挽回这条污浊的生命。
阿伯昨夜一夜没有合眼，他在办公室走廊上看了一整个晚上，也许他只能看到黑夜里那些星星点点的手电筒灯光。事实上我们一家人都没敢合眼，山下便是我们的家，只要坝体垮了我们的一切都要重来。夜里我一直在揣摩他们心里最惦记的应该是补偿金的多少，还是在设想倘若拿到那笔赔偿金以后该如何重建失去的安逸的家，我不明白自己这样的想法是属于嘲笑家人的唯利是图还是属于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无奈和苦衷，只是隐隐觉得这一切不是他们的错，那又该归咎于谁？我不得而知。

我不知道这场大手术是化险为夷还是把风险继续窖藏，总之他们成功了，成功挽救了一场早就可以挽救的灾难。雨越下越小，昨夜天空似乎把混杂在乌云里的所有污渍都倾泻干净，或者是那股巨大力量散去后的洁净，天空中低层昏暗的云层慢慢散去，露出更高地方的湛蓝，像画布上的深蓝色颜料四处晕染开来，从蓝色的地方又放出光亮，沁人心脾。
我在山顶上往下看，我的小屋依旧孤独而坚强地立在那个庞然大物面前，它险些将被吞噬掩埋，现在总算安全了，它又回到了和大坝对视的日子，我不知道它们能够共处多久。
我们还待在庇护所里，已经有地方新闻台的媒体人来采访领导们的丰功伟绩和卓越功勋，资本家们灰头土脸来回奔走，总想避去有关于这次风险制造者的头衔。领导们要让阿伯作为灾民代表接受记者们的询问，他大声而结巴地对着摄像机说了些感谢领导干部的话，就这样工厂就兑现了当初的承诺，给了几千元的精神慰问后我们便被遣送回家了。
对于我来说还是多亏了这次风险，此后通往山谷的路上经常有扛着三角支架的测绘人员不停地工作，然后工厂的烟囱停止了运行，对面的山谷里挖掘机也停止了轰鸣，旧厂已经被查封，新厂也停止了开发。这个事故总算是让政府再也遮掩不住这块财税大户的乌黑肥肉而忍痛要削去。镇子里的电线杆上打出了横幅，说是要对这些不法生产严惩不贷，绝不姑息，然后我们村的资本家们就破产了，其实我觉得不能姑息的除了这些资本家以外应该还有更为重要的人……
我当然希望能够重看到逝去的水秀山青，可对于阿伯和父亲期待已久的十余万元占地赔偿金的美梦也将要破灭。

我想他们心里应该是不希望工厂的出现，他们只是想获得本就属于他们的而却被无情剥夺的利益。现在这个唯一弥补的道路也被封堵，他们应该会惶惶不可终日，应该无时不刻地惦想着为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要遭到四处掠夺。我想我很难理解像阿伯他们这样的人的苦痛，要用什么去反抗无奈？无奈本就是反抗无果后的产物，那么对于无奈又该如何……

拾
 
工厂已经停产三个月了，厂里的大型器械被逐一肢解拆卸，破铜烂铁被装了一车又一车，剩下的是山谷里再也除不去的乌黑矿渣，他们静静地躺着，就如它们最初沉睡在成百上千米地下时一样安静。现在正以他们的能量去侵透周围的一切，或者说等待着周围的一切去将之慢慢同化，唯有等待着时间的冲逝，随着岁月年轮地转动而慢慢淡褪。
水龙头里的水哗哗地流着，村里的自来水由政府出资更换了。奶奶还在菜地里浇菜，父亲在一旁劝说着，接着上前一把夺下了她手中的水瓢，她挺起弓着的腰，抹了抹脸上的泪水。

前些时候镇政府组织我们去体检，靠近工厂的住户有一半的以上人被检测出血铅超标十倍以上。我向奶奶解释，我们血管里流的血液里面的铅超标了，以后地里种的东西再也不能吃了，要去街上买。她还是固执的种了很多菜，她说她吃了不要紧。

“阿伯后天就回家了。”母亲在一旁看了看，摇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这样的低靡要在家里持续多久，或许真的要听那些一批又一批来实验的专家们说的那样要再过五年十年才可能恢复。
“等下我和你爸也要去镇政府里闹，不知道会不会像你阿伯那样……”母亲看着马路对面的山坳里垒砌的巨大尾矿储坝，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
阿伯他已经是第二次进拘留所了。第一次是他作为原告在法庭疯狂地挣脱了法警，给了被告一巴掌，最终以扰乱法庭秩序被拘留了五天，而陈明财一案便这样结束了。第二次便是在我们集体申请搬迁无果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带着农药瓶在政府门前险些喝下，又是五天的拘禁……

我不知道以往戆直憨厚的阿伯如今是从哪里爆发出的这一切力量。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角落里是否还有能够像他这样蜕变彻底的人。

这样蜕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