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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形的急转弯

L形的急转弯

 

作者:丁奇高

 

  一

 

  “姑娘在山北面的一所小学教语文,”大姨对我说,“我打听过了,她的左腿小时候被车子撞住了,现在安装了假肢,平时很少用到拐杖,不仔细看跟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基本上不受什么大的影响。”大姨见我不表态,脸上又没有拒绝的表情,她便拿出手机,翻出了几张姑娘的照片,我粗粗看了,大都是上身照,如今的照片太假了,是不能相信的,照片里的她梳着马尾辫,额前飘着刘海,有几分小清新。我继续看着,其中一张是她站在泰山南天门下的照片:她上身穿着白色的T恤,下身穿着黑色运动裤,脚上是一对粉红色的运动鞋,身上挂着一个橘黄色斜挎包,这是一张全身照,当时山上的风应该很大,把她的头发刮到了脸上,显出一种迷离的感觉来。

  “怎么样?”大姨扯走了抓在我手里的手机,我仿佛睡了一觉,刚刚被人叫醒。

  “她多大了?”我问。

  “比你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

  对于一个经济落后、身体残缺、性格怪异,以文学创作为业的农村大龄青年,想要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实在是太难了,但大姨却不遗余力地给我介绍。

  半年前,大姨给我介绍了个开网店的女生,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她是个独生女,和我同岁,她身高只有一米四五,虽然穿了个高跟鞋,但依旧不是很高。我让她点餐,她点了一大杯卡布奇诺和一份最贵的咖喱饭,然后把菜单甩给了我。我翻看着菜单,一小杯可乐竟然三十元,外面才两块五,越往后翻越满头大汗,我说我正减肥呢,早上吃得晚,不点了。她没有再让我。等餐的间隙,她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屏幕有一个手掌大的手机。气氛显得有些尴尬,我便没话找话说:“你用的什么手机?”她头也不抬地回答“苹果。”然后就继续冷场了。我拿出包里携带的文学杂志《鹿鸣》,翻在了《跟头少女与杂技表演》那一篇,那是我新发表的。我津津有味地展示,像是一只发情的雄性孔雀炫耀它华丽丰满的羽毛。她抬眼瞄了一下我,说:“你还看书呐?”我忙回:“是啊,这篇就是我写的。”我以为她会拿过来看,那知道她的眼睛又回到了手机上,就像是手机上有吸铁石,而她的眼睛里装满了铁屑。

  咖啡和咖喱饭端上来了,服务生穿着一身整洁的工装,彬彬有礼。她改成了一边用餐,一边看手机。我空坐着,心里逐渐生出不耐烦来。

  我问:“你看过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小说吗?”

  “他们是干嘛的?”她反问。

  “他们是小说家。”

  “没听说过,我很少看小说。”

  我实在是不想再坐下去了,趁她专心致志地吃着玩着,我悄悄起身走了。我茫然四顾地走在街上,太阳像是一个火炉炙烤着城市的街道,我如同一根即将脱水的菜青虫。

  说起来我是一个孤儿,我四岁那年父亲出了事故,母亲为此伤心过度,身体日渐消瘦,四年后我母亲病逝了,我的爷爷奶奶则走得更早,在我尚未出生的时候他们就不在人世了。我在姥姥姥爷家生活了几年,后来他们也走了,守寡的大姨成了我最亲的人,她总是说我就像是她的儿子。她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我上了六年高中和四年大学。

  在我毕业那年大姨本想着我会被分配工作,结果我让她失望了。我告诉她,分配工作是上个世纪的事情,那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如今早就进入市场经济了,是自主择业,而我则准备回来种地。我说了那么多,她总算听懂了,摇着头说这大学算是白念了。

  我住进了三十多年前的老房子,那是我父母结婚前盖的。

  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来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留守妇女和儿童。

 

  二

 

  我出生时受了产伤,右侧的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逐渐纤维化了,俗称肌性斜颈。这病搁现在其实算不上什么大问题,绝大部分患者在婴幼儿时期去医院按摩按摩就能治好,只有极少数需要做手术矫正,我三岁那年医生掰着我的脖子,告诉父亲治疗得太晚了得需要做手术。

  为了给我凑够做手术的钱,父亲开着拖拉机去村子北面的山上给人犁地,天刚刚发出一星点儿亮光他就发动着车带着干粮上了山,一去就是一整天。一天傍晚,他开着拖拉机在下山的路上出了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沟里,母亲和我左等右等不见父亲回来,第二天早上母亲抱着我在山沟里找到父亲时他早已经没气了。

  三十年来,我的脖子没有得到过治疗,三根纤维化的肌肉牵引着我右边的肩膀和脑袋,我的脊柱、颈椎已经严重变形,脑袋向右后方倾斜,左脸大右脸小,两只眼睛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五官扭曲得不像话。我出去抛头露面都会感到无地自容,我的愿望是住进一个山洞里,好与世隔绝。

  回到村子,我发现家里破旧的院子倒还符合我的期望。我在院子里种上了生菜、萝卜、辣椒,又把三间砖瓦房收拾了一下,我发现父母生前的衣服还在柜子里放着,上面长满了霉菌,散发着腐朽潮湿的味道。

  那七分地原来是我的大姨种着,我回来后她就交给了我。我照着村里人的种法,夏天种玉米,秋天种小麦。我戴上了父亲留下的草帽,帽顶早已经烂掉了一个窟窿,露着半个脑袋,我把角落里锈迹斑斑的锄头扛了起来,肩膀上搭起了一条白毛巾,迎着一轮红日下了地,我看起来真像是一个农夫。

  种地之余,我在看书写作,来实践我成为伟大作家的理想。

  福克纳、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契诃夫、阎连科、刘震云、莫言等人的书摆满了我的屋子。

  每当我全神贯注读书的时候,老鼠就趁机从地洞里钻了出来,在我的书上东啃一口西咬一下,像是一个餐厅的试吃员那样,细细品鉴,发出“叽叽”的声音;蜘蛛结起了网,把丝线挂到我的《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上,蜘蛛像是一个勤劳的织女,在天堂和人间往返,不到一周的功夫就织成了一个大网。

  有时候我的灵感如泉水一样冒出来,我拾起钢笔奋笔疾书。

  每当书写的时候,我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世界比虚幻还虚幻,我常常沉浸其中,废寝忘食自是常事。我有时骑着一只金黄的老虎,穿过山川、峡谷、冰河、湖泊,直到老虎消失不见,留我一个人在茫茫雪地里。

  就这样,时间一点儿一点儿过去了,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古人云:三十而立。我倒是好,把大姨急得头上又多了几根白头发。

  她便给我找对象,希望我能结婚过日子。一段时间以来,在大姨的安排下,我相亲相了不下二十个。

  大姨再次来看我,我说:“我待在家里挺好的,你看我写的小说都有五十本了。”我翻开了一本,想让大姨看看我的著述,但奇怪的是密密麻麻的字像是被橡皮擦擦掉了一般,全成了空白。我打开一本又一本,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脑袋里一阵晕眩,像是刚从旋转木马上跳下来。大姨摸了摸我的脑袋,说我发烧了。她走后,我躺在床上,果然发起了烧。

  病了一个多星期,头还是有点儿晕晕乎乎的,一天大姨迫不及待地来告诉我,她打听到了一个在学校教书的姑娘和我挺般配的。我给姑娘说了,你是青年作家,将来能得“罗比尔文学奖”,你发表过的文章都有这么厚一沓子了。大姨做着极度夸张的比划,好像我年纪轻轻已经著作等身了。其实,那些文学杂志里面每一本只有一篇是我的,如果单独剪接下来,肯定没有那么多。

  大姨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那姑娘喜欢爬山。”她知道我被姑娘那张爬泰山的照片吸引走了目光。

  三天后是周末,那姑娘有两天时间不上班,我约她去爬村子北面的白沙山。那是伏牛山在豫中平原的余脉,山高八百米。

  我在微信里问她:“用不用去学校找她?”

  她回复:“不用。”过了一会儿,她回复:“我开车来接你。”

  看来大姨都给她说了我的情况,她知道我没有车,而她有一辆自动挡的大众宝来,她有事业编制,在经济上比我强多了。

  “见一见吧,反正又不吃亏。”我从内心里对自己说。

 

  三

 

  周六一大早,我就被外面枝头上麻雀的歌声叫醒了。我洗了头,刮了胡子,剃须刀片由于使用太久有些钝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几根枝杈的胡子挂掉。秋天的桐树叶子慢慢发黄了,叶绿素正一点儿一点儿地流失。我突然觉得有些伤感,生命如被水冲刷的泥土也在一点点儿地流失。

  我简单吃了点儿饭,认真刷了牙齿,哈了哈气,确认嘴里没有味道。看到院子里脏兮兮的,我想找个扫把打扫一下,刚进屋就听到房子外面的汽车喇叭声。我走了出去,她把车玻璃摇了下来。

  她肤色白皙,穿着一件米黄色衬衫,脸化得很好看,眼睛水灵灵的,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还要好。她明显是精心打扮了。我没有让她下车,转身回去锁了门,然后就钻进了她的车里。

我坐的是副驾驶。

  我闻到了她的身上散发着一股香味,我一吸进鼻子里就像是醉了酒,仿佛坐在一片黄橙橙的油菜花地里。我目视前方,但也偶尔看一下她。她纤瘦、骨感。我并不能从她的妆容里看出她实际的年龄,因为她不像是三十四岁的女人,倒像是二十五六岁,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皱纹是岁月走后留下的痕迹,我从她的脸上没有看到一丝皱纹。我的思绪在空中飘荡,像是走到了一片空旷的田野里。她穿着一条淡蓝色的紧身牛仔裤,屁股和臀部箍得紧紧的。我都忘记了去看她的左腿。

  她的车技不错。我们在车上简单地交谈。她所在的小学在山北面的采煤沉陷区安置村。她说她刚毕业的时候曾经在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教过两年,后来她调走了。上山的公路坑坑洼洼,路上不时有野鸡发出咕咕的叫声,青蚂蚱张开了翅膀在路边的草丛里展翅飞舞。我们把车停在了半山腰的停车场,给看车的村民交了五块钱停车费。我先下了车,准备去主驾驶室门口扶她,她告诉我车后座有一袋子食物和矿泉水,让我提出来路上用。她拔掉了车钥匙,从车里挪了下来。我们并排在一起,她大概到我鼻子这里,有一米六左右。她随身携带了一根人参一样的东西,那是一根折叠登山杖。我说:“你要是走不动了,我背你。”她呵呵笑了。我也笑了。

  锁好了车,我们沿着山路向上走。她的步伐不紧不慢,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左腿僵硬一点儿。

  我说:“我们走一会儿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

  不久,我们两个变成了她在前,我在后。

  那是个大晴天,热气逐渐升腾起来。

  九月中旬的玉米杆像是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士兵,饱满的玉米像是抱在士兵腰部的头盔,一颗颗整整齐齐。路边的草丛上露珠渐渐淡开,融化进了空气中。头顶的云彩湛蓝,看起来像是游泳池里干净的水。路边有一块大石头,反射着一圈圈的光晕。我扭头看太阳,太阳正如一轮红磨盘挂在东边的天上,染红了周边的云层。我的身上出了汗,她也出了汗,只不过我的是水滴,她的是细雾。那块大石头上的光晕梦幻又迷人,在我的眼睛里旋转着。我们停下来休息,坐在了大石头上。她拿出了袋子里的食物和水,我渴坏了,一口气喝掉了大半瓶,她则只喝了几小口。她从背包里拿出湿巾给我擦汗,我有些不太好意思。当我们坐在了大石头上后,光晕跑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我们挨得很近,她伸出了左手的两个手指,做着拍照的姿势。拍了好几张后,她坐在石头上全神贯注地修图。

  太阳像是一个热气球慢慢上升。我由于长时间缺乏锻炼,体能比较差,走几百米就累得大喘气,一瓶水很快喝到了底,空瓶子我没有随手扔到路边,环保意识变得强烈起来,我把空瓶子塞到了袋子里。远路没有轻重,上山的路更是如此,我提袋子的手被勒出了深深的红印,以至于我不得不走一会儿换一下手。山上的空气由清凉变得闷热,植物身上清脆和腐败的气息蔓延在空气里。野山菊开了,它的味道有些苦涩,在我靠近它们的时候钻进了我的鼻子里。蝈蝈在绿意盎然的红薯地里发出了歌唱的声音,尖锐而悠长。路边的野山枣树上挂满了青红相间的果实,它们的椭圆形树叶已经稀疏,将营养悉数留给了果子,它们身上布满了尖尖的刺,来保护它们的果实,它们成熟后的果实像是呱呱坠地的孩子,那时果实将会有另外的命运,或在母亲的脚下干枯风化成为一滴营养土;或被蚂蚁搬进洞穴蚕食;或被鸟儿吃入腹中,然后翻山越岭像是凤凰涅槃一样在另一块地方获得新生。

  她带了四瓶水,她那瓶只喝了不到一半,我不好意思再打开一瓶新的。又走了一会儿,她的背影像是一只风筝在我的前面飘来飘去。

  我的嘴巴里如同着了火,又干有苦。

  途径一片小树林,她停下脚步等我。她想方便一下,但这荒山野岭的,没有卫生间。我提议她去小树林里解决。我站在小树林外面,背过身去。

  “你帮我看着点儿人。”她走了进去说。

  “放心吧。”我警惕地向附近望了望,确定无人。大概四五分钟后她从小树林里走了出来,但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漫长。她告诉我小树林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鸟,好可怜。我们便一同过去,一只麻雀正在地上躺着,它的一条腿断了,身上流着血,几只苍蝇盘旋在它的头顶,一群蚂蚁陆陆续续凑到它的跟前。小鸟伤得很严重,不久就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我们把它埋起来吧!”她说。

  我找了一个小木棍在地上挖了一个土坑,她用一片叶子包裹住了小鸟的身体,我们把它安葬在了坑里,然后封上了土。

  这里晚上有野兽出没,它们会用爪子把小鸟从土里刨出来,为此我找了一块二十来斤重的石头,压在了土上。

  她突然流起了眼泪。我安慰她,她从包里拿出了一包纸巾,纸巾没有揭开封口,我帮她揭开,抽出来一张递给她,她擦了眼泪,又擤了鼻涕。

  走出了小树林,在经过一个小山坡时一圈圈的光晕再次出现,从光晕里走出来了两个人,由远及近,我发现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二十多年前的样子,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年轻几岁,母亲挎着一个篮子,父亲挎着母亲的一只胳膊,他们越走离我越近,边走边张着嘴说话,我用力听但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从他们轻松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忧愁的,他们神情自若地从我身边走过,向着山下走去,直到背影也消失在光晕里。

  “你在看什么?”她问我。

  “我刚才看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我说。

  “刚才路上什么人都没有。”

  “他们刚才一路说说笑笑地走下山去。”

  “你不会出现幻觉了吧?”她用手在我的眼前晃了晃,“你刚才走着突然停了下来,我喊了你几声你才反应过来。”

  “可能是我眼睛花了。”我揉了揉眼睛,晃了一下脑袋,光晕还在。

  “你喝点儿水。”她拧开了一瓶新的。

  我喝了起来。

  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大地,山上的路变得陡峭起来,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四

 

  “你平时一个人在家都干点儿什么?”她问。

  “种种地,看看书,写小说。”我说。

  “挺好的!我也不喜欢追求俗世的生活,我喜欢爬山和读书,”她故意放慢了速度和我并排着走,“但我不会写,我写出来的东西很散,像是一滩沙子,”她走着说着,“像我这么大年纪的早该结婚生子了,可我不想结婚,大概是七年前吧,我差点儿结婚,对方是个厨师,他对我很好,给我买了代步车,还在县城买了房子,一次在他家里,当他关上卧室门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毛骨悚然,莫名其妙害怕起来,挣扎着从他家里走了出来。”

  “后来你没有谈过对象吗?”我问。

  “没有,我一个人住在学校的教师周转房里,有时回去照顾一下我妈。她的精神不太好,时好时坏的。”

  “我的父母走得早,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儿。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呵护,小时候受人欺负是常有的事情,走在路上,坐在教室里,总有孩子喊我‘歪脖’。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村子里的一群小孩把我栓在村外的一棵歪脖树上,他们用力掰我的脖子,试图帮我纠正。他们大概也是出于好心吧,很小就想要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但他们的医术并不高明,费了好大劲,也没能掰过来,便捉来了一堆虫子一股脑塞进我的嘴里。他们可能是听说了某些治病的偏方。结果,我食物中毒了,不停地呕吐,墨绿色的胆汁都出来了。我的脖子依旧歪着。他们又害怕又失望,天黑的时候,他们像是一堆散开的鸟兽纷纷跑回了家,而我还悬挂在树上。夜风中,空气很凉,几只野狗碧绿色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很久,直到天大亮,它们才走……”

  “可怜的孩子。”她说。

  “我一共上了六年高中,由于英语不好,为了学英语,高一曾经上了三年,我当时想考北京大学,在高三复读了一年后,考上了河南大学,我二十二岁上大一那年秋天在学校图书馆听说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出于好奇我读到了他一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之后一直有个念头徘徊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到了二零一三年的国庆节假期我把这个念头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我和姑姑未来的九种可能性关系》,投了几次稿后,在二零一四年八月发表在了《作品》杂志上,这成了我的小说处女作,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此后开始有意识地阅读国内外的文学作品,又陆陆续续创作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我二十六岁那年大学毕业,我学的专业是财务管理,但我不想做这方面的工作,一个诗人严彬老师很赏识我,我去了北京,成了一个故事编辑,我对陌生的环境很难适应,人际交往能力也跟不上,加上心里想着写小说,两个月后我辞了职回到了老家。我觉得我是为了小说而生的,我愿意获得上天的遴选,将我化身为人间遍尝酸甜苦辣的信使,为此我愿付出我的一生。”

  “我支持你。你出汗了,我给你擦擦汗。”她抽出了一张纸巾,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擦拭着,纸巾很快就湿透了。

 

  五

 

  太阳钻进了一片从北边飘过来的云层里,天一下子变暗了,热量被阻挡,空气里有了一丝阴凉。

  我们走到了一个L形的急转弯处,急转弯的左面是陡峭的花岗岩,右面是一条深沟。

  “你一定很想知道我的腿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七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去外婆家串亲戚,回来晚了,天色已经黑了,路上遍布着蟋蟀的叫声,在经过这里时,因为怕掉到沟里,母亲拉着我走在了靠石头的一面,当我们走到转弯处的时候,一个拖拉机开下来了,它像是一头下山的巨兽,拖着凶猛饥饿的步伐,昏黄的灯光在我们的身上晃了一下,母亲把我往石头上拉,但来不及了,哐啷啷,几声巨响,岩石上发出一串的电光石火,拖拉机身后悬挂的犁齿如鲨鱼凶猛的牙齿刮住了我的小腿,我像是一个被风吹跑的稻草人,在空气中打转后,摔落在了地上。刺骨的疼痛从小腿上袭来。母亲追上了我,把我拾了起来,她手忙脚乱地撕烂了她的衣服给我的左腿止血,但血流如注,衣服很快被浸湿了。拖拉机掉进了深沟里,昏黄的灯渐渐熄灭了,柴油燃烧后的气味在空气里散溢着,一个男人痛苦的呻吟声从沟底里传来。母亲像是疯了一样背着我一路小跑着翻过山顶回到了家里,父亲又背着我去了医院,我左腿的小腿骨粉碎了,做了截肢手术,此后我拄了十五年的拐杖,师范毕业后装上了假肢。我的母亲为此精神出了问题,我的父亲在十年前以外出打工的名义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低下了头,脑海里浮现出了父亲。

  “我的父亲那晚开着拖拉机下山,连人带车翻进了我面前的这条沟里,第二天早上母亲带着我找到他时,他一半的身子压在拖拉机下面,另一半的身子布满了露珠,晶莹剔透,像是一颗又一颗的珍珠,他的指甲缝隙里布满了泥土和血迹,他的口袋里装着赚的几十块钱,他想在那个秋天凑齐给我做手术的钱。深沟上面的路上有一滩血迹,还有一个小孩子左脚穿的鞋子。”

  我们继续朝山上走去,太阳像是一个超级大的红番茄挂在头顶,晒得我们出了一身的汗,再走两里路,就要到山顶了,上面的风吹起来很舒适,风里仿佛有着未来日子的甜蜜味道。

 

  原载于《草原》2021年第五期新发现栏目

 

  作者简介:丁奇高,本名丁气高,1990年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小吕乡王冯村七组,中国作协会员,身残志坚的小说创作者,曾经在《当代小说》《牡丹》《鹿鸣》《科尔沁文学》《作品》等杂志发表过短篇小说。

 

注:本文由刘不伟推荐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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