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荐读】历史记忆，娓娓道来流水行云。仨蛮子各有千秋，人世一遭，藉藉无名，惟乡党惦记，或亦永恒。无论纪实还是小说，人性均是基础篇，谋生是生命必须的过程，而往往就为这，竟引发了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尽管不少这样的世界，恐怕一生都是哑然的，但文学记住了它，由此便有了活着的所谓意义。此作主题，自是比作者当年三十年前于人民日报上所发的《布谷声声》好，因为它弃绝了应景成分，多了不少生存本质的厚重，纵然没有展现出小说最高境界那种诗性的精彩，但人物灵魂的沉甸与朴实，却是中国乡间一度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尤为真实而透彻的揭示与深沉写照！——顾偕 中国作协会员、广州市作协原副主席

 

仨蛮子（小说）

 

作者：徐世访

 

村里先后有过仨蛮子。三个蛮子三个姓。其中两个是本地户，还有一个是外来的。

 

杨蛮子

 

这位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得有言在先，如今的大余楼村哪怕你去问年纪不小的老年人，谁是杨蛮子，估计也没几个能答得出。因为这名字，他只用到他与我小学同学的十二三岁，便改名刘凡勤。

 

杨蛮子其实姓刘。爹刘乐清是早年给余家“看林”的“林户”。当地大户人家喜欢在祖坟旁边栽植松树，几代下来，祖坟地就成了松树林，“余林”是其中之一。

 

林户刘乐清白天打理文锦老爷的族林，夜里住在大车屋，就近给牛驴骡马添草加料，照看下牲口。

 

一九三八年蒋介石下令炸开河南地段黄河的花园口，放洪水抗日。导致决口处连年洪水泛滥，老百姓拖儿带女，蹚着遍地洪水南下逃荒。

 

一个大脚妇人带着个八九岁的闺女，一路要饭来到大余楼，求爷爷拜奶奶，想托人把闺女给谁当个童养媳，好歹有口饭吃。

 

文锦爷得知此事，说：大人孩子都留下吧，跟林户刘乐清过，白日里帮后院佣人洗碗刷锅，夜里给乐清暖个脚。

 

娘儿俩磕头谢了，刘乐清更是感恩戴德。几个长短工一起下手，挖泥脱坯，在大坑西边起墙架脊，盖了两间趴趴屋，河南逃荒妇就成了我后来的老刘大娘。

 

刘乐清个头不到一米五，常年当林户，见人就低头哈腰地喊爷，没个男人相。成婚四年后得子，取名“蛮子”。按理说咱们那带称“北侉”、“南蛮”。这——在河南的侉“地”里下的安徽“种”，好不容易弄出来的孩子，该叫“侉子”才对，咋叫“蛮子”？不知咋整的，没人说得清。

 

收留老刘大娘两年后，文锦爷又雇了个石匠，修房整院干些子粗活。石匠杨洪雷长得五大三粗，自己动手，在大坑北面盖起三间屋，还拉上了小院子。

 

刘乐清老来得子不容易，想着给儿认个“爹”，为孩子加个双保险。就近选中了彪形大汉杨洪雷，于是这儿子改个“口”，叫亲爹乐清“爹”，喊杨洪雷“大大”。反正都是外来户，改口也改得彻底，小名“蛮子”前面也加了个杨，叫“杨蛮子”。

 

关于杨蛮子认爹还有别一种说法，长工“大领”一哼鼻子，背后说：杨石匠没来之前两年多，刘乐清夜夜闲着了吗？结果“吭哧吭哧”白忙乎，连个老鼠也日不出来！蛮子认杨洪雷“大大”认得对，说不准蛮子就是杨家下的种！

 

杨蛮子和我一个班上小学，起大名时，老刘大娘做主，姓名随“大大”叫杨得喜。

 

老刘大娘是黄泛区过来的河南人，听她说话像听豫剧的对白。从河南逃荒过来，经开封、到商丘，下永城，一路见多识广，村里的娘儿们都喜欢没事端起“鞋筐子”去那里，边纳鞋底边听她操着河南腔“拉大呱”，趴趴屋成了个“人场”。

 

四九年解放，五零年土改，工作队发动群众斗地主。本庄本村又都姓余，文锦爷也没什么恶迹，要斗这位长辈，发动起来很难。

 

听我爹说当年的批斗会很冷场。乡政府派来的土改干部看准了平时就喜欢大声说话的老刘大娘，进她家劝说，要她在批斗会上讲讲自己受的苦。老刘大娘从蒋介石炸开花园口，讲到一路逃荒要饭，鼻涕一把泪一把。外乡口音，配上“比划”的手势，很对工作队的胃口，但毕竟要斗的是眼前的地主，不能光说蒋介石的不好，要她结合着说余文锦的罪恶。经工作队一再启发，老刘大娘明白了，就把平日里道听途说的些余家事，一条子一条子地抖落：请来的奶妈是把自己的孩子断奶，来喂养东家少爷；地主绫罗绸缎，长工无被无褥寒冬要钻草屋过夜……全忘了她是咋被收留才安了个家。说到最后，突然上前一步，手点着老地主的额头，大声叱问：余文锦！你说这事有没有？老地主赶紧低头认罪：“有，有。”

 

老刘大娘从村里批斗会演讲到乡里、区里，最后到县里。县里开罢大会演讲完回来，已经被封为我们村农会的妇女主任了，这时村里人再喊她“老刘嫂”、“老刘大娘”的，她就不高兴。大家明白了，全村除我之外男女老少都喊她“刘主任”，一直到“刘主任”七老八十仍然这么喊。

 

我一直是喊“老刘大娘”。之所以例外，主要是因为我爹是村干部，而且一直是她的顶头上司，为了套个近乎，喜欢我喊她“老刘大娘”，答应的也十分亲切。我和杨得喜同年上学，一直同学到五年级。有时他帮我带饭，有时我帮他捎个馍的，关系比较铁，他喊俺娘“婶子”，我就喊他娘“大娘”。

 

在所有同学中杨蛮子从家里带来的馍饭是最好的。原因有二：老刘大娘从河南带来个手艺，用村里人不要的高粱糠、谷糠做白醋。大家都端上鸡蛋拎个瓶，去趴趴屋以蛋换醋。过一阵鸡蛋攒多了，供销社找到她家上门收走，来钱方便。

 

更主要的是当年土改的工作队长后来当了县供销社头头，随大娘从河南带过来的贵兰姐，刚一成人就被大娘带着去找土改队长。小姑娘人长得标致，嘴巴也甜，一来二去，贵兰姐进了县供销社，成为我们村第一个正式参加工作的女孩子！

 

杨得喜大我两岁，四八年生人。可别小看这两岁，两年之隔两重天，他就隔成了旧社会过来的人，二十多年后发生的一些子事，总让我想到，他，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

 

小学一二年级用铅笔，我们是两分钱一支的“丰收牌”，用的短到捏不住、绑上芦苇杆接着写。杨得喜用的是六个棱的“大中华”，还剩小半截就甩给别人了。三年级开始换钢笔，杨得喜先是“新农村”，很快贵兰姐就从城里给他带来大“金星”。只可惜学没上好，小学五年级宏喜就提前“毕业”了。

 

因贵兰姐在县供销社，靠山顺水，杨得喜后来也当上了我们村小商店的供销员。在当时物质紧缺的情况下，贵兰姐能直接从县供销社“拨”货过来，别的村没有的大余楼有，烟啊酒啊不缺货，糖票煤油票比别的村宽敞。

 

这当口，不知为什么杨得喜改名字了，姓回他原本的刘，叫刘凡勤。

 

因为供销员的身份，刘凡勤从此在村子里也算了个人物。别人下地干活，他坐在小商店卖货，风不打头雨不淋脸，还拿着补贴的工资。村子里渐渐地没多少再叫他“蛮儿”“杨蛮子”的了，见面都亲切地喊“凡勤！”

 

小商店开在老地主余文告大坑沿的两间大瓦屋，一间摆柜台，一间作库房兼卧室。每晚柜台门口挂个汽灯，门店亮堂，生意红火。

 

儿女有了出息，当娘的脸上当然有光。老刘大娘可乐呵了，出出进进满招呼。手头不缺钱，人也大方，谁家有个吃紧当忙、钱抹不开的时候，只要张口，多少都能从她那里转借几个。每到寒暑假开学，俺娘总得要到老刘大娘家去一趟，学费差多少只管开口，卖了猪羊再还。

 

老刘大娘人前背后常夸我，说，能考上梅村中学还了得，搁早年，那就是个秀才！顺便也带上夸自己的儿子几句，“我看，村子里同班上学的就俩孩子有出息，一个是俺家的‘蛮儿’，现在就能挣钱。一个是南院的‘全儿’，上好学今后当大官！”

 

贵兰姐只要从城里回村，就是前后院小孩子们的节日，一个个探头探脑凑进院，领糖果吃。贵兰姐一身城里人的标致打扮，能说会讲。有一点特别，年纪轻轻的姑娘，竟然伸出细长的手指夹根香烟，旁若无人地抽。这要是摆在别人，非遭婶子大娘戳脊梁骨。但，抽烟的是贵兰姐，便夸：“怪有意思，好看！”

 

唯一让老刘大娘闹心的也是贵兰姐。眼见着二十大了，不谈对象没结婚。而且，不能问。一提这事，马上甩脸子：“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再瞎操心，不回来了！”

 

说话间就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夜。眼见着我是大男孩子了，周六从学校回家，不想和弟弟挤在一张小床上。凡勤说：过我这来“捣腿”睡吧，咱老同学说说话。

 

寒假暑假更是睡在他供销社“打通腿”，店里有散白酒，我就从地里薅个辣萝卜，从家里抓几把花生，我俩脚顶脚地喝“贫”酒。

 

凡勤很关注和我一起上学的中学生，尤其爱问女学生的事。“你们说不说话？”“同不同桌？”还有一次，店里进了一麻袋古巴的“蜜枣”，莫名其妙——他竟让我带上一小包，说，发给你的女同学尝尝。

 

这时，刘凡勤已经是我们村的供销员兼团支部书记了。

 

在梅村上初三那年，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孙世奎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周六回来，向团支部书记凡勤请教该咋写。

 

他楞了一下。接着便告诉我咋咋写。我听他的。

 

可惜，直到初中毕业我也没入成个团。孙世奎后来告诉我，“你爷爷是历史反革命，你没给组织写明白啊”。我就奇怪了，据说我二爷爷当过几天保丁，可我大伯父是烈士，我爹是大队书记，咋到了我就入不上个团！孙世奎说，有你的人民来信，反映你隐瞒家庭历史。

 

六八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六九年招工到离家一百多里的芦岭煤矿。每次回家，几个月不见凡勤，总要拉上老同学，到我家喝顿酒。吃罢喝罢，还是一起到供销社“捣腿”睡觉。

 

老刘大娘看着哥儿俩关系不错，蛮高兴，说：都存几个钱吧，该说媳妇啦！

 

就在这阵儿凡勤出事了。

 

供销社的左门旁还挂了个小牌子——大余楼村团支部。凡勤是团支部书记，供销社的房子“一鱼两吃”，很顺当。

 

团支部里有个宣传委员，女，家住山坡西面。这姑娘二十一二岁，短发，圆脸，整天胖脸红扑扑的。身材饱满到好像随时都要绽开的花骨朵，爱说爱笑，能唱能跳。

 

作为支部书记，凡勤很看重自己的工作，为了不误农活，团支部经常晚上开会，一开开到深更半夜，女孩子胆小，要翻过西山头送回家，几个男支委轮流，支部书记送的多些。

 

这天一大早，大坑沿就热闹起来！供销社的门被人从外面用铁丝拧上了。

 

更关键的是，锁在屋里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个，团支部书记；一个，女宣传委员。

 

尤其要命的是，女宣传委员和邻村在南京当兵的小伙子已经谈上了，过一阵回来结婚证一领，就是军婚啦！

 

拧铁丝的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穷混混，文革中与凡勤不同派别的死对头。穷混混不遮不瞒，站在门外对着门缝朝里喊：这会儿哭了，夜里还不知多快活哪！“刘凡勤，我告诉你，我穷，我不犯法。你有权有势，这回你得进去！要知道，你快活的可是‘军婚’啊！”

 

当天，女的哭着回家，凡勤被押送到公社。

 

出了大丑的宣传委员脑筋转得快，赶紧朝南京发了个电报，告诉男方，咱俩脾气不合，算了。

 

东西庄不远，这样通奸养汉子的新鲜事传得快。没过门的媳妇出了这样的丑，男方家里当然脸上挂不住，更不愿把屎朝自己脸上抹，恶狠狠地放话：别说没领证，就是结了婚也得给我离，谁稀罕这样的“绿帽子”！

 

关了几天的凡勤，又放回来了。能放一马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出事后，贵兰姐忙不迭地前跑后跑，烟、酒、钱不知送了多少。刘凡勤放回家，听说被贵兰姐关起门来，狠扇耳光，脸都打肿了。

 

我回家听说这事，早已经摆平过一阵子。据说女委员也很快远嫁到河南省。

 

晚上去供销社睡觉，凡勤知道这事肯定瞒不住我，趁着酒劲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许笑话哥啊！图个快活——反正，想日的也日了，该关的也关了，没事了。”又关心地问起我矿上混的咋样。我说还行，刚评了个劳模，正要我写入党申请书哪。顺便向他请教，这申请书该咋写；凡勤眨着眼睛想想，说，“恭喜恭喜！”

 

矿上的事也是说不清。劳模评上了，申请书也递了，半年没消息。指导员徐洪昌有一次问我：你二爷爷到底是干啥的？

 

我操！肯定又是“历史反革命”的问题。我赌气子给指导员说：我大伯是烈士，我爷爷是烈属，我爹是园艺场的党支部书记。到了我，却有了家庭历史问题？指导员听我说明情况后，说：没办法，有盖着公章的人民来信。

 

一九七四年春节回家过年，母亲说，你贵兰姐走了。走了就是人不在了。我问娘贵兰姐咋死的，娘也说不清。听村里人传闻，有说病死的，也有说是上吊。

 

老刘大娘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家里也一下子没了撑起体面日子的顶梁柱。不久，大余楼村供销社关门。凡勤从小没干过体力活，生产队分组下地，没人愿和他搭伴。好歹读过五年书，看在老刘主任的面子上，当了个记工员。

 

一九八一年我从芦岭煤矿考进《淮北日报》社，需要转个人档案。这时，地主已摘帽，右派也平反，台湾的老兵都陆续回乡探家，过去戒备森严的条条道道都松快多了。转关系时，档案让自己带，直接交给我，省得派人送。

 

面对着这个黄色的牛皮纸大信封心里不免好奇：档案袋里到底装了些啥？索性扯开用线绳绕住的开口，抖落出里面的一迭纸。其中有两页关于我“历史反革命”爷爷的人民来信。一封时间较早，时间是1964年，我上中学的年代。一张额头印有县供销社字样的信笺公文纸，落款时间恰恰就是我在芦岭煤矿写入党申请书的月份，后面还盖有大余楼村团支部的公章。两封检举信都是一个人的字体，同班同学几年，一眼便认出这是刘凡勤经常一顺溜斜着写的钢笔字。不禁大吃一惊！想想也明白了——看起来我俩相处不错，但他心里，还是看不得我比他混得好。

 

去《淮北日报》上班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专程回老家。让娘收拾几个菜，到东头喊凡勤来家喝酒。

 

记工员的刘凡勤明显比以前话少，人瘦多了。喝闷酒。不大动筷。要我拿出记者证给他看看。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说：你现在是党员了吧？我说还不是，报社里党员也不是很多。又喝了几杯，他站起来，说要回家给猪喂食。

 

我送到门口，说：咱是亲同学啊！往后，你有啥事要帮忙的话，记住知会我一声。

 

几年后我调到南方工作，临行前回趟老家，前后院的叔伯兄弟招呼到一起，吃顿饭。我特意去喊凡勤哥，他躲了，媳妇编瞎话说他肚子疼到乡诊所吊水去了。

 

一晃20多年。前几年小弟电话过来,聊了些村子里的事。我问：杨得喜现在咋样？小弟说，你问谁？哪个杨得喜？

 

一起上学5年，那时的名字记得牢，忘了他已经改名，“大坑沿，老刘大娘家的。”心下想：好在问的是杨得喜，要说起他的小名杨蛮子，恐怕就更云里雾里，没谁知道此人是谁了。

 

又过了几年，得知这位小名杨蛮子、学名杨得喜、改名刘凡勤的，已经亡故。他比我大两岁，算年龄应该不到六十岁。

 

耿蛮子

 

这人，倒真是个来自皖南的南“蛮子”，姓耿，来大余楼时不到三十岁，村里的大人就喊他“老耿”，背后却叫耿蛮子。我们这些七八岁的破小子喜欢凑热闹，整天追着他喊“耿蛮子”“耿蛮子”，他也不恼，冲着我们笑。

 

五八年大跃进，除大练钢铁、大食堂、人民公社外，皖北的农村又多了一项：稻改。将原来种小麦的旱田，打堰围堵，挖塘，架上水车。男女挑灯夜战，打着号子，一脚一脚踩着高架水车的踏板，车水，改种水稻，让淮北人民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

 

旱地种稻必须技术指导，省里派来“稻改员”。派驻大余楼的稻改员就是老耿。宣城县人。大高个，长脸，黑璨璨的，爱笑，江南口音很重。

 

耿蛮子安排住在大坑北面的大瓦屋最西头两间，也就是后来改为供销社小商店的房子。这是地主余文告置下的。土改时留给工作队住宿和办公，没分给贫下中农，只将老地主赶出主房，在大瓦屋最东头垒死一间，屋山头向外打门，成个竖筒子屋，让老地主住着。

 

土改后没几天，地主老婆怕挨斗，跑了，撇下个叫大红的10多岁闺女，按辈分我得叫大红姑。老地主带着闺女，爷儿俩一直住在这间“竖筒子屋”里。

 

那个年份的地主名声臭，没人敢跟他们来往，竖筒子屋白天不闻话语，夜晚早早吹灯，大红姑几乎是在没声没息中长成的。高高，瘦瘦，后背留条独股大辫子，下地干活从石头桥上走过，娘望着她的背影对我说，那是你大红姑。

 

耿蛮子初来乍到，吃不惯北方的黑面“窝窝”，好在自己带来两麻袋大米，闷干饭。

 

在南方水乡，都是就近挑河里、塘里的水吃用。来到这里只有井水。提水要用木水筲，挂住长长的井绳，叉开腿面对井口，慢慢将水筲松到井底，来回晃荡几下，趁劲一丢，水便灌满了，再一把一把提上来。耿蛮子虽然力大，可从来没干过这种活，一伸头望见黑咕隆咚的井底，“妈哎！”一声赶紧退回。

 

好在“一条脊”的瓦屋东头住着个地主，村长决定：罚老地主劳役！

 

开始是老地主弓着腰为耿蛮子挑水。毕竟年纪也大了，后来就是闺女大红每天提水、挑水、送水。耿蛮子点头哈腰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地主成分的大红哪受过这般礼谢，登时，脸红了，喏喏地轻声说：“这是罚俺干的。”顿了顿又说：“不罚也该挑，你大老远地到这里帮俺村——”耿蛮子一时没反应过来，望着大红匆匆离开的背影，楞了好大一会儿。

 

那真是个热火朝天的时代！干活打号子，挖塘打号子！晚上挂起马灯踩水车打号子。男女青年边干活边唱配合稻改的“稻改歌”：

 

俺庄上——

来了一个好青年呀哈

家住江南宣城县啊

劳动生产是模范哪

哎嗨呦……

劳动生产是模范呀嗨

 

这歌肯定不是为耿蛮子一人定制的，估计是稻改员大多来自皖南水乡的敬亭山下，为了推广稻改，专门编写的流行歌曲，教大家传唱，配合宣传。

 

每天帮着稻改员送水的大红姑，却不能进稻田，上面有规定，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晚上出来唱歌，当然更没她的份。独筒子屋早早黑灯。

 

地主成分又没个娘疼，只有一个时不时拉出来挨斗的爹，左右邻居和般大般下的姐妹很少有人跟大红姑说个话。她也心知肚明，很自觉，一般不找人说话，也很少出门。

 

眼见着大红20出头了，这在当时当地要算嫁不出去的年龄。反正是没人搭理，大红也从不找别人唠嗑，除下地干活，就是在独筒子屋里做针线，冬棉夏单春秋夹衣，把个老地主的爹收拾得干干净净。下地干活，背后垂着根粗粗的独股大辫子，反正也没人搭理，出门谁也不看，直挺挺地穿过村子，过南桥，上大路，下南湖，该干啥活干啥活。

 

稻子快黄的时候，大红姑突然“精神”了。是那种“闷神经”，不吵不闹，不哭不笑，不打人不骂人。地里的活照干，耿蛮子的水照送，针线活照做，就是出来进去地穿衣乱了套。初秋了，别的女孩子开始穿长袖衣衫，大红的穿戴却愈发的短。下摆束紧的短衫，更显得细腰大胸肥屁股。男人们看着特扎眼，女人们就在背后讥笑。下身穿短裤！而且是鲜红短裤！！这是女孩子只敢在睡觉时穿着的内衣，她竟不知羞耻大摇大摆地穿着下地！鞋子也怪，娘没死、爹还在，竟然穿上了雪白的孝鞋，白孝鞋前头还钉上一朵艳红的丝穗子。迎面见她走来，大人赶紧避开，孩子们却起哄跟着看，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大红姑的那个怪模样。

 

神经是神经，但每天照常给老耿提水、送水。老耿觉得不能白忙乎人家，村里有人说，耿蛮子把上面发给他的香皂、毛巾送给了大红姑。

 

热热闹闹折腾了大半年的稻改，霜降后，换来了丰收的果实。收割。脱粒。

 

耿蛮子犯了愁，哪里弄脱粒机去？老村长一捋袖子：“摔！”男女老少一起在打麦场的石磙上，可着劲地摔稻穗子，忙乎了半个多月。

 

全县稻改庆功会上，耿蛮子戴上大红花。庆功会后，县里马上来人，将所有稻谷全部收走，说是要留稻种。奇怪的是，稻种拉走没几天，县里突然传递省里的指示：稻改停止。理由是劳民伤财，还是种小麦合算。老村长气得拍着腚地骂：“妈拉个巴子，早不说晚不说，拉走稻种再说不种！男女老少忙乎了大半年，早知道，冒着犯法我也得让老少爷们吃顿大米饭！”

 

过年前耿蛮子回宣城老家去了。

 

一入冬，天寒地冻，各家关起门烤火唠嗑，很少串门拉呱。

 

有人发现几只狗从老地主的独筒子屋里出出进进，门也没关。进去一看，老地主死得尸都干瘪了。村里人这才突然觉得：咋老长时间也没见到发神经的大红了。

 

好在老地主只是个冤头财主，左右邻居念他没什么大恶，一条芦席卷上，埋了。

 

自此，这个叫余文告的地主连同他的女儿大红姑，从这个村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偶尔提起大红，有人就说，早死了！别说她神经，正常人大冬天跑出去，饿不死也冻死了.

 

三十年过去。村子里年轻人一茬又一茬地长大，现在大多到城里打工去了，挣钱回家盖起两层小楼，村子也一年一年地“长”大，几个邻村渐渐地连成一片，区分不清这庄那庄。村子变大了，房子长高了，除了老年人，村里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这年冬天，几个老人在村口靠墙袖着手晒太阳，说闲话。

 

一辆土黄色出租车停在村口，下来个瘦高老人，迷茫地左看右看，开口问路：“此地离大余楼还有多远？”

 

一听口音，就知道是外乡人。

 

“这不就是大余楼吗！您，——找哪家？”

 

瘦高老人不紧不慢地说：“不找哪家，来给岳父上个坟，立个碑。”

 

这时，其中一个老人听着，望着，愣了一会儿神，猛地一拍大腿：“我操！——这不是耿蛮子吗！”

 

尽管背有点驼，耿蛮子个儿还是高。只是两鬓苍白，一脸沧桑。

 

“你岳父？——谁呀？”

耿蛮子一边给大家散香烟，顺口答道：“余文告”。

 

余蛮子

 

余蛮子家族有两大特征：第一，三代单传，太爷生了老爷，老爷生了爹，一直到他，都是一个男丁。第二，辈辈行武，前两代都当过兵。到了余蛮子这一代，变了。先是断了“兵”路，除戴过红卫兵袖章，蛮子没入过伍。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单传百年的家族，到了窝囊成“吃鼻涕屙浓”的余蛮子，三十多岁竟然独股发俩芽—— 双胞胎俩儿子！

 

余蛮子从来没见过爹。没出生，爹就没了，村子里称“腹里无爹”。蛮子打小就是爷爷余文中带大。

 

文中爷活到80多岁。不过，有一多半时间不在大余楼住。

 

一九六八年，作为“老三届”下乡种地的我，听五叔在麦场铡草给我讲起文中爷。开头语就是“嗨！败家子一个！”，嗤之以鼻。

 

余文中的上一辈余凤开曾在冯玉祥手下当差。据说官职还不小。后来卸甲归隐，回到大余楼，置地！建房！那年头天下大乱，大院子的一角竖了个两层的小炮楼。家里就一个单传的儿子，余凤开不放心宝贝儿子在外读书，索性把教书先生请进家，设馆供读。余文中一年年长大，十六七岁就野心勃勃，说要出去闯荡。

 

凤开爷夸他：有种！甩手给了200大洋。

 

一个月后，回来了。嗬！这两百大洋花得有模有样：白礼帽、白皮鞋；身后，高头大马上坐着位艳装女郎。

 

老爷子军阀行武闯荡多年，啥没经验过！一看，明白了：这身打扮，都是从徐州府照相馆租来的；看眼神就知道，那女人出自青楼！

 

进屋就要操家伙，余文中眼疾腿快，赶紧偏身上马，一骑绝尘。

 

十多年后再进大楼村，余文中已是一身戎装，腰扎武装带、头戴大盖帽，正规中央军的装置。

 

关键是带了个几岁的儿子来家。凤开爷对着孩子细打量。行！是余家的种！别的也没多问，只说：带兵打仗不可能拖家带口，把孙子给我留下，你打你的仗去。余文中立正一个军礼，转身走人。

 

这孩子就是日后余蛮子的爹——余学礼。为了确保“独根苗”传宗接代，余学礼刚满18岁，便早早订了婚，娶妻进门。

 

东院的是三代单传，但同族同宗的“小五房”西院的余文成一家却子孙鼎盛，兄弟几个个个“生猛”；但都不走正道，当过“马子”，劫过路，拉过“冤”，撕过“票”。余文成早就盯住了东院的房产，眼瞅着老少三代单传，恨不得在余学礼这代的独根苗上下手，斩草除根。近房断子绝孙了，留下的家业理所当然就是他们最“近房”的兄弟们继承。

 

余学礼迎娶不到一年，正赶上1946年开始的国内战争，国共两党台上刚握了手，下面就打开了仗。淮北、萧县、永城、砀山这一带简直乱得不能再乱，这几个月共产党的军队打过来，县政府就姓“共”；半年不到，国民党大兵压来，马上又改朝换代。

 

真打起仗来，害怕的是孩子，担心的是老人；却给了年轻人出风头、亮本事的机会，长枪一扛、军装一换，立马精神十分，个个蠢蠢欲动，再加上不同家族历来已久的恩恩怨怨，你吃共军的粮，我就扛国军的枪，新仇旧恨，咱们枪上见！

 

这档口，当了多年国军已经四十大几的文中爷临战起义，归顺了共产党。此时，江淮一带虽然归属彭雪枫的新四军统辖，萧县却还是蒋军的天下，部队番号特奇怪——交警队。

 

村子里的余学礼结婚一年，媳妇也挺起了大肚子。家传“黩武”，学礼几次要出去找部队，媳妇死活不放，便悄悄加入了萧县共产党的地下武装——“基干突击队”。东战皇藏峪，西袭芒砀山，战绩不凡。

 

这天雨夜，余学礼摸黑回家，想偷偷看望下临产的媳妇。恰巧被近房的“马子”兄弟候个正着，赶紧向国民党“交警队”报信。天没亮，学良听到砸院子大门，知道大事不好，心下明白一定是“马子”近房报的信，忙拍着媳妇的大肚子说：我要是回不来，生男生女对外一律说闺女。“记住，咱家是单传，生男，也男扮女装，防着西院的近房对咱男丁斩草除根！”

 

抓住余学礼，冒雨押送萧县城。但，根本没进西关，刚过帽山店，“马子”兄弟就策动押送的顽军，拽过枪把学礼给毙了。好在附近有亲戚，当天用板车拉回，埋在村子东南。国民党军队枪毙的，肯定是烈士，我上小学时，每年清明节，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去那个不大的坟头祭扫。

 

淮海战役打罢，新中国建立。文中爷回萧县。来到县政府，领回儿子的烈士证书，一心回家带“腹里没爹”的孙子。

 

儿媳妇告诉他：“他爹临走对我说过，孩子出生，男女都要对外说闺女，要‘瞒住’儿子！”

 

文中爷一拍大腿：中！他爹临死前起的名，就叫蛮子！

 

这个大我3岁的孙子，上小学时脑后还辫了跟细细的扎红头绳的“小尾巴”，说话，做事，处处没个男孩子样，或大或小的同学，没有不欺负他的，反正他只会“唻——”“唻——”地揉着眼哭。

 

为了区别同在一个小学的大坑沿“杨蛮子”，打小我们都叫他“余蛮子”。

 

余蛮子的母亲1958年也死掉了，与学礼葬在一起。也许是怕挖深动了烈士的遗骨，只能浅埋。谁知竟遭了村外的狗扒坟。加土封厚，并在坟头立了个生石灰刷得惨白的罐子。小时候，我是从来不敢从那个坟头那个特别扎眼的白罐子坟边走过，老年人不说那是野狗扒坟，说是称“犯了‘天狗星’”。

 

因为是烈属，余蛮子上学从来不交一分钱。从瓦口小学上到永固中学。再朝上就读不上去了，只好回家种田。

 

此时的文中爷已经真是爷爷状了，眼眶深陷，颧骨高挑，留着一抹少见的花白山羊胡子。文中爷从小到大没种过地，到老都看不上庄稼人，他自有营生的法子。

 

符夹线铁路修通以后，老爷子步行六里地赶到坡里集火车站，坐绿皮火车到符离集，再坐上在那里停靠的津浦线慢车，大小11站每次都是临淮关下，就是当年他从国军起义的地方，呆上十天半个月，再坐回头车，从符离集转车到坡里。每次挎着他的小黄包回到大余楼，包里有哄小孩子的糖、有散给大人抽的烟，当然，还有钱。

 

有人说老爷子是蹭火车、要饭。文中爷不愿意了。哼！坐火车我有票！随即从贴身口袋里掏出红色烈属证，晃晃，“这就是我的车票，我看谁敢不叫我上火车！”

 

“要饭？那是穷人干的事，我要的是‘钱’！火车上专找那些四个口袋的干部样的人，旁边一站，烈属证一亮，多少都得掏两个。”

 

据文中爷说，他的烈属证已经到民政局换过好几回了，县里的工作人员知道这证的用途，来到就换，赶上饭时还招待管饭。

 

有名正言顺的烈属抚恤金，再加上数目绝不比抚恤金少的爷爷的辛苦钱，余蛮子在家不仅吃喝不愁，还在早已颓废的老院墙里起了新屋。有吃有喝有新屋，很快，媳妇上门了。

 

怀胎十个月，一生，俩儿！双胞胎俩儿的重要性在这个单传世家可谓大哉！余蛮子一改往日的窝囊相，横着眼在村里走来走去，好像要找谁算账。

 

一晃40年。2017年春节，我回家陪93岁的老父亲过个年。

 

这时，我已经动手写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仨蛮子》。围炉闲聊，想趁老父亲健在，打探一些那个年代的事。问起，我那个余蛮子哥，土生土长的，为啥叫蛮子，是不是生他的母亲是外乡人，生下的孩子才叫蛮子？

 

爹说，这下子你可问到人了，知道这些的人基本上都已过世。爹说：“什么蛮子？！村里人叫‘白’了，人家不叫‘蛮子’，叫‘瞒——子——’！瞒住生的是儿子。”

 

我大吃一惊！如果我不问起，如果爹不说起，这余“瞒子”，被叫了一辈子余“蛮子”。

 

爹说，咱庄上当时共产党的“基干突击队员”不下十个，“我也是一个。要不我后来咋当的村长！”

 

老父亲讲述了学礼大爷被抓、以及被抓前对媳妇交代的那番话。“二十年前续家谱，文中爷还在世，说的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在家谱上标的小名就是‘瞒子’。”

 

老父亲还想说些啥，却欲言又止。想想，深叹了口气，爹说，我还是给你说了吧，你学礼大爷是烈士，也不是烈士——他不是国民党交警队枪毙的，是他西院的近房余文成约了几个“马子”，穿上“交警队”衣服，假冒国民党的军队拉走的。说是要押送县政府，不是在帽山店就给打了？！

 

爹深吸了一口烟，安排我，你知道就行了，别对外人讲。爹说，文中爷已经烈属几十年了，前年政府又给你学礼大爷建了烈士墓。我虽然心里清楚，当大队长时，每年清明还是安排小学生献花。

 

作者简介：徐世访，著名报人，原《深圳晚报》创始人、《深圳商报》编务总监。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