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还有足够的土壤
昆鸟
 
 
我一直喜欢力量型的诗人，追求精神的高度和强度的诗人。李浩在这几点上都是我所喜欢的。按说，我跟李浩的诗歌道路有诸多不同，在大学毕业之前我对现代诗歌几乎一无所知，二十四五岁才开始接触，而在那时，他已经写出了相当成熟的作品。但在2010年前后，我认识李浩，就意识到他是个可以真正一起谈谈诗歌的人。
现代诗发展到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个大变化。与五四时期现代诗初创相比，这个变化也许没那么大，而且它来得非常自然，让人不易察觉。而正因为其发生得似乎无声无息，因此才更致命。
在此之前的现代诗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往往不仅仅是诗歌范围以内的事情。五四时期新诗的出现，是中国整体步入现代，要求民族自强的大奋斗的一部分。朦胧诗的出现主要是摆脱体制框架，回归人性表达的努力的一部分。第三代取代朦胧诗，其实是朦胧诗所走的道路的延长，因为朦胧诗在语言上和精神上都仍然携带着体制胎记。
从“第三代”开始，中国现代诗歌开始寻求其美学自律。而正是“第三代”开启的自律道路，打碎了新诗的整体性。新诗分化为各个山头，抱持美学上的一偏之见越走越远，越来越偏狭，甚至是偏私。这样一直走下去，使诗歌之本义迷失，成为修辞游戏。
到了现在，已经无法再讲诗人是时代之心，所有的诗歌问题都被“专业化”了。于是，写作不再是写作，而成了对写作的表演。比如臧棣的那一大堆无效的“丛书”，完全是对才能和精力的浪费。再如杨炼写艳诗，只不过显示了自己对某一文学传统的把玩兴致，最后甚至是对这种兴致本身的把玩。诗歌被架空了。
到了80一代，情况又恶化了。因为他们从文学道路的起点上，就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外国诗歌，而自己往往又不具备真正的消化能力，更别提去审视这些资源。结果是，很多人背靠一个所谓的大师，就以为掌握了诗歌的全部真理。因而，80后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各自狂妄、各自虚弱的景象。诗人之间的诗歌争执完全是西方“大师”之间的误会，要么是早已形成的各个山头之间无聊的斗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们身上没有“足够的土壤”。
这里的土壤，不是指文学的土壤，而是现实的土壤。首先要声明的是，在文学上我不算一个现实主义者。这里的土壤和现实不可能不涉及社会生活的层面，但更重要的是情感土壤和灵魂现实。而获得这种现实，首先就要搞清楚自己是谁，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如果“异化”一词还有用，我就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中国诗人，在精神上，已经被阅读严重异化了。
那么，是不是李浩就没有这个问题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我有，李浩也有。但李浩作为一个诗人仍然是他自己，因为他“身上还有足够的土壤”。
“我身上还有足够的土壤”出自李浩2007年的《挽歌》。这是一首好诗，我愿意把他看成一首定调之作。李浩最出色的地方在于，作为人的李浩，从没有在文字中迷失。而是人，就要携带他的土壤。他从没有忘掉自己是谁，他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从社会生活的层面讲，李浩的诗中扎实的乡村经验书写在中国堪称一流，这一方面，可读长诗《还乡》。和很多此类诗歌不同的是，李浩既没有炫耀自己作为知识人的认识，也没有炫耀诗人的巧思。所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其实说的就是，在面对真正的苦难时，你还在考虑审美问题，在伦理上是有罪的。
在情感和灵魂的土壤层面，李浩也抱持着高度的忠实。作为一个基督徒，首要的是“信”。李浩在面对这一点时是勇敢的。因为将各种超越性问题世俗化是一个时髦了一百多年的倾向，借助基督的力量，李浩顶住了这种压力。因此，他毫无堕入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危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罕有的品质，我们缺少的不是那些熟悉辩证法的虚无主义者。一种朴素的激情，“笨拙”的、勇敢的爱与相信。这种品质，在苏琦和家坪身上也有，我爱你们。
我要表扬的表扬完了，下面是批评。
李浩有一段时间特别在意形式感，特别是那种最表层的形式感，比如断行、分节，但这里面出了问题。有些地方，一句话没完，就断行，甚至分节。这都是从翻译诗歌那儿看来的，但没有追问背后的原因。
我们看一些译本出现这样的断行和分节，是根据西方作者的原文来的。而作者做这种断行和分节，往往是有押韵或体例的限制。我们在诗歌里也这样写，就显得邯郸学步了。比如2010年的《千禧年》，2011年的《岛》，类似的还有不少，李浩自己去检查吧。在我这儿都是因这些问题扣分的作品。这不是李浩一个人的问题，但不能因为别人这么干，我们也这么干，我们还是要尊重基本的规则，西方作者也正是因为尊重规则才这么做的。
另外，李浩在主题的丰富性上，情感层次的丰富性上，也都有提升的空间。李浩的作品，几乎清一色高声部，如果低声部能再多一些，就更加牛逼了。但这事不可强求，也许跟心性有关吧。只要没有大师病，神棍病，这都不算毛病。

（作家网编辑安琪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