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一本诗集，和三个人的诗歌友谊

西渡/文
 
诗人往往夸大自己的孤独，但诗歌却不是在完全的孤寂中生长。对许多诗人来说，友谊不单是激发想象力的酵母，也是技艺进步和心灵成长的守护神灵，更是重要的灵感来源。从中外文学史中，我们不难观察到一些诗歌友谊的显例。我国的如王维与孟浩然、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他国的如歌德与席勒，拜伦、雪莱的交游，都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就是对一些秉性近乎孤僻的诗人，如狄金森，也总有秘密的友谊或爱情相伴，否则诗歌的发生就难以理解。从当代中国诗歌中也不难找到相当的例子，如骆一禾和海子的互相激励。宽泛一点说，1980年代以来北大诗人群的集团性涌现，以及一些地方诗人团体的产生，都有这诗歌友谊的酵母酝酿乎其中。徐永、向以鲜、凸凹的诗歌友谊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典型。他们三人的里籍都是四川万源，彼此少小相识，亲友间又有种种人情的纠葛，而三人的情谊始终一贯。这种友谊构造了一种私密的诗歌小氛围，在漫长的冬天守护着脆弱的诗歌火种，也不断砥砺着他们的技艺。现在，他们终于决定一起向读者亮出他们久经淬炼的诗歌之剑——这三把彼此绝不雷同的剑，却闪着共同的光芒。这是诗歌的光芒，也是友谊的光芒。
 
三位诗人中，我仅与徐永相熟，向以鲜、凸凹至今不曾谋面。徐永是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的学长，高我两届。我入学的时候，他已经是名满校园的诗人。他还是1983年四川省的高考状元，这个身份当时却不听有人提起，因为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就是一个状元“圈”，徐永他们那个班就有9人之多。所以，不稀罕。但徐永的诗，却在我入学之际，就震撼了我们这些后来的习诗者——他对我们中很多人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包括我自己。
 
在作为诗人的徐永身上，最突出的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能力——一种统一世界的能力。在徐永和世界之间不存在距离，他和世界彼此嵌入而融合无间。这种统一感，对许多诗人来说是要费尽巨大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对徐永却似乎是天然的。这是一种原始而久经失去的能力。心灵与世界的统一，语言与经验的一致，气韵的相宜，形成一种亲切、浑朴的风格，而又洋溢着晶莹饱满的感性。——这大约可以概括徐永的诗风。这种风格，也许该称为古典或古风，在新诗中，我不知道哪个诗人曾经达到这样的境界。事实上，即使在古典诗歌中，这种统一感也是珍贵而稀罕的品质，它是一种盛唐风格。盛唐以下，这种统一感已越来越成为稀缺的品质。证明这一品质的是徐永1985年到1987年前后的一系列诗作，包括《倾听涛声》、《春天》、《矮种马》、《树皮》、《山中黎明》、《雨水》、《农场初春的阳光》、《独自在官渡，或其他地方》等。在《春天》中，他写道：“春天的燕子飞在我的头上/春天的河流与我的血液流在一起/春天的土地承受着犁铧的深耕/在我的心中又刻下一道道伤痕//春天使我更懂得生活/菜篮子在母亲手中/邻居的姐姐正忙于筹备婚事/春天使我更愿意被普普通通的事物感动”。在这里，自然的节律也就是心灵的节律、人事的节律，春天的河流流淌，也就是血管中的血液流淌。在《树皮》中，裸露的人和裸露的树在诗人的歌唱中逐渐同一，到诗的结尾，它们已经交换了彼此的位置：人穿上了树的衣裳，树也穿上了人的衣裳。《山中黎明》则写到人和自然的血肉关系：“血泊中安睡的母兽/她在难产中生下了我/她的血流遍我”。《农场初春的阳光》中那株绽开了最早花蕾的油菜花，确确实实就是能解语的好姑娘，她和我真是互相懂得。在《雨水》中，人对于自然的感激被表现得如此真挚而又如此亲切：“我站在空地上，这些雨水/从云彩之上从大树的顶端/落到我掌心，沿着手臂默默流失/我想，为什么这些水滴/会这样清新，带着怜悯/抚慰我疲乏的肉体？”这是古风，却又全然是新诗的，贯穿的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和深沉的生命体验。它与那种摭拾以至生吞旧诗词藻、意象而自以为亲炙传统的伪古典有霄壤之别，也与那种趣味化地看待传统的方式迥异。这是从源头而有的诗歌。
 
另一个打动我们的因素是徐永的“多情”。诗友西塞曾说，在徐永的诗里他既是慈爱的父亲，宽厚的兄长，还是热烈的爱人——他把这些情感统一于一个近乎完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中。这种多情当然不是苏轼“多情应笑我”的多情，更不是张生自许“多愁多病身”的多情，它是一种基于洞察的广泛而深刻的同情，一种深沉的爱。这种能力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统一感在人际的体现。它典型地体现在《流浪者》、《起风的早晨》、《老人》、《我的兄弟》、《想起四川》、《火烧云城寨》等篇目中，而在《竹篮》一诗中达到一个高峰。这首诗和海子的名作《鱼筐》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两首诗都写于1986年，其灵感大概都来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成语，但海子的诗是孤独的见证，徐永的诗则是爱的见证。海子说：“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真是令人窒息的“一场空”。徐永的诗却以爱的眼光对篮中的“水”进行了改造：“这水是由她们的泪水汇成”。他的竹篮也因此盛满了温暖的、感人的爱：“从女人的手中/掉进水里，又从水里/回到女人的手中/永远不会失去/这秘密只有/女人们才会懂得/只有女人们在水里生长/并从水里爱着我们”。竹篮在水中，水也在竹篮中——那竹篮就是诗人自我的形象，对人间的爱充满感激的诗人的自我形象。比较来说，海子的诗感人，徐永的诗温暖。如果我有一个喜欢诗的女儿，我愿意向她推荐徐永的诗，海子的诗就让她晚些、更晚些时候再读吧。——随着年岁增长，我越来越相信，感情是诗人最重要的才华。它是诗歌深沉的源，秘密的血，清澈地流动在诗行里。同情和爱的能力，也就是诗的能力。对于在二十一岁的年龄就写出了《竹篮》这样的诗人，我们理应有更高的期待。
 
90年代以后，徐永公务繁忙，写诗不多，偶尔动笔，依然不同凡响，如《雨中麻雀》，以及这本集子中没有收入的《闪电试验》、《白日梦者》等等。但数量太少，却很使我这样的爱好者不满足。好在徐永兄近来又开始动笔了。这对喜欢他的读者是好消息。以徐永的才情和这些年的人生历练，相信他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诗。
 
我在大学期间很幸运地读到了徐永的诗。我不仅从他的这些诗学习诗艺，也从中接受心灵的教育。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今天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没有偏离正道太远，徐永的这些诗是起了作用的。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诗是对少男少女进行情感教育的百科全书。徐永的这些诗也正是我们今日对少男少女进行情感教育的最好的教材。在这样的诗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无论他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总会在内心保留一份纯洁、美好的情愫，他将来在生活中得到幸福的可能性也要高于那些没有受到这种诗歌教育的同伴。徐永对我写作上的影响是显然的。大学期间，抄写徐永、海子、臧棣等北大诗人的诗曾是我的日课。不但抄写，也悄悄甚至公开抄袭。徐永有《矮种马》，我就写《斑马》，徐永有《倾听涛声》，我就写《夜听海涛》……在《夜听海涛》中，有两行诗，我写出时颇自鸣得意了一阵：“我的耳朵像一双旧鞋/一双灌满雨水的旧鞋”。后来重读徐永的《倾听涛声》，才知道还是从徐永诗里偷来的：“太阳也没有起身/雨水灌满了我的鞋子”。现在，我应当正式把它的版权归还给徐永兄，少说我也得请求他的授权。
 
向以鲜的诗似乎是徐永的反面。如果说徐永的诗体现了一种统一感，那么向以鲜早期的诗（《石头动物园》一辑）恰好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孤寂感和分裂感。这些诗是一个孤独者的冥想和带有玄学意味的沉思，用向以鲜诗中的话说，就是“虚无动物的独白”。对于这些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世界是一座冷漠、死寂、拒绝变化的石头公园，只有幻想给这个世界带来某种变化和活跃的力量，或者是它唯一的出路。生命如一头奇妙幻现的狮子，只能被梦见；它脆弱而趋向于消失，上帝一声“熄灭吧”，它就应声而灭（《幻狮》），或者顷刻就“被风雪吹走”（《雪豹》），或者“仿佛花朵消失”（《狐面蝴蝶》），更甚者：“一旦说出来/它们就消失”（《虚无动物自白》）。这个消失的主题也散布在他后来的诗中：“美丽的事物总会消失/这是生活的法则”（《重现的镜子》），“这时候一只流萤飘过来/我们的时光飞逝而去”（《童年》），“无数黑色的叶子/急速地迁移/晚祷的钟声/在湖的另一边消失”，“就让达达的马蹄/敲碎所有的日子”（《秋天的钟》）。在这样的背景中，人和人之间、人和世界的对话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徒劳的搜索/耗尽心血的问候/在我和你之间/相隔一层纸//雪白的纸/密不透风的纸/你在纸之外/我在纸之内”（《虚无动物自白》）。在这里，语言也不再是交流的工具，而成为虚无的一部分：“其实/比你更虚无的是言语/你用言语来描绘我的兄弟/凶猛的、柔弱的兄弟/一旦说出来/它们就消失”。
 
这个世界拒绝交流。关门，是这个世界的日常动作，也是它的心理机制。所以一旦陌生的事物来临，它的反应就是“把门关上紧紧关上”。然而，“终于来了客人”：“夜枭是唯一的客人//不是鸟的鸟/飞翔的野兽/一闭上双眼/就看见它可爱的死亡的嘴脸”（《夜枭》）。“夜枭”在这里可以视为想象力的象征，虽然它戴着死亡的面具——这一被常人视为不祥而诗人称为可爱的面具暗寓着想象力的机锋，和它对于石头世界的颠覆性。事实上，想象力在一个石头世界中可能的作用正是向以鲜诗歌最根本的母题。在后来的一首诗中，想象力被比喻为一场风暴，它来自不可知的深渊（“内部的血液的风暴”），“你每来临一次/世界就会毁灭一次”（《风暴》）。正是想象力的这种颠覆性，使它成为生命内部长明的灯盏，照亮了石头世界的茫茫长夜。它也因此是这个石头世界的唯一拯救。《石头动物园》中那些以幻象形式出现的动物，老虎、幻狮、雪豹、独角兽、羞猫、狐面蝴蝶以至蜉蝣，都可以看作“夜枭”的不同幻身。诗人写道：“尖利的角/忠贞的角/从奇妙的头颅挺立/仿佛一柄剑/刺向思想/独角兽依靠独角生活/把角挂在树上/它才能做梦//在最高的枝上/独角闪亮/在最亮的角尖/独角吹响大地//它是唯一的/没有第二只” （《独角兽》）；“只有你闪现的爪子/才能深深进入的那个地方/而今一片黑暗，看不见灯火/只有你闪现的爪子”（《羞猫》）。在这些诗句里，诗人对想象力的肯定采取了一种绝对而独断的方式。“在最高的枝上”、“在最亮的角尖”，这种最高级表达形式；“它是唯一的/没有第二只”，“只有你闪现的爪子”，这种排他性；以及“刺向思想”、“深深进入”的尖锐感，都透出诗人对想象力毫无保留的礼赞。这些幻象的动物“做梦”、“变幻”，播散“幻影”，创造“光的狮子”，也创造最高虚构的真实，以至“老虎”竟成为“石头的兄弟”（《老虎》）。这时候，石头世界的性质也就完全改变了。这是发生在“石头的背面或里面”的事实，也是诗的事实。
 
《石头动物园》的这些动物幻身，在文学史形象上对称于爱伦坡的大鸦，斯蒂文斯的乌鸫，和博尔赫斯的老虎。爱伦坡、斯蒂文斯或者博尔赫斯，这三个诗人看起来如此不同，但在把想象力看作存在的拯救力量这一点上，却是共同而相通的。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向以鲜这些诗的主题属于一个悠久的诗歌传统，这个传统源于古希腊的奥尔甫斯诗教，而壮大于近代诗歌与工具理性的对抗——布莱克、华兹华斯、惠特曼、里尔克、斯蒂文斯、博尔赫斯，这些个性迥异的诗人都是它不同时代的著名祭司。对这一传统的辨认，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体性自觉，出现在一个不到二十五岁的年轻诗人身上，确实令人惊讶。尤其令人称叹的是这些诗中与主题配合得当的娴熟技艺。诗人对语言与形式的驾驭都显示了一种高度的敏感性，最终形成了一种富有魅力的，略带书卷气的优美、干净、简洁、克制的风格。和同时期那些名声煊赫的诗人比起来，它们显示出一种更加稳定和整体性的成熟品质。说来惭愧，在徐永兄把这本诗集的电子版发给我之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向以鲜的诗，他的名字对我也是陌生的。这种情况也可见诗人为人处世之一斑。
 
向以鲜1988年以后的诗（《割玻璃的人》、《纳米纳米》两辑），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想象力的主题。从上述消失的背景中，出现了一个“坚持”的声音（身影）：“我要问在那圣洁的内部/你是否能坚持最后的良心/风暴安安详如玉的内部/会不会猝然破裂、死去”（《风暴》），“你一生的事业/就是守护一丛火焰/那是你的另一种不落的晚霞(《晚霞》)。抱柱而死的尾生被塑造为“坚持”的英雄：“尾生小心翼翼抱着光滑的石柱/象一幅攀援而上的浮雕//双臂弯成优美的弧形/腹部、漆盖隐秘地用力/他怀中黛色的柱子/在冉冉上升柔情低语//尾生一定听到了石头的秘密/他的散开如潮湿秋叶的十指/已深深嵌进石头的本质”（《尾生》）。——石头的本质终因尾生的“坚持”而改变，变成了坚贞而温润的玉：“当她第二天来到桥下/在那刚刚裸露的雄伟、高贵的石柱上/她发现了一个还残存淡淡血迹的影子/一个隐隐痛苦而宁静的影子”。这个阶段的诗歌品质愈益纯粹，凝聚了时间和声音精华的“黑钻石”是其象征：“黑钻石！坚不可摧的瑰宝/唯一不会泯灭的火焰/唯一不会在风中跳跃的火焰/我一万次瞑想你/……/这儿是黑暗的中心/所有光芒四射的时间和声音/都被深深地彻底淹没/包括你、你我一切”。
 
这些诗在保持了《石头动物园》干净、简洁、克制的特质之外，另外增加了一种幻美的成分。在向以鲜1988年以后的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关键词：“蓝”。它最早出现在第二辑第一首第一行，而贯穿于后两辑诗的始终。我认为“蓝”正是诗人为诗的纯粹和唯美特质找到的一个隐喻。“蓝宝石”、“蓝翅膀”、“蓝色的酒”、“蓝色的光芒”、“蓝瓶子”、“蓝森林”、“蓝羽毛”、“蓝丝绸”、风暴“蔚蓝的面孔”、“蔚蓝锋利的君王”，以及诗和诗论中同时出现的“蓝色的刀锋”，这些“蓝”反复申诉着一个东西——美：“羽毛有多蓝/汁液就有多美/……/越蓝越令人着迷/越美越令人恐怖”（《幻象》）。这种纯粹、幻美的品质集中表现在《苏小小》、《水果》、《丝绸》、《玻璃马车》、《割玻璃的人》这样一些诗中。《玻璃马车》是将幻美和消失主题结合得最妥贴的一首诗：“玻璃马车我心中的马车/姣小的人儿隐约可见/你瞧！赤裸的公主睡着了/公主的微笑透过玻璃落满草地//那只是一些美玉的影子/萋萋芳草一片柔辉/啊，风儿！你再轻些、再轻些/让我倾听到更远的地方”。纯粹、唯美、易碎，永远走在消失的途中，这就是生命啊！《苏小小》、《水果》分别是对李贺诗《苏小小墓》和周邦彦词的改写。《苏小小墓》尚嫌拘谨，《水果》则已经是全新的创造，超越原作，或竟与原作无关：“一只水果等待切开/刀锋是蓝蓝的/一星一星光焰隐现/而切开的水果叫人伤心”。切开的水果，和刀！多么美，多么甜，又多么残忍！这是诗啊，而伤心是没有办法的。向以鲜不写爱情诗，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精神上的洁癖。其实，只有感情纯粹而坚贞的人，才会认为爱情“不可描绘也不可抵达”（《重现的镜子》）。《苏小小》和《水果》是偶尔借他人之酒一浇块垒，《丝绸》则是真性的流露：“丝绸/透过纸窗棂/隐隐的香气钻过来/蜂腰已软/丝绸裂开一条细缝/危险的蜜汁/正曼延开来//天使的羽毛啊/蓝丝绸悄无声息地断裂/我的痛/我的极乐//我的幸福/我的一生的梦想/从这儿滑落：丝绸更蓝了”（《丝绸》）。幸福和梦想滑落了，丝绸（艺术的象征）却更美了。艺术是代价高昂的萃取。所以，法国诗人马莱伯说，诗人完成一首好的十四行以后，有权利休息十年。向以鲜是有这资格的。
 
《割玻璃的人》是诗人的名作，手拿钻石刀的割玻璃人无疑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割玻璃不仅需要锐利的工具，更需要全神贯注的精神，坚定的手腕，高超的技艺。这和诗人的工作非常类似。实际上，以疼痛为词汇，以血给虚无带来意义的诗人就是一个以存在为对象的割玻璃工人：“当浩大无边的玻璃/变成碎片/你想起汹涌的海洋/想起所有的目光、植物/都在你手中纷纷落下”，“那是对天空的回忆/设想一只鸟/如何飞进水晶或琥珀/鸟的羽毛会不会扇起隐秘的/风浪  让夜晚闪闪发亮?”。诗人的工作正是从广阔的存在——“汹涌的海洋”、“所有的目光、植物”、“天空”——萃取一小片晶莹剔透的玻璃，天空和海洋的结晶。更多的时候，诗人的这一萃取工作是以自己为对象，他是在自己的血中提炼，切割，加工。这时候，他既是割玻璃的人，又是钻石刀，又是玻璃：“你是极端忠诚的人/几何的尖端常常针对你/准确的边缘很蓝/你感到一阵阵柔情四起”。诗中，诗人的工作和割玻璃的工作互相隐喻，对两者的刻画交错进行，以至不分彼此。割玻璃的工艺，“纯粹、尖锐、节制”，诗人的工作也就是如此了——而又那么贴切地道出了向以鲜诗歌的品质。
 
凸凹的诗又是另一种面貌。与徐永、向以鲜整体稳定的诗风不同，凸凹的诗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明显演变，其写于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以后的诗，风格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凸凹1980年代的诗带着一种招摇的民谣风，以主题的明朗和文字的口语化为特色，诗歌所表现的经验多是切身的，其中多首诗包括有家庭和个人传记的素材。诗人对现实的多角度观察，常以一种冷幽默的态度表现出来。如《羞惭》写人与狗的路遇：“我朝前走去/迎面一条狗走来//我们纵向的距离较近时/横向距离较远/走过之后/我向后望了望//我看见那条狗正在回头/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一下子，只是一下子//我们各自收回目光，并踯躅着向前走去”。“我们纵向距离较近时/横向距离较远”，这里细思令人喷饭的幽默，来自观察的精确，而把人与狗之间的戒备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而当我们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来看这首诗时，则于一笑之后，心中又会泛起难言的苦味。《同类的恐怖》写人心的各怀鬼胎：“前面/一个人/走来/后面/一个人/走来//一城子夜灯/照不见/两张鬼脸//我中立/中立/也是鬼脸”。寥寥数语，把人性的一种状态描摹殆尽。《牙膏皮的小学时代》饱含对贫困的理解和同情，而诗人对等级的批判以极简的笔墨点出：“牙膏皮从单身干部宿舍扔出/多好的单身干部，多奢侈的单身干部”。凸凹这个时期的诗不以表面的辞采见长，而且似乎有意回避着优美的表现。但他并非不能优美，或者缺乏对优美的敏感。当他偶尔灵光一泄，一样令人惊艳。《爸爸的果园》结合了亲切的感情和童话思维：“爸爸/你一个喷嚏/果树便开了花//爸爸/你一声咳嗽/果子就落了地”。《顺乎自然》中对自然的亲切感近乎徐永，而文字更清淡：“穿过深秋的后院，/南山凸现在/眼前，朗朗醒目。/……/波浪一样的手蔓/自草茎滑下，旋即落地生根。/把眼睛合上，/满坡的植物/就开始在身体下边/轻轻歌唱。”前三行当然与陶渊明有关，但是把一种经典的经验现场化，却不是简单的白话翻译所能做到。谓予不信，大家何妨试试。《大师出没的地方》透露了这些诗背后的美学旨趣：“围绕这部出色的经典/我们机警地绕过了/诗人们为之倾仰的极顶/进入某些章节的空白/我们的语言/翔展于正午的阳光/真实、精粹、冉冉上升//我们的语言/洞穿时间的城堡/在大师背面响彻/细致而且认真”。凸凹的战术是出奇制胜，所以他“机警地绕过了”大师们的现成榜样，进入“空白”之处，从背后出击。这一点使他的文本效果与徐永、向以鲜很不同。徐永、向以鲜的诗都各有其传统的渊源，凸凹却拒绝取法于这个传统。凸凹的诗当然也有其父亲和祖父，不过它们属于一个非主流、边缘的族系。自觉归属于这样一个族系，是需要胆识的。
 
凸凹1990年代的诗，在主题和语言的深度上都有推进，形式也更统一，风格趋向成熟。《钉子与墙》是一首很耐琢磨的诗。钉子与墙的对抗是悲剧性的，就像个人与体制的对抗。北岛说，“我不相信！”，但不相信的结果北岛没有说。凸凹告诉我们，钉子说“我不相信！”，其代价是它们统统在墙上钉弯了。统统钉弯了，而坚持往墙上钉钉子，并不在乎墙的轻蔑和牢不可破，这就是悲剧性格。钉子无疑是反抗墙的体制的英雄，不折不扣的“以头撞墙的思想者”。涉及这一主题的另外一首值得注意的诗是《一个人的体制，或无柄之刀》。刀无疑是个人主义的、对抗体制的英雄：“……尖利、宽泛，/这粒热爱自由的词，反对专制的句式/最终成为自由本身”，“刀的主张，一个人的宪法——/甚至，从刀到刀，废黜一切：/实词、虚词、逻辑、秩序……”。但刀的反抗不同于钉子的反抗，“见血封喉的手段，千里取首的/谲踪，令时间的长恨歌不停地/改弦易辙”。在蔑视生命这一点上，刀和体制实际上是同谋。所以，刀不是悲剧英雄，而是悲剧链条的一环。故刀和钉子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语。钉子是要在墙上敲开一条裂缝，最终促成墙的倒塌，刀的反抗归根结底是墙的同义反复——中国历史已为此做了最好的演义。《房子是这样盖成的》借着对盖房过程的描写，涵盖了广阔的现实经验，同时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涉及了多方面的复杂主题。除了显见的“现实”，这里还有对体制的巧妙调侃，有对词与物、意识与现实问题的即兴触碰，还有对写作性质借题发挥的思考。到最后，诗人笔下的房子，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隐喻之结，即使以亚历山大的利剑，也不见得能轻易解开——这样的诗距离上一阶段的民谣风已经很远了，只有其中的冷幽默依然灵动地穿梭在诗行的迷宫中。
 
凸凹最好的诗出现在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诗摆脱了第一阶段故意的“贫”，而以生命体验的深度置换了第二阶段思维的深度。我所谓最好的诗是指《玻璃瓶中的鸟》和《纪念》。《玻璃瓶中的鸟》是一个关于痛苦的成长和蜕变的隐喻。少年们把一只鸟关在密闭的玻璃瓶中观察它的反应，他们称之为“窒息实验”。这是无知少年的残忍实验：“夕阳西下，鸟死了。/夕阳西下，实验有了结论：时间，反应。”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出于权力愚妄的故意，他们自己也是别人窒息实验的材料。成长的代价是如此巨大：“窒息的少年苏醒后，拐杖在颤悠。”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成长中，也不乏美好的记忆：“‘我要喝葡萄糖水……’/球场边，少年喝过/护士长女儿玻璃瓶中透明的液体。/呵大海……不尽的刻度……”在诗的结尾，少年踢开了瓶子，伴随死去的鸟儿出现了飞行的灿烂幻象：“玻璃瓶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少年看见，鸟突然站起，它飞翔了——/透过玻璃的夕光在它身上五颜六色起来，/那些彩色的绒羽！”这里的关键是踢开瓶子的动作。摆脱了无知和愚妄，生命本身是多么美好啊！那么，这首诗实际上又不止是成长的寓言，而是关于生命本身的寓言。这个结尾是对第一节关于生死、精神和物质的抽象思考的回答，而不同于它的悲观结论：时间虽然重复着从一个死亡到又一个死亡的过程，然而生命的意义却在飞翔，即使是在玻璃和夕光的映照中。《纪念》写出了诗人对阿赫玛托娃的真正敬意。以下诗句抵得过一部平庸的传记：“反革命的前夫……/永远的未婚夫……/独子列夫……/风雪中的祖国，皇村，肺结核的阴影……//我看见没落贵族的女儿，一个角色的难度：/矛盾，复杂，愁怨中的刚强：/刚强中的焦灼，宽容，反复，/和一次、一次，离去后的离去。” ——诗中痛切的同情源于深刻的理解。阿赫玛托娃在俄罗斯20世纪的命运，实际上就是诗歌女神和诗歌在现实中的命运。那么，向阿赫玛托娃致敬就是向诗歌致敬，追随阿赫玛托娃也就是追随诗歌女神：“直到今天，我还迷失在白桦林围成的‘室内’，/没有走出/一场紧跟一场的列宁格勒的飞雪”。
 
凸凹的诗是原生态的、带着经验的体温，存在在这里以实际的面目与我们劈面遭遇。如果说徐永的诗表现了存在的理想状态，向以鲜的诗表现了趋向这一理想的途中状态，那么凸凹的诗则表现了存在的实际状态。或者说，徐永的诗属于信仰范畴，向以鲜的诗属于理性研究的范畴，凸凹的诗则属于现象研究的领域。三个朋友的诗仿佛一面神奇的三棱镜——虽然它们各自都只表现了存在的一个侧面——正好映照出存在的全影。三个人，三样写法，而又完成着一个整体，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而且令人惊异的现象。这使得这本《三人行》不止是三个人的一个简单的合集，其意义也不止于友谊的纪念，而是一本有着神秘的整体性的诗集。三个诗人，在他们各自独立的创作中，共同完成了一本诗集。我想，这难道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吗？
 
两周来我沉浸在这本《诗：三人行》诗集中，思绪缤纷，这里撮起要而言之，以求教于三位诗人并读者诸君。
 
2009年10月
 
（该文系西渡应徐永之邀，为徐永、向以鲜、凸凹诗合集《诗：三人行》所作序文）
 
作者简介：

西渡，诗人、诗歌评论家。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现为中国计划出版社编审。大学期间开始写诗，1996年以后兼事诗歌批评。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1998)、《草之家》(2002)、《连心锁》(2005)，诗论集《守望与倾听》(2000)、《灵魂的未来》(2009)。2008年法国菲德罗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其诗选集《风或芦苇之歌》。其他编著作品有《太阳日记》、《北大诗选》(与臧棣合编)、《戈麦诗全编》、《先锋诗歌档案》、《访问中国诗歌》、《现代语文》(初中读本)(与王尚文先生合作主编)、《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等。曾获刘丽安诗歌奖、《诗林》“90年代诗歌特别贡献奖”等。

 
附：

1.《诗肖：老虎、兔子及蛇》/向以鲜
2.《从万源县城到兰庭茶楼》/凸凹
3.《在南方，或重读徐永《矮种马》得诗二十六行》/凸凹
 
从万源县城到兰庭茶楼
 
凸凹/文
 
侃言向以鲜、徐永，绕不开万源。
 
万源乃大巴山中一小城，地处川、陕、渝、鄂交界处。其境夏商为梁州地，周为雍州域，春秋战国属巴国疆土，秦属巴郡宕渠，东汉属益州巴郡宣汉县，唐贞观元年属通州，天宝元年属通川郡宣汉县，五代时置明通院，元直属达州和巴州曾口县，明属重庆夔州达县，后属东乡县。明正德十年割东乡县东北境太平里置太平县。嘉庆七年升县为直隶厅，直隶四川省承宣布政使司川东道。道光二年降为太平县。民国三年（1914）改太平县为万源县。1933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先后在境内建有万源、红胜、城口3个县苏维埃政府。1993年夏，万源成为县级市。
 
向以鲜、徐永生在万源，我生在都江堰，长在万源。我们都是1960年代初、中期生出的种，我六二、以鲜六三，徐永最小：六五。
 
这是我们三人的万源之缘。如果万源都嫌大了，我们就再往小里说。
 
万源辖有一古镇，名罗文，地处达县与万源之间。正是这个山水小镇，把我们三人的结，更紧地系在了一起：以鲜生在罗文，徐永的爷爷、奶奶在罗文，我父母在罗文卢家山“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在那里读小学。此外，我儿子的外曾祖父系罗文粮站职员。
 
还是从1980年代中期说起吧。
 
徐永的姐与我同厂，我的妻弟与徐永为少小时的同班同学，加之写诗之缘，我和同为万中毕业的徐永说认识就认识了。清凌的白沙河、雾笼的八台山留下了我们青春的友谊——此有照片为证——正是这些泛黄的老照片，让我不致于瞎吹乱侃，记忆没有边缘。徐永是1983年四川高考文科状元，曾任北大校园诗社社长、校园诗刊主编，1987年从北大毕业后在《四川日报》当记者。我那时在七一○二厂当技术员。经我牵线，通过徐永组稿，《巴山文学》执行主编李祖星在“启明星诗卷”推出了包括海子、西川、臧棣、徐永、清平等在内的影响颇大的“北大诗群”特辑。北大毕业这年，徐永与清平、臧棣、麦芒出了本四人诗集《大雨》。
 
我在万源写诗，以鲜的哥哥、小说家以桦那时在万源县文化馆任文学辅导干部，我们自然认识。通过以桦，去成都时，我去了川大。记得是1987年吧，先是在以鲜家，后在以鲜埋单的川大校园内餐厅，我们相见相识了。其时以鲜看过我的诗，说喜欢的是《候鸟》。之后不久，我和我厂团委书记刘健为办“《星星》青年诗歌大赛”事去成都出差，与以鲜、徐永相聚充满薛涛气场的望江公园——此次聚会亦有照片为证。再后来，我在○六二基地通讯员培训班上讲授“中国现代诗演进”，不善板书的我歪歪扭扭抄写在黑板上的诗是以鲜那首获《诗歌报》探索诗大奖赛特等奖的《割玻璃的人》——此还是有照片为证。因喜欢以鲜的诗，记得我将其荐给《巴山文学》“启明星诗卷”并很快见刊。
 
自我1988年夏天调至《四川航天报》后，我便常向二人约诗，并给他们寄去散碎稿酬。
 
翻开我的诗集《大师出没的地方》（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在第48页，有一首诗，叫《额头——给向以鲜》：
 
当女人在肚子里怀孕时
以鲜将孕怀进了额头
 
额头生长的同时那些
黑灿灿令人毛骨惊然的理论
也在额头的后方以及
与额头平行的原野
形而上地
生长起来
眼睛在额下的凹崖
闪着古怪的寒光
 
当孩子从女人腹部开门走出
割玻璃的人、水果、老虎以及
许许多多智慧的羽翎
也纷纷自以鲜的额头
夺窗而去
 
对于逃犯
以鲜不屑于囚禁或者
轻轻数落
在逃犯成为英雄的季节
以鲜的额壁薄如纤冰
日新月异
 
以鲜出门
额头在前方平移下来
以鲜就在这条道路上
疾走如飞
 
（1989年夏）
 
1993年春天，我“下海”成都，与其时正进行宋史研究兼写武侠小说、侍弄新品开发的以鲜时有接触，但我们已不再谈诗。
 
大约是2000年，我在重庆动物园搞公司时给徐永去过电话。小聚，酒饮，在场的有李元胜、欧阳斌、吴卫平等一拨山城诗友。那时，徐永在《中国青年报》重庆记者站任站长。
 
2006年初夏，我写了《先锋诗人今何在》一文，文中我用肯定语式说向以鲜在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当教授，徐永已调任《重庆青年报》社长。其实，我与二人已失去联系多年。
 
2007年春天，我兴奋地接到了以鲜的电话。在金手指公司张建华策划的“成都——桃花生活方式”活动中，我与以鲜在龙泉山桃花诗村又晤面了，我们彼此为对方回到诗歌而高兴着。接着，我邀请他参加一个诗会。诗会上，面对陈仲义、舒婷、芒克、叶延滨、梁平、杨远宏、李小雨、谭五昌、雷抒雁等诗人、诗评家，他站在桃林中作了一个有关庞德与花儿的精彩发言。之后，因编《中国乡村诗选》《芙蓉锦江》等，我与以鲜常有手机短信往来。再之后，他为我写了一篇漂亮的评论文章《头发的故事：李贺的玉钗、波德莱尔的乌木海和凸凹的篦子》发表在《读与写》杂志上，收入在《凸凹体白皮书：〈手艺坊〉诗歌美学六十家评》一书中。2008年夏未一个柳风吹拂的夜晚，我俩还与胡亮、杨清发等在川大旁的河边柳枝下茶叙过。
 
前年初夏，我在写《元稹治地：巴渠诗人的貌景分走与根脉集合——达州百年诗歌疏议》一文时，为了撰好徐永的“辞条”，在网上进行了搜索，结果竟未能找到他的一首诗。难道，满腹诗章的北大才子徐永已彻底熄诗了？不得已，我就在自己当年执编的《星空恋》一书中摘录了他的旧作《栅栏旁的一株荠菜》。
 
今年元旦节期间的一个傍晚，我的手机响了，那头传来的竟是徐永的声音。当晚，我兴冲冲走进龙泉驿飞鹰运动休闲茶楼时，看见满头大汗的徐永正放下乒乓球拍，笑盈盈地向我走来。我们走进龙泉驿深正红洗脚房，一边泡脚一边叙旧。当徐永——此时他已担任了多年的《课堂内外》杂志总编，告诉我还是在偶尔写诗时，我笑了。是啊，在最青春年代诗过了的主，还能不诗吗？
 
翌日下午，成都新南门兰庭茶楼。二十年未得聚首的三人再次聚首了——此有我们三人共同的好友、我万中的同班同学、著名书法家胡郁咔嚓咔嚓一阵毛拍的照片为证。这次聚会中，以鲜提出我们应出本“三人行”的集子以资纪念。我和徐永立刻高兴地附议。
 
这就是咱仨的那么点以诗结缘、为诗而起的破事。
 
记得孔老先生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仨则是三人行必有诗——我们的诗集就叫《诗：三人行》。欲知这《三人行》所向何方，那就且听下回分解吧。
 
2009.1.15
 
在南方，或重读徐永《矮种马》得诗二十六行
 
凸凹/诗
 
 
在南方。知道南丝路前，就知道
矮种马——步履一派凄凉，干渴时
就吸取那河里的水；你抚摸它们
它们一声不吭。
在南方，山路汹涌，河流崎岖
人在路上，货在路上，成都的掌柜
心神不宁，拨错算盘——
谁都怕听到人货两失的消息。在南方
要想时间转得准，矮种马说了算。
贴着地风的生命，所有的凹崖都是
大屋，所有的草木都是掩体
所有的物候，都是足粮、丰水和
慢长的反刍。茶叶骑上矮种马
茶马古道出现。丝绸骑上矮种马
丝绸之路出现。在南方
中国骑上矮种马，先印度，再埃及
后来游历古罗马。矮种马
反对大词的锐句，远离京城的藩王。
在南方，矮种马走动——
三千座山峦走动，三万条河流走动。
在南方，矮种马驮着高高的云贵川
高高的广西、西藏，和厚厚的天——
大风吹不走一片云彩。
在南方，在和平年代，矮种马
长发遮面，低调的姿态
压不住山河锦绣：祖国蹄音一派高亢
 
2009.4.3
 
 
诗肖：老虎、兔子及蛇
 
向以鲜/文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诗歌的生肖和诗人的生肖有时会奇妙地叠合在一起。
 
《诗：三人行》的作者凸凹六二年生，属老虎；我是六三年生的，属兔子；徐永六五年生，属小龙，也就是蛇。虽然老虎凶猛，兔子灵动，蛇智慧，三种动物看起来彼此关联甚少，甚或颇有几分冲突存在；但在中国人的生肖世界中，它们却是三种极其亲密的森林伙伴，所谓虎兔同行，蛇兔一窝。有一个奇怪的名词似乎也带着隐约的暗示色彩，老虎又叫芋菟，这个词估计来源于楚地方言，在杜甫和鲁迅的诗作中都曾提及。
 
三个行走的人，偶然或必然的相遇，究其缘由，除上述生肖的神秘联系之外，尚有下述诸多因缘——关于此，凸凹曾撰文述略。最显在的理由是，三人里籍均与万源有关。
万源乃大巴山中一小城，地处川、陕、渝、鄂交界处。其境夏商为梁州地，周为雍州域，春秋战国属巴国疆土，秦属巴郡宕渠，东汉属益州巴郡宣汉县，唐贞观元年属通州，天宝元年属通川郡宣汉县。五代以降，或属巴州、夔州，时移世易，兴替不断。
 
三人乃1960年代初、中期生出的种，我和徐永生在万源，凸凹生在都江堰，长在万源，这是三人的万源之缘。如果万源嫌大，再往小处说，仍有渊源——万源辖有一古镇罗文，正是如同福克纳所说的“邮票那样大小”的小镇，地处达县与万源之间。这个山水小镇，把三人的情结，更紧地系在一起：我的出生地在罗文，徐永祖父生活在罗文，凸凹少时随父母在罗文卢家山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曾在那里读小学。
 
徐永之姊与凸凹同厂，凸凹妻弟与徐永为少小同窗，加之诗缘，凸凹和同为万中毕业的徐永很早即相识。徐永是1983年四川高考文科状元，曾任北大校园诗社社长、校园诗刊主编，毕业后在《四川日报》当记者，凸凹时在七一0二厂作技术员。经凸凹牵线，通过徐永组稿，《巴山文学》李祖星在“启明星诗卷”推出了包括海子、西川、臧棣、徐永、清平等“北大诗群”特辑。
 
凸凹在万源写诗工作，其时我的长兄、小说家以桦在万源县文化馆任文学辅导干部。通过以桦绍介，1987年去成都时，凸凹到川大与我相见相识。其时我已阅过凸凹的诗，深为《候鸟》所打动。不久，凸凹和七一0二厂团委书记刘健为办“《星星》青年诗歌大赛”事去成都出差，与我及徐永相聚于望江公园。之后，凸凹在0六二基地通讯员培训班上讲授“中国现代诗演进”，不善板书的凸凹抄写在黑板上的诗竟是拙作《割玻璃的人》！凸凹将我的诗推荐给《巴山文学》“启明星诗卷”刊行。1988年夏天，凸凹调至《四川航天报》后，常向徐永和我俩人约稿，并汇来散碎润笔，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于我们俩个而言，不啻为雪中送炭。
 
凸凹于1993年春天“下海”经商，与从事宋代文化研究兼写武侠小说的我时有接触，但两人已不再谈诗。这期间，徐永也宦游到了重庆，自此以后，三人已难聚首，天水一方，各为稻粱谋。大约是2000年，凸凹在重庆动物园经营公司时曾给徐永去过电话，小聚清酌，在场的尚有李元胜、欧阳斌、吴卫平等一干山城诗人。徐永时任《中国青年报》重庆记者站记者。2006年初夏，凸凹撰写《先锋诗人今何在》一文，文中用肯定语式说我尚在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钻研故纸，徐永则在《重庆青年报》社任社长。其实，凸凹已与我及徐永失去联系多年。
 
2007年3月，春和景明，凸凹突然接到我的电话。在金手指公司张建华策划的“成都桃花生活方式”活动中，凸凹与我在龙泉山桃花诗村再次不期而晤，彼此为对方重新回到诗歌而欣喜。凸凹邀请我参加桃花诗会，面对陈仲义、舒婷、芒克、叶延滨、梁平、杨远宏、李小雨等众诗人、诗评家，我站在邓林中作了一段有关庞德与花朵的发言。之后，因编《中国乡村诗选》、《芙蓉锦江》等，凸凹与我常有手机短信往来。2008年夏未一个蕙风拂面的夜晚，凸凹与我俩还有诗评家胡亮等人，在川大旁的河边柳枝下茶叙过。
 
徐永此时似乎消失了。凸凹在写《元稹治地：巴渠诗人的貌景分走与根脉集合——达州百年诗歌疏议》一文时，为撰徐永辞条，网上冥搜，竟未能找到他的一首诗。难道，满腹诗章的北大才子徐永已彻底熄诗了？不得已，凸凹在他当年执编的《星空恋》一书中摘录了徐永旧作。
 
2009年元旦节期间的一个傍晚，凸凹手机响起，电话那端传来的竟是徐永的声音——徐永又神奇地出现了。当晚，凸凹兴冲冲走进龙泉驿飞鹰运动休闲茶楼时，看见满头大汗的徐永正放下乒乓球拍，笑盈盈向凸凹走来。当徐永告诉凸凹，他还在写诗，只是写得很少时，凸凹笑了。是啊，在最青春年代诗过了的主，还能不诗吗？ 
 
翌日下午，成都新南门兰亭茶楼。二十年未得聚首的三人再次相聚。著名万源籍书法家胡郁也在场。这次寻常的聚会地名为“兰亭”，当时并未觉得有何道理，回想起来，却颇多暗喻：魏晋的风骨和流觞曲水，是否已注进三人的血液？聚会中，我提出结集出版“三人行”诗集以作永久纪念，凸凹和徐永欣然赞同。这个集子也算是对三人岭断云连、已长达二十多年的诗情交游作一个交待吧。
 
再回到属相上来说事。
 
凸凹的老虎、我的兔子和徐永的蛇，这三种动物似乎与诗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命定的脉络。比如老虎吧，无论是从中国古代诗人吟咏的虎啸，吉卜林的《老虎，老虎》还是博尔赫斯的《老虎的黄金》都可看出老虎这种猛兽与诗歌深刻的关系：“当夜晚浸入我的灵魂  我想到的是/那在我诗中呼唤的老虎/是一个符号和阴影构成的老虎/是一堆从书中任选出来的片断/是一行没有生命的、做作的修辞，/而不是那命定的老虎、那致命的珠宝/那在日月星辰变换下/在孟加拉和苏门答腊行走/在履行它的爱、青春和死亡轨迹的老虎。”有趣的是，这个集子中我的诗选部分，第一首就是《老虎》。
 
那么兔子呢？在中国古代诗作中，很早就为兔子的形象进行了素描：茕茕白兔，东走西顾。显然这是一只悲怆的兔子，它和诗歌的本体是相通的：雪白而孤单，永不停留。厄普代克的“兔子三部曲”之第一部《兔子跑吧》，不知是否受到这首中国古诗的启发？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兔子还代表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的灵感，静若古松，动若脱兔，兔子成了一种不羁的象征，成了一种超越凡俗的力量。我曾说过：一个古代的仙女，曾把兔子带到了天上，从此成了月亮的影子。它晶莹而缥缈，透过云朵和森林，洒下斑斑点点的孤独之语。影子不仅会在黑夜里滋长，也会在思想的白昼蔓延。
 
蛇！这个与龙为伍的动物，介乎神灵与人之间的尤物！它的存在，它的游走，它的花纹，它的一闪而逝的影子……本身就是一首神奇之诗。让我们来读冯至的那首美妙的《蛇》吧：“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它月影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徐永的行踪和诗风，亦颇与蛇相似，蜿蜒，悄无声息，但是充满秘密的张力，尤其是读徐永早期的诗作，这种感觉会更强烈。
 
诗：三人行。
 
诗：三只诗歌生肖在苍茫大地行走时所留下的零散足迹，在一场大雪中淹没，又在春光乍射之时显露。
 
向以鲜 写于己丑立春 成都 
 
本组稿由凸凹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