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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读阎真著作《活着之上》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春秋时期,孔子于鲁哀公十四年,听说鲁国猎获了一只麒麟后伤心不已,他认为,麒麟是神灵之物,在太平盛世才会出现,而那时恰逢乱世所获之麒麟,必为大不幸,哀叹悲伤之余他决定罢笔《春秋》,此为“绝笔于获麟”之渊源。春秋后的一千多年,被后人供奉为诗歌殿堂的盛唐,大诗仙李白继孔子之后又“绝笔于获麟”,此为“绝笔于获麟”其二。今有阎真作《活着之上》,为“绝笔于获麟”其三。

       从《曾在天涯》、《因为女人》、《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恍如近二十来年的社会变迁自自然然的变成了一部记录片。《活着之上》充满了苍凉、悲情、凝积、厚重,它把满纸荒唐、可笑、滑稽、尖酸、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扒光了衣服,让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社会变异时,必定千疮百孔,必定朱门肉臭,人性必定又射放出新的毒液,除了六亲不认就是你死我活再到诛灭后代。
  
       自阿袁2010年的《子在川上》获得当年度《十月》文学奖以后,接着是阎真的《活着之上》在《当代》刊出,此后又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无独有偶,2015年3月《十月》推出了石一枫同类题材的《地球之眼》。校园题材的作品不断被刷新,每次刷新都象给读者的眼睛穴位扎了一针。中国的校园究竟怎么啦?

       阿袁是一位女性作家,她不仅擅长写校园的奇闻异事,还擅长表现校园各色人物事体。大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小社会变成了地道的大江湖,这个江湖里的高手如云,知识分子个个精通表演和伪饰,又谙通理论,与社会这个江湖比,知识分子多了几分冠冕,少了几分粗鲁。阿袁也悟出了大学校园里的一股腥气,沾了鱼味的白猫和黑猫,在阿袁的笔下,白猫黑猫都是诙谐精。

       石一枫的《地球之眼》相比阿袁的《子在川上》,在结构布局、情节变化及人物的塑造上更为精妙,语言风格相比《活着之上》又另辟蹊径,诙谐幽默。《子在川上》里的苏不渔和陈季子、《地球之眼》里的安小男和李牧光、《活着之上》聂致远和蒙天舒是自始不渝的天敌,成为天敌的前提是要求敌我两方智力对等,操守相反,观念相克。三位作家几乎不约而同的写知识分子圈,又个个干净利落的直击学术脉门,说明了当今的江湖太不干净了,他们不得不把屈原、李白、魏晋等风骨先圣请出来重新坐阵摆卦,清理门户。

       《子在川上》里的苏不渔是桀骜不驯的,又是内敛和性情中人,他只是局部反抗过自己的上级陈季子,毕竟他没有受到陈季子致命的摧残和打击,没有必要将反抗扩大到更广阔的界度,阿袁比较客气的将人物锁定在学术和讲台这样的小江湖以内。

       《地球之眼》里的安小男虽然也桀骜不驯,但他又多了几分底气和反骨,天才且先不论,他的反骨也并非来自与生,更非来自四书五经和中外通史,而是来自父亲多年前的自杀,由于其父亲被豆腐渣工程的贪官栽赃陷害,事隔多年,狭路再逢贪官和奸商的联手,他不动声色的直击贪腐分子的心脏,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一个比屈原更为睿智的天才知识分子形象完美出炉,这样一来,《地球之眼》很自然的将学校这个小江湖转移到校外这个大江湖,《地球之眼》走的是“高校-社会(文化界、商界、金融界、地产界、政界、科技界、国外)”相对比较横向的抨击路线。《活着之上》则相对更为纵一化,囊括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媒体、出版社、学术机构、职称评审机构、教育管理机构以及和此相关的单位的林林种种之污粪,阎真只不过是公开了整个教育界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

       要以屈原、李白来要求众知识分子,如今的知识分子肯定不答应,历史是回不去的,历史只能代表过去,不能当成现在,更不能安堑于未来。“这样看来,街边卖大饼的大叔是幸福的,把大饼卖出去就是意义;扫街的阿姨也是幸福的,把这条街扫干净了就是责任。”

       知识分子都感受不到幸福,平民百姓更感受不到幸福了。作家北北的小说《请你表扬》里的人物——杨胜利,一贫如洗的他一生都活在奖状里名誉的光环下,他至死都是一个把精神富贵看得高于一切的党旗下的人。和父亲比,杨红旗活到三十多岁,连一张奖状都没有,杨红旗得到一张奖状居然成了杨胜利的遗愿。然而杨胜利至死也没有看到儿子的奖状,当人人都觉得杨红旗只不过是做了好事又不请自到地向编辑古国歌索要表扬时,人人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不是精神病就是脑袋进水。事实上,杨红旗,这样一个工地工人,民工的儿子,他也是有幸福幻想的人,他的幸福就是:当我饿的时候,有包子吃的人就比我幸福;当我去只有一个茅房撒尿时,那个蹲在茅房里撒尿的人就比我幸福。杨红旗代表了普通大众的心理,幸福的概念就这么简单,可知识分子不是普通大众,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维护文明、道德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是推动文明的进步的力量,知识分子是精神领域的守护神,失去了这个不成文的责任和推动力,知识分子还叫知识分子吗?

       杨胜利与杨红旗父子是坚守传统道德的农民,名字就充满了正统的意味,他们的朴实似乎象征着社会主义得以胜利的根基——终极的信仰的根基;然而这种根基在今天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劳模的父亲,民工的儿子,这种变化是否恰恰应验了一种道德的沦丧?

       《活着之上》里的人物名字:聂致远、蒙天舒、赵平平和杨胜利、杨红旗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宁静以致远”是一个读书人的符号、“懵天书”是不学无术却又苦心钻研的伪知识分子的绰号、“平平庸庸”是一个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配偶的代号。这三个名字一出现,就象个铁三角,让读者一下就读懂了阎真安排名字时编排的默契,也把聂致远、蒙天舒、赵平平青春、中年清晰的勾勒出来了。

       蒙天舒在生活中不乏其人,本事只有半箩筐,全靠抄大山、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和明目张胆的偷袭他人的成果功成名就,成功以后还处处颐指气使,压迫比自己有水平的人,排挤异党。这类人犹如上官大夫、秦桧、蔡京、徐有贞、石亨之流,当权者既爱之,也用之,清流无可奈何,自古以来,奸佞之臣从来是压倒刚正不阿之臣的。由此,聂致远的妻子,赵平平,一个211大学的小学老师,为获得一次区聘教师的资格,不惜到医院堕胎的故事为《活着之上》的主题铺上了鲜血。

       她望着我,眼光很陌生的,让我感到了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可怕的距离,连自己最亲的人你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又将会做什么。赵平平说:“你不要我闷那我就不闷了。我想好了,我要编制,我不要他了。”我跳起来,双手拍着大腿说:“开什么玩笑,你不要他了,他是我们的崽呢。生,生,生!”她很冷静到说:“我在地狱里,我也不幻想上天堂,但我至少想活到人间来。他们至少要给我一个区聘吧。这几年我都抱着希望,等你毕业了把我拔到人间来。”……我感到自己身上难以定位的什么地方,释放这一种邪恶和歹毒,推动着自己抛弃一切人生的心跳,让自己彻底地解放,然后无所禁忌,无所不为。蒙天舒不是说过,世界的中心就在自己的屁股底下吗?

       最后还是陪赵平平去了医院。坐在公交车上她不停的流泪,又装作理头发用衣袖擦去。……她鼻子一抽,低下头去,哭出声来,身体一颤一颤的。……在医院门口碰到赵平平的一个高中同学,是怀不上孕来做手术的。这同学……她爸爸是省国税局的副局长,她已经是白沙区税务局的一个什么科长了。……她……激动地说:“我想怀几年没怀上,这打针又几个月了还没怀上,……我简直要崩溃了。你还来做人流,这个世界真的太不公平了。”赵平平说:“我能到你们那守个传达,我就不会来这里了,可是有这个传达给我守吗?这个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在旁边听着,心中有了一种安慰、一种快意,得意的人终于也有了不得意的地方,我真的非常希望她怀不上。我也明白这种想法不善良,不人道,可还是忍不住一定要这样想。我恐怕是疯了。   

       阎真并没有更多的语言介绍这个官二代的高中同学,但“税务局局长”几乎成了观众和作家接头的暗号,否则,观众怎么看出这是一场可怕又可笑的报应呢?阎真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替聂致远夫妇解了围。可围是解了,但心理的痛胜过了肌肤之痛,一个活生生的胚胎,就被所谓的编制给无情、残忍和歹毒的杀死。聂致远是软弱的,妥协的,他任平庸的赵平平摆布,与其说他无力抗拒赵平平,还不如说他无力反抗现实,在生存的巨大压力面前,他无法给赵平平承诺什么,因为只靠自己的才能是无法承诺未来的。用孩子换回编制,这和被饥饿折磨的父母们易子相食又有什么分别?

       熬到硕士生导师时,聂致远有了一个学生,亲手策划了“荷花姐姐”的噱头闹剧,再一次应证了“这是一个只有娱乐,没有悲剧的时代”。

       我对郝处长说:“一个荷花姐姐都爆棚了,早几个月请了周师兄来,都要组织学生,还不敢放到这么大的地方来。”郝处长说:“娱乐嘛,电视台的娱乐节目比讲学问有观众。”我说:娱乐至上,这风都吹进高校来了。”郝处长说:“如今是娱乐至死呢。风气如此,那谁也没办法。”

       学生们千呼万唤,欢声雷动,荷花姐姐总算出场了。我有点失望,非常失望,真看不出她有哪点精彩,值得学生们这么呼唤,又值得请省卫视的主持人来捧场,还值得报社专门从北京派了设制组现场录像。

       我说:“如今有一大批脑残粉,前几年有几个明星吸毒了,从拘留所出来,他的广告代言费反而飙上去了,名声更大了啊!这不是脑残粉推上去的吗?”他说:“所以说是脑残粉,只认人,不分善恶,不辨真伪,我残故我在。……都是媒体培养出来的呢!”我说:“那些人残了,媒体也残了吗?”

       主持人宣布荷花舞开始。……我问郝处长:“怎么啦?”他说:“她的舞裙脱落了,内衣也松了,我没看清,应该是露点了。”我没听懂,说:“露什么点?”……我对郝处长说:“今晚这个见面会,就是一部《脑残游记》。”

       他说:“那个什么一点都不露,没兴奋点,没重口味,怎么炒得起来?……有些大牌明星担心人气不旺,穿着短裙出席晚会,装着不慎露底,让娱记拍到,挂到网上,别人都记得她了。你看网上挂了多少?有那么多不小心吗?”

       敢动媒体手指的作家还有石一枫,在《地球之眼》里,石一枫用“我”自己充当媒体的丑生,用“我”去揭露丑陋的娱乐媒新。在我们为阎真石一枫等的大谕大讽拍手称快时,还要把焦点对准文坛的几大奖,那么多的评委投票于国共之争的内战大作,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评委把宝贵的票投给在《活着之上》后已宣告封笔的阎真?评委们也认为民风、国风、学风并不那么重要吗?那么,为什么千百年来,中国这个民族,怎么还在过“端午节”?难道司马迁、李白、柳宗不该被追忆吗?端午节,是整个华夏民族的节,堪比国节。没有以澄净的道德为背景的文明,是不干净的文明,没有文明的民族,即使拥有了政治的辉煌,又能走多远?好的作品,必须褪却政治的量身定做之成分,必须还世道一个清白。

       “首届‘路奖’得主阎真表示,此次所获奖金10万元将悉数捐出,用于路遥和阎真家乡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  见此报道后,如同得知当年阎真放弃加国绿卡归国一样,令人震惊。奔六的阎真,勤奋执笔,身体力行,看他的文字,如亲见形影相吊的曹雪芹伏案于草堂之上。“这样想起来,曹雪芹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字字看来皆是血,那真的字字是血,血,血,血啊血。”  阎真洋洋洒洒之文字,又何尝不是血?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活着之上》不止一次令人落泪,我们对阎真的泪文,不应该只是因为一把眼泪而给他一个赏和一个赞,那是对作家的羞辱,如若此,阎真的《活着之上》真的就成了“绝笔于获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