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现当代作家，稍微对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数出个一二来：从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王塑、贾平凹、余秋雨、到莫言，而要说起青春派作家，少男少女们会起双手，左手是郭敬明——“数百少女的偶像”，右手是 “挂着‘叛逆’的面孔出道’”①的韩寒。就像说起现代诗，三岁孩童都会念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仿佛除了海子，诗歌就再无来者；说起青春小说，似乎除了郭韩，也再无他人。

一、 埋伏在青春后面的校园道德

       自阿袁2010年的《子在川上》获得当年度《十月》文学奖以后，2014年底阎真的《活着之上》在《当代》连续刊出，后又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无独有偶，2015年3月，《十月》推出了同类题材的《地球之眼》。2016年3月16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京举办石一枫中篇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新书发布会，小说集收集了《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两部中篇小说。校园题材的作品不断被刷新，而每次刷新都象在读者的睛明穴上扎了一针。

       阿袁是一位女性作家，她不仅擅长写校园的奇闻异事，还擅长表现校园各色人物事体。大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小社会变成了地道的大江湖，江湖高手如云，知识分子精通表演和伪饰，又谙通理论，与社会这个江湖比，知识分子构成的江湖多了几分冠冕，少了几分粗鲁。阿袁也悟出了大学校园里的一股腥气，沾了鱼味的白猫和黑猫，在阿袁的笔下，白猫黑猫都是诙谐精。

       《子在川上》里的苏不渔和陈季子、《地球之眼》里的安小男和李牧光、《活着之上》聂致远和蒙天舒是三位作家笔下的针尖与麦芒。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的写知识分子圈，又个个干净利落的直击“学术江湖”。《子在川上》描绘了一个小江湖，主人公苏不渔是桀骜不驯的性情中人，他只是局部的反抗自己的上级陈季子，正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②

       《地球之眼》写的是“大江湖”，又是青春又是道德，难度相当大，但小说它从头到尾都没有正面说叨“道德”，而它又确实给读者以一种新的道德再读：鞅在《去强篇》说，“以强去强者，弱；国为善，奸必多；墨子说，“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劣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

       从近年来的阅读推广情况看，信息的无地域时代越来越放大，有意思的是，阅读终端再次被颠覆：传统的宝籍居然很多时候是要经过新媒体才能进入真正的阅读终端。

二、石一枫青春小说中的扬抑性

       “北京顽主”石一枫的作品叙事非常干脆，语言幽默，文思睿智，我曾嬉称他的作品是“肝病患者的福音，精神忧郁症的杀手锏”。 

       李云雷问一枫：在你创作的《B小调旧时光》《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光声电》《恋恋北京》《我妹》等5部长篇小说中，你认为哪部小说代表了你最高水平？石一枫答：我认为是《恋恋北京》《我妹》③。

       相比《地球之眼》的精彩表现，石一枫前期的青春小说可以说是对青春、城市、理想、信念、现代、历史思考的序曲。也许石一枫青春小说还没有到浑圆滚熟的地步，但石一枫的系列青春小说《红旗下的果儿》（2009年）、《恋恋北京》（2011年）、《我妹》（2013年）在疯狂地世俗下居然能独善其身并保持着最难能可贵的“冰清玉洁”,是“一种可以看到心灵故乡的文学”④。

       《我妹》是一场情节并不复杂的宏大叙事故事，它突现了“屋檐滴水代断代”的情感危机，上一辈人的情感危机恶化了下一代人的亲情观；拜金主义则导致精神卫道夫们无事可干。“我妹”小米是一个表里不一的色盲，事实上她却是个精神“道姑”或者清道夫，充满了正气，理想主义。相比之下，小米的哥哥傻“大帅”的形象简直要替换掉美国的奥斯卡“阿甘”了，“大帅”妙语连珠，出口成段，不过全是单田芳里的评书词。

       事实上，正常人演或写一种另类，除非了如指掌，否则就会弄巧成拙。电视剧《暗算》里的瞎子阿炳（智障者但听力奇异）的表演就很失败，尽管电视得到了观众的盛赞，还获得了多项大奖，也许原著真如网评所言“小说《暗算》语言流畅诡异、清瘦、内敛，几近苛刻，却又与小说表达的独特内容完美和谐，读他的小说紧张而又寓于智力挑战，麦家是“中国的丹布朗”。麦家自己则说：“《暗算》电视剧‘和我写的小说相差很远’”。读了原著的人，并不会觉得原著和电视相差有多大。因为傻子的形象塑造是最难的，聪明人演傻子，搞不好就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石一枫青春作品共性之一是以弱势群体为坐标原点。

       《我妹》是一部心灵的催泪剂，但美中不足的是“大帅”这个人物的塑造过于接近正常人，石一枫的青春作品总有弱势（智障或有生理缺陷）人物，比如小米和大帅（《我妹》），和“我”叔的同居女人的孩子（《红旗下的果儿》），他们的命运大同小异，读者在整体阅读时会发现这种现象。当然，小说以弱势者为坐标原点，是为小说的主题树立价值参照物，它记录的不仅是弱者的伤痛，更是弱者的自强，小说的意义在于以小见大，以弱见强，《我妹》对迷茫的小单亲青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小说鲜明的喜剧风格也给读者一种面贴面的温暖。
  
       《恋恋北京》借“马流氓”的车跑遍了中国，勾勒了存在于全国的普遍现象：城市人拜金、庸俗、市侩，农村老人淳朴、善良、可敬的场景，但这部“精神”大作仅局限于北京，姚睫的奋斗史过于戏剧化，事实上在北京，这样的戏剧化不太可能实现，也就是太喜剧了，没有残缺的圆满反倒不圆满了，所谓“月满则亏”、“乐极生悲”正从此来。2011年至今，亦或未来数年，不可预测的悲剧将颠覆现代作家的想象。姚睫的奋斗史到最后无非就是一个民间女强人的预告，她越成功作品越想批判的东西会越乏力。喜剧适合泡沫剧，悲剧将还原文学本色，不喜不悲、意犹未尽，那是佛教里的经文，扫地僧偶有所为。

       《红旗下的果儿》仅从书名看，又红又专，让疏红的青年一代望而却步，而这么又红又专的故事恰恰讲的是一个“极品流氓”和学霸女克服现实残酷的阻力修成正果的励志故事。写过长篇小说的作家都有深刻体会：够累的，写到后来，麻木、混乱、体力不支总会纠缠不休，能把3/4处的情节写妥当了那也基本大功告成了，令青春派读者最满意的，恐怕是作品的结尾，女主人公学霸张红旗对未婚夫陈星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有了一个孩子，你觉得他应该叫什么名字？”结尾不仅留白，还“留金”了。虽短短的一句话，却是妙不可言，合下末页，只差读者和陈星握手共庆了。

       《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我妹》基本是喜剧结尾，这和奥斯卡电影的结尾如出一辙。皆大欢喜，人人都爱，奥斯卡大片总是转悲为喜。一枫似乎对世界和未来还抱有一丝幻想，而后来，他的短篇小说则陆续以“杀敌一百自损三千”的悲剧告终。这标志着他小说在艺术和内涵上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在今年某一周制作的阅读推广微信平台的文章推送结果分析（3月31日-4月5日）：图文页阅读率在平均2%-9%之间，平均值为5.5%，当天阅读量往后的时间段里阅读呈下降趋势，4月4日发布的内容是诗是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该作者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获。同实用、快餐文化相比，纯文学型（名著、诗歌、小说等）、纯民族型文艺阅读整体趋势是下降的，即时利用 “标题党”（《杀狗的过程》）也不能拉回更多的读者。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先生说，“阅读状态影响着写作状态”⑤。著名作家王跃文说，“也许写好日常状态的生活，正是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文学；其实日常叙事也是最不好把握的有难度的写作。……长篇小说每年都大幅度增长，既有中国人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写作人群日益庞大的原因，也有出版业发展较快，出版竞争日趋激烈的原因。……目前的出版状态是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文学书籍出版肯定是个泥沙俱下的过程，但时间淘洗过后总有好作品留下来。目前真实威胁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是大量存在的电子传播方式的非法免费阅读。”⑥

       除了免费电子阅读媒是文学的一大威胁以外，事实上，产生微阅读的根本原因是浮躁和近功利，作家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将自己的作品传播到全世界，而读者迫切希望通过标题就可以读到文章的中心内容。2016年3月21日，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一些科研人员开发的电脑会写小说，他们还把这些电脑生成的小说拿去参加创作比赛。”

       面对浩瀚如烟的网络，好的文学作品要见天日将越来越难，被读者裹胁的文学之命运已经开始，人要生存，文学也要生存，要不，鲁迅怎么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呢？不迎合读者的口味，出版商谁敢掏真金白银投入市场呢？连京剧都要贴牌“现代”了，何况文学？文学本身就像面团，被读者和作家以及出版商几经捏拿，最后就成了“文学市场”。因此，作家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跟进不脱离市场，又保持文学的纯真性，这似乎太难了，不让文字孤独，又不让自己被读者所抛弃是作家们写作之外的第二大课题。文学作品越来越像厚厚的海绵，养分渐渐被世俗化庸俗化给挤干，文学刊物又被商业化挤兑，玩文学无疑是行走于刀尖之上了。生逢此时，要屏弃浮躁委实不易，因此，《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我妹》一方面处心积虑地靠近青春读者，一方面又为文学的纯正作顽强抵抗的创作精神就显得颇为睿智和可颂了。

       石一枫青春作品共性之二是主人公的“流氓”性。

       从《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我妹》以及2015年的《地球之眼》来看，主要人物的共性就是“现代流氓”，说“流氓”确实言过其实了，但他们够得上称为“文化流氓”，他们集体表现出猥琐、卑鄙、无耻、性乱、拜金、龌龊、礼崩的一面，但他们又有可爱的一面：善良、勤奋、道义、淳朴、见义勇为、自律、舍己忘利，“人中君子”也不过如此，这些人物的性格是前后矛盾的，但矛盾更符合人的多面性，因而，石一枫青春小说不失丰富的生活内涵和精神深度。

       “流氓”成为纯文学作品里的“我”，确实是无奈之举，但这个社会，还有比流氓更纵行天下无所畏惧的吗？“流氓”是奉旨隐藏在石一枫的小说深处，在每一句调皮、调侃和逆喻中，都把作者的思想内涵准确表现了，和曹雪芹相比，他的文字几乎和曹老夫子简直是背道而驰，但深刻程度，却一点也不亚于曹老先人。可见，小说的表现力，并非固守传统和单一表现才能抵达主题。一枫笔下的系列流氓不拘泥于传统，最终都改邪归正，修成正果，这是他青春作品里的浪漫主义色彩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

       从一枫的写作历程看，在构思的编排上留下了明显的练笔痕迹，比如2009年的《红旗下的果儿》，里面作为男女主人翁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式人物张红兵（张红旗弟弟）的出现有点牵强，“这件事没有让陈星和张红旗熟悉起来。”（《红旗下的果儿》P13），既然陈星对张红旗都不熟，怎么可能认识张红兵？且从古力手下仗义相救？但穿越2010年后，一枫的作品持续一马平川，随着《地球之眼》的成功，即使不需要任何“男欢女爱”、韩式的“悲欢离合”，一枫笔下一个“小鳏夫”都足以让读者几度潸然泪下，主题更是让人深思。只是，面对创作的高度，受到“跳高理论”的制约，青春小说还能走多远？

三、石一枫的青春小说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

       《红楼梦》第七回中提到了一味方子，专治宝钗从娘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犯时出现喘嗽等症状。一个和尚说了个“海上仙方儿”，这种药就叫“冷香丸”。自打宝钗服用后，倒也灵验。书中记载冷香丸是将白牡丹花、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花蕊各十二两研末，并用同年雨水节令的雨、白露节令的露、霜降节令的霜、小雪节令的雪各十二两加蜂蜜、白糖等调和，制作成龙眼大丸药，放入器皿中埋于花树根下。发病时，用黄柏十二两煎汤送服一丸即可。

       从《红旗下的果儿》开始，或者更久一些吧，石一枫似乎专为制“冷香丸”而来，只是他笔下的“流氓”成了各色白色花朵，不娇艳又不名贵，甚至带着乖张、痞唳，但在节令的磨移下，他手中的宝刀渐显成熟和锋芒，因为从《地球之眼》这样一个精巧的中篇足以看清一颗可以灭掉“学术热毒”的冷香丸已横空出世。

       我曾鼓励他向诺贝尔奖加油，然而，那时候我对诺奖还充满了一种天真和神圣的想象，在莫言获诺奖之前，许子东准确的揣摩出华人作家获得诺奖的条件：第一，要写乡土。第二，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不能写实，浪漫都不行。第三，一定要写到“文革”。第四，这个作家一定要有意见分，就是跟政府有一定的距离。第五，他要有好的英文或法文翻译。第六，恐怕他要在海外获奖，就是在海外受到批评界的支持。⑦随后，我就后悔了，因为我不能确定那对他来说是否就是一种羞辱。

       周作人说“文艺是自己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作家的人品决定作品的高度，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应该是具有大写“人”人格的作家。石一枫，从“流氓”开笔，仅有聊聊几部青春练笔小说，但已力透纸背。我们的青春，伴随着忧伤和眼泪，伴随着郭敬明和韩寒的温暖，但我们的青春，也同样伴随着纷繁复杂，面对沧海“热毒”，莫过于读一读被我们不经意忽视的青春小说——石一枫所特制的“冷香丸”。

① 石一枫：《令人悲伤的逆流——读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 》，《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07年第8期，第234页。 ② 老子：《道德经》，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版，第38页。 ③ 李云雷：《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创作与评论》2015第10期，第117页。 ④ 刘妍：《东方近代和现代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第83页。谷崎在《关于艺》的引用。 ⑤ 曹文轩：《曹文轩：是学者，更是儿童文学作家》，《文学报》2016第4期。 ⑥ 徐芳、王跃文：《王跃文：什么是好小说》，《解放日报》2016第3期。 ⑦ 旷新年：《诺贝尔文学奖.现代主义.纯文学.垃圾.新时期文学的几个关键词》，《文艺争鸣》2015第10期，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