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达历史腹地的文字穿越
——评高建国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王  昆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一个民族的历史，需要有良知的作家大笔如椽地推给世界。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里，高建国以成熟洗练的“拙朴”式述说，“让历史说话，用事实发言”，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以下简称“江抗”）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实现了思想高度、艺术深度的超越与突破，为亟需民族复兴使命担当的中国文学当下，树立起一道鲜明蓬勃、迎风飘展的猎猎旗帜。可以说，高建国是当代具有宝贵精神品质，能够扛起中国文学历史使命与正确方向的铁肩作家之一。

“作品，就是目的本身。”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对文艺创作如是评价。那么，高建国作品中的“目的本身”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温习一下中国作家的大体风格。一般来说，仰仗历史经验本身的丰厚存在，中国作家擅长写实，喜欢记录，而且往往卓有成效；但是，文学与社会现实及漫长岁月的关系，却又远非如此简单，他必须以催发人性对社会的自觉洞察和历史反思为使命。高建国在作品中有效地体现了这一观念：文学创作不仅仅是历史经验、生活本身的见证参与，更是一种冷静观察、融合对峙，并带着这种观念通过及时评判、反思、总结，从生活本身确立起高度的民族自信，使其经受砥砺而不会陷入焦虑恐慌。

在高建国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之前，我曾读过他一系列的早期作品，那些带有强烈思辨意义的文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符号：一位金戈铁马一生的军人，一边风雷激荡汗血奉献于军营，一边芒杖铁鞋寻访探究着历史。

文之高低在见识，“功夫在诗外”。为文者要历练的“诗外”功夫就是为文见识。《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让我们在阅读中不时领略到叙事之中潜伏着、流淌着的“诗外”功夫，即作家高建国那种把握历史题材的宏阔视野与赤子情怀。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事关“江抗”的这簇浪花早已淡出世事流变的激流。而正是在这“纷繁迷失”的时代，高建国却以坚毅自信、专注辽阔的姿态与豪情，把一段看上去人人皆知却难以真知、细知的珍贵历史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让读者以文本为时空隧道，穿越般“走进”那段硝烟烽火的英雄岁月；同时，高建国还巧妙地将著名剧目《沙家浜》形成的历史脉络及创作背景娓娓道来，让读者有了更为有趣的阅读和思维“解密”，其间足以让我们会心地感知或者观照到作者为此倾注之心血，探究之谨慎。
 
 
一、钩沉历史，还原真实

关于“江抗”，中国文学的“淡忘”有多种原因，然而，主要的障碍则在于文学的虚构与想象本身。当文学停留在诸如认知的异同等层面时，其实是将文学的任务简单化。而永远地研究人，把人性置于历史的常态或癫狂中来考察，恐怕才是文学的合适路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为我们找到了这个阅读效果。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我们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秉持民族精神火炬开拓前进，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那段历史一名遥远的后者，是什么样的责任意识和内在力量，让高建国如此全身心地投入这艰苦而漫长的“江抗”人物寻访与史实探究呢？

当你坐在桌前翻开《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很快就能找到答案。作者高建国曾在创造过芦荡火种英雄传奇的部队工作过，工作之余以惊人的毅力通过长期执著的追踪调研，内心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及对英雄的敬重，以史诗般的篇章记录这段属于全人类记忆的烽火岁月。让人惊喜的是，作品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并没有那种“高、大、上”的形式主义的距离感，这与高建国对人物的选择和对场景的精致想象息息相关。

“共和国65岁华诞假日，我从上海赶往苏州，去寻找一颗子弹。1939年9月21日，这粒长2.8厘米、底部直径0.7厘米的弹丸，从“忠义救国军”一支蒋（美）式0.3吋步机枪中射出……”。但“谁能想到，就是这颗来自敌人营垒的子弹，竟然引发了红色经典《芦荡火种》和《沙家浜》的创作”。

全文从这里开始，小角度切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这个大主题，犹如一场带有向导指引的阅读旅程。从这里，高建国遍访当年的人和事，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和细腻的情感笔触穿透了历史，使他笔下的新四军历史不再是简单枯燥的史实，而是有血有肉情深意浓的故事。

对历史的揭示，如果不是为了洞察其隐秘轨迹，如果不是着眼于今天和未来，就有可能流于肤浅的批判讽喻，而失却对历史本质和历史精神的把握。同样，把对人性的考察纳入社会剧烈变迁的纷繁视野，是为了见证生命的伟大、灵魂的不朽。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尽管厚重，但枯燥的史料容易把涉世不深的读者冷冷地拒之门外。70多年前的那场革命中，到底发生了哪些可以改变共产党人命运的细节，后代的史料里，并不那么具体。而对于那些生命的伟大、灵魂的不朽，是需要用语言的利器一刀刀精雕细刻出来的。

相比干枯的史料，《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犹如一部探寻历史踪迹的X光机，通过对“江抗”的透视，再现若干鲜为人知的背景史实——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以新四军老6团为骨干的“江抗”，在叶飞率领下，于1939年5月挺进苏南东路地区日伪重兵据守的河湖港汊水乡，机动灵活打击敌人，开辟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难曲折过程；展现了1939年10月“江抗”主力奉命西撤北上后，以刘飞、夏光为代表的伤病员，不屈不挠坚守阳澄湖芦荡斗争，终使芦荡火种再度燎原，此后在谭震林领导下，东路地区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建设再度大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这些行文中，很多故事都让读者耳目一新。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四军历史上形象并不伟岸的项英，却在遭遇生死关头保持了一名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气节。虽有大错，亦有大义！

多少年后，当人们拂去岁月的尘埃，开始慢慢了解这段历史的传奇与厚重时，《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正如一颗飞速向前的“子弹”，其本身所产生的炽热与激情，以无形的力量把读者带回那国恨家仇热血喷涌的历史长河中。这些如昨日重现般的情景细节，让人掩卷之后仍眼前清晰，这是高建国付出的巨大心血，科学的评判以及对先烈的敬仰，加之严谨细致的精神态度以及饱含细腻感情的运笔方法，使得这段尘封许久的历史，精彩纷呈于大众眼前。比如，那淹没于浩大历史巨流中的“江抗”肇始，却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深夜的溧阳县水西村点着油灯的小房子里，陈毅对亟待东进的支队司令叶飞说：“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这是何其果敢、何其壮烈的承诺，我们仿佛听到洪钟大吕般的声音穿墙而出，激荡着人心；而谁又知道，在这掷地有声的诺言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决心与压力？唯有真正肝胆相照的共产党人才能发出这样的诺言，才敢发出这样的诺言。这是历史，更是笔触细腻的高建国对历史的无限透视与穿越。

二、独特视角，推陈出新

把陌生的写熟悉，这是作家的基本功。但是，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不得不说，这是高建国的一次自我突破。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提出“陌生化”这个著名的文学理论，它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形式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这个理论强调的是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同时在艺术上超越常境。陌生化的基本构成原则是表面互不相关，内里存在联系的诸种因素的对立和冲突，正是这种对立和冲突造成了“陌生化”的表象，给人以感官的刺激或情感的震动。

出现在日常阅读资料和教科书中的“江抗”都不过只言片语，或者，大家也就仅仅记住了“皖南事变”这样的词条而已，可谓“熟悉的陌生人”。《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的出版，本身便具有无可替代的对某些文学表现空白弥补的性质。作品中，毛主席三次指点茅山抗日游击战的激励如今犹响。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更是指出，“茅山等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那些详尽的细节、那些浓郁的场景、那些最具关键的人物，虽然时空逾越70年之久，但书中描述仍能深深吸引后人，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高度的写实性和作者高建国敏锐细致的观察与思考，让陌生的不仅变得熟悉，而且易懂。

被美国前总统林肯称为“美国孔子”的19世纪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说：人是自然的目的。这句短话却境界极高，被认为人与自然的终极，也是人类追求的极致——返璞归真。高建国在文字上不自觉地“消化”了这一思想：笔法上表述的拙朴老实，“思想主题”也显而易见。但因其尊崇语言的“自然”，所以这并不影响此书对先辈们人性光辉、生命意志和美好情操的出色描绘，以及对处于那个血雨腥风时代中，共产党人面对光明未来强烈的愿望表达。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人人皆知的《沙家浜》，被高建国写了新东西出来，从历史还原、人物塑造、艺术修改、名称变化、最后定型，这些幕后的东西，犹如另外一幕大戏在开演，早已超出了《沙家浜》本身的热闹，高建国以洞察历史、刺透历史的笔触，把简单的方块字玩的飞转，使得一种熟悉的东西让人突然产生“陌生”之感、好奇之感。

在这一部分，高建国开门见山，根据刘飞嘱托创作的描写阳澄湖36个伤病员事迹的纪实文学，以及由此引发的红色经典《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创演为贯穿线，一路下来。其中不发精妙之处，比如：在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芦荡火种》(后定名为《沙家浜》)红遍全国的年代,剧中人物命运在各界观众中产生强烈共鸣,与剧情对号入座的种种传说也不胫而走。从不愿张扬自己的刘飞积极支持创作反映三十六个伤病员事迹的戏剧,本意是想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军民鱼水情,但了解刘飞阳澄湖斗争经历的人,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刘飞与剧中人物郭建光对号,给刘飞平添了莫名的烦恼。他有口难辩,也无法回应人们善意的猜测和联想,素来低调的刘飞,开始采取回避办法,决意从此不再写有关个人经历的回忆文章。再比如，当年参加过剧本修改和戏的编导的人事后谈到,江青对《沙家浜》的完善也有某些建树。如提出郭建光在芦苇荡里隐蔽时要派侦察员过湖去侦察,不能无所作为；为了烘托湖上斗争的紧张气氛,江青出点子让伤病员报告说:指导员,鬼子的汽艇来了!还有在军民鱼水情一场戏中,推敲“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唱段时,江青对金秋时节阳澄湖区芦花、稻谷、绿柳三种植物颜色的把关等,这些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得到大家赞同,并被后来的演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历史细节，如果没有高建国逐人逐事的“刨根问底”，或许将永远淹没于浩荡的历史长河之中，再也不会被人记起。也正是高建国的这种“刨根问底”式的细腻，把原本人人皆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沙家浜》“复杂化”了、“陌生”了。

三、慎终追远，激扬人心

虽然民族危亡年月阳澄湖上的生死对决已渐行渐远，但和平建设年代一些人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刷下信仰迷失和精神匮乏，使全社会对红色基因的依存却与日俱增，这就是再现沙家浜斗争历史红色经典的价值所在，也是作者创作《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的深切寄托。在表达这一愿景时，作者并没有大声疾呼口喊口号，而是通过细腻的笔墨，将内心实感精准地传达了出来，而对于先辈的崇敬与缅怀，作者更能从语言上“远远地站在一边”。
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深崇敬，作者描写了精彩的“台前”，作者也把崇敬带到了“幕后”。在描述共产党人的品质时，作者再泼豪墨，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第一个为阳澄湖伤病员传神立照的战地记者崔左夫,曾多次请求给刘飞写回忆录,但刘飞总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我刘飞个人算不了什么,婉言加以谢绝。对比想在传记满天飞的时代，这是一种和气高尚的革命家情怀。而对比那些同为高级将领们，却一步步在名利贪欲中蜕变成囚徒的人，这又是一种多么纯真的共产党人品质。作者对正能量的弘扬，无声胜有声，没有口号，效果却比口号更好。

在作品中，同样作为背景出现的毛泽东、 周恩来、陈毅、谭震林、叶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在高建国笔下更是时时叩击读者的心扉。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祸的危急关头，卓越地共产党人洞察历史风云，把握战局走势，科学制定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等大战略，领导抗日军民在因地制宜实施战略中创造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历史进程。而对身处“江抗”一线的刘飞、吴焜、廖政国、夏光、乔信明、杨瑞年等新四军指战员的生 动描写，更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高贵的史学价值。而这一切，又正是作者内心要渲染的。在一些作家的小说中，都往往太过醉心于对宏观叙事的虚无口号，而隐匿了文学中的历史敬仰。《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中，高建国通过生动地描述，成功地隐去了自我的痕迹，以一种无限美好的境象，带领读者隔空传递向老一辈革命者的深切缅怀与崇敬。

“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还有的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2014年10月15日，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凝聚民族精神的火炬，是召唤人民奋进的号角。

鲁迅先生曾经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一个真正有担当的作家，总是在努力挣脱各种现实羁绊，自觉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以公正、理性、良知为内在驱动，做冷静观察、敢于表达的时代精神的引领者。诚然，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这部带着筋骨与血肉的历史书写磅礴而出，确实称得上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刻反映“江抗”历史功绩的精品力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人们再度追溯那段历史风云时，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必将成为一部气势磅礴、丰富生动、资料翔实的“教科书”；而在面对历史正义、民族命运这些核心命题的现实困惑前，其真挚的情感、昂扬的正气、道德的彰显，必将为当下乃至未来产生一份独有的“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的精神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