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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进入的“房间”

  于晓威是我所尊敬的青年小说家,他对文学的虔诚和探索的勇气使其创作在“70后”小说家中独树一帜。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时地抛出一篇篇颇有分量的作品,也不仅仅是因为每一篇都有着他自己的叙事风格和结构形式,而是每一篇都体现出对现实的深深的思考,都有着浓郁的现代性思想。于晓威始终关注着这个现代化的时代,关注着这个时代的人的生存处境,思考着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问题,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房间》,再一次表现出了这一点。
《房间》最初发表于《民族文学》,很快就被《小说月报》转载,并获得了《民族文学》2014“年度小说奖”,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刘齐与妻子徐丽之间发生了一场普通的争吵。第二天上午,已经上班的刘齐从单位赶回家里取一份资料,屋门却从里面反锁了。于是,焦急而又无奈的刘齐只好找来了好朋友陶小促。陶小促始而小心地敲门、按门铃,继而大声擂门、呼叫、打屋里的电话,可门就是不开,房间里恍若无人一般静默。后来,两人发现楼道里的缓步台窗外有一条20厘米宽的装饰檐通往刘齐家客厅的窗户,于是决定由陶小促从缓步台的窗户翻出去,再沿着装饰檐移到刘齐家客厅的窗外,最后翻窗进入刘齐的房间;而房间里的情形也就在陶小促即将进入时出现了。陶小促既不能再进刘齐的房间,也不可能顺着原路退回去,只能在短暂的悬空后落到楼底下,导致右脚踝骨骨折、左腿胫骨震裂。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故事呢?讲述夫妇间的情感纠葛?还是表达时下婚姻关系的脆弱?抑或也和许多司空见惯的作品一样,以多少有些曲折的情节,吸引读者的眼球,使读者在沉重的生活之余来一顿快餐?都不是。假如你熟悉于晓威小说创作特点的话,就会明白,故事只是他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他以往的小说是这样,《房间》也是这样,而且更复杂、更神秘,在情节的几次变化中,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质疑—否定的版本。
 
一、本能反映不出事情的真相
 
  刘齐被妻子锁在了屋外,无论陶小促怎么敲、怎么喊,门就是不开。此时,所有人的脑子里都本能地产生这样一幅情景:徐丽一个人守在屋子里,咬紧牙关,满肚子怨气,想用这种方法惩罚刘齐。这种情景不仅使人觉得她拗性、可恼,也多少有那么一点可怜。“谁料到她心里一直憋着火哪,后发制人。”这是刘齐的不无悔恨的想法。言外之意,如果他想到争吵会使妻子如此生气,也就不去招惹她了;而作为老同学的陶小促甚至突然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徐丽是不是在房间里自杀了?
真相是陶小促到刘家房间窗外时发现的。当陶小促沿着缓步台窗外的那条装饰檐一点一点地移动到房间客厅的窗口,准备翻身入内时,令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情景出现了:
 
  透过玻璃窗,陶小促看见原本是坐在客厅羊毛毯上的徐丽,听到声音后猛地扭过头,向他这边露出一个异常惊恐的面孔,紧接着,她脸色变白,本能地用手捂住了嘴巴。与此同时,她身边一个穿白色衬衫的、相貌还算文雅的中年男人,急忙松开原本牵着徐丽胳膊的手,就势俯身藏到徐丽身体的后面,靠她的身体和半只沙发的扶手滑稽地挡住自己。[1]9-10
 
  这种情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使人猝不及防,好像一个行路人,原以为眼前会是一片鲜花盛开的园地,却原来竟是一爿坟场。此时我们还没有理由判断客厅里情形的真伪,而只能相信是真实的,是确凿无疑,因为毕竟是当事人亲眼所见。老话说得好:眼见为实,言外之意就是说其他都是虚的或者有可能是虚的,本能性质的想象也囊括在内;而徐丽一个人躲在屋里生闷气的情形就属于房间以外的人的本能的想象。

      本能原本就是与生俱来的。它不需要后天习得,而是机体面对客观情形时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当外界事物出现在主体人面前时,人往往于不知不觉中做出一种反应、一种判断。尽管这种反应或判断也有一定的推理性,但无意识的成分更大,或者说是习以为常的下意识。夫妻俩生气了,女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这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于是我们——刘齐、陶小促以及所有的读者——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不假思索地想了。可是“眼见”把本能击得粉碎。本能可靠吗?不可靠,即使它再真诚,再不动心机,也很可能把人引导到真实的反面。
在陶小促的所见中,小说完成了第一轮思考——对本能的质疑和否定。
 
二、经验也推导不出情景的本真
 
  当客厅里的情景出现在读者眼前时,我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徐丽出了轨。这种结论,与陶小促的经验有关。

      陶小促是个“内心敏感”的人,精明强干、胆大心细。他首先了解了刘齐夫妇吵架的整个过程;了解到刘齐在单位里混得很好,是领导面前的红人,已经到了下班后也不能准时回家的地步。加之妻子张文玲常在他面前谈起徐丽,说徐丽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冷漠而孤傲,还有些神秘,超市里的员工也这么说;而陶小促也明白徐丽的身份有了变化,不是以前那个工厂化验员了,而是在本地有着三家连锁店的“大丽超市”的总经理,即使整天闲着,也衣食无忧。于是,凭借这种种因素,陶小促得出了一个结论:徐丽很可能出了轨。尽管他一再叮嘱妻子不要乱说,尽管他以为道德和个性不是一码事,也说明不了什么——陶小促对自己的经验还是有自信的。

      作品中有这样一句话:“按陶小促的经验来判断,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夫妻感情出现了矛盾。”[1]7尤其是客厅里的那一幕情景,使他不可能再怀疑自己的思维有误。于是,作者用大段的心理描写,证明了他已经完全认定房间里的徐丽是在偷情:
 
  陶小促双手扳住窗台,下意识地沉下身体,把脸贴在窗台下冷硬的墙面上。他油然想起张文玲说过的那些关于徐丽的话,现在看来是得到了有力的认证。他觉得自己真是个笨蛋、傻瓜,他和刘齐忙了一上午,迟迟叫不开门的原因,原来是他们没有离开那扇门哪怕五分钟!陶小促还能记起哪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一个男人被吓破了胆,是恨不得钻进女人的裙子里的!”可怜的刘齐,他不知道,他和自己的行动,给房间里的那对偷情的人吓成了什么样子![1]10
 
  经验是什么呢?经验是耳闻目睹,是亲身体验。经验由现实生活的积累而来,其科学性绝非本能所能比。所以,在经验尤其包括亲眼所见的经验的叙述基础上,我们不可能怀疑陶小促对房间里情景的判断有什么失误。
可是陶小促的判断真的就等于是房间里的情景的真相吗?不。这种“虚假”,是由小说正文后边的“补遗”展示出来的:
 
  陶小促是两个月之后出院的。右脚内踝骨骨折,左小腿胫骨震裂。医生说他的恢复还算是不错的。

      据说他差点拿了本地一个“见义勇为基金奖”。因为在那一天,反锁在刘齐家里的,一个是徐丽,另一个是入室抢劫犯。抢劫犯冒充物业管理人员,在刘齐上班走后不久骗开了房门,然后搂住徐丽,用刀逼使她交出钱物,并不得出声。这期间,刘齐和陶小促及时赶回来了。可惜的是,陶小促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在即将成功翻入窗户的过程中,不慎摔了下来。

      歹徒最终搜罗钱物,堂而皇之开门而去。

      以上情况,是徐丽在派出所做的口供。[1]10
 
  原来房间里的徐丽并非在偷情,而是被歹徒劫持了,所以才不敢响应门外人的要求,不敢开门也不敢出声。

      假如我们重新返回房间里的那一幕情景中,就不难发现这种结论完全成立。是的,当事人的口供没有破绽,徐丽的惊慌完全可以理解为是面对歹徒的恐惧,歹徒(我们暂且认定为是歹徒)的失措也可以理解为是害怕暴露自己。整个说法严丝合缝,是经验蒙住了陶小促包括读者们的眼睛,使我们作出了虚假的判断,将我们引到了歧路上去。
在当事人的口供中,小说完成了第二轮思考——对经验的质疑和否定。
 
三、话语同样不可相信

      到此为止,房间外面的人的判断和房间里面的情景的真相可谓是大相径庭了。徐丽没赌气将刘齐拒之门外,没有和相好的男人偷情,而是遭到了歹徒的恐吓。事情是否真就如此呢?徐丽在派出所说的,是否就是事情的真相?也未必。这种疑惑是由“补遗”的最后两段文字引发的。在所有的讲述完成之后,作者仿佛不经意般地写道:“以上情况,是徐丽在派出所做的口供。”“警方正在就此作进一步调查,详情尚未作最后披露。”[1]10这种“画龙”之后的“点睛”之笔,正表明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所谓的真相只是出自当事人的话语。

      话语是什么?话语是人类的创造物,是人类在现实生活中表达和交流的工具。它既可以呈现出表达者内心的真实情感和思想,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假象。这是由表达者自身的因素决定的。尤其话语为作品中的人物所操纵时,假象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而作为有夫之妇的徐丽为了掩盖对丈夫的不忠,为了保全个人的名誉,也完全可以编造出一派谎言。所以巴赫金在谈及小说的话语时曾经这样说:“对小说来说,个人独特的性格、个人独特的命运,以及完全取决于它们的个人话语,本身是无足轻重的。”[2]119
在对话语的质疑中,作者完成了小说的第三轮思考——话语与真相之间也未必一致。

      警方进一步的调查似乎又给房间里事情的真相留下了余地,可是怎么调查呢?遵循什么途径?无非是感觉、经验和询问而已,而所有这些已经被宣布无效了。当然,法律注重的是证据,可是证据也有真伪之分,况且这已经是小说之外的事情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可见,《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作品最终也没有结论。而房间外面的陶小促、刘齐以及广大读者们,也只能是不得而知。
 
  在《民族文学》同期发表的《<房间>创作谈》中,于晓威说了这样的话:“《房间》是一篇让我写起来感觉有点复杂的小说。因为我可能不太知道我要告诉给人的是什么。但是这样的小说我很愿意写。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虽然装修充满了大同小异和样板化,但是属于房间里面的生活情态、属性、气味、私密含义以及信念是不一样的。无论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还是莱辛的《去十九号房》,或者门罗的《逃离》,女权主义者眼中的房间自有它独特的哲学和人性含义。我曾经在某篇小说里试问过这样的问题:女权主义仅仅是跟女性发生联系么?有没有对女权主义产生支持和热衷效力的男人?好,抛开这个问题先不说,单说小说的品性吧,我也赞赏门罗说过的,好小说仿佛是一个房间,不仅看它装了些什么,更要看它怎样搭配了窗户、回廊、楼梯,以及在房间不同角度看到的景观。这是文学的意义所在。所以我想说的已经坦白无遗了:房间和艺术一样,实用不是唯一的标准,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提供给你生活其中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以及复杂的况味。”[1]封底

      在这篇精彩的创作谈中,作者敞开了他的创作初衷。小说的创作基本是成功的,开放,复杂而多义。不仅赋予了“房间”里什么,而且所赋予的“什么”也着实神秘、恍惚迷离,令人玩味不已,进而产生种种思考;本文的思考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它不关涉女权主义,也不属于结构性欣赏,而是更广泛一些的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小说中的“房间”是现实的,也是象征的,而且后者的味道显然更浓重一些。它象征什么呢?象征每个人的私人领域、私密空间,那么,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整篇小说的着眼点。

      有意味的是作者好像对解开房间里的谜缺乏诚意,更进一步说,他自己似乎也不知道谜底是什么,也解不开这个谜语,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玩弄着读者们的智力。于是,这条谜语也就成了比斯芬克斯之谜还难猜的地道的无解之谜。依我之见,作者的目的不在于展示事情本身的真相,而在于抵达的过程,于是,怎样进入“房间”,便具有了比真相更为重要的意义。房间将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隔开了,外面的人想方设法要进去,里面的人却无论如何不开门,本能性的感觉、经验和亲眼所见以及话语(包括张文玲对陶小促讲的有关徐丽的作风问题)都靠不住了,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摧毁。

      在真相的求索中,陶小促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从半空中掉下去,进入房间的行动终归失败。原来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是这么无力,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之间是如此陌生、如此隔膜,乃至根本无法入乎其内。“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3]13,本能、经验、话语,都不行。我们再也没有依附,这就是现代人的存在、现代人的悲哀,也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生活实际。
 
    参考文献
    [1]于晓威.房间[J].民族文学,2014(6).
    [2]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19.
    [3]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