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的现代诗学体系
——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
 
苗雨时/文


陈超（刘不伟/摄）
 
陈超是中国当代诗界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诗歌理论家之一。特别是他出现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时代的巨大转折，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新诗的现代意识与社会的现代发展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同步，面临着现代诗在衍变中的又一次崛起，而他置身这种诗歌新潮之中，以他的年龄优势和与现代性相应的学识素养、知识谱系以及艺术实践，来建构自己的现代诗学话语，就不仅恰逢其时，而且显示了坚卓的实力。这就使他超越了前辈诗歌理论家，对中国现代诗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只有他们这一代诗论家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贡献。
 
其实，陈超对现代诗的研究有一个从外到内不断深化的过程。1985年以前，他只是将现代诗的话语看作一种特殊的修辞技艺加以阐释，之后，他逐步意识到，他所探究的不是“美文”，而是人与生存之间那种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为此，他为自己设定了两项任务：其一是立足文本细读和形式感，并经由对诗的历史语境的剖析，揭示现代人的生命／话语体验。结果是1988年《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的写成。其二是把现代诗置放在更广阔的哲学人类学的光照下，在坚持诗歌生命本体论的前提下，探究其审美功能。诗歌被看作世界观、立场和方法，是对生命和生存的特殊命名。于是有《生命诗学论稿》的出版。这两项任务是沿着一条线索展开的。这条线索就是研究个体生命——生存——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现代诗本体中的展现：由形式本体向生命本体趋进。这是一个时代诗歌研究所面对的一个不可回避和绕开的基本课题。陈超的现代诗学理论体系，就是围绕这一高远目标加以展开、撰结和创构的。
 
他的2004年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著作《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是2003年8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论集是在《生命诗学论稿》的基础上对论文进行调整和增补后的重新结集。该书题名《打开诗的漂流瓶》，来自诗人曼捷斯塔姆的文章《论交谈者》中的一个比喻：一个水手在危难关头将一个密封的漂流瓶投进海水，多少年后，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漂流瓶，打开来，读了水手留下的信，上面有他的姓名，遇难的日期和他心灵的最后的呼唤。以此说明诗人想象中的知音，是诗歌得以存在的基础。陈超借用来作为自己的书名，其用意在于他关于现代诗奥义的论述企望得人们的认同和理解。这里，不仅表现了他对生命与诗歌的挚爱，而且也吁求读者和他同样具有此种情愫：诗歌永远是关于人的灵魂的故事。
 
这部现代诗研究论集，之所以在众多的学术著作中能够摘取鲁迅文学奖的桂冠，我想，不只是因为他文章论述的扎实深厚的学理，敏感于文化转型的“当下”热情，进入现代诗底里的艺术实践，以及独立自由的写作姿态和健朗、鲜活、颇具锋芒的文风，而且更主要的恐怕是因为：论集虽为散篇文章，但它们集合起来却建构了现代诗学系统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完整的成熟的理论话语体系，从而具备了一种原创性的学术品格和毫不拘泥的大家气象。
                        
作为“新种”的现代诗
 
任何诗学体系的建立，都应有它的核心命题。对现代诗来说，就是在现实语境中，确定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为了准确地做到这一点，陈超对现代诗做了发生学和历史沿革的考察和思辨。
 
现代主义诗歌兴起于西方资本主义急剧变革的19世纪末期，它所反映的是传统社会解体后重估一切价值而面对的文化精神危机。崇尚个体生命意志的表现，强调神秘的非理主义的直觉和体验，致力于反传统的抽象、象征和变形等富有形式感的语言实验，这一切构成了现代诗的基本特征。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它不同于现实主义，不是印象式地再现生活，也不同于浪漫主义，不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情感的直接咏叹，而是更着重生命内在体验的真实开掘：那些灵魂深处的骚动与嚣叫、梦幻与冥想、直觉与潜意识，乃至与生俱来的本能的自由需求和创造冲动……。现代主义诗歌的流变历程：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这种文学思潮上世纪2、30年代传入我国，并在“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节点上，找到了在中国生长的相似性的气候和土壤。且不说，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渗透，单就诗歌而言，就有李金发的象征主义创作和戴望舒的现代诗的倡导与实践，后来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主义诗歌曾一度沉寂，但40年代仍有其余脉在九叶派诗人中涌动。及至50年代，在文学服务于政治的大一统的格局中，现代主义诗歌完全消歇。直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时代发生了变革，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适应于现代性的历史诉求，现代主义诗歌于80年中期再一次时兴。尽管它的萌动是悄然的，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论争，进到90年代，才真正立稳了脚跟，并形成了一派蓬勃、葱郁的文化景观。
 
陈超通过此种回眸和追溯，在诗与时代亲和与并峙的复杂关系中，把诗置放在特定的“现代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结合诗歌发展态势和内在鼎革的吁求，对现代诗的本源、本体、本质做了独到而深刻的阐发和界定。
 
他给出的定义是：“现代诗：个体生命朝向生存的瞬间展开。”同时做了如下的具体论述：
 
诗歌是诗人生命熔炉的瞬间显形，并达到人类整体生存的高度，不多也不少。
 
真正的诗歌永远是居住在诗人全部生命之中的，它是无法用散文转述的部分，无法上升为普遍哲学的部分。
 
诗歌的“肌质”已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我们生命之本的话语定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超所坚持的是现代诗歌艺术的生命本体论。他的现代诗学是生命诗学。所谓生命本体实质上是指人本体。上帝存在时，人创造了上帝；上帝死了之后，人就是“上帝”。然而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困厄，此在的尴尬，精神的漂泊无依，自我人格的分裂，理性的片面牢割，凡此种种，纠结成人的生命熔炉中的一团痛苦的火焰。这就形成了现代诗潜在的“文本源”。而“自由意志对历史决定论的逾越，原始冲动对理性教条的逾越，精神高度对物利欲求的逾越，个我生命对生存压力的逾越，人在死亡之前与死亡的对峙和人对自我局限的逾越”，这一切孕育的精神向度，奠定了人们对诗歌的信仰。但是“人是难于发现的，更难的是发现自己”（尼采语）。进入自我（不是观念的），发现自我，在个体生命深处，对生命体验、生存困惑，进行纵深而疼痛的开掘，以使人的生命与宇宙天然呼应。这就揭示了现代诗的本质性征。在现代写作中，诗不再是“美文”，而是与生命同构的生成性话语符号。
 
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一书中曾说：“一个新词犹如在讨论园地里播下的一粒新种。”当看到“现代诗”三个字时，我们会意识到它早已不是什么“新词”了。但是，它肯定是一粒永动而坚实的“新种”。每一个严肃对待生命、生存和艺术变构的人，尤其是当他具有感应现代诗质的经验积累，知识智能准备，特别是他同时具有必要的天赋和机缘时，他就会让这粒伟大而精致的“新种”，在他的生命中反复爆裂，发芽，开花，结果。因为现代诗在中国现时代，仍葆有顽韧、开放的艺术生命力。
 
应当认知，虽然当前市场经济的潮涌在某种程度上消弥着人们的人文精神，但是，从生命深处通往“终极关怀”的现代诗，必将是我们这个转型变革时代最伟大的诗歌。创作这样诗歌的诗人，才正是我们时代所呼唤的诗人。
                         
生命与语言的异质同构
 
历代诗学都把诗歌语言当成一个重要课题予以研究。它们主要着重探讨诗歌语言的特性和特征，诸如，诗歌语言区别于消息性语言和科学性语言而作为审美语言，诗歌语言的精炼性、含蓄性、造型性、音乐性等等。但是，语言在这里是作为媒介、载体、手段和工具出现的。这种研究可以说是修辞学研究。
 
陈超承继了这些研究成果，但是他的现代诗学关于诗歌语言的观念，并没有止于此，而是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依据“语言学的转向”，在人与语言发生学的关系上，把诗的语言界定为诗人的存在的家园，生存的筑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只有语言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
 
他认为，“对语言的崇拜是现代诗的特征”。并辨析了现代与传统诗歌写作的差异性。他说：“在传统的诗歌写作中，语言或者是盛载‘意思’的容器，或者是先于诗人写作而存在的可公度语义符号，而在现代诗中，语言与感觉同步发生，且有诗人注入的个人信息。在此，语言本身就是自足的构成，它通过诗人的天赋、智慧、秩序感和形体感的努力，最终成为独立于诗人之外的、积极和自我运动的、比诗人更无常更有生命力的精灵。”
 
总括陈超现代诗学的语言观，书中至少有如下两个要点：
 
其一，诗的语言是一种生命的语言。他说：“诗人与语言不是简单的驱策关系，生命与语言应是一种同构状态”，“真正的诗性正来源于对个体生命与语言遭逢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诗的运作是处于二元对峙状态的生命存在与语言互相发现和互相选择最后泯化为一的过程。
其二，诗与思在语言中的达成。他引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思就是诗。……存在之思是诗的原初方式。正是在此思中，语言才第一次成为语言，亦即进入自己的本质。”意思是说，诗的本质是生命，语言的本质是诗，而思是生命与语言对应的中介。这里的思，不是概念的、抽象的、理性的想，而是先于概念或非概念的置于智性驱动状态中的生存领悟。它是生命此在的一种直觉洞穿力。诗人存在着，对人生在世感受着、体验着，以语言作为思的基本方式，并在思中把自己交付语言，从而完成人的歌吟和创作。
 
不难看出，陈超对现代诗歌所坚持的，不仅是生命本体论，而且是语言本体论。他的现代诗学，既是生命诗学，也是语言诗学。
 
从字源上考察，诗字，从言从寺，这就历史地说明它是对一种神圣去蔽的言说方式的祈祷和沉思。此处既标明了诗的语言的特殊性，又表明它是与现实生存对称与对抗的高于生命的存在形式。诗歌写作，一方面生命的本真性追求着诗意“栖居”的语言，另一方面，语言又具有擢升与沉沦、遮蔽与敞亮两种可能性。因此，诗人对诗歌语言的创化，首先要尊重语言的逼真性和锐利性，使言辞之剑直达生命的本质，同时要防止其下滑，并以敞亮去除遮蔽，从而保持生命状态的升华与澄明。在此，陈超特别指出：需要警惕的是那些远离生命本真的浮华迷幻的所谓“诗语”，那些美丽的词藻并不真正是现代诗的语言。他认为，现代诗的话语，应该是在“现实生存——人——语言”的关联中，为抵达某种“真实”，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日常交流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语言，经过抉取、洞彻，而上升为本质的、根源性的诗性言说，同时，它也应该是富有语感的陌生化的诗人的个性化话语。
 
“语言的痛苦”也就是生命的痛苦，它永远是诗人不可擅离的精神宿命。特别是现代诗，语言突围的企望恒久地伴随着人的生存困境和寻找生命栖居之所与精神家园的艰砺的族程。这是一种艰卓而悲壮的进军！
                          
深谷体验与精神大势
 
诗歌作为生命和存在的共相展现，它的基本方式是语言，而它的个人方式则无疑存在于诗人的灵魂。所以，诗歌在其亲在意义上，永远居于诗人的生命内核中。这一内核，就是现世生命体验。生命体验是人生的感悟，也是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在生命体验中，人不是消极地品味和咀嚼人生历程和生存困境的苦果，而是在心灵拷向和与世界对话中，生发超越与提升的功能，以实现人生诗化。
 
在此种论述的基础上，陈超依据艺术体验的内涵与方式的不同，把诗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人类的“祭司”和“歌手”，他们“歌赞生命和使生命成长的一切”，他们“审判那些扼制自由和创造的权力强暴势能”，这类诗人“代表了人类歌哭的高度”。另一类诗人，他们“坚持深入地狱，并为之唱出挽歌”，他们不为“空洞和黑暗”所困扰，而成为与地狱水火不容的“灵魂”，其目的是“为了更犀利地澄明生命的真相”。对这种“向下”的体验，我想可以称其为“深谷体验”。这种体验更多地属于现代诗人。当今时代，商品经济的热潮，催发着生产力高扬的同时，也异化着人的灵魂，物质的丰裕和精神的萎顿正形成巨大反差，利欲漫行，人文沦落，生命钝化，使人们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下滑的渊薮。而此种人生的拯救，就要求诗人“深入地狱”，揭示生存的“荒诞”与“空虚”，放出“人类罪恶的污血”，从而昭示出人类的另一种特性，“即审判罪孽的能力和权力” 。在这样诗人的咏唱中“高蹈着诗人所代表着的智性、忏悔、孤傲和自由的人类精神”。
 
诗人这种体验的内部，也体现着诗歌原初的，同时也是不断发展着的精神大势。对生命体验中诗人的心理走向和统合作用，陈超进行了更为深入地剖析与论证。他提出“三对‘两难困境’的整合”：
 
其一，个体主体性对整体生存的包容。他说：“在人们看来，‘表现个体还是表现整体’的二元对立困境，在真正杰出的诗人那里是不存在的。他完全可能从个体主体性出发而包容整个生存。”为什么呢？一是因为个体生命的有机性，使它与人类的生存自然呼应与相通。二是因为在写作中，个体生命的体验，一旦化为词语事实，就获得了更大的驱动力，几乎不受诗人的智性控制，而以强烈的速度“继续滚动”，不断扩张，直至加入到人类精神共同体验到的生存真相之中。这就由个我生命的深化开掘与延伸拓展，而抵达对人类生存普遍性的关怀。
要是从哲学上来看，此种个体主体性对整体生存的包容，体现了个人与类群关系的辩证发展：个我与整体的对立统一。
 
其二，虚无与充实的现代转换。在诗人的生命体验中，“虚无”是人生的常态，以有限的生命面对死亡，是最大的“虚无”。但是，“生命经由母体的第一推动，就顽强地开启了它要求肉体与精神上升的马达” ，也就是说，追求人生的“充实”——“自由和光芒” ，也具有人类生存的命定性。然而，抗拒“虚无”，获致“充实”，并不是简单的递进关系，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虚无”是“充实”变异的“虚无”，“充实”是“虚无”反向孕育的“充实”。所以，诗人的责任，就是在体验中，承担起已然存在的“虚无”，从对它的迷惘到考察、剥离，然后在“虚无”生存“场”中分裂出“一个高尚而歌唱着的圣洁灵魂”，这就是“充实”，也是向死而生的价值所在。
 
陈超在这里论述的虚无与充实的现代意义上的转换，是他深入现代诗的生命本体，以辩证思维，对这一困境的破解。这无疑导引了现代人自我与种族精神历程的再造。
 
其三，“漂泊与定居”合二为一。他说：“优秀诗人的生命体验，同时朝两个向度敞开：一种是漂泊精神前倾的预言，使我们超越现实的喧嚣，将批判力伸展于更为开阔的视域；一种则是对‘远方’前景的‘忤逆’，向内回溯，坚持高古凄怆的‘家园之歌’”。无论“离家”还是“返乡”，都是现世人生命精神的一体两面，它们的悖反共同昭示了人类整个生存中的种种对质矛盾。定居与漂泊互为前提和归宿，两者是相反相成、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诗人“定居”在丰富的生命内核之中时，“漂泊”才可能是有效的，丰富的；当诗人“漂泊”的精神历程不再是一种盲目和自恋的被动放逐时，“定居”才具有重建灵魂家园的积极性质。因此，“漂泊与定居”所表现的生命体验，只能是“自我肯定，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之否定的无限历程”。
 
不难设想，当诗人把生命体验中的这种精神大势，置放于美学王国，把它交托诗歌形式的话语定型和创造，它必将会携着神圣的艺术光芒，而放射出恒久、宽阔、超越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现代诗人与传统
 
现代诗是从现代社会土壤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奇葩。然而，它并不是由天外飞来的孤零零的毫无依持的文化籽种，虽然它以反叛传统的姿态出现，但它仍从文学历史的流变中获得必不可少的资源和力量，只不过是对传统有所抉择、有所创新罢了。所以，现代诗人不能以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以往一切优秀诗歌的伟大创造。
 
歌德说：“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同辈人和竞争对手，而是古代的伟大人物。……一个资禀真正高超的人就应感觉到这种和古代伟大人物打交道的需要，而认识这种需要正是资禀高超的标志。”（《歌德谈话录》）
 
这就涉及到了现代诗的“继承传统与创新”的问题。陈超的现代诗学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给以探讨，无疑反映了他的诗学研究在坚持时代前沿性的同时，还具备广博宏深的历史视域。然而，他的切入点不是纯理论的角度，而是带有实践性地集中到“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也就是他所谓的“‘正典’与独立的‘诠释’”。
 
现代诗的“继承与创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陈超面对这一问题首先排除了一种肤浅的观念，即“继承”是“对中国古老诗歌传统的回归和摹仿”，与此同时确立这样的见地：“继承传统”是指非常复杂化的、自觉的对过去诗歌模式中所遗存的价值、原则、规范、经验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气质和艺术精神更深入的理解和扬弃。以此作为他论题研究的理论概念的前提。
 
由于传统的复杂性，面临传统不可能形成公认权威的一体共识。即使有此共识，对诗人个人创作来说，也缺乏切实有效性，所以诗人对传统的继承，他与传统的关系，只能是独立的“诠释”对于“正典”的能动。
 
陈超这样论证：
 
我坚持我一贯的立场，即：对诗人个人的写作而言，“继承”传统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行为。这里，永远包含着对其积极能动的选择、变构、剥离和重新发现。传统和现代，是互相打开的。因而，传统只能是“当代”重新理解中的传统，它首要的因素不是自在的、固定不变的，它永远包含着创造的因素在内。对传统的“继承”，从最高价值上说，只能是传统意义的重新“生成”过程。传统对于我们现代诗人来说，它既不会是可以包打天下的利器，也不只是需要加以克服的消极滞塞因素。它仅是一种无限大的可能，真正的价值只能相对于我们的智力深度及语言能力的实践而确定。……“继承”活动在本质属性上是与创新性理解同时到来的。
 
此处，我之所以大段征引陈超书中的论述，是因为这段论述十分精到而完整地阐释了诗人与传统的微妙关系及其能动性。传统不是一道枯死的河床，而是一条奔涌着的流水，诗人在水中弄潮，推波助澜。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继承与创新”，在这一特定的基点上，不再是两个词，而是二者构成的一个“新词”。极而言之，继承就是创新，创新就是继承。没有创新的继承，是没有出息的仿造。没继承的创新，是没有根底的泡沫。真正有实力的现代诗人，敢于在艺术历史的共时空间，与古典大师们作交流和对话，从他们那里获得传统的真实与活力，汲取对艺术本质的理解、母题和超迈卓越的创造精神，以自己话语血液，去粘和几个世纪的椎骨，并加以凝聚生发，从而在艺术伟大纯正的高标点上，于活生生的今天文化语境中，结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和美学律令，创作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文明的伟大诗作。
 
正如陈超所预示的：
 
所谓民族特色，所谓东方感的现代诗，只有在这种自觉的创造意识下，才具有真实、结实、落实的广阔可能。
 
通过以上评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超现代诗学的论证逻辑是：个体生命／生存是现代诗的本源、本体；语言作为生命存在的家园，在现代诗中具有独立自足地位；而生命在现代社会中的体验有其质量和精神向度；而语言的艺术形式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历史地生成的。这四大命题，彼此依存，相互生发，环链紧扣，共同支撑起他现代诗学的理论框架。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些议论，都是对这基础框架的依附和填充。比如，现代诗的艺术方式和技巧，当然是现代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没有单独拿出来与上述命题平行论列，是因为它们与生命和语言相比，属于第二级次，具有派生性：意象是生命中的心象，象征是生命体验对世界的感应方式，而且在它们与语言相遇的定型中，语言就有了纯粹、自足的内指性。它们已不再单纯是一种修辞手段。即使是作为诗歌存在重要形式的结构，也不是独立自在的，从不同于传统诗结构的现代诗的结构形态来看，它的包容力、深层建构、张力关系，也是现代人生命质地的丰富性、潜意识的隐秘性与内心情绪矛盾、冲突的盘结性的同构状态的话语形式反映。而且，结构各个要素的相干性，组合起来的有机性，以及整体结构的动力性、节奏性和开端与终结的完成性，都和生命体的存活状态有着投影式的对应相似。也就是说，一首现代诗的结构，也应是一种生气灌注的生命表现形式。至于其他一些论述，诸如“深入当代”的倡导，“现代史诗性”可能的探讨，“求真意志”的揭橥，“历史想象力”的提出，以及各种诗歌现象的评析，等等。这些也是他现代诗学的血肉充实和实际应用。但是，对整体诗学来说，并不具有根基性，然而，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这理论的基本层级、派生层级和多方补充与发挥，全面而完整地构成了陈超现代诗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现代诗学的探索，走过曲折而漫长的历程。新的历史时期降临以来，各种新诗潮此起彼伏，轰轰烈烈，本来为现代诗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各执一端的、沸沸扬扬的论争，往往掩盖了真正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解决。而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侵入与漫淫，使问题更趋于复杂化。在此种情势下，建立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责任，只能由见识超拔而又治学稳练的研究者担当。
 
陈超就是这类研究者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在现代诗学创建中，他做了大量的创造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从《打开诗的漂流瓶》这部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学识积累的丰厚，文本涉猎的宏博，以及实践体察的深入……。除这些因素之外，这部著作所以能构建起博大深遂的诗学体系，还得力于他独立的治学精神和正确的研究方法。他站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基点上和语境中，运用整体性思维方式，围绕着现代诗歌本体论和构成论的核心命题，展开延展纵深的独特论证。既注重古今贯通，又致力中西融汇，不仅把最古代和最现代的整合起来，也比较了各种不同的诗歌理念。他善于以现代实践理性，对一切予以检验、审视、选择、剥离和重新发现，从诗歌艺术精神的共时体中提取某些本质的因素，结合当下实践加以凝聚与提升，使其成为今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实血脉。这种研究的创造性表现为：立足实践，又超越实践；尊重前人，又不屈从前人；既不盲目地守旧，又不浮躁地趋新；而是把自己独到精绝的见解建基于现代人文精神和历史价值之上。正因此，这部著作才能占居理论制高点，并从而显示出其宏远的学术价值和切实的现实指引意义。
 
完全可以认定：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这部专著获得鲁迅文学大奖，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名至实归！
 
（刊于《诗探索》2005年第1辑）
作者：苗雨时
来源：苗雨时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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