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论
——从心灵史到文学史
 
张立群/文
 

张立群（资料图）


北岛（资料图）

2016年5月20至22日在廊坊召开的“北岛诗歌创作研讨会”可谓意义非凡：除了这是国内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北岛诗歌创作的研讨会之外，众多学者在会上的发言也使我们这些晚辈受益匪浅。总括言之，会上有两个主要观点颇具启示意义：其一，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诗歌界对于去国之后北岛的诗歌创作情况了解不多，所以，许多关于北岛的研究和诗歌史写作至今仍停留在80年代的“朦胧诗”阶段；其二，北岛是个“大人物”、是一个符号化的诗人，如果不将北岛的诗歌和其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很难真正的认识北岛。针对上述两个观点和北岛的研究现状，本文选择“从心灵史到文学史”的角度入手，而其目的则是通过考察北岛的心路历程和诗歌观念、创作道路之间的互动与演变关系，深度辨识北岛的诗歌创作，进而为北岛的文学史及新诗史书写提出某些合理性的建议。
 
一
 
北岛曾多次说起自己的新诗写作始于1970春，且当时受食指的影响最大 [1] 。结合北岛的回忆，他的第一首诗名为《因为我们还年轻》，“带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 [2] ；而按照宋海泉的回忆，北岛最早的诗包括《金色的小号》《百花山》等，“他的诗中有一种清秀的气韵，表现出比较深的语言功底。当时正是大家思想激烈转变时期，大家比较推崇思想力度更强的作品，振开的作品以其清新秀丽而别开生面。” [3] 上述两种关于北岛早期诗歌创作的看法，对于我们了解其最初的写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至少说明当时北岛的诗歌已呈现出两个向度：其中，前者可作为诗歌时代性的回应，而后者则带有某些个人性的特点，符合诗人的年龄特征。由此阅读北岛的《你好，百花山》《五色花》《真的》《微笑·雪花·星星》《日子》等诗作，确实可以感受到出于内心的情感涌动和青春时代特有的浪漫气息。在稍后开始的爱情诗创作中，如《是的，昨天》《雨夜》《睡吧，山谷》《无题》《习惯》《爱情故事》《你说》等，北岛基本延续了上述风格。北岛的爱情诗创作是否与其正经历爱情阶段，需要做进一步传记式的考证，不过，就诗歌本身来看，它们却是青春的、纯真的、浪漫式的，北岛后来在访谈中回答的“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4] ，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些作品的风格特征。然而，很少有人从这条线索考察北岛早期的诗歌发展脉络，北岛的诗歌道路也因此出现了相应的“空白点”。
    
1973年3月15日，北岛完成了《回答》的初稿。《回答》写作时间的确认对于了解北岛70年代的诗人心态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5] 。《回答》在1976年“做了修改，1978年首先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第二年春天被《诗刊》转载。由于过于鲜明的政治反抗色彩，为安全起见，发表时标的创作时间是1976年。” [6] 如果依据发表时间作为一首诗诞生的标志，《回答》至少要从1978年年底算起。然而，如果按照一首诗在其创作过程中，就凝聚着诗人的心态，那么，《回答》写作时间的确认，既有助于我们了解“新诗潮”（即“朦胧诗”）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知北岛诗歌的先锋性与反抗性。北岛很早就接触到西方现代派作品 [7] ，这种经验层面上的“交融”与文化资源上的“重组”有助于一个时代觉醒者的诞生。他以决绝的姿态、挑战者的呼声成为时代的文化启蒙者，他的诗由此突破了“小我”的界线，和时代、社会的主题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如果仅就诗歌本身来说，《回答》确然因第一人称“我”的反复使用和大声疾呼“我—不—相—信！”充分体现了一位觉醒者启迪世人、心系天下的主体精神。怀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回答》以否定的语气、怀疑的态度回应了时代投给诗人的重压，而诗人也不可避免地为此付出了难以克服的孤独感。客观地看，“孤独感”首先是英雄情结的伴生物，其次才会在阅读体验的过程中与诗人的性格、气质联结起来，进而透出浓重的反思色彩、凸显人性的光辉。“孤独感”和英雄情结一方面使《回答》高高地悬浮于现实生活之上，一方面则展现了北岛那一代诗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身处青春时代之北岛的豪放狂狷。“怀疑—思考，再怀疑—再思考，直至大彻大悟，这是‘朦胧诗’作者早年的心路历程。而它的历史机遇在于又一个集体经验的断裂，将那种作为红卫兵一代的本真经验的内在/外在冲突，造就为民族历史的形而上画面。‘新诗潮’在‘本质’上是自发的现代主义还是扭曲的‘浪漫主义’是一场难断的官司。但在‘朦胧诗’的早期，大多数诗作带有明显的浪漫色彩则是一个事实。” [8] ⑧既有现实的关怀，又有浪漫的情怀，北岛关于个体价值和命运的思考使之成为精神贵族，而其借用某些现代派手法的写作策略又最终使其抵达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界面。《回答》《一切》以及《太阳城札记》中的若干片断式写作，预示着北岛在书写大写的自我的同时必然会指涉现实，这是北岛这一代渴望实现自我、寄理想于未来之青年诗人的历史宿命。然而，就写作时间及其小心翼翼的标注情况来看，北岛更多是通过遵循内心的律令或曰聆听自我的方式实现了文字的外化，这种带有明显自发性的写作实践，使北岛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很难以那种由外至内的考察方式阐释其心灵史。
 
二
 
2015年6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九卷本的《北岛集》，收录了1972至2008年北岛的绝大部分诗作。从《北岛集》有意在总体上将北岛诗歌分为《履历：诗选1972—1988》《在天涯：诗选1989—2008》两卷，并在每卷编辑时将北岛诗歌创作按照阶段再次细分为八辑（八个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此次出版显然比以往的“北岛诗选”更加全面、合理。尤其在《履历：诗选1972—1988》中，编者将北岛“1972—1978”的诗作为“辑一”更呈现了一种“历史的眼光”：由于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北岛的许多作品需要一种时间性的确定；北岛诗歌创作同样也需要一种“前史”或曰“发生学”式的探寻，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客观地认识北岛的诗歌之路和一个真实的北岛。当然，对于北岛诗歌创作阶段的具体划分，我还是期待使用相对更为宽泛的处理方式，在这种处理中，北岛的诗歌之路可分为“1970—1978”、“1979—1989”、“1990—2008”三个主要阶段。
 
1978年12月《今天》的创刊和《回答》再刊于1979年3月号《诗刊》，使北岛在中国诗坛上横空出世。此后，这位被称为“老木头”的诗人开始成为“朦胧诗”的首席诗人并日趋显示出其诗人领袖的气质。而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朦胧诗”的论争、前辈诗人的批评，还是“第三代诗人”的“PASS”口号等等，都只是以助推的方式将北岛置于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位置。在1979至1989十年间，北岛一直和诗坛强加给他的一些概念、术语纠缠在一起，分身乏术，而其心路历程却极少有人关注 [9] 。自然，其在诗歌创作上的变化特别是一些细节也不易为外界所察觉。
 
北岛创作第二阶段的诗人心态仍然可以从《回答》谈起，但此时的《回答》已是发表之后的作品。“《回答》这首影响很大的诗，普遍认为写于1976年春天，与当时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有关。” [10] 从当时人们对于《回答》的认识，不难理解《回答》为何会轻而易举地和人道主义、启蒙主题联系在一起，并成为80年代以来流传最广、能够被人们记住且传诵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另外的两首是顾城的《一代人》和北岛的《生活》）。以《回答》为代表的“朦胧诗”及其出现的年代使之与同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道，通过“对人性的呼唤、对人的尊严的讴歌，以及反抗迷信、专制、暴力和愚昧的理性精神”，共同构成了“当代启蒙主义文学（文化）思潮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 [11] 当然，上述说法也可以从另外一面加以理解，即时代催生了这样的作品，也需要这样的作品为其张目；与之相应地，时代也会将其铭刻于历史的纪念碑上，贴上属于这一时代的文化标签。
 
《回答》无疑是北岛的代表作，以至于人们谈及北岛就会想到《回答》。对于因《回答》等作品被划入至“朦胧诗”的阵营直至贴上“政治诗”的标签，北岛多年之后的反思颇为耐人寻味。北岛曾在2002年一次访谈中，回答“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时指出：“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12] 而在查建英的访谈中，他则强调：“我一直对‘朦胧诗’这一标签很反感，我认为应该叫‘今天派’，因为它们是首先出现在《今天》上的。” [13] 北岛多年之后的“反省”与“反感”（其实是一种反思）显然是真诚的，同时，也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然而，“反省”或“反思”虽可以重释某些结论，却不能构成对历史的全部否定。正如北岛的友人曾指出北岛很早就喜欢前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的作品，“这一点也极有可能深深地影响了振开” [14] 。他的作品如《回答》《一切》《宣告》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读者见面后，很快就以其抗议之声、社会责任感而成为新诗潮的代表人物。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称之为新时期的“政治抒情诗”也并不过分，但它们显然要有意避开此前同类题材诗歌的写作方式，尽管反复阅读这些作品，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隐含其中的说教意识和公共思维。作为一位现实感很强的抒情诗人，北岛非但没有摆脱历史的控制力和现实的束缚，反而在某些情境下以直击现实的方式、反叛的姿态塑造了一种“政治的诗学”、形成了独属于他自己的“一种政治的修辞术”，“从而使北岛诗歌中反叛的声音得以美学化。” [15] 随着“朦胧诗”在80年代初期的广泛传播、渗入社会文化的各个层次，北岛和他的《回答》也被迅速经典化，直至形成诗人欧阳江河在评价北岛诗时所言的“‘前阅读’的公共心理症候和不知不觉的成见。” [16] 北岛名字的符号化意义也随即生成。
 
80年代初期，北岛由于“朦胧诗”的论争，也曾有过“中断” [17] 。这意味着重新提笔时的北岛需要面对现实进行诗艺的调整。当然，如果调整本身就意味着包括语境、心态与写作正经历着多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在“朦胧诗”论争阶段就已经开始了：《明天，不》《走向冬天》《履历》等作品的出现，让人们看到北岛的写作已由往日的激越、外放、坚定的姿态，转为冷峻、内敛甚至是义无返顾的远离：“走向冬天/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预言，走吧/……/走向冬天/唱一支歌吧/不祝福，也不祈祷/我们绝不回去”（《走向冬天》）。“走向冬天”反映了北岛已体验到现实的残酷，他的诗因此出现了拒绝、孤独与阴冷、灰暗的氛围，同时也出现了荒诞的情境：“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履历》）。以及价值、信念的危机和失望、痛苦的情绪：“死去的英雄被人遗忘……借助梯子/他们再也不能预言什么/风向标各行其是/当他们蜷缩在各自空心塑像的脚下/才知道绝望的容量”（《另一种传说》）；“理想的大厦/正无声地陷落/……许多种语言/在这世界飞行/语言的产生/并不能增加或减轻/人类沉默的痛苦”（《语言》）。
 
只要对比曾经表达爱情主题的那些《无题》和今日书写自我的几首《无题》，便不难看到今日的北岛正在经历怎样的内心冲突：“囚徒”、“放逐”以及“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使其在自我流放的过程中承受厌倦与幻灭。为此，他甚至开始反思自己从未怀疑过的诗歌写作：“我所从属的那座巨大的房舍/只剩下桌子，周围/是无边的沼泽地”（《诗艺》）。在此前提下，北岛的诗自然出现了后来许多研究者所言的“悖论式的思维”及“悖谬性情境” [18] ——
 
八月的梦游者
看见过夜里的太阳              
——《八月的梦游者》
 
对于自己
我永远是个陌生人
我畏惧黑暗
却用身体挡住了
那盏唯一的灯
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
心是仇敌                  
——《无题》
 
就心态而言，也许这些非逻辑的叙述是其缓解语境的压力的最佳方式！
   
按照吴晓东的说法，“正是‘走向冬天’的心态，构成了北岛对现代主义的进一步超越。” [19] “悖论式的思维”及“悖谬性情境”使北岛诗歌的质地变得坚硬且内涵深邃。意象密集、思考的深度、隐喻和象征、情境的反讽等等，都使北岛80年代的诗歌在带有悲凉色调的同时深化了“朦胧诗”的现代性。至长诗《白日梦》出现时，北岛似乎有意通过非连续、片断式的写作为自己留下一幅幅自画像。“在昼与夜之间出现了裂缝/语言突然变得陈旧”，留不住历史只能以记忆书写的方式铭记与告别，这或许使其在某一瞬间感到过去已经“断裂”，连对其表达的语言都变得陈旧，而80年代也就这样离他远去……
 
三
 
北岛于1989年离开祖国，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他辗转漂泊于欧美各地，成为“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去国期间，北岛的诗歌创作由于阅读、传播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为国内诗坛所熟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北岛已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诗歌界从未忘记这位昔日的诗歌英雄，并在不断强化某些诗歌记忆的过程中使北岛获得了“历史的定格”。随着2003年1月《北岛诗歌集》在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4年10月散文集《失败之书》在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人们开始再次关注这位“久违”的诗人的创作及生活近况。“90年代之后，北岛在海外的写作是汉语诗歌依然需要关注的现象。北岛1988年后旅居海外，一直主编《今天》，对汉语诗歌及文学的海外传播起到重要作用。90年代以后，他的诗风骤变，但绝不是江郎才尽后的黔驴技穷，相反，有铁树开花般的韵致。” [20]
 
去国时期北岛的诗歌首先反映了他对流亡的体认和新生活的适应与调整。《在路上》在反复诉说“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的同时，已将不断转换生活环境内化为一种生存方式。此后，“东方旅行者”、“流亡”、“逃亡”及其相关语汇不断浮现在北岛的诗中，进而投射出“人在天涯”的体验：“休息吧，疲惫的旅行者/受伤的耳朵/暴露了你的尊严”（《在天涯》）。“旅行者”虽仍渴望尊严，但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特别是无家可归却使其此刻“变成了逃亡的刺猬”，仅“带上几个费解的字”（《画——给田田五岁生日》）。诗人肯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在“词的流亡开始了”（《无题》）和“我坐在我的命运中/点亮孤独的国家”（《进程》）的同时，触及了永恒的怀乡主题，他的生命也由此进入了另一重孤独。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乡音》
 
在母语的防线上
奇异的乡愁
垂死的玫瑰                               
——《无题》
 
透过这些读来令人颇生感慨的诗句，人们不难想象身处异国的北岛正体验着背井离乡的孤独与创痛。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北岛只能对着镜子倾诉母语：母语是乡音，也是当前现实生活与诗人心灵碰撞的“防线”；乡愁是奇异的，可以引起刻骨铭心的“疼痛”。联系北岛最初几年的生活状态，如“一直拒绝学外语” [21] ，我们可以想象此时北岛诗歌中许多场景都有可能潜含着“漂泊/怀乡”的思绪。“北岛的怀乡不是那么具体的思念故土的情怀，读者感觉不到具体的流落异乡的那种经验。”不仅如此，“也许有一点事实有必要注意到，在北岛的诗中，很难看到外国经验。” [22] 但上述种种表象只能反衬出北岛更会常常将怀乡的现实聚焦于笔端，并使语言同样处于漂泊的状态。“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惟一的现实。” [23] 于是，他在《二月》中写下了：“夜正趋于完美/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此时，现实的漂泊和语言的漂泊共同处于北岛诗歌的语境之中。但两者却并不时刻以共时性的方式构建起北岛诗歌的语言环境。因此，我们时而可以在北岛的诗中看到一种诸如《乡音》式的“镜像结构”，此时，抒情主人公与镜像相互映照、相互倾听；又可以在北岛的诗中读出两个不同的“自我”——
  
道路追问天空
 
一只轮子
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               
——《蓝墙》
 
欧阳江河曾将这首诗解读为：“这是相互作证的两只分离的轮子，它们又各自为两个相互追问的自我作证：一个是在大地上流亡的自我，另一个是经历内心天路历程的自我。两者加在一起就是作者本人的自画像。” [24] 此时，两个“自我”需要通过带有差异性的比照实现主体的确认，北岛的诗歌开始使用某种修辞实现“自我的分离”，他对历史、现实、自我与生命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去国时期的北岛另一重要的心态就是通过品读“失败”而获得诗艺和生命的救赎。《关于永恒》《背景》《边境》《晴空》等，大量涉及“失败”的命题。此时，“失败”并非仅仅书写了失败的字眼儿，而常常隐含在某些诗歌情境之中。“失败”是漂泊途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是对过去生活历程的一种阶段式感悟，寄寓着诗人对过去诗歌写作的重新思考。而当这种心态发展至极致、被坦然面对之后，北岛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救赎：“失败，在我看来是个伟大的主题，它代表了人类的精神高度、漂泊的家园、悲哀的能量、无权的权力。”“我所谓的失败者是没有真正归属的人，他们可能是伟大的作家，也可能是小人物，他们与民族国家拉开距离，对所有话语系统保持警惕。失败其实是一种宿命，是沉沦到底并自愿穿越黑暗的人。” [25] 他的诗艺也在超越中豁然开朗、步入精神的制高点——
 
必须修改背景
你才能够重返故乡
 
时间撼动了某些字
起飞，又落下
没透露任何消息
一连串的失败是捷径
穿过大雪中寂静的看台
逼向老年的大钟                         
 ——《背景》
 
边境上没有希望
一本书
吞下一个翅膀
还有语言的坚冰中
赎罪的兄弟
你为此而斗争                            
——《边境》
 
    不论别人对于北岛去国时的诗抱有怎样的态度，我都认为北岛在这一阶段写出了他迄今为止最好的诗。没有过多的宣告与豪言，只是一些平静、零散化的短制和带有反讽和悖论的叙述，但北岛却以此在不惑和知命之年之间写出了自己的精神自传和最具诗意的诗：它们朴实、简单、纯粹，直奔事物的本质，带着丰厚的历史意识和生命意识：“死亡总是从反面/观察一幅画//此刻我从窗口/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旧地重游/我急于说出真相/可在天黑前/又能说出什么”（《旧地》）；它们凝结着岁月的真诚感怀，以至于读来感人至深：“每一刻都是捷径/我得以穿过东方的意义/回家，关上死亡之门”（《新年》）。除此之外，去国时期的北岛由于语言环境的改变，也对中国诗歌的传统以及“中国性”、“中文性”、“汉语性”这样的问题，有了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认识 [26] 。而其后果则是，北岛对西方诗歌传统同样有了深入的了解，进入了“全球诗歌”的行列，并由此丰富了汉语诗歌的写作。
 
四
 
90年代旅居国外的北岛还曾进行过散文创作。对于北岛来说，散文是“中年心态的折射”，也是生存语境的使然，除了“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之外，“因为生计开始写散文” [27] ，也是北岛从事散文创作的生活背景。北岛的散文主要是随笔式的，而其近年来的散文如《城门开》又多以回忆、叙事为主。北岛的散文与其含蓄、凝重、深刻的诗不同，风格亲切、简练，娓娓道来，这也是很多人更喜欢读其散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北岛认为“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 [28] ，但实际上，北岛的散文完全可以作为其诗歌的补充加以阅读。像先锋小说家的随笔既自成体系，又可以作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注脚一样，北岛散文中的文艺性随笔多谈及关于外国诗人和作家的印象，充满深刻的个人感悟；而其回忆性散文则堪称“唤醒记忆的过程” [29] ，既可作为其生活的自传，又在某些场景下如“回乡之旅”一样“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 [30] ，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解读北岛诗歌及其心灵史的另一条线索。
 
世纪初几年北岛的诗越来越接近关于自己生活的传记。在《黑色地图》《时间的玫瑰》《给父亲》《过冬》等作品中，北岛将更多自己切身的体验和归来后的见闻写进诗中，一度出现在诗中的“两个北岛”不见了：他写到了探病时的父亲和告别多年的北京（《黑色地图》《给父亲》）；写到了“镜中永远是此刻/此刻通向重生之门”的时间主题（《时间的玫瑰》）；同样也写到了中年已逝的人生感悟——
 
乡愁如亡国之君
寻找的是永远的迷失
……
听见了吗？我的爱人
让我们手挽手老去
和词语一起冬眠
重织的时光留下死结
或未完成的诗                      
——《过冬》
 
2007年8月，北岛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结束了近20年欧美漂泊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其越来越追求诗歌与心灵的对话，他的叙述也因此显得平和、从容了许多。香港生活时期，北岛除了讲授诗歌之外，仍一如既往地读诗、写诗和推广诗歌。他期待通过自己的写作与文学活动，回报“收留又一个流浪汉”的香港 [31] ；通过引证里尔克的“古老的敌意”探讨如何处理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紧张关系 [32] ；他强调“翻译与母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文学翻译处在母语的边界之内，它就是母语的一部分” [33] ；又在《致2049年的读者》中提出对汉语现代转型推动作用，“使之达到古汉语的完美境界”的“六点基本条件” [34] ……显然，定居香港、年逾中年的北岛越来越从交流与发展的角度考察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他的广阔视野反映了他真诚、执着、积极的心态，这种心态必然也不知不觉地融入了他的创作之中……
 
对照北岛的心路历程和诗歌道路的发展与变化，阅读当代文学史及当代新诗史，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史写作的“滞后性”在北岛这里表现的极为明显。从新世纪以来几本有代表性的文学史和新诗史的具体写作情况来看，北岛的文学史书写虽有很大程度上的改观，但仍过多停留在其成名阶段。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版，2007年2版）在2007年2版修订时增补了1999年1版中未提及北岛90年代海外诗歌创作的内容，但由于篇幅所限，未充分展开；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下册”即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此书在2014年出版“第三版”时写到北岛并附照片，作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该书2014年版与1999年1版相比，只是论述了北岛的诗歌创作。与当代文学史相比，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思敬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都未详细阐述北岛海外诗歌创作情况，而仅仅是将北岛置于“朦胧诗”的浪潮之中，详细论述了其70年代至80年代的诗歌创作。相比较而言，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版；2013年2版）在其“第十六章 转向语词与叙事的第三代诗人”的“二  90年代中国诗人在海外的创作”中详细论述了北岛海外诗歌创作，令人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对于已有的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新诗史中的北岛书写，我们当然不必苛责。除了上述提到的“滞后性”外，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结构安排和写作对象本身的情况等都会影响到具体的写作。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几乎没有提到北岛具体的诗歌写作内容，就是一个明证。随着北岛的“回归”，北岛作品的大量出版、北岛研究逐渐深入以及北岛研讨会的召开，北岛的文学史及新诗史写作也获得了相应的契机，在此前提下，如何书写北岛同样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毫无疑问，北岛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于北岛的文学史及新诗史书写，应当尽力全面介绍其创作历程，这使得书写北岛90年代流寓海外的诗歌创作成为一个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惟其如此，北岛作为一位重要诗人的创作才能得以全面呈现，北岛诗歌最具艺术性的部分才能被广大读者所了解，同样地，才能打破一直停留在80年代的“历史印象”。在此前提下，我们自然应当对那些介绍特别是设立专题介绍北岛海外诗歌创作的文学史及诗歌史表达敬意。文学史写作要不断刷新固有的观念，形成新的历史图景；文学史写作同样也要关注最新的材料发掘、整理、出版以及研究动态，进而在全面考察一个诗人创作的同时丰富文学史的内容。但接下来的问题则是，采用怎样的叙述方式和叙述方法才能有效的处理这一问题。这一点，相对于北岛这样一位经历曲折、多年漂泊在外的诗人来说尤为重要。在我看来，谈论北岛的文学史书写的方式、方法，至少应当在不违背文学史或新诗史写作整体原则的前提下涉及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如何整体介绍北岛诗歌历程的问题。北岛的诗歌历程可以按照传统的叙史模式，采取突出整体线索和阐释代表作即“年代史+经典作品分析”的方式。不过，由于北岛的诗歌创作有“地下写作”、“海外诗歌”的阶段，是以，明确北岛诗歌具体写作时间和发表时间以及各个阶段的起承转合，对于准确描述北岛诗歌创作特别是其70至80年代、90年代以后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潜藏于北岛诗歌内部的心灵史也会由此得以呈现。其二，是如何描述北岛90年代以后海外诗歌创作的问题。北岛90年代以后海外诗歌创作与其70至80年代的诗歌创作从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由于以往我们对这一阶段北岛诗歌创作情况了解较少，所以既影响了其具体的书写，也使有关北岛的文学史叙述长期停滞不前。但北岛90年代以后海外诗歌创作绝不是加些篇幅就可以简单解决的。北岛海外诗歌创作与70至80年代的诗歌创作在叙述上应当保持何种比例关系？是将两者放在一起描述，还是按照时间分开叙述？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方法才能将其书写的深入、透彻？上述问题对于北岛的文学史及新诗史书写来说可谓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依我看来，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的书写可作为一次成功的实践，何况该书采用“90年代中国诗人在海外的创作”的标题还可以将杨炼、多多、张枣等同期海外诗歌创作共同纳入一个领域，以便和80年代中国诗歌的历史发展区别开来。但除此之外，从文学史及新诗史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否还有其他实践的可能呢？对于那种以作家创作为叙述主体的文学史版本，将北岛的诗歌创作置于一个章节目录下应当如何处理呢？这些问题及其有效的解决不仅会推动北岛的文学史书写，而且还会促进文学史写作的自身。
 
总之，北岛的“回归”和《北岛集》的出版，对北岛的文学史书写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样也为北岛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每一刻都是捷径/我得以穿过东方的意义/回家，关上死亡之门”，既然北岛已通过《新年》中的诗句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归属感与生命归属感，而不完整阐释北岛的心灵史则无法全面认识“朦胧诗”及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流向，那么，不断重述北岛的诗、将其作为不断登临的起点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而本文以“从心灵史到文学史”的方式论析北岛的诗，只是其中一个基本的方面而已。
 
 
[1] 可见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第70—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翟頔访谈：《游历，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失败之书》“附录”，第290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北岛：《朗诵记》，北岛：《蓝房子》，第1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等等。其中，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第70至71页中，北岛提到“我们当时几乎都在写离愁赠别的旧体诗，表达的东西有限。而郭路生诗中的迷惘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萌动了写信时的念头。”这表明北岛在此之前就开始写作，但最开始是旧体诗。
[2] 刘子超访谈：《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北岛：《古老的敌意》，第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刘禾编：《持灯的使者》，第125—12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翟頔访谈：《游历，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失败之书》“附录”，第294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5] 在《诗的往事》一文中，作者齐简结合当年保存的诗稿，确定《回答》最初的写作时间。这首诗初稿的标题为《告诉你吧，世界》，是《回答》的原型。原诗的内容为：“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这就是圣经。//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已经发现，/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哼，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也许你脚下有一千个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影子无形。//我憎恶卑鄙，也不稀罕高尚，/疯狂既然不容沉静，/我会说：我不想杀人，/请记住：但我有刀柄。”刘禾编：《持灯的使者》，第12—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 刘子超访谈：《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北岛：《古老的敌意》，第9—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7] 北岛在回答查建英的“那是最喜欢读哪类书？有没有对你的人生观和后来写作发生重大影响的书？”时，曾言“在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我们就开始读书了。……当时最热门的是一套专供高干阅读的内部读物，即‘黄皮书’。我最初读到的那几本印象最深，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萨特的《厌恶》和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其中《人·岁月·生活》我读了很多遍，它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这个世界和我们当时的现实距离太远了。……对一个在暗中摸索的人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导游，给予我们梦想的能力。”《八十年代访谈录》，北岛：《古老的敌意》，第87—8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8] 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第246—2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9] 当时从这方面关注北岛诗歌创作且成文发表的，仅有吴晓东的《“走向冬天”——北岛的心灵历程》一文，《读书》1987年第1期。
[10]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第1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 张清华：《朦胧诗·新诗潮》，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第19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2] 翟頔访谈：《游历，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失败之书》“附录”，第291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13]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7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4]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刘禾编：《持灯的使者》，第12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5] 吴晓东：《北岛论》，吴晓东：《二十世纪的诗心：中国新诗论集》，第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6] 欧阳江河：《北岛诗的三种读法》，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第187—18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7]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第1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8] 具体可参见吴晓东《“走向冬天”——北岛的心灵历程》一文（《读书》1987年第1期），和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一书（第18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中的相关论述。
[19] 吴晓东：《“走向冬天”——北岛的心灵历程》，《读书》1987年第1期。
[20]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4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1] 刘子超访谈：《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北岛：《古老的敌意》，第1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22]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4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3] 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诗探索》2003年第3—4辑。
[24] 欧阳江河：《北岛诗的三种读法》，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第19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5] 王寅：《北岛：失败者是没有真正归属的人》，《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1月26日。
[26] 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诗探索》2003年第3—4辑。
[27] 北岛：《失败之书·自序》，第1—2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28] 翟頔访谈：《游历，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失败之书》“附录”，第290—291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29] 北岛：《序：我的北京》，北岛：《城门开》，第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0] 刘子超访谈：《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北岛：《古老的敌意》，第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1] 北岛：《诗意地栖居在香港》，北岛：《古老的敌意》，第1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2] 北岛：《古老的敌意》，北岛：《古老的敌意》，第153—1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3] 北岛：《翻译与母语》，北岛：《古老的敌意》，第1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4] 北岛：《致2049年的读者》，北岛：《古老的敌意》，第170—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来源：张立群新浪博客
作者：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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