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家】朱子庆访谈录

继续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
——张后访谈诗人、诗评家朱子庆

 
2008年7月朱子庆与家中小狗嬉耍
 
张后：上次在贵府坐客，还没有聊够，这次我们继续聊，一直以来，在中国诗坛上有人将陈仲义、朱子庆、沈奇、陈超四人誉为“四大诗歌评论家”，对此你怎么看？你和其他诗歌评论家熟悉吗？能否分别谈一谈你对他们的印象？
 
朱子庆：“四大”诗评家，诗坛有此一说？呵呵，张后你分明是让我写检讨书了。我的诗歌评论写作，不可谓起步不早，而且运气不坏，但我涉猎较杂、兴趣太广，所以以著述而论，上述诸君我是自愧弗如。反思这大半生，我竟很有些像古代寓言《学弈》里，那个喜欢幻想的孩子，“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继而就想到弯弓射雁，走神多了，成绩就不如了。虽然，我很快乐！这是我们小学课本里的一篇短文。知易行难啊。
 
说来，我在花城出版社工作期间，发起成立了广州第一家读书会组织，“广州七星读书会”，那是我读了《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介绍美国每月读书会的，为之神往；此会成立后，就有了为会员配套服务的需要，于是创办七星书舍，编印《广州七星读书报》；旗舰店有了之后，我们不断开设分店，如红与黑书店、诗与真书店，你已经看出来了，这都是一些外国文学名著的名字，最多的时候开到了七家；此后为配合我们出版局主办的南国书香节，我编选出版了“小女人散文选”《夕阳下的小女人》，花城出版社赠送的书号，在书香节场馆里占了一个档口，马莉、黄爱东西、张梅等一班风情万种的小女人作家坐台，签名售书，完了到白云仙馆聚餐。后来，时在广东电视台任台长的文学评论家谢望新，有意推出一档读书节目，《每周一书》，问我有无兴趣加盟，“这是大好事呀!”“那，你来写个策划案？”文案交上去，不久节目制片人到位，撂给我的话是，你来做特约节目主持人，于是我就上了广东卫视，节目一做近两年。这是全国第一档电视读书节目，收视率稳列排榜前十，后来中央台欲推出《读书时间》，节目组还来过广州取经。那真是个好年代，心想事成，我为该栏目拉的生平第一单广告10万元，也顺利得让自己都不敢相信。慨然允诺的是中农信南方公司的赵总，“你子庆开口我还能不给吗？”给足了面子。你看我这一走神走得有多远。打住！
 
陈仲义诸兄，都是当代诗坛的弄潮儿，各有擅长。都有过一面、两面之缘。陈超我只见过一面，是在谭克修召集的长沙诗会上（2006年），那次他是论坛活动的主持人，握手相识，未及深谈。这之前，也是在长沙，我曾在旧书摊上买到过他的大著《中国探索诗赏析》，厚厚的上、下两册。陈超自是诗坛的实力派人物，身后美评如潮。当知道他的家庭境遇竟是如此地不堪，我对他顿生一种刮目相看的敬重。君子以自强不息，陈超堪称君子。迁居宋庄后，我曾跟马莉商量过就近一访陈超，因为这里距离河北只有一河之隔，过了潮白河就是燕郊了。但毕竟陈超之所在仍远，我们虽在宋庄画家村建立了工作室，但南来北往，有点千头万绪，访意未成，人已长逝。后来，常和伊蕾谈起陈超，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已不大可能见到他，他的最后几年，已经拒不见客了。
 
说起长沙的那次论坛活动，我印象较深的有四件事，一件是沈浩波在会上向舒婷姐姐致敬，颇有浪子回头之意，当时我还敲打了他几句，具体说了些什么，忘了，只记得发言后，庞培从我身边走过，还别有意味地拍了我一下。现在想来，沈浩波固然已“杀人放火受招安”，当年之举也不过属人之常情，原不必深解。“下半身”这个名字让人纠结，后来诗坛出现的许多怪状都和这股“匪患”有关。说句公道话，像下半身、垃圾派、脑残体，都有相当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这也是马莉要画他的理由），是很难得的，而且感性，及物，有一颗“热的心”。不过大面上的影响却不佳，吹自不是，打却顺手，这都是命名之过，名不正言不顺也。但何以要如此命名？大家都知道。一如梁山悍匪，这些行走在诗江湖上的朋友，原都是些好汉。
 
一件是一天晚宴后，我和马莉与沈浩波、伊沙、小引等十余人，租船夜游湘江（非会议安排，可能是小引发起的），于江心小酌、诵诗、唱歌，继以玩杀人游戏，我有幸以漏网杀手最后胜出。记得共玩了两局，我胜在第二局。有意思的是，玩到收结处，在场生者仅剩我和马莉，还真有点神雕侠侣之感。伊沙是被我杀掉的，是在摸牌后、闭目中，他的一个下意识的击膝的轻微动作和声息，使我直觉到他肯定摸到鬼了。杀到一片虚静时，我曾抬头一望，真是万籁俱寂，好月当头。
 
还有一件，是我、马莉还有沈、伊二位，我们相约一起游了趟韶山冲，相互拍照合影，临走，还各自请了一尊毛泽东纪念雕像。说起伊沙，《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2002年5月23日《南方周末》，下同）风波后（2002年），我曾在网上有过交手，后来，在广州的一个诗歌活动上彼此相遇。长沙再碰面，已算是故交了。伊沙的《车过黄河》我很欣赏，曾撰文一赞（发《羊城晚报》），说将来或有好事者，将该诗刻碑立于黄河边。诗中所体验的，1980年代南来北往的学子皆有，惟独伊沙写了出来。人类的忘性是很大的，所以才有刻碑之举吧，现在乘和谐号穿行大河南北，已断难想象当年那一幕，人们连凭窗一望黄河的仪式感和冲动，也没有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文化积淀问题，政治上的造神运动、偶像崇拜，固当唾弃，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某种价值观念的弃取，审美趣味的美恶，都是学而时习之、习而时学之，沉心入脑、布乎四体，经过长期演练实践才能形成“积淀”。现在电视、网上，街头、车内，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相比之下，诗歌的身影和声音，是不是太小微了？谁在为诗歌战斗？
 
第四件，会上还有一个巧遇，就是一进会场找座位，赫然见女诗人路也的名牌与我比邻。之所以有“赫然”感，盖由于《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一文批过路也的诗，正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一文写在下海归来，我对诗坛人物是熟者自熟，生者陌生。路也即属后者。偏于指摘一路的批评，有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发则未免激烈。问题在于，在与论敌相逢一笑之后，对方不以为意，自己转觉不安。《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一文颇使我领略了这种内伤。由此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眼下文坛“赞歌批评”大行其道，而“指疵批评”（尤其是“酷评”）销声匿迹。常在文坛混，是会消磨斗志的。何况如今人们咸与捞世界，利益驱使日盛！
 
 
1982年10月结婚证上的爱人同学
 
话既说开来，兹再举一例。湖北有位女诗人叫阿毛，写过一首《当哥哥有了外遇》，为《诗刊》推重，多处选载。这是一首有批判现实意义的口语诗，在当时回避现实的诗坛风气下，也算难得。但该诗通篇只表达了一点：哥哥有了外遇，我们全家都恨不得杀了他。作为一首诗，而且是作为一首被如此推重的诗，我就觉得这是很不够的，是成问题的。这和“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有何不同？郭老的大白话，好歹还有“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两句判词，你得承认，写得准确传神，阿毛的诗就纯属意识形态了。于是，就写了一篇指疵批评。这下捅了马蜂窝，热闹了，《诗刊》组织了一组文章，湖北作协的机关报也大版面推出集束反批评（由邹建军教授领衔）。我这个人似乎生性好事，文章容易惹是生非，但肇事后，却从不与人缠斗。当年初回广州（我大学毕业后分回北京，后来为解决两地分居，弃京就穗，时为1984年），我的一篇《广东文坛为何静悄悄？》在《当代文坛报》发表，在该刊引发为期一年的热议，我也只是作壁上观。至今我都认为，我在批评阿毛此诗，包括《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一文批评所列诸诗，我所持守的审美立场是成立的，是有道理的，但似乎没有几人作“专业”谈。后来，好像是在广州的一个诗歌活动上，我碰到王光明教授的女弟子、诗人罗小凤，才知，我那篇文章一击兴浪，竟使阿毛声誉鹊起，《外遇》成了阿毛的成名作、代表作，以致阿毛本人也不得不有所分说。听了不禁莞尔。那时，阿毛已成首师大住校诗人。
 
关于新诗有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曾在诗坛引起不小的讨论，此事缘起于吴思敬与郑敏的一个诗歌对话，激扬成波就有我的一篇《无效的新诗传统》（刊于《华夏诗报》），许多学院诗评家卷入。事涉百年新诗评价，学院最是近水楼台。最近，我在《羊城晚报》发了一篇《为何当下诗坛总是闹笑话？》，又引发了诗评老将杨光治先生的反批评。对诗坛现状我是敏而敢言的，也因此容易置身风口。我觉得诗坛活跃的争鸣气氛，是有益于诗歌发展的。现在赞歌批评大行其道，芸芸评奖也可作如是观，你不觉得挺有些乏味吗？
 
说回“四大”吧。陈仲义对诗坛的先锋性探索、诗歌流派很敏感，猎狐热情长葆不衰。他是诗人之友一型的诗评家（相比，我就显得不够厚道了）。我和马莉曾应仲义兄和舒婷之邀，参加过一次鼓浪屿诗歌节，印象殊佳。鼓浪屿有一股艺术气息、浪漫气质，我依会议安排到一中学做了一次演讲，后来还写了一首题为《鼓浪屿》的诗。仲义兄蔼然有长者风，且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去年首都师大香山饭店诗歌研讨会（2014年），我曾观摩他与熊国华对阵，从而得见其豪迈奔放的一面。
 
沈奇也曾晤面（此前他曾两次约过马莉诗稿），印象中他对台湾诗歌着力较多，也交流甚勤。在我对其诗的不多的阅读中，我发觉他的诗歌创作，受此浸染，也颇有些海峡那一边的气味。台湾诗坛由于不存在“断裂”，虽现代派风起云涌，犹有古典传统浸润，例如讲究意境和用典，更有“修辞立其诚”。我的同事、诗评家陈实有言：“北岛是百年的北岛，余光中是千年的余光中。”这应是就文化底蕴而言之，焉知二人之诗，不会因为这底蕴而久暂有别，百年自百年，千年足千古？当然，北岛的朦胧诗开山祖地位，似无与争锋。大陆这边，由于文化“断裂”、“运动”不断，根基不存，自也特多“风云”诗人。这从两届“现代诗流派群体大展”上，也还能看出来。沈奇曾赠我一组“现代诗话”打印稿，文字干净，颇有见地。俗话说，女儿好，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诗话这种小微文体，有点像小棉袄，是很贴心、体己的。诗话无论毁誉，多系动心之言，诗评家在诗话里表达的，往往较核心期刊论文更为真诚。这也是我乐读和乐写诗话的原因。


2007年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倡议一句：应该开展两岸新诗的比较研究。这是新诗的一种横向比较研究。据一项材料，台湾诗人有“羞于与大陆诗人比肩”之说。日本汉学界在对两岸当代新诗的研究中，也对台湾那一边特别侧重，个中道理，值得一探。这种比较研究，对思考当下新诗如何走出困境，或许有所借鉴。
 
 
张后：2002年5月你发表在《南方周末》副刊的重要诗歌评论《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一文，引起广泛影响和注目，在网络掀起长达一年的争论，是当年诗坛的重要事件，当前中国诗坛口语诗，似乎完全占据了诗歌主要阵地，以致抒情诗人也有一些投奔了口语，你认为这个现象会存续多久？
 
朱子庆：那篇文章针砭时弊，确实有些影响。那时《南方周末》正当“盛年”，发行百万，此文发表后，被不知凡几的网站冠以“炮轰”二字转贴，印象中像扬子鳄论坛等一些有被文章扫到的诗人盘踞或活跃的论坛，对我口诛笔伐得厉害（其中有些诗人如阿翔、蓝野，后来都曾照面，并成了朋友）；郁葱主编的《诗选刊》全文转载了此文，还配发了一篇署名李葆平的反批评文章，好像还发了编者按。我记得翌年东北出版的《2002年最佳诗歌》一书，在序言中，主编宗仁发有个说法，说此文与于坚的组诗《长安行》的发表，是2002年中国诗坛的两大重要事件。
 
 
2010年 与韩东
 
那时我刚刚结束了七星书舍的书店生意，正欲“收拾心情做文章”，《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是我复出所作的第一篇。是因为与诗坛有了一段时间的疏离吧，蓦然接读当时的诗歌，其实主要还不是网络、民刊的诗歌，而是像大陆的《诗刊》（刚巧是下半月刊创刊号）、台湾的《创世纪》这样的大牌刊物，许多诗作是如此地平庸和不堪，怎么说呢，令我惊讶，激愤，不能接受，就既任性又分析地“骂”将去。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收到了不少老朋友的电话、来信，像周良沛、邵燕祥、谢冕、林贤治、徐敬亚、赖海晏，和陌生作者的赠书，表示声援和赞同，可见失望和不满积怨已久。像此文这样公然炮轰大牌刊物，点名批评许多人、诗，不敢说空前，此后，至少至今也未再见到，因为后来的诗坛一如整个社会，都已经利益集团化了。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所谓“酷评”已经销声匿迹了？
 
当时我和马莉都还没有涉足网络诗歌论坛，是《诗选刊》的朋友赵丽华告诉马莉，说你们赶快上网看看吧，有人在假冒你们的名字发帖，出你们的洋相。结果我们就被诱到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被到处转贴、置顶，并冠以“炮轰”二字。最初我还不明所以，以为那是在炮轰我的文章呢。
 
我还听说，这份《南方周末》曾被谁谁送呈中国作协领导和老诗人贺敬之，某种意义上，成了反映情况的“内参”。那时的诗坛已因“朦胧诗”之争造成分裂，像《诗刊》这个中国作协机关刊物，幕后也酝酿着权力之争。“阵地”一词我们现在是不大说了，但是只要存在趣味、理念、道路之争，报刊的“阵地”作用就存在，“阵地”之争就少不了。那时广州有个《华夏诗报》，词锋激烈，被视为保守派的“阵地”。我觉得只要不牵涉政治迫害，文艺论争是大有利于激活和发展文艺的，但现在的文场，你已很难看到真正的思想交锋了。
 
“炮轰”《诗刊》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我和马莉被该刊主编内部宣布“停赛一年”。实际上一“封杀”就是八年，是不是有点残酷？直到李小雨当上主编，才又开始发表马莉的诗歌作品。这八年里，作为副主编的李小雨不断地安慰马莉，“别急，再等等，再等等”。那时，因为不当权，即使李小雨交待约的马莉的诗稿，最终也被“拿下”。由此，你就知道什么叫“当权”。权力是霸道和冷酷的。马莉破冰后，我曾投过一篇与谢冕先生商榷的文章，责编说不错，送审了，后来无疾而终。谢冕先生真好，我很喜欢，还吃过他太太做的清汤面条。那次在谢府，我看到一篇平铺在桌上的文稿，是论舒婷的创作的，纸面大，留白多，特别便于作插入式修改。吴思敬先生也好，所以，我总乐于在文章中与二老“抬杠”。我所见过的老一辈诗人里，艾青、牛汉都特令人敬爱。牛汉诗如其人，是赤诚的汉子。艾青话不多，最有大师范儿。
 
马莉被株连，很是无辜，只因她在《南方周末》编发了我的《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李葆平的那篇文章，指称《南方周末》刊登此文是一个“阴谋”，究竟什么“阴谋”？我们至今也不明白。不过，放眼全国，确实，也只有《南方周末》这个大牌报纸敢于批评，敢登此文，用该报副主编徐列当时的话说：“反正我们不怕得罪《诗刊》。”
 
“停赛一年”，听来很像是一个足球队里的内部处分。其来有自，因为我和马莉与《诗刊》都有着深远且亲切的渊源。马莉是《诗刊》第一届“未名诗人”改稿笔会（1985年）的学员，后来诗刊社推出“未名诗丛”，还为马莉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白手帕》，这是一本口袋书，稿费60元。如果我没记错，那时诗刊社还出过一份内刊，《未名诗人》，专门刊发刊授学员的作品，我曾应朱先树先生约稿，为学员作品写过点评。
 
至于我与《诗刊》结缘，就更早了。
 
我大学毕业分到北京的中国版本图书馆工作（1982年），分配的单位宿舍，是在朝阳门内大街203号大院。这是文化部系统的一个宿舍大院，名流荟萃，藏龙卧虎。我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伙，而那里面出出入入的人，似乎随手一指，名字都响当当的令我仰视。我的住处规格可不低，一开始，是和我的同事、文艺理论家程代熙先生的公子合住一处（程代熙先生的夫人也在“版本”工作），那是茅盾先生当文化部长时住过的别墅，我们住在二楼，一板之隔的隔壁，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岳洪治一家，彼此声气相闻。木楼梯、木地板，真正洋式的壁炉。但冬天冷得要命，尽管我们生了煤炉，挂在绳子上的洗脸毛巾，早上一摸都冻得硬梆梆的。这个“我们”是指我和马莉，程公子在北京有家，没怎么来这里住。有一晚我和马莉兴致勃勃，凑了一些报纸在壁炉点燃，骤然腾起的虚飘火团一下子把我们吓坏了，我们哪里懂得火呢，这个浪漫之举差点儿把茅盾旧居烧掉。

 
全家福 2008年于星河湾家中
 
顺带说一下，程代熙这个名字今人已陌生，谈起朦胧诗论战，人们充耳都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这自然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程先生属于论战的另一阵营，说保守派也可，当年我是先在《诗刊》读过他的大块文章，后来因与他的夫人同事，才有幸见到他。程先生同样对年轻人勉励有加，我的毕业论文《论何其芳诗歌抒情氛围的创造》，就是程先生在他主编的《新文学论丛》发出来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次到他家拜访，听到他对理论界现状的忧心忡忡之声：“全乱了，全乱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一个解冻和转型的时代，我们必须冲破思想牢笼，但很少人清楚现实将如何演变，会有些什么结果。后来，当我从《文艺报》读到一篇谈文艺理论失效的文章，就不禁想起程先生当年这一幕。现在，你我都领略了诗歌理论的无效，实即理论权威的消失。价值共识，无论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审美的，这个东西没有了。多元化时代好，但这时代会有一种价值焦虑，你得担待。
 
说回我与《诗刊》的渊源。当年诗歌评论家、《诗刊》副主编丁国成，诗歌评论家、诗刊编委朱先树，都住在203大院。结识他们二位，应该是由茅盾别墅迁住到筒子楼之后（即大院一进门右手那座楼），在这里，我的隔壁住着许廷钧先生一家，许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副总编，夫人曹其敏，则是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曹姨知道我和马莉都写诗，就跟我谈起《诗刊》的朱、丁二位都住在这里，而且朱先树的夫人是她的同事。于是，就有了给丁国成先生投稿，不想就被采用了，这就是《新诗话四则》；更出乎意外的是，后来在一个吹着风沙的下午，在大院里碰到丁老师，他告诉我，我的文章获得了《诗刊》优秀评论奖（1983年）。那时还不兴搞颁奖典礼，好像也没有什么奖金，不过获奖证书很雅致，上面有邹荻帆、邵燕祥先生的亲笔签名。
 
这里我想顺带说几句的是，我在那时写了不少诗歌札记，后来就以《筒子楼诗话》作副标题，到处发。因《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一文杀上诗歌论坛后，我写的若干攻击性文章，又都有一个副标题《瘦狗岭诗歌笔记》，则是因为当时，家住广州天河北的瘦狗岭山脚下。我曾经很喜欢阅读古代诗话著作，觉得既有思想启发，又如阅读美文，所以也深受这一文体影响。《新诗话四则》的获奖证明了这影响的积极一面。我热衷于写诗歌赏析文字，而对空头概念文章敬而远之，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足之处自然是不够形而上，文章格局小。《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一文不尚空谈，必点名，必举例，也是古代诗话特重实证的影响使然。
 
 
2012年张后♂摄
 
眼下的诗歌评论大多有虚誉而无实赞，搔不到痒处，所以往往对作者、读者两无益。陈超我是很佩服的，但他的发在《诗刊》上的一篇年度诗歌述评，全文不涉及一个诗人名字、一首诗或者哪怕一句诗，对此我是略感遗憾的。我觉得现在好诗被埋没，好诗人不能成名，就和诗歌评论的“有虚誉无实赞”有关。你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品定了多少名篇佳句和好诗人。
 
这次获奖使我成了《诗刊》的培养对象，后来，我有幸参加了《诗刊》组织的诗歌评论家读书班（1984年），与阿红、吕进、叶橹、孙克恒、杨光治、古远清、袁忠岳、竹亦青、黄邦君等前辈，一同住进了上园饭店，这次读书学习的成果，是在《诗刊》刊发了一组文章。此后，原班人马又应《诗刊》之招重返上园（1985年），为中国作协的新时期优秀新诗（诗集）奖做初评工作，记得诗人四川陈敬容就是在这一届胜出的，是我给《老去的是时间》写的初评推介，所以我有印象。
 
两度欢聚上园，可谓投缘。此后，我们这班上园评论家应朱先树、吕进二位招集，集群出击过《中国当代抒情短诗赏析》、《中国当代哲理短诗赏析》，以及《上园谈诗》等书。诗歌评论界有个“上园派”，就是这么来的，此派不像谢冕、徐敬亚“崛起派”那么激进，也绝非诗坛的保守派。我最年轻，虽然出入上园，倾心先锋一路，马莉就是枕边的现代派嘛，所以，后来就成了游离分子。实际上是落单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独自操刀的《中国新生代诗赏析》（1993年）。是曹姨向我约的稿，由宝文堂书店出版。时在“六四风波”刚过，由于廖亦武等人被抽稿，这本书出来就是“残本”，赏析梁以墀诗歌那篇文章，被生生腰斩，这使我伤心之极，以致责编写了挺长的信向我道歉，我都不原谅。毕竟这是我出的第一本书啊。那时出版一本书，可比现在稀贵多了。本书选入的不少第三代诗人佳作，后来被证明，就是作者的成名作、代表作。
 
以上所谈，就是我和马莉与《诗刊》结下的“梁子”，以及历史“情结”。
 
“口语诗”这个话题，是我很感兴趣的。“口语诗”在当下诗坛的肆虐，犹如黄河决口形成“黄泛”，对此，人们似乎只有徒呼奈何，因为在它的极其复杂的成因里，有两条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一是工商消费社会造成的文化的平面化、琐碎化；一是互联网平台对有人为设限的纸媒体的冲击，更将这种平面化、琐碎化推向了极致。后者铲平门槛，宣布了“人人都是艺术家”时代的到来。“世界是平的”，再无如铁雄关、青天蜀道，这是否会终将导致人也将是“平的”呢?无疑，口语是平的。而“口语诗”，平淡有味则佳，平平，口水，则不如喝茶去也。
 
在“口语诗”这股意欲荡平一切的潮流里，“抒情”被视为“煽情”，知识分子以及道义担当的写作，被视为“装逼”。“口语诗”作为对“朦胧诗”的消解和反动，它最初的旗帜上写的是“说人话”三个字，是蛮有点“替天行道”之大义的。那么，它究竟是“人性，更人性”呢，还是“非人化”的？对它的是非判断不简单，背后有一个“人的问题”。
 
反思一下相去不遥的“文革”乃至“十七年”，那的确是一片“无人区”，所谓艺术，如“八个样板戏”，可以说“非人化”得厉害。此所以，以“今天”派为代表的朦胧诗，是崇高而富于战斗性的，是驱逐黑暗、追求光明，争取个性解放、性爱自由的诗。也惟其如此，朦胧诗人是不自由的，作品高蹈，不染人间烟火与人欲，未能复得返自然，悠然见南山。也因此，反其道而行者，如下半身、垃圾派，不免人欲横流。按照“不平则鸣”的文学起源逻辑（西方则有“愤怒出诗人”），诗歌是诗人郁愤不平的产物，那么，平，将如何？无诗？做这样的追问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已经面临一个平的问题了，自然的社会的人生的都有。例如，火车再加飞机，蜀道行也不难；三峡游人如织，神女已很心烦。由于交通工具的现代化，天堑变通途，《蜀道难》、《登高》、《神女峰》这样的诗，或与之类似的诗，是无从产生了。平亦鸣，将如何？平平之诗就来了，口水化的诗，大量地来了。无以名之，曰“口语诗”。我最近重读胡适先生百年前倡导的“八不主义”，忽然发现，眼下流行的“口语诗”竟是如奉衣钵，最得真传。因为，“八不”是反教条主义的，“口语诗”确有将一切教条剥去之感，除了形式的、修辞的，还有审美的、义务的。这挺有意思。
 
新诗走到这一步，其来有自 。我在《旧体诗“逆袭”？》（见“羊城晚报”2015年）一文中，写过一段话：“新诗被催生于上世纪初的一场‘文学革命’，是华夏文学历程中的一个异数、变数。‘革命’基因加上传媒公共意识训导，使新诗宿命般地显得人性、人情浇薄（二十世纪是一个思潮汹涌、主义缠斗的时代），在形式上也欠缺美构（流沙河即有‘失败的实验’一说）。”相对于古典诗歌的田园牧歌，我们这个在“断裂”、“革命”、战乱、斗争、运动中走过的新诗，对太平而俗常的生活，是缺少表现经验与传统的。尤其是革命荡涤了宗教，个人的精神修习几无，而这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看电视剧，每当看到剧中人以古诗代言，比如一个单相思的卧病女子，对眼前人陈情：“落花已作风前吟，流水无情只东去”（而这是一部现代剧），我就在想：为什么不是新诗呢？新诗如果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来考察，百年忧患之下，它还是太贫瘠了。
 
我们的诗歌观念，也是重口味的。当年的朦胧诗战将钟文先生，对新世纪以来的新诗备感失望，在香山饭店的诗歌研讨会上，他预言：“新诗正在走向废墟。”“废墟”？我一时不敢置信，以为听错了，后来同桌用餐，当面请教，没错。他谈到，他对翟永明近年的作品也感到失望，见到小翟便不免有所言说，缅怀当年的《女人》写得多么好。想不到翟永明却说，拜托别再提它了吧，那首诗我是坐在医院走廊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写在笔记本上的，那种痛苦，我一分钟也不想再来过！可见其成名作亦属“病蚌得珠”。你现在回头看北岛的《回答》：“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它脚下的泥土，每抓起一把，都能攥出血来”；韩翰的《重量》：“你把带血的头颅放在天平上，使所有的生命失去重量”，这些经典力作代价沉重，无一是平平得来。然而，久乱思治，病体有康，人生有味是清欢，这份清欢，却不是寻常人等可得领略，可以道出。力作不常有，媒体要出刊，此所以劣诗泛滥？都说1980年代诗坛好，那是在长期大黑暗、大压抑之后，血沃中原肥劲草！如此机遇，不堪看。宁作太平犬，来读口水诗。
 
在西方的语境里，所谓“上帝死了”，所谓“人死了”，其实，都内涵了相关话语死去的意思，或者就是从后者见出。那么，“人死了”，诗将如何？李泽厚先生曾热切呼唤第二次文艺复兴，亦即将人从机器（物质机器和社会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再一次寻找和确认人的感性自身”，“活在自己的‘情—理世界’的心理构造里”。他的思考，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如果立足于这一思考维度，我们就会发现，“口语诗”之过不在“口语”，而在平平无物，其背后，是缺少一颗“热的”心。而且相比之下，古典诗歌这一传统资源，似乎远较新诗更能给我们以营养和修习。
 
“口语诗”泛滥是因为写来容易，亦即“敲回车键”，一旦泛滥成潮，就有着一股裹挟性的力量。一些抒情诗人因此被诱惑，或受压抑。在我看来，为人诟病的“羊糕体”、“梨花体”，其始作俑者，不过也就是牛刀小试了一把“口语诗”，只是玩砸了。“口语诗”要写得地道，好，不容易。“口语诗”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新诗的问题。学者止庵有个说法，旧诗但有好坏，新诗须辨真假。所以在给马莉诗集所作的序中（见《时针偏离了午夜》，花城出版社），说马莉是真诗人，在他看来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却使我们大失所望。之所以会落差这么大，盖因新诗泥沙俱下，无法自清门户。旧诗的格律掩盖了许多三四流诗人，而新诗的赤条条无衣蔽，却也使多少才子殚精竭虑。
 
纵观中国诗歌的历史发展脉络，由低到高，由雅到俗，总体上，原本就是向着普泛化敞开的。《诗经》风雅颂，风格高古，似乎很雅，那是由于古人淳朴、语言简古，秦砖汉瓦本属寻常，变成文物就雅了（令人联想到当代艺术的“极简主义”）。《离骚》讲究文采修辞，就贵族化、士大夫气了。到了汉魏六朝，始而“风骨”，继以“绮靡”，达于某种极致，是很高级的；但最为后人推尊的，是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到后来唐诗、宋词、元曲，这些以诗歌体式标举的时代，科举和文官制带来的是文人诗兴盛，已较门阀贵族时代的制作为通俗，诗律的凸显与渐宽渐泛，就更显出一波比一波的俗下来，元曲比之唐诗，如果不考虑格律，其实已白得很，像“口语诗”了（这自然和蛮族统治有关）。但元曲尚有形式格律之美在，还是讲究意境、诗趣的，今天的“口语诗”，却显得无此教养。新诗倡导于民国初期，成长于战乱，迭经“革命文化”、“文化革命”，实在也与蛮族统治无异，遗憾的是，它的历史底蕴太薄了。
 
 
2011年马莉个展上 朱子庆与芒克 张后♂摄
 
教养，是风雅、高贵之源，我们现在虽已普及义务教育，甚至似乎高等教育也很普及了，但那是“应试教育”，考完就交卷了，全然没有“学而实习之”那个“习”字，亦即“养成”的要求。“习”字的古字从羽、从白，据郭沫若解释，意为晴日里的振翅练习。
 
风水轮流转。不知你注意到没有，自世纪初以来，旧体诗这股势力抬头，不但有新诗人“转笔”、“双笔”写旧诗，更有许多年轻人趋之若鹜。这个现象值得注意。我是乐见这一现象的出现的。它将构成一种对新诗的竞争和挤压，迫使新诗起而应变，反抗，接受挑战。旧体诗完全卷土重来，使江山异色，似乎不大可能，但它将造就新世纪的“雅皮”，却也可能。此一势力，应是“口语诗”之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因告别崇高，“口语”化、“呓语”化，已拱手丧失大片读者，萎缩，边缘，改革求变的呼声很高，却欲振乏力。旧体与新诗相互激荡，或可平复彼此间的鸿沟，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应该别开一门比较诗学，在新诗与旧诗之间。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新诗界一味闭门搞自我纠偏，订立“标准”、“有难度写作”，不如近取诸邻，看看野火烧不尽的旧体诗，何以风华绝代，植根人心，会有所借鉴的。老祖宗的“八不主义”，也是可以修正的，例如用典，例如对偶；特别是王国维的意境说，那里面有真知灼见。新诗应该提高自身的艺术魅力。
 
张后：你对中国的诗歌教育有何主张？如果中国换一种教育方式的话，你认为前景如何？我所说的换一种教育方式，是指从传统的唐诗三百首发蒙教育改成用现代诗入手来培养儿童对现代诗的认知？
 
朱子庆：这真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诗歌建设岂止是个人的名山事业，其功在普世、利在千秋的意义，我们今人显然认识不足。“不学诗”的弊端和遗憾，不是“无以言”三个字所能道尽，然而，人，作为以言说为突出特征的动物，“无以言”已足可悲。人世间的许多悲剧由此发生。蔡元培先生有“以美育代宗教”之说，颇为李泽厚附议，美育之中，我以为以诗歌教育最为根本。海德格尔高度重视“诗意地栖居”，认为诗人是存在的发现者、持守人。这些观点都弥足深思。
 
而诗歌教育的根本，在于立心。心在人立，诗在其中矣。
 
就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我觉得中国诗歌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不是新诗与旧诗的比重问题（新诗旧诗，本质同一），而是未能将对诗歌教育的认识抵近立心一层，并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方法中的一种，应能解决诗性思维训练问题。世纪初以来，新诗内热外冷，社会上嘲讽说“写诗的比读诗的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创作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别忘了还有鉴赏者的那另一面。依克莱夫•贝尔的观点，没有鉴赏就没有艺术。杰出的创作依赖天赋，鉴赏力却可以通过训练养成。如果我们的诗歌教育是行之有效的，不要说种瓜得瓜，教育出许多好诗人，种瓜得豆，至少也收获了许多鉴赏家吧？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有13亿人口，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然而《诗刊》订户，上、下半月刊合计，也才两万。商震有个说法，目前新诗作者人口有100万。但何以《诗刊》才区区那么一点订户？顺便带一句旧诗，《中华诗词》的订户也就两万出头。全世界都在惊叹中国人暴发户般的消费力，中国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捉襟见肘，诗歌界的窘状，根子确实就在诗教缺席。
 
能改用现代诗“发蒙教育”，肯定孩子长大了更亲现代诗。但选择权掌握在家长、幼教老师手上。如何使后者（却恰恰是前提）心悦诚服于此，这里的难度的确很大。“三岁定八十”，一定即一生。这又岂是“习惯势力”那么简单。要命的是现代诗超级自由，全然不睬形式上的易诵好记，遑论内容上多“离经叛道”？“九年义务制”是教育，此前阶段应该叫作“哺育”，强调营养，尤须施教者“食髓知味”。如此一来，染指“发蒙教育”，势必导致改造我们的诗歌？作如此之想，我倒觉得未必毫无意义。
 
不管怎么说，现代诗歌切实的现实增长点在诗教。说来，现代人的幸福指数的增长点，也在诗教。这就是，从一个物质的消费主义者，变成一个审美的生产主义者。现代化办公、大生产使人“异化”，相形之下，写诗和参悟美构，真是一种可爱的小农经济体验。它有手艺性质。
 
我现在时不时会想到，应该开展一项当下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比较研究。以史为鉴，可以观得失。古典诗歌由于历史跨度大，内容宏富，又且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它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描述与认知，是经验而正道的，且宜于诵记入心。而现代诗偏于个人主观和知性，普遍性不足（共通心理积淀不够），这当然也是时下极端个人主义和超级消费风尚使然。类似《春晓》、《登鹳雀楼》这样的古典佳作，几乎可以说是万古长新的。
 
记得有一首特别上口易记的小诗，它由《春晓》中的一句，逆向想象，别开生面，我觉得是诗性思维训练的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记得当时年纪小，
我爱谈天你爱笑。
有一天我们并肩坐在桃树下，
风在林梢鸟在叫。
我们不知怎么睡着了，
梦里花儿落多少？
 
据说此诗作者是易君左，民国年代的名士。他的公子、诗评家易征，即《现代人报》创始人，我很欣赏，在他身上，还能约略看出乃父的名士范儿。现在这样的人，真是走一个少一个了。我曾在电视上，看到过张怡、白杨等老艺人相聚而歌此诗，应是民国年代流行一时的电影插曲吧。
 
谈到这里，我不能不说流行歌曲里有好诗、有好诗人，像罗大佑、崔健、台湾校园歌曲。其实自宋朝起，诗歌在自身功能上已发生裂变，“言志”和“缘情”各行其道，作为“诗余”的词更体己，似道情，应时走红。严格说来，按照中国诗歌的历史发展逻辑，元曲后的下一站，应该就是流行歌曲，亦即歌诗。现代歌诗，篇幅与句子长短均无定式，是自由的，却于节奏、声韵，有一定的讲究。由于所诉诸对象和内容的差异，格调上也有风、雅、颂之别。歌诗就是今天活着的宋词。在这个意义上，新诗的兴起，其实是“诗言志”一派路线的中兴（当年《诗刊》创刊，臧克家、徐迟他们请来的老人家的墨宝，题写的就是“诗言志”三个字），所以你能看到，它延续了“国家不幸诗人幸”的路数。诗歌走到宋，已较唐诗更为知性化了，这应该是文人士子们的部落化生存，即越来越疏离耕读而游走都市使然。社会分工使部分人从自然生活中分离出来，而且理性思辨日益发达。到了现代，官员、教授、专业创作人员，体制化生存，使他们市井生活亦稀，现代教育与网络化生存，更使我们的生活愈益符号化、虚拟化、抽象化（据说有一家长餐桌教子，问：“你知道盘子里的菜是怎么来的吗？”答曰：“是盘子长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当人们都在蜂拥而上北上广，其诗性生活却在减退，此所以周末、节假，人们要蜂拥“下乡”（实即“还乡”），仿佛“生活”在别处。观光景点如今成了诗人的热门题材，在旧体诗界尤其如此。说观光景点里的活动不是生活，肯定偏颇了，但那的确是一种观光消费，这类活动产生不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妙体验。这是很无奈的。陶渊明、李白、苏轼以其行迹为山河增色，我辈徒有“登临”的份儿。
 
现代社会是一种工商法制社会，法网恢恢、道德藩篱，已经把传统社会士子、骚人涉足、涉笔的许多东西列入禁区，比如在公园、景区，菊花不准采摘，街边、小区的草坪已不能踏足。一个都市长大的孩子，天天见芳草而不能一亲香泽，你说他能写出（或读懂）“天涯何处无芳草”吗？现代社会生活的盛规矩、尚洁癖，在文化“生产”上将会带来什么？老歌德当年在楼上窗里，看到街边耍斗的孩子见警察来驱即作鸟兽散，感慨孩子长大势必怯懦，是很有见地的。贾岛有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什么不平事？干卿底事？你极端分子啊？杀人皆罪，唯法正义。如此，诗人何为？李贺有名篇《苏小小墓》，柳永为青楼姐妹写过不知凡几的妙词，这些搁在今天，是要被拿来问罪的。其实，放眼现代世界，我们会有很多诗人何为的疑问，因为诗人所能为的空间，亦即人之所能为的空间，着实已经不多（阿波罗登月后，中国的月亮也被解构了）。现在街上老人摔倒都扶不得。还有城管驱打摊贩。你得佩服白居易，他在朝为官，居然敢写《卖炭翁》，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谁都知道“汉皇”即吾皇）——当然，写这样主流的诗，作为一个现代诗人自然是不齿的。其实恰恰社会越是如此，越是需要诗人，需要诗歌，因为，诗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在一个世故而算计的社会，独有诗人驱虎豹，更无皇帝敢新衣••••••呵呵，这真叫虚张声势了。打住吧，创作自由，哪能向诗人要求什么!
 
话扯远了。你说到用现代诗代替“唐三百”发蒙，《远与近》如何？文字是很清浅的。但与上面所谈《春晓》相比，我觉就有正变之别：
 
你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所谓教育立心，除了引发儿童正道的五伦感情（即天地国亲师）之外，授予正确的认知之道（名实相副）也很重要。从诗教角度反思一下现代诗是有意思的。现代诗对现代社会的反映是正呈相多呢，还是变呈相多？当年那场朦胧诗论战，所谓“令人气闷的朦胧”，说的就是主题的过于曲折隐晦。这样的诗像无法回正的魔方，成人把玩或可，以之“发蒙”就困难了。《远与近》较之《春晓》，就属于变呈相，更曲折隐晦。有一个词叫“变态”，与之相对的是常态，亦即正态。《远与近》拟态的情景，相比于《春晓》，更多变态意味。而幼教，总以“正名”为先。你可能会说，这未免太正统了。三岁定八十，焉可不正。现代诗取悦现代成人已难，欲入儿童耳目，就有路径上的障碍了。早有西方学者指出现代艺术的“非人化”问题，眼下中国诗坛的现代诗，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突出？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之道，一在授予存身技艺，一在建构心性本体。而美育之于立心的重要性，有关当局恐怕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诗歌教育对缔结现代人“情—理世界”的心性本体至关重要，以诗启蒙虽属传统，是“习惯法”，却又很现代，应是素质教育的必修课之一。上面谈到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它涉及的其实是一个不为物役的“反抗现代性”问题。
 
现在我们关心顶层设计的多，你从关心现代诗的命运出发，思及发蒙教育，这其实是个“人的设计”问题。兹事体大。
 
 
2007年暑假朱子庆朱力安父子对弈军棋
 
张后：当代中国，诗歌越来越边缘化、小众化，诗人似乎成了一个弱势群体，有什么方法可以重回所谓昔日的荣光吗？
 
朱子庆：重开科举，以诗取仕。这当然是天方夜潭了。
 
诗歌之所以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确是和圣人垂教（孔就特别重视诗教，与柏拉图大异其趣），特别是官家以诗取仕，有很大关系。以诗取仕把诗歌摆在了一个显要的价值位置，自然就成了显学了。官员、士子这些主流社会成员，被一网打尽，都成了诗人，就是不那么高明的，也附庸风雅，成了鉴赏家，可以群起点赞诗歌。何况上面常常还有皇帝（像李煜、宋徽宗）或领风骚、或附风雅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现代高考已不能与科举同日而语。这不仅是考不考作诗的问题，还有一个“思想资源”（即儒教）问题，更有一个皇帝钦点状元，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光宗耀祖的问题。既有现实考量，更掺和着精神价值诉求。当然，要命的是取缔思想自由。而如今的高考，着眼的已是名校和专业，纯粹在生存漩涡里打转转了。所以，即使考作诗，也难有古人那种比较神圣之感了吧。
 
但高考如果有作诗一项，对于重振诗教，从而使诗歌摆脱边缘化困境，无疑是一剂良药。因为历年的盛况告诉我们，国人对高考只看重是无以复加的。列入高考项目，无异于国家为诗歌“背书”或“立宪”。眼下最值得反思的也许是，为什么新世纪以来诗歌边缘化得如此迅急？工商消费社会是不是一个消解诗意的社会？反功利主义的纯诗观流行，对诗歌的普遍审美价值究竟是加分还是减分？也就是说，诗歌的边缘化是否与诗人的自我责任放逐有关？面对工商消费社会的巨大侵蚀、“异化”作用，诗人是否有足够的警觉和切实的抵抗？
 
放眼全球，诗歌因受众和作者的萎缩而日益边缘化，不独中国如此，它是世界性的，趋势性的。但是在同样的大环境下，旧体诗，目前却呈彼消此涨之势，创作群体再度集结、膨胀，各种官刊、民刊也在“放量”，不能不承认，古典诗歌传统在现代中国活力犹存，相形之下，就显得新诗内部的“行业整合”显然不足。
 
新诗应该大力提高自身的艺术魅力，这是它深入人心，与旧体诗争胜的必由之路。
 
重拾昔日辉煌之路曲折艰难，盖因为，本质上，人的诗性思维以个体成长的某一阶段最为旺盛，会随着人的社会历练见长、理性而转衰，准此，人类族群的诗性思维，也以其成长的某一阶段为勃兴，而随着社会历史走出蒙昧、日趋文明、科技发达，同样地随成长而渐弱转衰（你看少数民族，普遍能歌善舞，而高度驯化的汉人，好像大都成了沉默的羔羊）。文化的存在体量也会使人厌食，挤占创新空间，钱钟书参观了哥大图书馆后就感叹，汗牛充栋，不必再写书了。诗歌乃是一种创作，“自古名山僧占多”，当千古江山都被他者履过、写过，则后来者何为？当古诗成了今人的代言品，久而久之，就成了成语。满世界尽被成语化的时候，非诗化，会不会就成了诗歌创新的华山一条路？此所以有垃圾派、废话诗、脑残体？凡斯就跟我谈到过搞垃圾派时，他是有过题材上的考虑的。下半身也是一种题材冒险。余秀华能写出那样一些诗，你不能不说和她的“脑瘫”，亦即在现代世界的生活受限，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我曾拿她的成功说事，恶搞了一回老刀们的“脑残体”（《诗坛叶公本是梦“残”人》，《羊城晚报》）。
 
我身边的诗人马莉是另一路的典型。马莉一直保有令人称奇的创作活力，在心性上，她就属于长不大的孩子（“天人”）那种异类。她从小“自闭”，不喜聚游，耽于秘处、幻想。这使得她耳聪于摄声，心灵于揣想，目不直观而径成像。当她涉足户外，则处处新奇、无动不惊，闻花香，见果异，自然折花而嗅，摘果就口，津津有味，旁若无人。如今一把年纪而依然如故。马莉《南方周末》的同事，有一天议论起马莉，左方说：“马莉是出污泥而不染。”沈灏纠正说：“马莉天生就沾不上污泥。”这是一种很难见容于现代社会的生物。当然，这也使她得以“保留对世界最初的直觉”，写出“海水难过时，会溅湿一个人的扣子”，“我找到一只乌鸦，就要唱歌给它听”诸如此类的诗句。马莉有一首《海边的房子和罐子》，我极喜欢朗诵，诗中就有“罐里盛着咸水/咸水盛着白浪/和海边的房子/和白浪里的海边的房子/和白浪”，这种视觉和听觉的通感，就有很大的冥想味道。
 
对于诗人处于“弱势群体”这一观察，我想，恐怕应是有争议的。诗人在科举时代的“显贵”是明日黄花，在朦胧诗时代的“显贵”是一场春梦。在今天这个很可能很漫长的庸俗的时代里，诗人想获得怎样的光荣？这是一个工商资本和科技主宰的时代，典型特征是科技兴衰与股市涨落已成时代的脉搏。诗歌堪与争锋？
 
如果我们把新诗、旧体诗和歌诗（流行歌曲）做一体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诗人并非“弱势群体”，只是诗歌诸体以其功用的不同，而有世俗地位的显隐。行于时者未必久于世，且看物竞天择。
 
“天择”实亦人择，是人类社会的抉择。欣逢“盛世”，强国梦频，诗人原是应该更有些底气的。
 
诗人何为？努力为之。正如新诗鼻祖胡适的名号所示，胡适？适之。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
 
如果诗人不是把自己也变成利益集团一分子，而是克己担当，躬行“诗教”，修辞立其诚，诗歌或可以其增益社会福祉，而赢得更大光荣。
 
张后：你对中国女性诗人的现状有何话要说？许多女诗人“诗而优则画”，可以从马莉姊谈起？
 
朱子庆：女性诗人的崛起，是新时期以来的一大诗歌风景。“文革”前十七年有什么叫得响的女诗人吗?好像真没有，我曾浏览过那个时期的诗歌书目，现在能记起的女性诗人名字，也只有一个殷光兰了。“文革”期间就免谈了，男性诗人也尽被扫荡。文艺是一面社会的镜子。“样板戏”里的女人，不是寡妇，就是老公跑单帮去了。但有一点，她们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升，尤其是在后期“样板戏”，已经凌驾于男性之上了（如《海港》、《杜鹃山》），这或与江青女士的“女皇梦”有关，但客观上，安知不会使满世界的女性为之扬眉吐气？写到这里，我想到朱力安写的《老爸的光头》。当年我欲剃光头，发廊小姐问：“你太太同意吗？”儿子耳旁提醒：“老爸，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为什么会这样？女权也。“文革”前女性地位有这么高吗？有论者指出，舒婷的成功，为女诗人群体的崛起起到了示范作用，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以“文革”为分水岭，其前其后，女性诗歌“生态”会冰火两重天？这也是涉笔所至，才使我颇感惊讶地想到的一个问题。
 
无可否认，女诗人的艺术直觉得天独厚，所以一旦唤醒，灵气四溢。
 
在眼下这个快节奏的现代世界里，女性以其爱美和母爱两重天性，敏感而细腻地慢生活着，所以其时代感知别具只眼。加之心性纯洁，她们自然更多地为爱与美的女神所眷顾。一般说来，女性总不如男性涉世深，但审美感觉恰又讲究“距离”。还有，女性更天真，更人性，不那么急功近利以致“异化”。凡此种种，造就了女性诗歌风景独好的这一面。 我的这些说法，也许多少偏于我从马莉这里所得到的观察吧。
 
时下有不少女诗人在画画，像海男、潇潇、赵丽华、李明月、宇向、阳子、三色堇、安琪、杜青等。马莉画画是起步很早的，她从小就画画，可以说无师自通；后来考大学，在报考中文还是报考美术有过纠结，只是觉得美术可以自修，而文学必须系统地学，这才考了中大中文系。1991年2月，马莉在广州艺术家画廊举办第一个个展。是时任画廊总监的陈小丹女士在朱力安的T恤衫上，发现马莉的手绘十分好看，就来我们家看画，那时客厅、卧室、餐厅到处都是黑白画，当即拍板要给马莉办个展。那时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还在沉睡中。互联网兴起后，马莉开新浪博客，继续画画，而且从原来极简的黑白画，一变而为奇瑰的抽象画。诗人老巢对这些作品很欣赏，颇为铺张地在一期他主编的〈诗歌月刊〉上，从目录到内页，通刊采用马莉黑白画作装饰、配图，效果强烈，尽享殊荣。
 
此后马莉的一个飞跃，是开始了架上绘画：画油画，出手不凡，热情高涨。其中，尤其以“中国新诗百年百位诗人肖像”的主题创作，特别聚人眼球，每完成一幅上传，都给人带来惊喜，所画梁小斌、芒克、顾城、海子、西川、食指、谢冕、耿占春、韩东、于坚、李轻松、海男、张后，不一一例举了，从画主到作者的风格，辨识度都极高，为网上、纸媒广为转贴采用。马莉的诗人肖像画被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人士大加赞赏，在互联网刮起了一股画诗人肖像的旋风，继之仿效者颇多，各种诗刊也竞相以诗人画像装饰门面。诗人的面孔，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画家们所热衷过吧。
 
与此同时，马莉以其成功跨界，在女性诗人群里带起了亦诗亦画的跨界风气。脚踩两界的男性诗人向不乏例，像严力、吕德安、牛波、寇宗鄂、魏克，但大都以绘画当行；朦胧诗老将芒克（我们都叫他“芒爷”），是诗人跨界的先驱，还有像俞心樵。但这似乎一直是男性诗人的强项。女性诗人是在马莉一战成名后，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染指绘画，而且很快显示了她们天分的这一面。
 
使马莉的一战成名的，是2011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个展：《触——马莉中国当代诗人肖像画展》；在2号馆二楼宽敞的大厅里，一举展出了三个主题71幅油画作品；展场规格之高、宣传力度之大、画展开幕式之盛况，乃至画展骄人的销售记录，都使马莉站到了女性诗人跨界的风口浪尖上。今日美术馆是北京民间美术馆头牌，许多艺术家镀成金身的地方。此展系由南方周末报主办，该报四度刊登马莉画展广告，广告辞是：“重新认识我们的马莉！”马莉是作为该报代言人出现的，足见该报对其艺术实力的高度信任。在此次画展上，有三个买家合计购藏马莉28幅作品，其中著名出版家、学者贺雄飞购藏了7幅，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诗人肖像20幅。美术界“大佬”栗宪庭、陈丹青都为马莉画展作序。央视、腾讯、中国文化报、诗歌月刊、南方人物周刊、南方都市报等都有报道，《名作欣赏》杂志和南方日报出版社还为马莉出版了画册。
 
在现场研讨会上，学者止庵特别强调说，不能以马莉以诗成名在先，就冠以诗人画家之名，马莉天生就是画家，和诗人不诗人没有关系。其实，马莉的第一个画展（1991年），就是在广州美术学院李正天先生激赏之下促成，李老师还为马莉的画展写了《前言》。
 
2013年，著名诗人梁小斌突然中风住院，因为没有工资、医保，治疗很差钱，叶匡政等诗友于是在网上发起募捐活动。马莉起而响应，将得意之作油画〈蝴蝶船〉付之网拍，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里，成功拍出，募得善款15万元。此举再次令诗界朋友刮目相看，鼓舞了意欲跨界艺术圈的诗人们。
 
坦率地说，从马莉这里我也深受鼓舞，我自奉“陪读”，耳濡目染，也获益不少，以致2013年的某一天上午，趁马莉高卧（那时我们还住在辛店艺术园区，她一般上午都起得很迟），我便抄起她的画框画笔，浓墨重彩，画了我今生的第一幅油画〈自画像〉，让春眠不觉晓的诗人醒来大吃一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又画了马莉的肖像和诗人沉沙的肖像，再后来是《游走的狗》等五幅。2014年我的这幅油画处女作〈自画像〉，参加了题为《20年—我们一起走过（1994-2014）》的宋庄艺术家自画像群展，并被宋庄美术馆购藏。
 
回想起来，我还是在读中学时倾心过画画，水彩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实为勾线填色），曾与我的那首诗一样，被展出在学校的宣传橱窗里，毕业时，被我们班的班长朱共培拿去收藏，如今也不知存世否。我的美术老师是著名画家赵士英先生，教我们时，所画《鲁迅》已参加全国美展获奖，后来跳槽到《舞蹈》杂志社，我在〈人民日报〉和不少杂志上，都看到过他画的舞蹈速写和插图。 那会儿中学老师里出人才，刘心武、张同吾都是。
 
对于渐成风气的诗人跨界画画，我认为应该与诗坛旧体诗的复苏，一并视为民族文艺复兴的可喜现象。盛世兴文，这个文正是以文艺为主的广义的文化。回首我们漫长的传统社会，本来诗人就是琴棋书画兼善的，在历史走过了一段弯路后，经济社会繁荣和个性解放，使现代诗人得以释放多方面的才艺。
 
“诗而优则画”的提法蛮鼓舞人，事实上，诗才乃是文艺创作的一种根本性才能，亦即慧根，但有慧根，无施不可，触手成春。所以，我是乐见将有更多的诗人跨界的，而且预期这些诗人画家中，必有在艺术上大展雄才者。我的理由，还是诗才的这种慧根性。
 
张后：你回到北京之后，选择定居在宋庄，你对这里的环境还满意吗？当然包括生活、艺术、学术等等方面？一般情况下都与哪些艺术家打交道？都做些什么或谈些什么？
 
朱子庆：借用朋友赵庆的诗句来表述，宋庄乃是共和国的一段“盲肠”。这个说法太有意思了，“盲肠”二字大有可玩味之处。好像据现代医学研究，盲肠之于人的整个身体，是一个没有什么功能作用的器官，所以一旦它有炎症，往往就落个一刀了之的下场。但天生一个盲肠在，它不是自在的；它是自为的，它为自己而存在。而据说美这个东西也是非功利的，“信言不美”，没有一个商业合同像一首诗；与之同理，艺术也是如此，无用。别名画家村的宋庄，恰与艺术同构，与盲肠同构。又由于它的独立自为性，它与周边世界亦即共和社会，确乎有些不同，不说“化外”，也多少有些“化不了的外”。当然，现在的宋庄已在手术中。
 
宋庄有一个文化上的占位特点，它在六环外，但黏在北京，不在帝震中心，却与之有着微妙的脉冲互联。不离不弃，若即若离，正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我们选择定居宋庄原本考虑不多，就是投奔画家村来了，马莉一门心思想画画，我刚好又是北京人，也算是曲线回京。窃喜是有的，广州是一个烟火人间好世界，然而作为文化人，终究不免有点寂寞无欢。
 
我们先落脚辛店园区（2011年），源于热心的大鼓动家于建嵘的一番话：“还回去干什么？马上租个院子住下，让马莉画画！等什么过两年再过来？心气都凉了。”说得真好。于是找房子。我们选定了辛店园区的一个农家小院，这里不仅价钱便宜，周边朋友也多，像张礼诚、于贞志。身上没带钱啊，是诗人潘漠子先代垫的；砍不下价，是诗人卧夫帮着砍的价。至今那一幕历历在目。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宋庄，你说我们能不喜欢吗？
 
宋庄的确像是一块飞地，很多别处已不见或不常见的生活方式，还在这里上演着。说现代它超现代，说传统它更传统，总之这里是更交融更人性的。像我们在辛店时，后院住着一个和我们的儿子同龄的画家兄弟，你会不自觉地挺上心，有什么机会总想招呼上他，有一次，院子里来了一只小狗，怎么也赶不走，一个电话，他便骑了三轮来，将它接走。城里的一个朋友送我们几只小鸡，春寒，不懂照顾，一个接一个死去，让我们心惊肉跳，剩下最后一只，我们送给后院的画家兄弟，希望能逃出生天，结果还是死了，说罢这件伤心事，却见隋青捧出新作，他用他的画笔，使这只可怜的小生命获得了新生。伊蕾搬家，空间压缩，家具堆砌，遂招呼我们上门任挑，连同大长沙发、五个桌子、三把太阳伞，还有锅碗碟，两度满载而归，弄得我们原本略显空阔的画室，一下子变得温暖、阔气起来。艺术大佬祁哥的妻子小文，诗人玙，支援我们院子的建设，送葡萄树。装置艺术家芳芳顺路捎两株野葡萄来，恰巧我们外出，就从院门上方抛进来。忽接前楼画家杨洋电话，说小菜园收了些棒子，装了一袋，叫阿姨搁在院门口了，指定是给鸡吃的，要我们记着拿。我们院儿里洋姜丰收，吃不过来，结果诗人刘霞的树美术馆艺术餐厅，就多了一道名为“马莉洋姜”的开胃菜。艺术家白新城两口子，则对我们的脚丫塘贡献了一株白色睡莲，还有桑树、枣树。我想为马莉做一架秋千，老白慷慨送我两根长木头……似这般共享式的生活，只怕别处难寻。
 
宋庄越来越大，各门类艺术家云集，跻身其间，会使你的知识视野、操作能力，更开阔而自信。像前几年，每到冬季来临要候鸟南飞时，我们会在栗树咖啡画廊举办一场诗歌朗诵会，由于这里各种要素齐备，几乎没花什么成本，就把朗诵会做得风生水起，一曲难忘。第一年我们策划了《芒克马莉诗歌朗诵音乐会》，芒爷的朗诵那真叫“大腕儿”。还有姬国盛的朗诵表演、旺忘望的口琴、徐怀超的吉他演唱。第二年马莉个展，朗诵会都是少不了的，李轻松、潞潞、冯楚、张后、阿西、殷龙龙、广州的朗诵家DJ马莉，都远道而来。去年12月，我和马莉发起，在树美术馆艺术餐厅举办迎新年AA自助联欢晚会，响应者破百，气氛超好，马莉拿出自己一幅细密画，现场抽奖赠出。在这里，艺术与生活交融为一，你说是诗意地栖居，也不为过。
 
但如果说这里就是世外桃源，那肯定不对。屡屡被取缔的老栗的独立电影节、行为艺术家被拘、艺术家工作室被强拆，也都曾使宋庄波谲云诡，风声鹤唳。
 
只要肯用心，这里当然是交流、学习的天堂。宋庄镇43个自然村，来自天南地北的艺术家近万名，美术馆、画廊之多令你咋舌。
 
张后：我发现你对造型艺术特别敏感，几根小树枝，就让你砍吧砍吧变成艺术品了，你怎么发现你有这种创造能力的？是否想一直这样进行下去？
 
朱子庆：自从去年入冬以来（2014年），我确实和木头结下了一点缘，整整一个冬季里，大大小小做了近10余个摆件。马莉最不待见我游手好闲，老想把我往艺术这条道上整，就格外热心地张罗和指点，这个配个座，那个要再修饰一下，还煞有介事地摆上台面。你知道宋庄是个大染缸，大凡进去的人，衣裳、手上不沾上点颜色是不可能的；但那里也高手如林，所以我虽有染指，却重在体验，不是很想往造型艺术上靠。我怕越靠越像艺术，我宁可做一种准艺术，或曰亚艺术的东西。老实说，有一件天趣盎然的槐根，为追求面相的艺术化，我给它涂上了金属铜色，结果怎么看都像个工艺品，后悔死了。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我和马莉一直是南来北往地走。那年10月，儿子朱力安回国探亲，看画室陈设简陋，尤其缺少取暖设备，便网购了一台法式壁炉，朋友又介绍了木柴商，于是得偿所愿，我们可以在北京过一个冬天了。所谓果木柴，都是由果园淘汰的老果树，截段儿劈成，硬实耐烧。冬季里每天下午四点来钟的样子，天色转暗、降温，收拾废纸、树枝引火生炉子，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但就在一两天的投料后，我发现手上的木头大可玩味，烧之可惜。它凸凹有致、似鬼如人，分明有一个熟悉而陌生的面孔隐然在焉。举起来叫马莉看，也啧啧称奇。于是，留下。一来二去，发现渐多，有的如牛，有的似鼠，有的肖丰臀，有的类马面，揭去树皮，还会发现不可思议的虫书。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到外面拾柴或者闲逛，就不觉多留了心眼，随着天眼渐开，竟有许多俏物现身涌来。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人斯仁至矣。”说得有道理。
 
天地有大美，闲者偶得之。有一回到宋庄邮局取汇款，点屏得号，前面排了好几十位，心说且等呢，就出来溜达。习惯性地边溜达，边把沟边墙角瞄了一个遍，结果，就在门前的干沟里，发现一截半埋的树头。拔出来端详，泥满面，鬓如霜。当我用树枝细细剃除泥土，渐显的造型把我吸引了，我惊讶树根竟有如此优美的扭转，惊奇它在分叉和扭转时，何以要酷肖人身，而且点算下来，竟似一家三口。那细腰丰臀的女体，一胯与旁物结合，翻成一臀；一胯垂伸作腿，扭转为膝，膝又作臀，膝垂小腿，小腿又分下肢，赤条条宛似一个刚刚诞下的婴儿。爱不释手，回家继以操刀，当诸体毕现，收拾男体下身，心说，此处或有阳具，真就出现了。当我在做这一切时，那种欲探欲奇、柳暗花明的发现的喜悦，确乎不是写诗作文所能媲美。这是以发现为主的一例。当时不知这是什么树的杰作，后来阅历渐广，我才知是个槐木树头，特多扭结的奇根，正是龙爪槐的一个特点。
 
初入宋庄，我们落脚在辛店村。去年，一条大路豁村而过，有近半村民拆迁，人去院空，等待推平。我和马莉闻讯前往捡漏，挖月季花、紫苏草、香椿树，拣瓦片、鹅卵石，还颇挖回几棵银杏树。我们院子里有一脚丫形水塘，塘深1.8米，天光云影，菱角睡莲，环以银杏，格外雅静。可偏偏死了一棵，看看回春无望，我把它起了出来，不甘心地反复端详，想把根留住：“做个纪念也好啊！”银杏树根皮干净、光滑，木质松软，刻来不费劲儿。当我读出一个忧郁的羊脸时，不禁为之一震，那年正是羊年，真是求仁得仁啊。在我把羊头侧转，顺着左侧“发髻”目光上移，我分明看到一个简约又硬朗的牛头。牛头上的两个弯角，又变形，成为一个细腰丰臀的女体，修长的腰身弯垂下来，自然就成了牛鼻，那个“发髻”毛扎扎的，此时像煞牛鼻头。羊的右侧“发髻”向上幻变延伸，形成另一女体，奇妙的是，此女体为背面，彼女体作正面。更有趣者，这背面女体，又俯伏在一个更丰肥的女体之上，而鼓突的牛眼如男根，与牛鼻和牛之一角，恰又结构出一男体••••••循着这些发现，刀刻之，打磨之，因有修补，最后又薄了一层金属铜，此件《忧郁的山羊》令我爱不释手，一回看，一回称奇。伊蕾说，在自然界有很多雌雄同体的现象，信然。
 
至于《鬼达利》和《屈大夫》等，就用了更多刀刻的功夫了。但我决意要“替天行道”，只愿，用老栗的话说，“随物赋形”，我觉得天工之妙出神入化，是人为艺术所不能比拟的。
 
带着发现的眼上路，总能不虚此行。去年夏天（2015年），我和马莉到北戴河中国作协作家之家度假，乘便一探未来的亲家，结果在一山边小村，颇捡到不少有趣的树根。这都是些梨树的根头，褐色，硬实，特点是大多有一梨头大小的球体。带回宋庄后，照例是粗剪一下，丢入脚丫池。一周后，料已泡透，捞起除皮。树根有佳色，每在除皮后。任是多么邋遢、脏乱的树根，一旦除皮，已有三分可观，盖因木纹肉色自有天美。除皮带垢，此时的树根，纯是一派清新。而原本隐然若在的种种形态，此时活现目前，自己也不免自赞：“好眼力！”从北戴河带回来的梨木根头，颇做出了几件好东西，其中一件《吊烧鸡》最是馋人。此件得来全不费工夫，除皮一看，活脱脱就是它，细长的脖颈隐见椎节，鸡脚翅膀自然异色。我曾探索过木雕的防尘防湿以及防蛀保鲜问题，特别是原色保鲜，因为木雕一旦着彩，则木质木色木纹皆掩，犹如果子而色香味全无，天趣尽丧。最后，我发现无色鞋油最能尽职。这还是马莉告我，究其来源，得自广州美院李正天老师，李老师则系采纳学生的发明。说来，这又是混在艺术家成堆的地方的好处，哪个艺术家会把用鞋油上光，堂而皇之地写进书里呢。就是用了这种鞋油上光、保鲜，使这只吊烧鸡，成为我收获的为数不多的纯天然木雕之一。
 
我从做木雕、根艺得趣良多，养虫刻木，采根积材，我想我会乐此不疲地做下去的。或许有一天我会展出这些东西吧，但现在我且享受这手艺之乐。
 
我很犹豫的一件事是，在绘画和木雕之间，也许我终将有一次抉择！
 
张后：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你长的酷似蒋公？有没有剧组想请你演蒋公？
 
朱子庆：经常在一些公共场合被说起我像蒋公，大概这让马莉也觉快乐，所以也乐得摘下我的帽子，为众人一展蒋公颜值。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只好自嘲：“像可是和是差得远啦！”
 
记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此一说，可以肯定的是，上个世纪就有了。也就有了一些有趣的遭遇，例如第三条道路的一个诗人，把我介绍给了他认识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一个朋友，据说那位朋友还把我的照片给了演员剧团团长祝新运。祝新运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红二代、可爱的潘冬子的扮演者。我读中学时，写的生平第一首诗，就是看电影《闪闪的红星》，被发表在校园的宣传橱窗里。那时我是学校广播员，童乃圣老师管宣传。当我把诗给他，他似乎有点不相信，问我真的是你写的？我说是啊！好像过了三天，这首诗登出来了：
 
我家小弟弟
今天真欢喜
进门立正敬个礼
高兴劲别提
不等我开口问
他就说开哩：
英雄潘冬子
勇敢了不起
刀劈火烧胡汉三
看了真解气
我是红小兵
向冬子来学习
我也要做党的娃
紧跟毛主席！
 
很主旋律是吧？人的文化起点是很难选择的。我们读小学一年级时，语文第一课，记得好像是《东方红》。后来自己开书店了，偶然翻看《千字文》，才读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当真震撼。“天地”是什么概念！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文化起点！
 
后来我参加北京市少年宫诗歌征文，作品被诗人钱光培老师讲评，那组诗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记得题目叫《铅笔刀》。我家本没有这么个弟弟，却写得确凿无疑，你看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当然，如果诗歌不允许虚构，世上也就没有《神曲》了。《闪闪的红星》这部片子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黑白片，一下子进入彩色影片，反差太强烈了。尤其是有一个镜头，满目青山绿竹，一江春水，金黄色的竹排顺流而下，李双江的一曲“小小竹排江中游”从画外飞来，真是美极了。那时的我们眼干净，心也干净。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年，电影《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剧组在中山市举行开机仪式，我的同事上司柯可被聘特邀编剧，拉我去散心，不料一进会场，就被镜头和与会者盯上了，以为我是蒋公的特型，因为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都到场了，唯独不见蒋公。我躲到紧边上喝茶，还是有人过来，站在身后合影，后来导演干脆把我邀到台上，和特型们一起做秀。那些特型都很矜持，不苟言笑，看来一旦做了特型，就要时时在“状态”里，以便养成型主气质。但据说，西方电影界不玩这个。遗憾的是，几位特型均非大牌，不然现在我也可以炫耀一下老照片了。临了，导演邀我做备用，还交待赞助商中山礼服公司，为我量身订制了一套中山装，在公司会客室墙上，我看到许多明星、要员的着装照，像成龙、刘德华、李连杰啊，等等。这套中山装我在两个月后如期收到，上衣左片的内里，绣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还绣上了我的名字。穿上一试，合体又端庄，似比穿西装更多几分庄重，心里很喜欢，对出演蒋公，也不免有了一点向往。马莉今日美术馆画展开幕那天，我就是穿了这套孙中山装与潇潇一道，主持了现场诗歌朗诵会《今夜风向南吹》。那个电影，后来却没了下文，好像资金不到位，没拍成。
 
2014年母校中山大学建校90周年，校庆的核心项目之一，是邀请90对当年的“爱人同学”，重返学校，再披婚纱。校庆大会的舞台，就搭建在我和马莉当年搞订婚舞会的小礼堂前，当年我们的浪漫之举的结果，是马莉被勒令写检查，放入个人档案，毕业分配我们两人被刻意拆散（此事在央视的《见证》和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谈得较详尽），所以，学校此举，实在无异于公开为我们俩平反。学校还从90对伉俪中特选了9对，说是最具代表性的，给每一对拍一部15分钟微电影，在腾讯视频播映。著名纪录片《靖国神社》的导演李缨，担任此片总导演。我和马莉有幸入选，被化妆成90老人，在“如果我老了”的遥想和回望中，叙述了当年的校园恋情和无悔执著，最后在一曲深情的华尔兹中翩翩起舞，当真过了一把拍电影的瘾。我们这一集题为《90燃情起舞》。
 
 
2013年10月马莉朱子庆在马莉新书推介现场
 
张后：谈谈你的家庭好吗？我知道你原来是北京人，因为念书时与马莉姊恋爱、结婚才去广州生活的，你父母是怎样的？他们对你文学启蒙起到过什么作用？或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朱子庆：我的家庭啊，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与马莉在政治话题上一旦有分歧，比如谈到“文革”，马莉就说你工人家庭出身，当然没有受到冲击啦。也确实如此，那时外地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还住过我们家里。我依稀还能记起，那些女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见毛主席的前夜，那兴奋的面孔。因为生长在北京，自然也就参加过一些国事活动，比如到长安街站边，挥动小红旗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参加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集会游行，我被安排走在队列外侧，声遏行云地率众高呼口号，这使我练就了一副好嗓子；还参加过纪念堂建设劳动。读小学时，我是校合唱队指挥；中学，是校宣传队员，表演过独唱、折子戏。
 
由于这些政治历练，我在读中大时，写过一首只有一行的诗〈标语〉：“神经性皮炎”。我把这组小诗〈标语集〉抄给了同学、紫荆诗社社长辛磊，他把它发在了〈红豆〉杂志上。辛磊是马莉的湛江老乡，而马莉读书时，已在〈人民日报•大地〉发表组诗，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发表诗歌，还没毕业就加入了广东作协。说来，当年我们中大的校园诗人相当有实力，马莉就不用说了，辛磊的诗被谢冕先生选入〈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选〉，吴少秋是大家都看好的诗歌才子（柏桦在回忆广州的读书生活时，写到过他），创作手法很现代，有一首诗，题为〈春天，一个孩子掉进河里〉，陈小奇后来更是以一首〈涛声依旧〉走红全国。我们读书时，还排演过苏炜主笔的大型组诗〈潮满大江〉，苏炜现在执教耶鲁大学，去年还出版了旧体诗集〈衮雪庐诗稿〉，我给做的“跋”（〈公且住，读苏子〉）。
 
那个年代的诗人，每逢读到好诗，会按捺不住要与人分享，辛磊就在一次散步时，跟马莉谈起过我这首诗，说，你知道吗，七八级有一个男生，北京的朱子庆，诗写得不错。随即把这首诗念给马莉听。马莉心说，哦，就是那个在“迎新生晚会”上，朗诵郭小川〈秋歌〉的朱子庆？
 
我曾多次因为朗诵诗而得到幸运女神的垂爱。我给马莉的第一印象，就是站在舞台上激情朗诵〈秋歌〉（她也很喜欢郭小川，发在〈人民文学〉上的两行一节、长句式的〈竹颂〉，就能看出小川体的影响。马莉天分极高，从不僵化，总在蜕变），个子高高，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现在又有辛磊向马莉介绍我的诗；后来我曾在〈鲁豫有约〉朗诵过的〈致马莉〉，则因获紫荆诗社征文奖，被公然贴在中大图书馆西侧宣传橱窗里（当时用的标题是〈致ML〉）。再后来，一起排练诗朗诵〈潮满大江〉，我是领诵，马莉是导演；一起排演话剧〈同辈人〉，我饰哥哥，马莉饰妹妹，如此这般一来二去，焉有才子佳人，失之交臂之理？一见钟情是脆弱的，不断钟情方能行远。
 
我的另一次幸运朗诵，是和马莉出席“华语传媒大奖”启动仪式，席间，评论家谢有顺提请我朗诵诗，我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现场热情高涨，遂又朗诵了一篇〈前赤壁赋〉。记得在座有多多、徐敬亚、于坚，那次，马莉朗诵了〈荒原〉（片段）。下台刚落座，广州方圆集团的副总簧新发先生移坐过来，说方圆集团10年大庆在即，拟举办大型庆典活动，想邀请我去朗诵〈海燕〉，兼做主持人，说此诗在那样的场合朗诵最是相宜，必能激励全体干部员工。这次演出，使我得以领略当时房地产企业的红火和豪阔。
 
说回我的家庭。我父亲祖籍山东诸城，是北京友谊时装厂的厨师，受父亲影响，我于烹调有感觉，颇讨口。父亲喜欢唱戏、下象棋，我家有一张他全副行头的剧照，很气派，他饰演老旦，《三国》里的吴国太。得其遗传，我小学五年级考呼和浩特市京剧团很顺，通过了复试，不过在最后体检一关被刷了下来，心脏有三级杂音。我妹妹阿兰也一块儿考过，过了初选一关。京剧演员之梦未圆，不过唱起大段的现代京剧，我至今底气犹在，有时气冲霄汉。
 
父亲的文化程度几何，我竟没问过，只记得某年冬天，我在外屋泡脚，父亲对我说，你喜欢诗，你知道乾隆皇帝也写诗吗？他写过一首《过金山寺》，随即背给我听：“青山竹影几千秋，云索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眼望湖北三千里，朕看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当时我觉得眼前仿佛有一幅意境开阔的画面展开。尤其是“万里”两句，最有动势，滚金流银，一片璀璨。后来艺术修养提高，转觉此诗不堪，多俗，匠气，空洞，怎么能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比！但我喜欢背诵古诗文，多少是受了这次诗歌之夜的影响。将好诗文诵记在心，不择地而默读之，也许是世间最美好的享受了。当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朗诵出来，还会为你赢得共鸣和掌声。《琵琶行》、《长恨歌》、《哀希腊》、《海燕》，前后《赤壁赋》、《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秋声赋》、《石钟山记》、《滕王阁赋》、《雷锋之歌》（片段），这都是些较长的，短诗就不提了，点算一下，能脱口背诵的诗文还真不少。
 
读高中时，我参加过东城区少年宫朗诵培训班，老师是王毓铸先生。粉碎“四人帮”后，北京诗歌朗诵会大行其道，我们曾被老师带到剧院后台，观摩殷之光、瞿弦和、曹灿这些演艺界“大腕”如何备场，演出。那时的《中国的十月》、《一月的哀思》、《团泊洼的秋天》、《反听曲》等，现在所谓“主旋律作品”，确实拨动人的心弦，令人心潮激荡。曾几何时，世界已焕然改观。现在，政治抒情诗好像已经销声匿迹。
 
我母亲是湖北汉川人，慈和善良，给了我很多爱。
 
 
右1朱子庆、右2马莉、左1张后（2015年）
 
张后：朱力安肯定是深受你和马莉姊的影响成长起来的？你对孩子都是怎样进行培养教育的？他现在的发展状况怎么样？
 
朱子庆：朱力安发展得不错，他现在硅谷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这家公司名字尚无通行的汉译，公司业务也还没有登陆中国，所以，远不像他原先所在的亚马逊为你我熟知。不过很快了吧，公司通过“猎头”把力安招去，原本就有登陆中国大陆的考虑。力安现在是业务主管，忙起来了，我和马莉担心，这多少会影响他的翻译和写作。
 
说来这几年力安的翻译成绩挺好，独立翻译的书有：[美国]海轮•凯勒的《我的人生故事》、[捷克]克里玛的《没有圣人 没有天使》、[美国]杰夫•金尼的《小屁孩日记》（多册）、[英国]伊妮德•布莱顿的《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4册）、[美国]皮尔斯《全能小子大内特》（3册），与人合译有[美国]奥利弗的《象牙塔里的乞丐：美国高等教育筹款史》。手边正在翻译的是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的一部新作。
 
当然，最能给我们带来惊喜的，是他去年发在《花城》的长篇散文《斫琴记》，第一，这是一篇非虚构美文，第二，它让我们历历在目地看到了力安的学琴、制琴生活，对其中表现出来的力安的身心状态，我们感到很欣慰。这是一篇有份量的创作。力安曾有意把老师的《小提琴制作教程》翻译过来，写《斫琴记》，是作为该书的附录来考虑的。但这本书显然太小众，出版机会难觅。这之前，他写的《佛根第修佛记》、《夜访高野山寺》，都带有美文倾向，所以我觉得力安是有文学抱负的。后来《斫琴记》更名《锅炉房的制琴师》，在网上推出了电子书。
 
安安读小学六年级时，文章有幸被选入作文选《被污染的小孩•朱力安卷》（“百名作家子女作文精选丛书”，延边教育出版社），后来又有所增益，以书名《老爸的光头》单行。这无疑对他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安安上小学就读《刺客列传》，对刺客很感兴趣，长大又特别喜欢嵇康。他11岁时读《金庸作品集》36卷，《古龙作品集》多卷；12岁时读《卫斯理科幻作品集》多卷，及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凡尔纳科幻小说、约翰•皮尔少年恐怖小说。上中学后，嗜读“二王”王朔、王小波。读小学5年级那年春天，有一天他推开卧室门宣布：“我要写一篇非常好看的小说，一天要写一千字！”让我们开心死了，充满期待。此后他便一天写一段，写了就给我们看，我们看了就赞好，一连五天，天天给我们惊喜。赞好还真不是纯粹出于鼓励，就是好看。小说写一大学毕业生当上见习推销员，上门推销牙膏，屡屡碰壁，不胜懊丧地走在街上，不知怎么踏翻一个机关，跌进了一个地下迷宫，由此跻身失落者俱乐部，有了一番人间游历。人物生动、场景鲜活，那个显然是力安影子的精明小男孩，一开口就把我们逗乐了。可是不知怎么写到一半就停下来，只留下了“下面的情节将分A、B两条路径发展”，没下文了。那时诗人张洪波在延边教育出版社工作，给安安出过书，主编有《中学生读与写》杂志，马莉就把这篇5000字的小说《神秘的俱乐部》传给他，洪波看了也说好，就登了出来。倾向都是被鼓励出来的，朱力安在文学和事业道上渐行渐好，就和张洪波、莫雅平（邀译《我的人生故事》）、王小斌（邀译《小屁孩日记》）、朱燕玲（邀译《没有圣人 没有天使》）、陈峰（力主安安报考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实习，结果如愿前往）诸位老师慧眼识珠分不开。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说起朱力安受到我们什么影响，我想，主要还我们都嗜读好写，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学习家庭的氛围吧。安安是我们一手带大的，参加各种活动我们都带着他，如马莉与同事聚餐，如我们书店办讲座，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是，我发起的《温馨的回忆》全国征文大赛颁奖会，颁奖之后是舞会，我和马莉下到舞池跳个没完，安安就一直跟在屁股后边转。最根本的是，我们都很疼爱他，不忍让他为择校承压、受苦，也没把许多兴趣班强加给他，自然更没有视“分”如命，要争第一。我们都活得自由而性情，所以也从不苛求孩子。好在安安天赋聪颖、自小正气，没怎么让我们操心。
 
我们也因安安贪玩游戏和他起过冲突，但终能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协议书被贴在安安卧室的门上，内容大体是：平时不准玩游戏，周六、周日下午，可以各玩两小时。“自律者自由！”我对安安反复如是说。而马莉，则对安安有无微不至的关爱。
 
当安安有问题请教，写了什么东西，我们自是乐于解答，无限惊喜。
 
我们会帮助孩子斟酌文字，但安安特有写作天分，“不二过”，所以没让我们多么费神。他大学毕业后文笔的迅速成熟，颇出我们意外。
 
最后，也许应该在这里“爆料”一个小秘密，即为什么安安长大而我们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安安无为而治，发展很好？说来这和我1984年南下广州，在列车上的一个奇遇有关。当时我是买的硬座，我对面坐着一位广州军区创作组的画家，一来二去熟了之后（我是从北京调到广东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都在文花圈），不知怎么他就问起我可曾婚配，我点头，心说已配给了诗人马莉，他于是问，是否考虑过要孩子？啊要的，岂能无后。于是他颇指点了我一些人生迷津。
 
关于孩子的问题，他说，要么不要，要么早要。此话怎讲？第一，早要早长大，当你步入盛年，要干事业，不因孩子尚小拖后退；第二，当孩子大学毕业，要发展，你还没退，还能扶上马，送一程；第三，今生还能享受到孩子成材带给你的福分。这道理讲得太透彻了，“归而谋诸妇”，马莉完全认同。没说的，要早要！
 
经研究，我们还顺势解决了下面的问题：是自然生呢，还是剖腹产？马莉身形娇小，如果自然生不顺，就要再挨一刀，岂不吃苦！不如拿定主意就剖腹产，还可以放开肚皮吃，把孩子造得先天俱足。经这般权衡利弊敲定之后，马莉能吃能睡，无所顾忌，我更是紧跟照顾，没有二话。结果朱力安生下来体重7.5斤，身长91公分，并排躺在婴儿车上，比别的孩子整整长出一只脚，好一个粉面郎君！他从不闹夜，睡眠节奏与大人同步，这让我们少吃了多少苦头。安安发展一路畅顺，我以为是与我们得此高人指点，赢在人生起跑线上分不开的。
 
所以，最后请允许我，不，是我们一家人，在此谢谢画家赖征云先生！
 
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于广州
 
 
朱子庆简介
 
诗人、诗歌评论家、朗诵家。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著有评论集《中国新生代诗歌赏析》、《瘦狗岭诗歌笔记》，与人合著、主编有《上圆谈诗》、《中国抒情短诗赏析》、《中国哲理短诗赏析》、《夕阳下的小女人》、《珠江诗库》等多种。2002年5月发表在《南方周末》副刊的重要诗歌评论《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一文在文坛引起广泛影响、在网络引起长达一年的争论，是当年诗坛的重要事件。此后他对《当哥哥有了外遇》一诗的批评，亦引发诗坛论战，被《文学报》等相关媒体称为2004年十大诗歌事件。此外,他写作的《广东文坛为何静悄悄》,《文化：广州正在沙漠化吗？》、《无效的新诗传统》等评论文章及其力推的"小女人散文"均曾引起广泛反响。近年来他对“脑残体”的批评，对旧体诗“逆袭”现象的分析，依然牵动诗坛神经。此外，擅长演说和朗诵，曾任广东卫视《每周一书》节目特邀主持。
 
张后简介：
 
中国著名独立诗人、高产作家。曾被评为1917--2016影响中国百年“新锐诗人”。其作品以情诗为主，意象奇幻，视角新颖，充满新唐诗之美。拥有广泛的读者，素有“梦幻之王”之美誉。并获过多种奖项，2017年获得网络文学诗歌组银奖。并著有历史小说春秋三大霸主系列：《雄飙霸主齐桓公》《威凌霸主晋文公》《荆楚霸主楚庄王》（1998）、长篇小说《再红颜一点》（2004）《像鸟一样飞》（2003年）、诗集《少女和鹰》（2004）《梦幻的外套》（2007）《纸上玫瑰》（2008）《牙齿内的夜色》（2005）《张后网络诗选》（2005）《草尖上的蝴蝶》（2005）《独自呢喃》（2012）及《三人诗选》（田力、张后、韩永合著2002）《丛林七子》（罗唐生、杨然、张后、赵福治、北塔、周占林、张嘉泉合著2013）、散文集《月光下的水影》（张后、海沫合著1995）、随笔集《诗人之梦》（2015）。《张后访谈录——访谈诗人中国》(2012)、访谈录《诗人往事》（2015）。2012年自编自导自演中国首部以诗人海子拍摄的诗电影《海子传说》。2016年创办中国唯一访谈类专刊《访谈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