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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后访谈诗人周瑟瑟

……作为诗人、小说家,周瑟瑟的精神与所有真正意义的诗人一样是被拒绝的,而正是这种被拒绝,才使得他的精神与所有真正意义的诗人一样,在被追逐的命运中获得了另一种更为持久的光泽与魅力……
——南鸥
 
【访谈家】周瑟瑟访谈录
 
中关村乌鸦在大笑
——张后访谈诗人周瑟瑟


周瑟瑟1990年,武汉,李翼拍摄
 
做人,我不敢说我是多么高尚,但我有我内心的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与基督徒,我努力向我认同的标准靠拢。
 
张后: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一直和朋友们说,我很幸运,2006年我来到北京很快就得已认识了周瑟瑟,这个很有伟人胸怀和文学抱负的才子,他在我的面前始终是一个大写意的人,他仿佛有浑身使不完的创作激情,很值得耐人寻味,在别人如此高评价你的同时,你自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周瑟瑟:是的,我们是不可多得的同仁与战友。谢谢你能这样看待我们之间纯粹的友情。我说过好朋友是一辈子的,不管你我遇到了什么灾难或荣华富贵,不管有多长时间没有见面,甚至不管存在什么样没有说出口的误会,彼此都能心神意会,都能把彼此看成文学上的手足兄弟。
 
你说到做人,我立马想到了我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在他们的前台看到的一句墙上的标语:“做书做人”。这是金丽红、黎波、安波舜老师所提出的,在出版界这三个人确实做出了好书,他们做书与做人成为了出版界的标杆。记得那次我请金老师与黎老师吃饭,席间金老师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她说:“小波是个聪明的好孩子。”小波就是诗人出版家张小波。金老师的表扬包涵了很多层意思。我后来还向小波转述了金老师那句话。
 
其实我很不愿意说,在现实中不少人整天标榜自己多么的正直,多么的干净,但这类人就像贪官污吏一样,其实内心不知有多脏。做人,我不敢说我是多么高尚,但我有我内心的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与基督徒,我努力向我认同的标准靠拢。但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的修为还远远达不到我的要求,比如在这里说自已,以上所说到的脏人,其实都是不必说的。
 
还有就是我的同乡左宗棠,此人在我家乡为人处世的一些经典旧事,至今还影响着我的乡邻。我是到近年才开始意识到我不能丢了我的文化之根。上周我还想让家人将左爹爹(我家乡的土话)的照片放大挂在书房中。左爹爹的血性之气,他让部下抬着他的棺材与他一起上战场的“霸得蛮”的精神,他与曾国藩所代表的旧式“湖湘文化”是我辈要继承的。我的堂姐现在还生活在左爹爹36岁前读书的柳庄。家乡修了他的旧居与寺堂,我很赞成。有时凝视前辈的照片,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做男人就要做这样的男人。
 
前几年,我的办公室墙上还贴过传奇男人格瓦纳的大头像,我还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苹果》中大段大段描述他。那时切是我学习如何做一个男人的参照。
 
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不记仇,当然我还没有什么可称得上仇的东西,除了对旧社会与阶级敌人有仇。尽管我现在还很忙碌,但我努力让自已成为一个闲适的人。在生活与婚姻的态度上,我比较欣赏林语堂,他的《生活的艺术》是我的一个标准。
 
我一向鄙视诗歌团伙,我也反对诗歌圈子化,我只是渴望相互启蒙,相互推动,彻底敞开我们自己……
 
张后:2005年你向文坛扔出一颗谁都意想不到的大型的、超分贝的原子弹,当然你知道我所说的就是你的“卡丘主义”,我很纳闷这一理论学说,是蓄谋已久的吗?
 
周瑟瑟:不是的,没有什么蓄谋,是我与朱鹰、党争、张后、钱刚、李飞骏、孙家勋、曹野峰、林忠成、姚彬、图雅、李成恩等30多位诗人、艺术家一起发起的一个艺术启蒙概念,名字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些朋友前期参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有了新的兴趣,这样也很好,卡丘是自由的,我们保持沙龙式的交往,不很严格,给朋友们留下了个体发展的空间与独立的想法,不要求像加入某个流派一样永远属于卡丘,因为我们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组织,我们只是一场艺术启蒙行动,有一个共同的艺术符号而已。其实在我们卡丘前期同仁内部,也并不是没有争论与不同意见,也有因个人的原因退出来的朋友,但大家毕竟是独立的、自由的,来去相当自由,只要高兴就好,不必太强求,更不必有任何不适感。我一向鄙视诗歌团伙,我也反对诗歌圈子化,我只是渴望相互启蒙,相互推动,彻底敞开我们自己,面向未知的世界,探求卡丘的真理,获得卡丘的快乐,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本人对诗歌流派或诗歌运动并无过多的兴趣,我愿意把卡丘主义看成是一场朋友之间的艺术启蒙。因为我发现时代的焦虑与写作方式的僵化,可以毁灭我们内在的创造力,卡丘主义企图激发大家的激情,解除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文化枷锁。我们提出了“消解无聊与无知,抵达认知与有趣”这样的宣言,“有趣原则”与“消解原则”是卡丘主义的核心思想。
 
我曾与从上世纪80年代就在海外知名的“新历史小组”的艺术家解读卡丘主义,任戬、周细平、张先冰他们对卡丘主义的主张完全认同。前几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的一场新历史小组的画展中,我发现新历史小组提出了“抹平”的概念,与卡丘主义的“消解原则”殊途同归。直到2010年底,朱鹰与党争操刀拍摄了卡丘主义的后现代电影《美元是张纸》,企图消解金融危机后人的焦灼感与无聊感。我认为当下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焦灼与无聊,“卡丘主义”即是主张一种与焦灼感、无聊感相反的状态,即认知与有趣的状态。


周瑟瑟2016年北京香黛宫,龚航宇摄
 
我还喜欢散步,喜欢把几个屋子的书搬来搬去,也很有趣……
 
张后:任何一种文学评论实际上对于具体文本来说都是隔靴搔痒,但是我相信我目前所作所为并不是这种无用功,我的目的很单纯,尽量探寻诗人及创作真谛,尽量了解和挖掘诗人生活背景,希翼从中和大家一同有所体悟,因此我十分想知道你除了创作之余你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比如钓鱼啊,打球啊,诸如此类的……跟文学不沾边的那一类活动?
 
周瑟瑟:你的访谈当然是有意义的,你的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留下来就是一部文学田野调查史。我本来不想接受你的访谈的,时过境迁,我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又愿意接受你的访谈了。所以,这篇访谈时间跨度很大,你前后提了两次问题了,那些人的访谈都发出来了,我才开始答,这完全是我的原因,一直在拖延。在此我要向你道歉,这是我的不对,请你原谅。
我曾经跑步了一段时间,有点学村上春树,他喜欢跑步。你是问业余运动?不只是运动,后来我迷上影像,做纪录片导演,看国外那种过去年代的艺术实验片与先锋纪录片,我还喜欢散步,喜欢把几个屋子的书搬来搬去,也很有趣,累得气喘吁吁也常做这等趣事,我也爱做菜,爱在家里喝一点,爱玩石头,这算不算与文学无关呀?
 
因为那些兄弟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在一起自由自在,也不必装逼,不必装谁比谁更高贵……
 
张后:我最早读你的诗是在1991年9月份的《诗歌报月刊》“校园诗人专号”上,我现在还保留着这本杂志,据说现在这期杂志增值了,500元都不卖,登在这期杂志上的校园写诗的人,有许多都是当今的著名的诗人了,比如李浔,比如杨然,比如欧阳江河……欧阳江河的诗以马为题,他写道“天空下面孤独的过往者,为什么马会在他们眼里成为泪水?”巧合的是,你诗歌的名字也是与马有关的,叫《和一匹马相处》,你自己还记得这首诗吗?“思想的缰绳系在心上/谁想驯服我/谁就是主人/谁就是马的一部分……”去年我看见你在坝上草原骑马的相片,我不由又想起这首诗,我很好奇你青春时代的诗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还有谁和你保持着诗歌联系?
 
周瑟瑟:你提起这首诗我才想起,《和一匹马相处》是那个年代青春、梦想与技艺的产物,在我的作品中应归入青春诗歌行列了,现在再读就太简单了,太理想化了。我的很多诗都遗失了,如果你那里有就帮我保存。
 
从小开始我一直保持写作的生活习惯,没有中断过。青春年少时我一头长发,留到肩膀以下,着牛仔服,还留胡须,对诗歌写作比较虔诚。就是饿着肚子也要买一大堆书回来,那时我读哲学书比文学书多,后来读长篇小说比诗多。喜欢喝酒,在街边的小酒馆里一天也不停地喝。要找我就到那些酒馆里来找,一次几位诗人朋友顺着那条街一家家找,终于找到我,我当场给他们中的一位诗写得最好的写了500来字的评点。
 
现在我与邱华栋、洪烛、汤松波、海啸、段华、张华夏、段钢、毛梦溪、周艺文等少年时代的朋友保持经常性的聚会,这两年我似乎不参加北京的诗歌活动与聚会了,这一点你也许早就发现了,但我们那帮少年时结下深厚友情的诗人朋友却经常聚。因为那些兄弟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在一起自由自在,也不必装逼,不必装谁比谁更高贵,谁穿什么样的内裤我们都知道,痛苦或幸福可以真正分享。但好朋友是无止尽的,一些朋友淡忘了,失去了联系,甚至会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成为彼此的敌人也很难说,但又有新朋友加入进来,都很自然。
 
我认为我写得很棒……
 
张后:文坛对你的争议和评价甚多,你如何评价你自己在当代文学群体当中的地位呢?我指的是诗歌领域?在这里我们只谈诗歌,不谈小说,虽然你在小说方面也同样成绩斐然,但我乐意相信李建春评价你的话,他说你在小说里摆出的是“假面孔”,只有诗中的你,才是真的,在我和你的接触我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点,诗歌中的你才是真正的你,你很性情中人,你有很纯真的一面,有时像个大男孩,和我一样,有时很容易受伤,你是吗?
 
周瑟瑟:要对自己的所谓地位做出评价,似乎很难。这要别人来评价才妥当。我只是认为我一直在写,写得好不好我心中自有一杆秤。我认为我很重要,可能别人认为你根本就不重要。我认为我写得很棒,可能别人认为你写得很差,反之亦然。其实我并不在意别人或高或低的评价,说到底写作是一件个人化的事,我不与别人较劲。都是大人了,还那么虚荣就没有必要了。
 
你说的对,我是个性情中人,但我似乎反应并不敏锐,我对外界的东西一直保持警惕,所以你说的易受伤不太确切。我现在变得刀枪不入,不是我吹牛,我还是经历过一些事的,我自认为内心坚实,不是一个小毛孩或老小孩能搬得动的。


左起叶匡政、牧野、周瑟瑟、张后(2007年 现代文学馆)
 
面对民族的命运与现实的残酷,我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张后:我认真的阅读了你送我的两本你不同时期的诗集《17年——周瑟瑟诗选》、《卡丘卡丘》,以我个人的审美角度和倾向,我更喜欢你的《17年——周瑟瑟诗选》中的诗歌,这时期你的诗总体上来说,比较清丽可人,属白描阶段,譬如这首《大风》:
 
云朵退到灰暗的湖上
夜空里留下我无力的叹息
 
要解开隐痛之迷,就必须让邻家的小翠穿上睡衣
把大风从村东送到村西
 
村里的月光白花花的一片
我看见云朵把大风压得更低
 
而等到2005年左右时期,你的诗风骤然大变,变得令人目不暇接起来,譬如《卡丘卡丘》中的《中关村的乌鸦》、《鬼故事》、《淑女是什么》、《鬼迷心窍》等等,韩宗宝在谈到你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时,这样评论到:“周瑟瑟已经完全作别了优伤和抒情,他一反早期的唯美、纯情、优雅的炼金术式写作,他重新开拓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诗歌语境……”我认为韩宗宝的评论是中恳的……你怎样看待韩宗宝对你的评论?
 
周瑟瑟:韩宗宝是老朋友了,那时他在天涯诗会做版主,我那一两年常在那里贴诗,他对我那两年的创作比较了解。他的评价比较准确,我认同。但这是他很早的评价了。
 
你这种喜好,很多人都有。认为我早期的诗好读,抒情性很强,有经典句子,但后来变得狰狞了,诗中多有崎岖,并且冲突的厉害,并且不再优美了,多了审丑意识了。我想这是一种必然,我相信以后还会更加狰狞,因为现实与时代在变得可怖与狰狞。人总要面对新的现实。
这几年有不下60篇评论,关于我的创作,但其中大部分是针对你所喜欢的那些作品,对我的近作评论的较少。北野写过一篇评论我近作的评论,很有胆识,因为那样的作品现在还存在忌讳,不知你读到没有?我写的《我来到我的墓前》、《访林昭墓》、《镣铐》、《酷似凶手》、《早餐时写下的供词》等诗作,我建议你要看一下,我的新浪博客与诗生活专栏上都贴了的。有些剌眼,有些不一样的写法,其实我写得更加的简单了,但内在的力量可能会让人窒息,面对民族的命运与现实的残酷,我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不管我的声音能否传达到良知的耳朵,我还是发出来了,这不是尖声哭叫,更多时候是呜咽,有时也像一只乌鸦在大笑,忘我地大笑。
 
卡丘的出现也确实带有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观念艺术”的后遗症……
 
 
张后:我十分有幸也是你卡丘中的主要成员,但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如你是真正意义上的卡丘分子,坚实的卡丘分子就是你,你体现着卡丘主义的精神,“在严肃中嬉戏,在嬉戏中警世”,“将无聊变成有聊,将无趣化解成有趣”,达到“卡丘的彼岸”,获得“卡丘的快乐”……沈浩波在南方一次诗会上称“下半身”是诗歌流派中最后一个流派。卡丘是一个开明宗义的文学流派,它不仅仅是诗歌上的流派,而且是艺术上的,你怎么认为?
 
周瑟瑟:卡丘更多的是一种启蒙,是当下与现实与时代发生紧密关系的艺术观念之一,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我本人也只是其中一分子,众多朋友与艺术家们才是坚定的卡丘分子,这是事实,我最近与模特、演员于娜谈到她搞的“湖莱一派”乐队,认为她们主张的“湖莱精神”就是彻底的卡丘主义,只是于娜她们用了另外一个词“湖莱”。
 
其实沈浩波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自“下半身”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流派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也再没有一个流派有那么直接与强大的颠覆性,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卡丘是一种观念,与诗歌的关系不那么紧密,更多的是与时代,与艺术观念站在一起。我不认为诗歌流派是可以策划的,其实“下半身”是中国诗歌到了一个关键点,要产生这样的诗歌,要冒出这样的诗人,要与旧的诗歌决裂,是很自然而然的事。
 
卡丘的出现也确实带有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观念艺术”的后遗症,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武汉“新历史小组”在一起,不可不打上了“政治波普”的印记。我承认,我对诗歌的思考少于对艺术的思考,卡丘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是针对艺术的,而不仅仅是针对诗歌的,但因为出了《卡丘诗刊》,大家误以为就是单纯的一个诗歌流派,我在很多时候是做过解释的。我想历史总是在误解中生成,我也不必澄清了。
 
我更不会来悍卫什么了,我不是一个有兴趣悍卫什么的人……
 
张后:2006年有人抛出“文学死了”的话题时,我见识到了你为人为文的铮铮风骨的一面,现代文学馆那次会议只有你一个人不畏“强权”,敢于站出来猛烈驳斥“谬论”,那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批评,火药味十足,整个会场空气都凝结了,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想必他们也没有料到会有人这样站出来当面驳斥。那真得需要一定的勇气和真才实学才行,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荡气回肠,如果明天有人又跳出来说“诗歌死了”,你以诗人的身份将怎么样进行悍卫?
 
周瑟瑟: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那只是朋友间的一次调侃罢了。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那事成了历史了,现在回头来看还是蛮有味的。文学争鸣只有过了多年后来反省,发现都是可以通过时间“消解”的。一些问题在当时很有意义,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原来是毫无意义的,不值得争论的,更不必用过激的言词去评说它。有时保持沉默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我想现在时过境迁,再也不会有人来指出“诗歌死了”,这类话题也不会有当年那样的反响了,因为当年博客很火,新浪博客需要话题,很容易就受到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的关注,现在不一样了,微博不可能像当年博客那么傻呆呆的,对一个文学话题津津乐道了。
 
并且我更不会来悍卫什么了,我不是一个有兴趣悍卫什么的人。包括卡丘主义谁想来谩骂或打倒它,我都表示欢迎,决不护犊子。我希望卡丘主义是一条野牛,赶到原野上让人“宰割”最好了。诗歌也是这样的一条野牛。我不认为诗歌是你头上的皇冠,你可以把诗歌像你的亲生宝贝一样护着,但我更愿意诗歌是野牛,是野牛拉在野地里的热气腾腾的牛屎。就像高僧说“佛是干屎撅”一样的道理。我反对把诗歌神化,那样的想法很中学生很60年代。诗歌远没有那么神圣,不必把诗歌像祖宗一样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碑位上,有的人无知地拔高诗歌就是为了树立他本人是多么高、大、全,左的很呀,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要借诗歌还他的“文革阴魂”。随便扫一眼当下诗坛,一些人像打了鸡血的傻逼似的整天在那里叫嚷――他是多么高、大、全,他到底要标榜什么,不就是想标榜他才是人,别人都是鬼嘛。很低级。


周瑟瑟(左),邱华栋(右),1990年武汉大学桂园7舍楼顶,李翼摄。
 
你质疑才是对的,不质疑才不对。
 
张后:我一直坚守一句诗观“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入诗的”,但我读了你大部分诗歌之后,我现在很有些怀疑这句诗观还能不能坚守下去了,我开始质疑起来?我真的不能不由衷的佩服你,你竟能将菜谱也能写进诗中?你好像能把世间万物都囊括你的诗歌之中?你的诗歌竟能像你的小说一样包罗万象?你如何做到的?我现在要提一个新的问题,我得换个思维方式,我得问你,有什么不能入你的诗歌中的?
 
周瑟瑟:你质疑才是对的,不质疑才不对。但我没有本事把什么都入诗,不过我相信什么都可入诗,只是我们有所选择罢了。
 
我的诗有的就是在写小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写法上毫无章法,可以说是很卡丘的态度。我相信没有什么不可入诗,只是我能力有限。以后我会尽量多尝试尝试多种题材入诗,我想那是一种写作的乐趣。
 
我是个无所顾忌的人,我的胃口也很好,这一点没错。我写作完全是随心所写,不做作,不排斥,我喜欢世间万物,我喜欢尝试新的写法,我也愿意把诗写得像小说,把小说写得像诗,或者干脆打破诗与小说的界限,混淆它们。一个写作人,只有有了好胃口,他才能把庞大的世界文学消化成自己的东西,写出经典。否则,格局太小了,难以为继。
 
《中关村的乌鸦》那首诗一度是代表作,现在不是了,被更好的诗取代了。
 
张后:好像别人都说你的代表作就是《中关村的乌鸦》?你认同吗?我却固执的认为你2000年以后写的每一首都有可能是你的代表作,因为每一首都很棒啊?承载着不仅是诗意还有大量的文化符号和概念?你有意揉进这些的吗?譬如《春风赋》《游子吟》《烧香令》《蜡烛词》《蝶恋花》《浣溪沙》《纳兰词》《虞美人》《隐士》《广成子》《寒山子》等等,你很有学院范儿?
 
周瑟瑟:《中关村的乌鸦》那首诗一度是代表作,现在不是了,被更好的诗取代了。那只是代表了我某一阶段的生活与写作,那是一首口语诗,并且故意采用了一种粗鄙化的风格,有人就理解为卡丘就是那样的粗鄙化,其实不对,但卡丘有评论家认为是中产阶级写作的产物,也有道理。你不是说我很学院化吗?那只是我一个阶段的创作,总体上我个人的创作一直很野,我喜欢野外的状态、原始的状态、卡丘的状态。
 
卡丘就是卡丘,一个新的名词,代表一种生活与艺术状态,你把卡丘理解成一种观念艺术也未尝不可。但卡丘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新启蒙年代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你喜欢我2000年以后的作品,说明我诗中的文化符号或概念,正是你寻找的兴奋点,所以我们能走到一起,一起玩,一起写作,一起喝酒,也求同存异。
 
我每周都在网上买书,好书一出来我就买。
 
张后:给你出题挺难的,我准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休息好,呵呵,现在提几个轻松一些话题吧,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或者在写什么?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随便坐坐,谈到你,大家都很想了解你,你是有公职的人,你哪来的时间搞创作,你现在著作快要等身了?听说你有一阵子一边开车一边用电脑写作,这很令人为你担心,你为什么要如此玩命的写作?
 
周瑟瑟:我一直在读两类书,一类是古籍善本,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拍摄系列纪录片《馆藏故事》,有机会接触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大量古籍善本,眼馋了,就得读。另一类是新出的好书,我每周都在网上买书,好书一出来我就买。我过一段时间还会问我身边的好朋友邱华栋与蒋一谈,他俩读好书很及时,视野也广,眼光也毒,他们会及时告诉我又出了什么好书了,赶快读,还有出版商张小波,他们都会送好书我。我在做的一个新电视栏目就叫《书香中国》,与出版社打交道多了,及时读到好书就容易了。
 
最近案头在读的书大约有:《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五部,《警世恒言》《警世通言》《警世明言》足本,《中华古籍聚珍》,李零《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外国小说有:门罗《逃离》,《辛格的魔盒》,莱辛《天黑前的夏天》,舒尔茨《鳄鱼街》,略萨小说三本,米勒小说诗歌散文集十本,大部分是重读,朋友的有: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以及江弱水的《古典的现代性》,法治类人物口述思想史:江平《沉浮与枯荣》,《最后的大师》,台湾学者跌宕命运的《巨石流》,法里斯的气候著作《大迁移》,基恩《网民的狂欢》,特里尔《我与中国》,安德森《思想的谱系》,雷颐《历史:何以至此》,王伟光《利益论》,刘春《一个人的诗歌史》等一大堆,还打印了柏桦的近作《晚清笔记》,有的细看,有的就粗看,毕竟要留下写作的时间。
 
而工作上的专业书,比如央视纪录片的书《公司的力量》、《台北故宫》等,以及《数码摄影实拍技法宝典》一类,就在办公室休息时看。
 
我在写小说、诗与随笔。写作量并不大,但求质量吧。
 
我一点也不累,我如此写作是一种常态了,几十年如此,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写东西嘛是享受。我根本没有玩命,我写得很随意,有一种游山玩水的状态我在写作这件事上。


周瑟瑟,1994年在武汉展览馆斗牛比赛现场采访一位歌星时所拍
 
现在还不愿意……
 
张后:如果把你关进一间房间里一年,你愿意吗?在这间房子里你想做什么?
 
周瑟瑟:现在还不愿意,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在一间屋子外才能做。如果你强行把我关进去,我绝不会把那间屋子看成牢房,相反我会看成我的天堂。我会睡觉、写东西,有了充足的时间我还可以写一部自传。我的屋子外面的这么多年的生活真的可以好好写写了。


周瑟瑟2015年在安徽泾县桃花潭厚岸学校三年级教室,黄明祥摄
 
周瑟瑟简介:

男,生于湖南,现居北京。小说家,诗人,文化评论人。曾任多家媒体主编。现为电视制作人,纪录片导演。主要著作有诗集《17年——周瑟瑟诗选》、《松树下:周瑟瑟编年诗选》、《尘世的礼物》、《披着语言飞翔》、《卡丘卡丘》、《缪斯的情人》等6部,长篇小说《暧昧大街》、《原汁原味》、《野花》、《苹果》、《中关村的乌鸦》等5部,以及三十集战争电视连续剧《中国兄弟连》(小说)等500多万字。
 
南鸥简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写作。出版诗集《火浴》、《春天的裂缝》和长篇报告文学《阻击黑暗》(合著)。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服从心灵》、诗学文论集《倾斜的屋宇》和随笔《坐在伤口的旁边渴望桃花》。主编《中国当代汉诗年鉴》(2006—2009)四卷。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介绍到欧美,入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国诗典1978—2008》和《百年中国长诗经典》等重要选本。着力当下诗歌批评,力图构建当代诗歌批评的“元素批评”谱系。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获贵州第二届“乌江文学奖”和贵州“十大影响力诗人”奖。现居贵阳。
 
张后简介:
中国著名独立诗人、高产作家。曾被评为1917--2016影响中国百年“新锐诗人”。其作品以情诗为主,意象奇幻,视角新颖,充满新唐诗之美。拥有广泛的读者,素有“梦幻之王”之美誉。并获过多种奖项,2017年获得网络文学诗歌组银奖。并著有历史小说春秋三大霸主系列:《雄飙霸主齐桓公》《威凌霸主晋文公》《荆楚霸主楚庄王》(1998)、长篇小说《再红颜一点》(2004)《像鸟一样飞》(2003年)、诗集《少女和鹰》(2004)《梦幻的外套》(2007)《纸上玫瑰》(2008)《牙齿内的夜色》(2005)《张后网络诗选》(2005)《草尖上的蝴蝶》(2005)《独自呢喃》(2012)及《三人诗选》(田力、张后、韩永合著2002)《丛林七子》(罗唐生、杨然、张后、赵福治、北塔、周占林、张嘉泉合著2013)、散文集《月光下的水影》(张后、海沫合著1995)、随笔集《诗人之梦》(2015)。《张后访谈录——访谈诗人中国》(2012)、访谈录《诗人往事》(2015)。2012年自编自导自演中国首部以诗人海子拍摄的诗电影《海子传说》。2016年创办中国唯一访谈类专刊《访谈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