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强：新世纪诗歌的活力与危机

 
王士强（资料图）
 
　　近年来，关于新世纪诗歌的评价呈两极分化的态势。有的人认为当今的诗歌处于最好的时期，也有人认为当今的诗歌失去读者、自说自话，甚至濒临死亡。实际上，新世纪诗歌更多的是活力、契机与问题、危机并存的。在这之中，它正处于一个走向自由、多元、繁荣的上升阶段，其基本面是向好的，其活力大于危机。
 
　　勃发的活力与创造性
 
　　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新世纪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诗歌的生态系统已然进行了整体性的重组、重构，虽然称不上“日日新”，但的确出现了若干新的特质，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性。
 
　　网络快速发展所催生的自由、开放态势。对于新世纪诗歌而言，网络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称得上是一个“大事件”。网络诗歌于上个世纪末在中国出现，但其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并发挥重要的影响是在21世纪之初。网络的出现使诗歌的写作、传播、发表、评价等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旧有的诗歌秩序形成了剧烈冲击，使得诗歌界的整体生态链条被重新组合、再造，堪称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作为“现代科技”与“民间力量”相结合的新生事物，网络诗歌迅速“崛起”，它有着更高的自由度，体现着强劲的创造性，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网络已成为新世纪诗歌的“主战场”。网络时代的诗歌总体而言是更为自由自在了，虽然它也连带、附生出了一些堪称严重的问题，但其首要的意义无疑是积极和正面的。
 
　　多元化、多向度的诗歌格局。与网络所带来的自由、开放有关，新世纪诗歌初步实现或者说更为接近了“多元”。21世纪的诗歌真正来到了“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的时代，是一个众声喧哗、多元化、去中心的时代。新世纪诗歌呈现出离心、弥散的态势，其体量增加，边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展，内部充满了差异性与复杂性，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艺术技法等方面的探索在不同的向度上得到了展开。
 
　　本土性、现实性、中国性增强。新世纪以来，诗歌的本土性、中国性特征明显增强，它更接地气，更具及物性和有效性，而少有西方化写作。近年来引起持续关注的“底层写作”“打工诗歌”“工人诗歌”等便是这一时期诗歌本土性、现实性增强的一个表征，其所引起的关于诗歌写作伦理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诗歌与现实等关系的理解。当然，这里面“中国性”因素的增强并不代表“世界性”因素减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互相交糅的。
 
　　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再度推进。在新世纪诗歌中，现代性价值理念再度受到了重视和呈现，诗歌的现代性程度再度显著提升，诗人群体体现出更为明显的现代意识，许多诗歌作品包含了对于社会的关切和对于人的关怀，有着明显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自由意识等，体现着鲜明的现代性价值理念。究其原因，这与网络平台所带来的信息传递方式、参与可能和互动方式等均有关系，也与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公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等均有关系。对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正面、积极、意义重大的，这一态势在未来也必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推进。
 
　　诗歌技艺、风格层面的融汇与发散。在诗歌技艺、审美取向、艺术风格层面，新世纪诗歌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古今中外汇聚一堂，确乎达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如果说在新时期的初期对外来资源的学习、借鉴有不少是表面化的，那么在新世纪则更多是从自身独立的立场、判断、追求出发的，是更为成熟或者接近成熟的。从诗歌的先锋性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集体性、大规模的先锋诗歌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诗歌的先锋性仍然存在，且更为内在、多元、强韧。
 
　　新诗人与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如果仅仅从数量的角度来看，新世纪诗歌毫无疑问是繁荣的，诗歌的产量较之此前有井喷式的增长，而且每年均保持在相当可观的高位，就作者的数量来说，不但此前的老作者仍然在进行着自己的创作与探索，而且源源不断地有新作者加入其中。从新世纪初至今的十数年时间内，许多诗人成长为优秀、成熟、重要的诗人，其数量较之新诗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恐怕都是更多的。从作品质量的角度来看，新世纪诗歌的整体水平更高，达到“基准线”的作品多，收获了诸多沉甸甸的果实，有许多重要的、卓越的作品面世。
 
　　存在的问题与危机
 
　　新世纪诗歌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与陷阱，如果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将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过度自恋、自我炒作、缺乏自律。当今许多诗人不见得写出多少有说服力的作品，但却举止乖张，不尊重他人，不讲社会公德……认为这样才具有“诗人范”。实际上这不过是把恶俗当个性，把无聊当有趣，暴露的是内心的浅薄与庸俗。正如西川所说“太像诗人的诗人不是好诗人”，诗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写出好的诗歌作品，是诗意地去生活、去写作。在当前这样一个物质化、消费化、浮躁的时代，诗人尤其应该自律、自重，尊重自己、敬畏诗歌，不应把诗歌作为手段、工具而应作为至高、神圣的追求，这样的诗人才是值得尊重的，才可能获得公众的尊重与好评。
 
　　圈子林立、党同伐异、内耗严重。诗歌界另外一个现象是圈子化明显，绝大多数的诗人都有其特定的圈子，圈子之多、之复杂，相互之间隔膜、对立的程度之深，在所有的文人圈子中最突出。圈子化本身并无问题，由于地域、受众、写作取向等方面的原因，诗歌同好之间聚到一起，切磋交流、互相取暖，这是正常且有积极意义的，但物极则必反，而今诗歌界的圈子化已发展到了党同伐异的程度。不健康的诗歌生态败坏了诗人和诗歌的形象，也是使得诗歌影响力愈加萎靡的重要因素之一。
 
　　门槛降低、低水平重复、辨识度不高。网络释放了诗歌的生产力，但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诗歌的门槛，甚至已无限趋近于“零门槛”。门槛的降低有其好处，但同时也鱼龙混杂、良莠难分，导致了滥竽充数、浑水摸鱼等现象的出现。门槛降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便是诗歌标准的缺失与混乱，关于诗歌的“共识”已然失去，诗之为诗的一些基本要素也遭到解构、质疑，旧的秩序打乱了，但却并没有新的秩序建立起来。这实际上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反思、提高的机会，使得许多的人固步自封。当今诗歌中的相当部分是处于一种低水平重复的状态。从事诗歌写作的人虽然为数甚多，但真正有个人化的风格追求的，为数并不太多。
 
　　浮躁、孱弱、被同化与被征用。在当今这样一个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语境中，社会文化的浮躁、表浅、快餐化、娱乐化无可避免，诗歌本应作为一种纠偏的力量而存在，但在现实中，诗歌却在相当程度上也沾染了时代病，很多时候它不但没有作为异质性的力量而做出文化上的警醒，反而是被同化，成为了现实秩序、消费逻辑的一部分。许多写作者在精神、思想上无根、孱弱。
 
　　如果对新世纪诗歌做一个总体性的观察，应该说其活力、创造性是大于其危机与问题的，否则许多现象便难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果认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是处于衰退、没落之中，便无法解释其作品总量的倍增和思想观念、艺术风格方面的多元。如果说中国的古典诗歌经数千年的发展确显老迈的话，那么仅仅面世百年的新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已完成它的生理周期和历史使命。如果说看起来中国新诗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阶段已经过去的话，而今它最多也只是处于一个快速变化、成长中的少年、青年阶段，离真正的成熟、衰老、终结都还距离遥远。也许当今诗歌的确并不“成熟”、问题很多、“层次”不高，但是，它是走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的，是有活力、生机勃勃、充满可能性的，这应该成为关于我们时代诗歌的一个基本判断。
 
　　在当前诗歌已经比较小众、与社会公众有了相当程度的疏离与隔膜的情况下，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前景，固然不应盲目乐观，但也不必过分悲观，诗歌历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璀璨、最精粹的部分，而今也并不例外，应该说新世纪诗歌仍然葆有着强悍的生命力与创造性，凝聚着我们时代的诗意、光荣与梦想，它是对得起自己的时代的，同时也值得人们有更多的期待。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作者：王士强 
来源：文艺报   
 
http://www.zgshige.com/c/2017-09-14/427958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