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渡、许道军等谈谭克修新作《归途》
 
归途
 
谭克修/文
 
 
这是几号车厢的门重要吗
我像运动员完成规定动作一样
跨进车厢。或者说
被吸进一条发光的蚯蚓
一条被照亮的暗河
暗河里蠕动着一些陌生生物
视力退化，甩出
谁也看不上谁的眼神
那眼神嵌在无所事事的脸上
让脸显出某种同质化的空洞感
里面若浮现一张荒谬的脸
那应该是诗人的
这让我有些幸灾乐祸
他们也不是真无所事事
要占座位，把自己摁进手机屏幕
发出吓坏这个时代的声音
我一度充满警惕
把所有人视为想象中的敌人
直到我筋疲力尽地发现
唯一的敌人，是脆弱的自己
和自己的脆弱。我必须
把自己控制起来，解放他们
 
要说车厢里全是无关的人
也未必。我们可能一起
排过队，看过同一场电影
睡过同一个人，甚至
在某只股票上有过直接交易
准确的说法是，车厢里
所有人，都不是无关的人
把脸故意转向别处
若无其事捏着男友裤裆的
清纯女孩，让我也有了反应
谁说他们，只是一对
需要相互治疗的特殊病人
要提醒那蓝色的制服女人吗
她在练习把微笑作为奖品
发给想象中的冷漠客户
如果她会腹语，爱唠叨心里话
会不会在每个微笑下面
配送一句牢骚，比如草泥马
所以，有一个翘起的臀部
挡在正前方是幸运的
它被一根钢管挤压得有点变形
我用手机调出一支舞曲
想激励它，绕着钢管扭动扭动
 
但已经到站了。拜拜
美丽的臀部。噢，应该
先拜拜我那位痛经的同事
她怀揣一条东非大裂谷
承受着伦盖伊火山的爆发
和塞伦盖蒂大草原
上百万匹角马的奔突踩踏
脸色苍白，但始终安静地坐着
不想引起任何人关切
表现得像一位传说中的伟大女性
还要拜拜没来得及提到的
死死盯着窗户的老头
他可能发现，地铁窗户
证明了窗户本身才是风景
也可能被窗外一茬一茬
飞扑过来的黑暗蛊惑
在加速肉体和思想的纤维化
我到了那个年纪会怎样呢
这个急着跨出车厢的
松松垮垮的中年人
多像蚯蚓拉出的一团湿泥
地铁司机呢？也拜拜一下吧
那从没见过的神秘人
希望他，不要因为长时间
被放在潮湿昏暗的地方
长出散发着烂红薯气味的脸
不要为适应在地下管状空间穿行
真的进化出一个蚯蚓的头
在停电的时候
拖着恐慌的人群继续前行
 
2017,10,26

 
谭克修简介：

谭克修， 1971年生于湖南隆回古同村。八十年代末开始写诗。2004年获得“中国年度诗歌奖”，2005年获得“民间巨匠奖”，2013获得“十月诗歌奖”，2016年获得“首届昌耀诗歌奖”，2017年获得“中国独立诗歌奖特别大奖”。谭克修是地方主义诗学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也是城市诗学的研究者和践行者。现居长沙。
 

地铁里的命运三女神
 
西渡/文
 
地铁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它是一个把人的物性彻底暴露的空间。地铁的功能就是把人从一个地点移送到另一个地点，它只为这个单一的功能而存在。这和火车的功能显然不同。火车当然也是为了把人从一个地点输送到另一个地点，但它也提供风景，提供我们在大地上穿行的经验，某些时候它还是一个临时的社交空间。所以，火车上可以发生爱情，但在地铁上，爱情绝无可能。地铁中的人只是一些被运输的物件，他们和卡车上被运往屠宰场的鸡鸭牛羊没有什么差别。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地铁里，告别了地面上的身份，摘下地面上使用的面具，在跨入地铁车厢的刹那，还原为同一的、物化的、没有个性的人。
 
诗人说，地铁的空间是一条被照亮的暗河。这是在强调这一空间的特殊性。在地铁里，几号车厢是不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车厢实际上是同一个车厢。地铁里没有风景，只有把身体和思想的价值变成虚无的黑暗：“地铁窗户/证明了窗户本身才是风景/也可能被窗外一茬一茬/飞扑过来的黑暗蛊惑/在加速肉体和思想的纤维化”。人在这里变成了“暗河里蠕动”的“一些陌生生物”，他们“视力退化，甩出/谁也看不上谁的眼神/那眼神嵌在无所事事的脸上/让脸显出某种同质化的空洞感”。这几行诗写出了人在地铁里的物化表现，以及物化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巨大的陌生感。也许只有诗人是最难被物化的特殊个体，但诗人作为人的个性在这个空间里却是荒谬的：“里面若浮现一张荒谬的脸/那应该是诗人的”。讽刺的是，这些在地下谁也看不上谁、互不理睬、被搬运来搬运去的物件，实际上就是地面上那些互相纠缠、彼此斗争、交互伤害的同一批家伙：“我们可能一起/排过队，看过同一场电影/睡过同一个人，甚至/在某只股票上有过直接交易/准确的说法是，车厢里/所有人，都不是无关的人”。然而，这些“都不是无关的人”，在地铁的空间里却变成了完全分离的单子。
 
诗人努力从这空间中去辨认人的个性。他发现了一个“把脸故意朝向别处/若无其事地捏着男友裤裆的/清纯女孩”和“练习把微笑作为奖品”的“蓝色的制服女人”。这个清纯女孩是肉体欲望的俘虏，以侍候欲望为自己的职司；这个“蓝色的制服女人”则是物质欲望的奴隶，在地铁里仍不肯摘下自己的面具。诗人从这两张女性的脸所发现的真实是令人难堪的，所以“有一个翘起的臀部/挡在正前方是幸运的”。也就是说，对于眼前这个难得的、清醒的观察者来说，她们物化的脸还不如一个从身体中分离出来的、彻底沦为物的臀部。诗人的目光到这个臀部而触底反弹，标志着其辨认人性努力的失败。这一失败最终确认了地铁空间内的物化的事实。当然，地下的状态不过是地面状态的反应。实际上，物化早已在地面发生，地铁这个压缩的空间不过强化了这一物化的事实，让它变得触目惊心罢了。所以，地铁这个空间实际上不过是诗人表现人的物化的一个特殊视角，修辞学称之为象征。
 
最耐人寻味的是，在诗的最后一节出现了另一张脸，我的“痛经的同事”：“她怀揣一条东非大裂谷/承受着伦盖伊火山的爆发/和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百万匹角马的奔突踩踏/脸色苍白，但始终安静地坐着/不想引起任何人关切/表现得像一位传说中的伟大女性”。这是一张因为忍受痛苦而变得庄严的脸，具有一种这个时代极为缺少的严肃的高贵。“痛经”，当然是一种个人的痛苦，但在象征的视野下，它已经转换成一种时代的和群的痛苦。事实上，这个女人痛着整列地铁的痛，也痛着所有人的痛——地面的和地下的——所以，它才有伦盖伊火山爆发般的庄严，并呈现出“塞伦盖蒂大草原上/上百万匹角马的奔突踩踏”的严峻面貌。地铁出现的这三张女性的脸，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命运三女神。前面两位女神业已和我们的命运一起堕落，而这张最后的、痛苦的脸所体现的人性成为了对这个物化的时代的最严重的抗议和最严厉的指责。
                                             
2017/10/31
 
 
《归途》的形式感与想象奇观
 
许道军/文
 
谭克修一直在与诗歌的形式较劲，但他也似乎一直不以诗歌的形式为意。他的诗，往往是思绪走到哪里，形式就跟到哪里，思绪的起承转合就是形式的起承转合，自成结构。这无可指责，作为一名建筑专业毕业的高材生，一位有着独立思考并努力建构自己诗学的思考者，他正在受益于建筑学、诗学、哲学与想象力的下意识的创意组合。他的叙事与抒情仿佛总是自带形式，随物赋形，有时惊险万分，有时瑰丽无穷。《归途》也是如此，其形式的写意与潇洒自由，让人叹服：当我们将《归途》作为一首现代城市诗时，它更像一部分行的意识流小说；当我们将它作为一部分行的意识流小说时，它的确又是一首真正的现代城市诗。

从在外在形式上说，它似乎包括三个部分，分别呈现上车、在车上与准备下车三个阶段的观察与想象。但这个形式是自然成型的，实际上全诗是诗人思绪流动的文字跟进——身体行动、内在思索与想象与全诗的形式铺陈同构：上车前，观察随之开始，这是诗歌的开头；在车上，观察继续，但浮想联翩，作为诗歌的中段；下车时，思绪继续，突然又想起了那条“蚯蚓”——一个漂亮的首尾呼应，诗在形式上趋于完整。但由于核心意象的重复，主题就在众多的可能性中脱颖而出，信马由缰成为形散神不散的炫技。这种炫技，建立在仿日常行动、“反诗歌行为”的基础之上，与口语诗的仿口语写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首诗之所以称之为诗，在于其诗意。然而我们在讨论诗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谈论“奇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把“奇观”兑换成“陌生化”或者更陈旧的“创新”。这些“奇观”包括：非日常的景观、情境或日常景观、情境的奇观化；非庸常的思想或思想的奇观化；非陈旧的情感或情感的奇观化；以及一切（日常生活、思想、情感）奇观在因被反复呈现而蒙尘后的二度奇观化等等。当然还有其他，比如上述提及的无形式的形式奇观，比如语言的奇观：极度的反日常语言或者极度的仿日常语言。

《归途》自然是诗（不是分行意识流小说）。它的诗意来自哪里呢？首先我们说，来自城市日常生活、日常景观的奇观化。地铁以及上地铁的动作、地铁里的乘客等等，事实上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司空见惯，或者自在庐山中，从不以为意，但《归途》因为观察的角度、取景的节点以及它们之间跨生活逻辑的剪辑与组合，突然从浮泛的城市背景中凸显，活喇喇地矗在眼前，就像我们第一次看到它们，感受到它们。而那些看似没有关系的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突然被一种可能的关系链接，构成了一个新鲜奇特的另一个世界。生活多么有趣！这不是现代主义，也不是荒诞派，这是生活大爆炸的产物，是城市生活本身，是现实主义的奇妙花朵，但是多年以来被我们错过了，而我们却仿佛身处“荒原”而枉自悲叹。

但眼见的奇观与想象的奇观相比，后者更加瑰丽多姿。这次地铁归途与其说是一次饶有趣味的城市浮世绘记录，不如说是一次内心想象的奇幻之旅。在归途，从前到后，诗人除了上车和准备下车，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内心的活动，却四处出击，神游八荒，不时触轨犯禁，惊心动魄，比如他想“用手机调出一只舞曲”，激励一个“翘起的臀部”跳钢管舞，让人忍俊不禁。他像魔术师，指挥一个个脱壳的灵魂在四处游荡，比如他假定“那蓝色的制服女人”，练习“把微笑作为奖品/发给想象中的冷漠客户”；他像一个透视机，一些内心的景观、掩藏的秘密被一一照见，比如，那位“痛经的同事”，正“怀揣一条东非大裂谷/承受着伦盖伊火山的爆发／和塞伦盖蒂大草原上／上百万匹角马的奔突踩踏”。

想象的结晶就是比喻。一首诗提供了一个好比喻，以及围绕着这个比喻建构了一个好的情境，让我们通过它记住事物本身，不亚于一部小说塑造了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关于地铁和地下地铁站，我们见怪不怪了，现代城市诗里关于它们的比拟也有许多，但“一条发光的蚯蚓”“一条被照亮的暗河”，这个瞬间的把捉和带有价值倾向性与体验性的想象力介入，却让我们深刻记住了它，或者说唤醒了我们对它最初的印象，从此它成为我们内在事物的一部分。而结尾处，想象地铁司机，不要因为“长时间被放在潮湿昏暗的地方”，真的“进化出一个蚯蚓的头/在停电的时候／拖着恐慌的人群继续前行”，这个转喻自然对主题有大的推进，但是它对地铁、对乘坐地铁行动再一次奇观化了。

诗人一边在描述着城市的表层生活，一边在用想象补充着城市的虚拟生活。我们要注意到，诗歌也写到这个城市的龌龊尴尬处，触及到城市生活与生存的荒诞，但是诗人并没有现代主义诗歌那样，僭越“上帝”高位，理直气壮地去批判和讽刺他生活的城市、他生活的时代。当然也不像新诗中那些身在城市心在汉唐的遗老遗少，“愤世嫉俗”地抵触眼见的一切。在这里，诗人更像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孩子，这个城市中更有趣的一员，用“动脑不动手”的方式逗弄着这个城市，逗弄着这个时代——当然也在逗弄着自己。

我们当然可以从现代主义现成的认识装置和意义装置出发，认定诗人在批判这个城市与时代的过去与现在，并进一步悲叹它们的未来；或者硬拉着诗人的头发，将他提拔至整个人类的代表，以他的即时性、偶然性的观察与想象，来占卜我们无数人的的命运。我们更愿意这么理解，诗人只是在现实主义层面写作，在丰富的自己的内心生活，在主动改善自己与城市的关系，率先实践“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号召。这是极好的，毕竟，坚持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对自己撒谎，是个人写作最基本的要求。这自然是写作路径的一种，不必过分夸大它的意义，但在大规模城市化以及由此带来人类生活前所未有转型的今天，太多的人，包括诗人，正处于心灵失衡之中。这种新型的人与城市的关系，包括这种关系的表现方式，对于当代城市诗、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来说，应该具有正面的意义。    
 
上海大学，2017/10/31
 
向卫国：如果要给出一个归类，我愿意将《归途》视为一种状态诗，它所描述和隐喻的是人类目前的生存状态。在诗歌中，一列在地底穿越的列车，被比喻为一条发光的蚯蚓，地铁上的人们有着高度“同质化”的脸和“纤维化”的思想与灵魂，或者说完全没有灵魂。谁在开着列车？车将去向哪里？似乎大家心知肚明，又似乎全然懵懂无知，只是因为大家都在车上，所以“我”也要在车上。假如要为此诗寻找一个范本，我想最恰当的就是《动物农庄》和《1984》，此诗便是这两本书的合二为一，其中的真实、残酷、恐怖、荒诞均不言而喻。不过诗人却没有忘记把自己放入其中，诗歌说，车上 那个唯一的诗人的存在，显得最为荒诞，这是诗的绝望还是诗人的绝望？时代（列车）只往前走，从来不问这些。

张建新：坐一次地铁，等于历经一次奇幻旅行，也许只有在诗人眼里才会发生。谭克修动用他敏感的神经和敏锐的洞察记录下了这样的奇幻旅行。进入车厢，即“被吸进一条发光的蚯蚓”穿行于“一条被照亮的暗河”，“我”已无法主宰自己的去向，或者说把自己交给了这条“蚯蚓”，但这被动的情形却源自自己主动的选择。他开始观察其他的与自己同为命运共同体的人，找出自己与他们的不同（同质化空洞的脸和作为诗人自己的荒谬的脸），空洞的脸太多，以至于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危险性：“我必须/把自己控制起来，解放他们”，这样戏剧性的荒诞推论让诗人不甘心：我真的与他们没有关系吗？他必须去寻找与他们关联的蛛丝蚂迹，比如：可能一起排过队、看过同一场电影、股票交易等等，而“捏着男友裤裆的/清纯女孩/让我也有了反应”是神来之笔，让人相信“我”与他们关联的可信度更进了一步，甚至曾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以及紧接着下面说到蓝色制服的女人在把微笑当成奖品送给冷漠客户时，心里配送一句“草泥马”的牢骚话，都展现了谭克修语言的幽默能力。在寻找“我”与他们的关联过程之中，得到“所以，有一个翘起的臀部/挡在正前方是幸运的”这样无厘头的结论，我与他们的关联只不过是一个可以激发荷尔蒙的翘起的臀部，让人哑然失笑又颇有失重之感。
 
所以，到站之后理所当然先向臀部再见，向痛经的同事再见，她有着强忍疼痛的安静美德，向盯着窗户的老头再见，他也被窗户盯着。下车的人都是蚯蚓的排泄物，一次次排泄之后，这蚯蚓仍然会继续在暗河里穿行，但开车的人我们从没见过，回过头来想一想，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从没见过的从不了解的人，多么可怕，可事实往往就是如此。诗题《归途》，读完感到实则并无归途，地铁并没停止，即使停电，也让人忧心“不要为适应在地下管状空间穿行/真的进化出一个蚯蚓的头/在停电的时候/拖着恐慌的人群继续前行”， 谭克修借荒诞之旅道出途归何处的忧心，而诗中诸多荒诞和变形记也透露出他对科技时代人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木然“忘我”的恐慌。
 
李锋：地铁是科技进步为人类打开的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这是首先要承认的，在人类生活进向现代化的大方向下，人类的身体退化和人性的异化也作为确切存在的暗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体察，诗人正是这类敏觉而忧思的人，在诗人笔下地铁也自然成了展示人类退化和变异的诗性空间。此诗通过叙述，夹带出比喻，又通过喻象过渡到意象，而各种意象组合建构的是更大的象征，实现的是一种寓言式的宏大诗写。但他的起笔却是轻快的，运动员一样矫健，过程中也不失幽默调笑，具体而微，日常的情景唤起我们熟悉的感受，而最后却一下把灯拉灭，在一种大恐慌之下人类随一个巨大的蚯蚓怪物在黑暗中遁去。尽管这种人类结局的暗示是在一种“不要”的祈愿下逗露的，但是“不”这种意向，否定不了意象的创生，“蚯蚓怪物”之黑暗能量非脆弱的诗人所能抵挡。诗人已经回家，人类正在途中，究竟有无归宿？前方到站何方？抵达人性还是非人？进向毁灭还是幸福？一切悬而未决。我们也只能像诗人一样在恐慌中祈愿“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