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先锋诗”的精神空间与历史场域
——读姜红伟《大学生诗歌家谱》
 
霍俊明/文
 
姜红伟的《大学生诗歌家谱：《飞天•大学生诗苑》创办史（1981——2014）》（以下简称《大学生诗歌家谱》）无疑具有重要的诗歌史价值。这不仅在于这是一部《飞天》的诗歌栏目“大学生诗苑”的专史，而且还在于围绕着这份刊物和栏目所呈现的极其复杂的波诡云谲的“校园先锋诗歌”的场域状貌、精神空间和文化生态。尽管“大学生诗苑”在先锋诗歌、校园诗歌热潮散尽之后的文学和社会学上的双重影响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一份刊物所呈现的诗歌历史的进程和转捩足以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纪念碑一样不可或缺的重要形象。在我看来，在整个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风潮的大背景下被誉为“中国新时期校园诗歌的渊薮和滥觞”和“中国新时期诗坛黄埔军校”的“大学生诗苑”与“校园先锋诗歌”是一体的、互动的，相互激励和彼此生成的。那一时期的大学生校园诗歌必然是先锋的、实验的、创设的、挑战的。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所谓的“大学生诗歌”基本上成了青春期写作的代名词，与“先锋”基本上不沾边了。
 
透过30多年的历史烟云，姜红伟的这本极其立体的具有现场感和历史感的“刊物专题史”重新呈现了几代大学生在青春的岁月里的文学理想与生存的精神状态以及围绕其上的一整个时代的历史烟云。这既是一部诗歌史，也是一部思想史。而围绕着“大学生诗苑”这一栏目所生发和形成的不同年代的文化语境、诗歌状况、诗歌观念与诗学趣味，个人的青春生活、校园记忆、文学理想、校园刊物、大学教育以及诗歌体制的立体化空间都无不真切地呈现了历史事件的细节与可感的场景，还原出了一段纵横交错的先锋诗歌和校园诗歌历史的田野。当然时过境迁，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以及校园诗歌的繁而不荣状态，“大学生诗苑”这一栏目在当下遇到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也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中国的“先锋校园诗歌”的历史而言，《飞天》以及姜红伟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就足够了。
 
而地处“非文化中心”西北的《飞天》杂志竟然通过坚持了30多年的“大学生诗苑”栏目推动了整整一个时期的汉语先锋诗歌的进程。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从1981年2月至今，围绕着“大学生诗苑”先锋诗歌以及校园诗歌的文化场域逐渐形成并影响日深。
 
在历史谱系学的层面，说到《飞天》不能不说到其他与之相关的民刊状态以及对先锋诗歌的影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文革结束之后一些民刊和重要刊物所起到的作用。文革之后中国内地铺天盖地的各种民间刊物的发生和发展显示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特殊文学和文化心态。这种“民间”“地下”刊物又让人想到前苏联时期的“萨米兹达特”（此词的俄文原意是“自发性刊物”）。而后来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苏联作家如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都是在这些“地下”性质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然后才在国外正式出版然后又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引起俄罗斯国内的轰动和广泛传播。1980年代的民刊和校园诗刊的热潮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学史上两次办刊热潮——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1978年开始的民刊运动。80年代的诗歌民刊尤其是大学校园的内部刊物在当时媒体尚不发达、官方出版物和刊物仍然严格把守的时候对青年诗人的诗歌阅读、交往和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时油印的诗歌民刊打开了散落于全国各地诗人的眼界。此外其他大量的校园诗歌刊物更是难以计数。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刊从地理上分布则主要集中于南方，这就说明了为什么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更多地转向了“南方”包括西南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1980年代开始广义上的南方诗歌开始占据时代的潮流。以这一时期的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期刊《青春》为例，该杂志1987年5月号推出了名为“桂冠诗人专号”共收录23位诗人，而其中浙江诗人就有6位。我想这个数字不是个例和偶然，而是带有代表性和象征性。尽管这些民刊更多是小范围的“内部”交流资料，但是这种形式显然对于年轻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和思想状态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无疑打开了一个更为自由和开阔的空间。这些民刊确实在当时的正统刊物权力之外为自己的诗歌美学提供了阵地并加大了各自之间的美学上的差异，但是这其中仍然有着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最后反光以及理想主义抒情年代的尾声。这一时期的诗歌传播仍然禁忌颇多，这种仍然不自由的诗歌生产和传播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些民刊的产生和发展。这些转折年代的诗歌刊物也试图在一些官方刊物中寻找几个突破口以便进一步提升这些“地下”诗歌的声音。而“第三代”诗歌在官方刊物上的集体登场是迟至1986年才出现。在更多研究者看来《飞天》可能属于一份省级的官方刊物，但是我必须强调的是在“大学生诗苑”与先锋诗歌、民间诗歌以及开放的校园诗歌的关系上而言它又具有十足的“民间”色彩、独立精神和开放意识。尽管《诗刊》曾在1979年第1期和第3期转载了发表于《今天》上的《致橡树》和《回答》，但是包括《诗刊》在内的官方刊物却在此后的几年对先锋诗歌和民刊置若罔闻，不再转载民刊作品。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学环境仍然是不容乐观的。可能很大程度上正是《飞天》的这种“官方”与“民间”融合平衡的姿态使得中国八九十年代尤其是80年代的校园先锋诗歌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健康的丰富的土质和水源。
 
关于《飞天》的“大学生诗苑”对先锋诗歌的推动还与地缘文化有一定的关系。80年代的先锋诗歌运动是从创办民刊尤其是大学校园的诗刊开始的，而到了1986年的“诗歌大展”的时候这一切不可辩白地证明先锋诗歌场已经由北京的《今天》转向了“外省”——主要集中于西南和西北地区。这种文化场的转向也许都隐约透露出《飞天》与先锋诗歌在空间形态上的关联。在说到80年代的“大学生诗苑”的时候会必然涉及到几个诗学概念，而且这些概念大体具有交叉和重合的指涉。这包括“先锋诗歌”、“大学生诗歌”、“校园诗歌”以及“第三代诗歌”。这些交叉的概念体现了诗歌史命名的错乱，但是大体而言共同指向的是生于60年代，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大学并且从事实验性和先锋色彩的诗歌创作群体。“大学生诗苑”在80年代所推出的诗人基本上涵盖了当时中国先锋诗坛非常活跃且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群体。而之所以“大学生诗苑”推出如此庞大的诗歌写作群体不仅与刊物理念和具体的编辑者的先锋、开放的诗学思想有关，而且还与整个期刊界对先锋诗歌的旁观和冷望的刊物环境有关。为此《飞天》承受了时代不小的压力。尽管这一代大学生诗人占尽时代风潮且各领风骚，但是也不能不因为运动性色彩而饱受争议。
 
在我看来，姜红伟的这部书无疑是完成一次历史的还原和复现工作，尽管真正意义上的还原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汉语诗歌的“地下性质”在20世纪的发展中处于一种在国家、民族、战争、运动语境中不断被边缘化的一种处境，在60、70年代更多是一种与主流和政治相对抗的隐伏状态，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更多显现出写作的一种个人状态。而由于时间上的过于迫近性，致使历史的叙述者在选择的范围和重点上都有着相当的难度。80年代《飞天》的“大学生诗苑”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这一公共媒体空间与先锋的校园诗歌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地下”状态的密切关联。尽管这一时期的诗歌的“地下”状态已经与此前的文革有了相当大的差别和表现形态，但是对于正处于解禁期的仍然较为单一的纸媒时代仍带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异质性。这无论是对于《飞天》这份刊物还是对于当时的主编和编辑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从当时发表的诗歌来看，其中有些能够在当时公开发表出来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由此，中国80年代的校园诗歌和先锋诗歌甚至大学生诗歌运动都一定程度上离不开《飞天》以及“大学生诗苑”的推动作用。由此，将这一段时期特殊的刊物和栏目以历史化的方式再次呈现出来将必然有着重要的历史性意义。这不仅对于找回那些“历史上的失踪者”而言具有重要性，而且这一历史性的瞬间对于整整几十年的当代先锋诗歌发展和生态而言具有启示性。
 
当然，重现这段“当代史”也是有着必然的难度和挑战性的。看看以下的相关数字就可见一斑了。《飞天》的“大学生诗苑”1981年2月创办，至今历时33年，先后经历4位主编、4位责任编辑，编发212辑，发表462所高等院校，2003名大学生诗歌作者创作的作品4388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涉及的诗人人数、群体、社团、流派的数量都是相当惊人的。因为都发生在“当代”，这都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和进一步的筛选。当然，这种“当代”性质的历史书写由于时间上的压力而有着不稳定的流动状态，因此文学史叙述的事件越是靠近文学史家生活的年代所记住的作家就会越多，甚至成为一大批作家的名单和目录表（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历史注定是被讲述的，而这种讲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态”的历史本相似乎只能永远是不断被挑战的话题。而问题的关键是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任何一个书写文本都有不可替代性。这些文本的前后连贯或者断裂正揭示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而这些面目不同的文本面貌也共同呈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
 
历史必将收割艾草，让田野恢复最真实的一面。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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