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乡愁”记忆追寻人类精神生态流变
——从奥华女作家方丽娜的小说和散文创作谈起 
 
作者：奥地利/方丽娜  北京/王红旗

王红旗，编审，教授，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女性文化》学刊创始人之一。自2001年6月至2017年4月担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女性文化》学刊主编，2010年至今担任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主任，中国网“中国女性文化论坛”主持人。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女性文化》学刊名誉主编，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性别与伦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女性文学、性别文化与艺术研究。
 
王红旗： 2017年，是你文学创作的一个丰收年。你的中短篇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入选何向阳主编的“中国文学新力量海外华人女作家文库”，散文集《蓝色乡愁》入选江岚主编的“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文丛”，再加上近几年你的新作品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上的陆续发表，获得越来越多的评论家的关注。并且你的散文集《远方有诗意》获得国内外多种奖项，都显示出你对海外华人女性生存经验与文本构成的独特思考。总体来看，你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在异国的人生境遇与灵魂深处的“乡愁”，升华为一种人类精神生态流变的寻找与回望。如果说人的生命有一个根基的话，那这个根基就是“乡愁”，就是对生命“原乡”的原初记忆 。

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作品里的“回望”故乡，是另一种“寻找”的方式。这当然和你在奥地利生活近20年有着紧密联系。从你的散文集《远方有诗意》可以看出你的寻找，是对“人类诗意生活栖息地”理想的执着追寻。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等又可以发现，你对全球语境下现代文明进程中人性裂变的透视，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沉浮博弈。其中那刻骨铭心的“乡愁”低吟与呐喊，表达出一个觉醒者对人类的性别、家国苦难的大悲悯情怀。请谈谈，你是如何走向文学写作之路的？你的创作又是怎样从散文过渡到小说创作的呢？
   
方丽娜：实际上，我的写作开始得很晚。在国内工作期间，我偶然考得一个来德国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的机会。2003年我正式定居维也纳，闲暇之余投些散文给《德国新报》（当时叫《欧洲经济时尚导报》）的文学园地。2005年，我的散文《云中漫步》获得该报的年度征文一等奖；第二年的散文《我行万里嫂担忧》再次获奖，这让我受到了极大鼓舞，从此便连续不断地写起了散文。自从生活在异国他乡，欧洲土地上的自然、人文、艺术，乃至宗教，都时时唤起我的好奇与联想，周围的一切都在触碰与引发着我的思考。

至于从散文过渡到小说创作，是在出了第一本散文集《远方有诗意》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不能只停留于抒情、唯美、甚至自恋的层面上，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而有些素材，更适合于小说创作。但我缺乏技能。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学习。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那就沉下心来历练，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雄心，那就沉下心来读书。

2010年的春夏之交，我受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有幸走进祖国的文学殿堂——鲁迅文学院，成为鲁迅文学院创建以来吸收的第一个海外学子，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多名作家共同度过了四个月的时光。这段特定的文学氛围，对我的影响和提升是不可估量的。也许进不进鲁院都不妨碍我写作，但从

鲁院出来，它决定了我的写作能走多远。我的鲁院学友当中，不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如宁肯、盛可以、计文君、李进祥、黄金明、付秀莹、周瑄璞等等。从鲁院归来之后，我在大量阅读、思考和沉淀的基础上开始小说创作。几年来我以跨国婚恋和文化冲撞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发表文字60余万。就文学而言，爱情乃至婚恋，是永恒的主题，我和读者一样，对这一主题乐此不疲。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老师针对我的写作，说道：“方丽娜在旖旎迷人的风景、引人入胜的故事里传达出富有意味的人生主旨，在看似悲伤的结局中见出人间的温暖和坚定的希望。她的作品传达出令人欣喜的强劲力量，不仅使之在短时间完成了从非虚构文学到虚构文学的华丽转身，而且也一直是这位一手散文一手小说的作家追求的艺术之境。”

何老师的评语，让我深受鼓舞。
 
赤子之心：在母语创作中回望“故土”的灵魂
 
王红旗：您在散文集《远方有诗意》里写道：“人生是什么？也许人生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过程”。在你小说和散文里，“乡愁”是一种对记忆里故乡与亲人不可释怀的思念。如冰心 在《往事》里谈到的“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 在你的小说和散文里流露出的那种真挚的、朴素的很强烈的情感，只要一提到家乡，家乡的人，尤其在跨国婚恋的故事里，几乎都能感受到“乡愁”，对家乡的爱恋与关怀。那么作为在欧洲维也纳生活了多年的女作家，经过岁月流年的沉积之后，你认为“乡愁”意味着什么？请谈谈你梦绕魂牵的“乡愁情结”，与你儿时的成长经验有什么联系？它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方丽娜：我们经常追问，人生是什么？人生也许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过程。踏出国门，远离亲人，走得越远，回望故土的频率反而日渐增多。仔细想来，故乡对我有两层含义。一是有形的，其次是心理乃至精神的故乡。也许是童年过早失去父母的缘故，我适应环境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非常强，惯常的那种乡愁，在我身上多半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精神依恋。在我的文学创作中，总是不知不觉地出现古城，老墙，护城河，芦苇丛，以及清香四溢的泡桐花……这些明显打着童年成长烙印的东西，已沉淀为抹不去的记忆，不由自主地渗透在我的作品中。故乡的一草一木，已然融入了我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底色，家乡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的神经与情感，与我血脉相连。评论家张莉说：当一位小说家渴望将他的个人才能溶进久远的文化传统中时，他其实已经找到了他的家园和真正的路。
 
走在欧洲的天空下，其旖旎的景致，舒适的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人文熏陶，叫人沉迷，叫人感慨万端。这个世界很美，可它的每一棵树，每一粒果实，每一条砖石小径，都有别于我们孩提时代的成长烙印，它们像春天的花粉一样铺天盖地，不由分说地袭击着每一个陌生而脆弱的肌体。日常生活的过程，也是观察、学习、碰撞和交融的过程，在碰撞与交融中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幸福之道和自我发展之道，与此同时，我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惊喜。这便是文学。

王红旗：也就是说，你早期的作品大多都是“非虚构的”，是采集于你记忆里故乡真实的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那些人、那些事与那些景致在你的心里如同孕育的“种子”，随着流年在发芽、开花、结果……，才能化为富有生命力的鲜活文字。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长期的海外生活，你的思维富有了跨时空、超性别的崭新视野，对“乡愁”、“乡恋”更有一种延伸性的思考。

读你的散文集《蓝色乡愁》，这种感觉很强烈。无论你书写奥地利、德国、希腊还是印度、俄罗斯等异国风情，还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宗教信仰，你不仅深深迷恋于人与大自然共同的审美思维，把旅行作为一种阅读世界的方式，吸纳异质文化的思想精神而滋养自己，而且几乎每一篇散文“以心感物”的中国传统审美感知，都蕴含着你生命里的故乡记忆。如散文《鱼丽之宴》结尾处，你和木心教授对人类文明深深的隐忧跃然共鸣。如与迟子建小说同题名的散文《白雪乌鸦》里写到：“原来是乌鸦，乌鸦是你们奥地利的土著吗？不是，它们是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一代飞来过冬的，每年这个季节，它们都准时飞来，下榻在各种建筑物上，安然过完冬季，直到来年四月的复活节前后，再集结成群，浩浩荡荡返回它们自己的家园，西伯利亚。”[1]在自我的“乡愁”情景交融中，创造出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象景观，感人至深。

这些都是你从散文走向小说创作的内驱力。你不仅善于发现与捕捉现实生活，更具备了深刻思考与丰富想象的能力，你的文学创作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你后来的小说，更多关注华人移民在流徙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站立，人性反思与自觉救赎。并且常常情不自禁地在立足欧洲奥国的写作中，回望“故乡”的阴晴圆缺，人情冷暖，社会变迁。在别人看来的那些有着“乡愁”记忆的极其细微的差异性描写，恰恰是你打通东西方文化神秘世界的一把“钥匙”。

方丽娜：早年，我在中国大学毕业之后当过老师，做过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处于工作与生活的应对与应酬状态，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东奔西跑、追名逐利当中，从未想到过要写作，也不可能静下心来写作。而人在异域，骨子里深埋的文学情结，不仅没有随异国他乡的风风雨雨变得淡漠，反而日渐缠绵悱恻、难割难舍，并且在欧洲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顽强地破土发芽，野草般疯长起来。

实际上，文学就是一种回望，把故乡与自己的距离拉开，从而获得一种躬身反照的机会。距离不可避免地产生差异，也产生不受拘束的想象和对心灵的深望。异域生活的形形色色，多元文化的纠结与碰撞，不同族群之间的交织、牵绊，无形中拓宽了我想象的空间，使得笔下的土壤变得丰厚而寥廓。我感谢这种距离和差异，它成为我写作的强大内驱力。总的来说，欧洲是缓慢的，讲究的，细腻的，与文学的缓慢、讲究和细腻十分契合。我受益于欧洲这块土地。它的兴衰与枯荣，典雅与凝重，宁静与繁华，令我震撼，也令我沉醉其中。这一切，都化作文字，从指尖漫溢出来。

 王红旗：然而，读《死海之吻》《蓝色乡愁：贝加尔湖》，又忽然发现书写“乡愁”不仅是你表达自我“乡恋情结”的方式。而且是你“自我放逐”的主体意识自觉，是一种幽深的家国情怀，对人类和平意识的呼唤。

《死海之吻》中“站在这块地球的最低洼地——‘人类的肚脐’上，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一股自豪之感也油然而生。因为那个令人仰慕的神圣主峰，无可争议的属于中国。”[2]如神来之笔，把个人情感的家国从心灵海底升华到精神之巅的人类意识，解开人类所谓现代文明史的演进“真相”，从死海的历史传说，写到现实场景里不同肤色与宗教信仰的男女，从现代“人类执迷不悟”的连绵战争硝烟，回溯两千年前古罗马时代神谕般的启示，写到“今天的死海，便由约旦与以色列共同拥抱，两国以死海为界，共享同一轮太阳，同一片海水。”[3]历史地诠释自己的和平思想、宗教观念。

尤其是俄罗斯女人、阿拉伯女人迥异的个性，鲜明民族衣饰的细腻描写，如看到阿拉伯“女人统统是一袭黑袍，犹如衣衫飘垂的修女。脸蛋儿也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我只能隔着面纱，想象她们的妩媚。而阿拉伯女人的美，又似乎是不容置疑的。那优雅的身段，在修长的黑袍下潇洒的抖动，像一袭黑色的风衣，从黄沙弥漫的世界里走来，甩出别样的风姿。” 但是，中国学者会如此发问“这种作茧自缚的装束，究竟要延续到哪一天？”而你自己却这样思考“她们身上的黑袍子都穿了一千多年了，那样自得其乐，安之若素，我们就无须杞人忧天了。”[4]这样小说似的语言表达，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塑造，在风趣的思辨之中不仅能感觉到一种文体表现手法逸出与融合的丰富性，而且什么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与人之间、家与家、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道德伦理？你运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细节，表达出意识深层里，对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平等、包容与尊重。请谈谈你对不同宗教的看法，怎样的情景引起你诸多的思考。

方丽娜：写作之余，我喜欢到处行走。旅行是另一种阅读，怀揣这本书我走了很远，很远。那里轻音悠远，雪山映照，沙漠苍凉，万流归海......步履从容中，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心灵的跋涉。我对步履抵达的每一寸土地及其背后的人文渊源，既深情凝望，又追根溯源，那于天地间灵光一闪的蓬勃心跳，感动着我，也激励着我。人生真如一道风景，走出四壁，一个何等辽阔的世界在等待着你的勘探与挖掘。受时空牵引，我的思维和笔触不断深向了无边际的地带。我至今记得踩着凉丝丝的淤泥，一步步走近死海，而后仰天躺在灰蓝色海面上的场景。有一天，先生坐在海滩的吧台上，沉浸于一杯浓郁的阿拉伯咖啡里，我则靠在一块岩石旁，面向耶路撒冷胡思乱想起来。眼前突然现出一群身披黑袍的阿拉伯女人，她们脚步轻盈，小心翼翼地步入死海。这一幕，像一缕突兀的风，豁然撩拨起我的思绪。死海之上白云浮动，对面是耶路撒冷三大宗教圣地，那种神圣与神秘的力量，瞬间裹狭了我。

长期生活在欧洲，宗教的力量无处不在。我先生是天主教徒，虽然他很少到教堂定期做礼拜，但在他身上，除了欧洲绅士常见的教养之外，不时散发出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和真纯。那种发乎内心的道德自律，那种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胜似任何法律约束。欧洲土地上的每一座教堂，不仅仅是用来传经布道、洗礼和做弥撒，与此同时也承载着艺术殿堂的职责。周末，我和先生常常步入维也纳大大小小的教堂，在古老而庄严的氛围里听一场海顿的音乐会，看一场普契尼的轻歌剧，受朋友之邀参加朋友孩子的教堂洗礼等。在我居住小区的林荫下，有不少身披黑袍照看孩子的穆斯林妇女，孩子们纵情玩耍的同时，女人们隔着面罩凑在一起，聊天拉家常。不管是来自土耳其、车臣，还是巴尔干，抑或是北非突尼斯，不分种族与肤色，彼此尊重，充满善意，一幅温暖而美好的画面油然而生。我也曾和她们坐在一起聊天，彼此讲述自己来欧洲的经历，那种心照不宣的理解和体恤，跨过语言的障碍，闪烁在各自的眼神里。

王红旗：这篇《蓝色乡愁：贝加尔湖》，写出思接千载的“乡愁”，是中华民族根性的人格精神，甚至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如果说汉朝使节苏武被匈奴流放，在贝加尔湖边牧羊十九年，宁死不屈，任凭海枯石烂，“终叫匈奴惊心碎胆共服汉德威”，偌大的一湖深水，却盛不下苏武滚滚的乡愁，是“被放逐”之后的家国情怀的坚贞表达。而你的出走欧洲却是一种“自我放逐”的精神追寻。你携带着“乡愁”的旅行穿越时空，与苏武自比之意隐喻其中，才能感受到“这湖边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朵白云，甚至每一滴水珠上，都凝结着苏武那化不开的忧伤与乡愁。”[5]虽然时隔千年，但对家国的“赤子之心”却有着相似的底色——磊落洞达，风骨毕现。

其实在你前期散文，与后来的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以及给我读的未刊出的中篇小说《夜蝴蝶》，都能品出浓浓的“乡愁”味道。可以说，你的“乡愁”叙事，已成为你在“第二故乡”文学创作独特的个性标志，“乡愁”也凝聚为你作品里的思想与灵魂。

也许是浓烈的“乡愁”情感世代传承、绵亘延展，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才从一片荒无人烟的贫乏之地变成如今的美丽、富庶与丰饶。西伯利亚的碎叶城曾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诞生地，契诃夫曾言“贝加尔湖是西伯利亚的诗篇”。如今“这里有文明社会里所憧憬的一切：空气、水质、纯粹。”置身于这大自然的温柔碧蓝里，会“完成一次难以言说的洗礼。”[6]以自我亲历体验揭示出，人类真正的精神“故乡”就存在于其内心深处。

因此“蓝色乡愁”是现实的，历史的，意象隐喻的。它不仅是海外游子对家乡故土的爱恋，更是作为宇宙的游子人类，对宇宙大自然母亲生命之爱的“原乡”情感。而现代人类精神与自然生态的情感悖论，发人深思。

方丽娜：那年，我搭乘旅游专列由莫斯科出发，一路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东行，车到伊尔库斯克时，窗外蓦然现出一泓深不见底的碧蓝的湖水。人在湖上，举目四望，堤岸跳动的篝火和隐隐约约的歌声，勾起我对往事的怀想。遥想当年，苏武流放在贝加尔湖边，牧羊十九年不得归家的情景，苍凉而悲怆，那一刻，我感觉周身的血液与苏武那化不开的忧伤与乡愁，瞬间重叠。偌大的一湖深水，盛不下苏武滚滚的乡愁。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的人生常常在不同的时空来回切换。尽管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可一个人的味觉与口感连同其思维惯性，都停留在原乡，这是骨子里的东西。世界上最远的路就是回家的路，不管走多远，无论心有多高，回家的渴望总在心头。

王红旗：因为不同生活经验会点燃你的创作灵感。尤其到了维也纳之后，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地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心仪的异国爱情。它更能从内心点燃你的一种情怀，让你拿起笔。就像你说的37岁的你，在维也纳的黄昏里，竟然开始第一次捧读《红楼梦》。爱情真的可以激活你的创作灵感、对故乡的依恋情结与异国现实生活感受。你的散文与小说是两种故乡互相融合而成的写作，如同给国人打开了一扇认识欧洲文明的窗口。

你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说《夜蝴蝶》，发来后我是连夜读的。小说叙事者“我”，是一个故乡函镇的“逃离者”，作品以他多年回归之后追悔莫及的心灵忏悔为线索，体现出你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关注，尤其对其生存困境与灵魂裂变的精神生态书写，是触目惊心的。小说里的女性形象，陆雪与小霜的生命悲剧，就发生在这封闭如夜的“黑暗”里，你活画出她们被扭曲变形的赤裸裸的灵魂，震撼之处我都画上了红色。不知您是否有原型事件和人物？谈谈你构思这部小说的初衷。

方丽娜： 《夜蝴蝶》是我开始写小说以来，首次以男性视觉创作的一篇小说，它是由一桩发生在河南西部矿山的真实杀人案引发的。当年我姐姐嫁到豫西矿山安家落户，八十年代末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多次翻山越岭到那里去看望姐姐。矿区依山而建，沟壑纵横，苍凉而幽深，在那样一个贫瘠、闭塞而又远离尘嚣的背景下，一桩血淋淋的少女凶杀案发生了。这件事过去二十年了，但它阴魂不散，不屈不挠地折磨着我的神经。很长时间以来，我一想到那个叫“陆雪”的十八岁的漂亮女孩儿，想到她微笑时粲白的牙齿，以及后来倒在枪口下的惨状，内心便有一种被撕裂的剧痛。正如纳博科夫所说过的一句话：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

因此，我经过长时间的构思，一鼓作气写出了这个小说，否则，就无法安枕。

王红旗：原来小说是在“非虚构”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自我生命在灵魂黑夜里的寻找之旅。正像汉娜·阿伦特所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来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7]

从某种意义上讲，叙事者“我”走出国门，经历了“逃遁”而穿越了精神荒原，有了敢于直面人生的勇气与智慧，才敢于把这“夜蝴蝶”的故事告白于天下。虽然叙事者“我”是一位男性，却有着你隐隐的影子，只是你有意识做了“性别置换”。让男性作为代言人自揭“劣根”而忏悔，即男权文化根深蒂固的“处女情结”所制造的女性生命悲剧。这样表达更有讥讽意味，是指向自我生命来路的“故土”，当然是一种“启明”。叙事者“我”，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人物。请问他在您的创作构思过程中是如何生成的？

方丽娜：在构思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思虑最多的是，为什么昔日一同长大的好友，能够转瞬之间反目成仇，甚至不惜杀掉对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对自己的同伴痛下杀手？

想想看，三个同龄女孩儿，在同样的环境下成长，以同样的起点步入同一所学校念书，从小学到中学，而后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个，因其父升任为矿长而与其她两个同伴拉开了距离，形成一道无形的鸿沟。因为父亲成了当权者，各种各样的机会便纷至沓来：不费吹灰之力迈入大学校园，出门有小车接送，身上珠光宝气，而另外两个女孩儿呢，只能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同伴，渐行渐远，内心的艳羡和凄晃，自不待言。这对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妙龄少女而言，尤其残酷。因为没有出头之日，便只能像自己的父辈一样困守深山，忍受死亡一般的寂静与绝望。

绝望，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东西，它可以导致人疯狂，进而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

之所以将“我”置换为男性角色，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折射人性。由一个男性介入，与陆雪发生关联，不仅可以丰富故事的结构和内涵，也可以强化故事的悲剧色彩。人性的逼仄和幽暗，俗世的浮躁与苍凉，存在的悖论和困境，灵魂的虚无与追问，在此一一呈现。每个人都有从善到恶，从明亮到黑暗，不同性别和视觉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作品里注入一些海外元素，是为了把距离拉开，形成一个大的场域和思考空间。在中西方文化的交织与碰撞中，在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临界点，由中国经验，努力升华到人类普遍经验的高度。

王红旗：原来这个男性叙事者“我”，就是真实生活里的你。你是借他之杯，浇自己的“块垒”。同时在结构上，起到“一箭双雕” 的艺术效果。

《夜蝴蝶》如同你开掘一口深井，它的结构是纵向的。一方面，“函镇”隐喻封闭与黑暗。函镇的女人非死即疯，或者走向犯罪，函镇的男人均死伤于煤矿塌方的屡屡矿难。究其原因，这个人性与精神的集体塌方、混乱愚昧的无序世界 ，人们性观念的愚昧，对金钱的贪欲，对上级的谎言，对亲人、朋友之间丧失关爱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失去信任的伪善，等等，都成为剥夺人的生命权力的由因。“信任的鸿沟”、与金钱权势“看不见的控制”，小说挖掘出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在个体生命深处与生存世界意识流里惊心动魄的博弈。这不只是个体人的精神困境、函镇人的精神困境，已经是全人类的精神困境。

小说叙事者“我”，看到整个“世界在下滑，所有的东西都从视野里剥离，消失，沉陷，并且裹狭着我，身不由己”。他认为“在爱情上我已溃不成军，不能在事业上继续遭遇滑铁卢”，“攥着梦寐以求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逃也似地离开了函镇。”女主人公陆雪，一个淳朴善良、聪慧美丽的山村女孩儿，渴望得到爱情，且真正爱着“我”，甚至多次求“我”带她走出函镇，最终变成因爱情怀揣仇恨，“以恶制恶”的预谋杀人犯；“我”逃离了陆雪的爱情与函镇，在世界诸多国家奔波十六年，仍然是一个飘泊的灵魂，这成为“我”心里的“结”。“我”回到故乡，听豹子讲到当年陆雪的杀人案，陆雪还是个“处女”，并在“我”滔滔不绝，彻头彻尾地表达着自己的惋惜、自责、困顿，以及无法消除的忏悔之情时，他突然的发问：假如你和陆雪的事重新摆在眼前，你会带她走吗？“我”“两眼含泪，张口结舌。”请谈谈你为什么要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 是从个体灵魂深处的“乡愁”，重新认识、反思“逃离”故土与爱的生命价值？你认为，作为一位海外女作家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方丽娜：小说《夜蝴蝶》的确隐含了我内心的一种强烈诉求。我希望借助这篇小说叩问良知，惊醒世人。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爱的问题，如果“陆雪”们所生存的环境，充满了爱恋和温情，悲剧还会发生吗？

“我”回到故乡，尽管带着惋惜、自责、困顿，以及无法消除的忏悔之情，而针对豹子实质性的发问，“我”仍然别无选择，依旧是逃离。这就是现实。面对矿山与日俱增的破败与荒凉，面对现实的无望，“我”除了寻求一点自我安慰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作为一个立足海外的写作者，用文学的形式呈现这桩在祖国内地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旨在唤起我们的社会对偏远地区孩子的呵护与关注。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富裕了，有雄心有实力到世界各地投巨资，搞建设，也一定有能力为我们贫困地区的孩子带来更多的希望和生机。

王红旗： 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里，中篇小说《回国清单》，把回国时购物清单织成一张跨时空联动的关系网，揭露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权力像春药似的癫狂，贿赂之风、腐败之气令人发指，家人、同学说不清的复杂功利关系，令人无奈，甚至无所适从。小说对诸多社会怪现象的扫描，诙谐幽默，侃侃而谈，发人深省。你请问你是如何以生活的真实构思成这篇小说的？

方丽娜：其实《回国清单》是受了我一个作家同学的启发，因为我每次回国，她几乎都让我给她捎东西，我们是闺蜜，无话不谈。每次回国之前，她都求我：你能不能给我捎一块什么表，这个表不是我自己戴的，我要送给谁，再给我捎一瓶什么牌子的香水，要知名品牌，我要办什么什么事儿。给我自己戴的，买一块百十欧元的就行了。只要是昂贵的，名牌的，几乎都是送人拉关系的。这让我想起当年流传的那句：买茅台的，都不是自己喝的；喝茅台的，都不是自己买的。

写作中，我把个别场景设置在自己跟亲人之间，以便让作品显得真实可信。尽管有些情节是虚构的。想想挺可悲的，当年，冯志、乔冠华、季羡林、胡适等，那一批民国学子，出国回来带回去的是什么？是技术，是科技的能量，还有人文思想。再看今天一波波涌向欧洲的大批中国游客，来到仰慕已久的圣地，匆匆拍完照，便疯狂购物，带着大包小包回去炫耀。至于学习、观察，早已甩向脑后，更奢谈思考和联想。

王红旗：如果说《夜蝴蝶》回望“故乡”，批判的是男权文化的“处女情结”造成的女性生命悲剧，而《回国清单》针砭的恰恰是商品消费时代人们的“物化”与绝无禁忌的“性开放”。梳理“回国清单”，老实的大哥为了儿子的毕业分配，竟然说对方要德国产的壮阳“伟哥”，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女友紫兰，让带的是七十年酒龄的波尔多伊藤酒庄的珍藏版、可以“助性、助孕”的红酒。更有意思的是遇到的华人琴心说她要回国，中国的留学生让她从中国带价格便宜的同仁堂“快速避孕药”。能够感受到你笑侃“乡愁”背后的隐痛。小说中对欧洲、亚洲等诸多国家商场里琳琅满目的“性商品”描述，隐喻全球化的“性解放”正在跨国界地蔓延。请问你如何认识这种现象？

尤其是读小说《姐姐的婚事》《情困布鲁塞尔》，那种回望故国的“乡愁”，犹如撕心裂肺的痛。母亲、姐姐形象书写体现出女性婚姻、家庭角色的生命价值。黛眉的“乡愁”是，另一种故国身份认同。这两部小说离你的生活是否更近？请谈谈生活与小说之间的“尺度”，你在创作中是如何把握的。

方丽娜：《回国清单》旨在展现今天的国人，在全球化大环境下的个体生存状态。一份小小的购物清单，却折射出了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要到国外去购买，说明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大学毕业生想考公务员，要给有关领导送伟哥，说明贪官污吏依然存在；孩子择校要给老师送名牌化妆品，说明腐败之风已渗入到我们的教育战线。叼雪茄，喝红酒，可见国人的文化精神生态和追求。中国强大了，中国百姓有钱了，可骨子里的卑微从未消除。想考公务员得送礼，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好一点的学校得求人，为了让新生儿吃上干净的奶粉，得漂洋过海去想办法，并且不惜忍受欧洲人的冷眼。借助作品里一个托“我”带东西的人所讲的一句话：总之，做中国的老百姓，万事都得求人。

 《姐姐的婚事》是唯一跟我个人成长经历最贴近的一篇小说。它几乎可以算得上一篇非虚构，海明威说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不幸福的童年。那么，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我是幸运的。另一个发表在2018第一期小说月报原创版的《情困布鲁塞尔》，与我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没有任何交集。关于生活与小说之间的“尺度”把握，正是多年来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也处在摸索与追问当中。
 
困境/突围：华人女性异国婚恋的精神生命体验
 
王红旗：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里，《处女的冬季》《蝴蝶飞过的村庄》《不戴戒指的女人》《花粉》《陌生的情人》《迈克尔的女生》，讲述的大都是海外女性在异国他乡跨国婚恋情感的悲欢离合。会发现华人女性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追寻自我发展与情感归宿之路，坎坷而艰辛，甚至伴随耻辱与血泪。这与你当年出国留学欧洲的生活经历，以及周围的华人女性的生存状态有关吗？ 

方丽娜：我本人也跨国婚恋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我和作品中的众多女性感同身受，却又各行其是。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习惯把作品中的人物和作者划等号。而实际上，写杀人犯，作者无需亲自杀人；写毒贩，作者无需亲自去贩毒；写盗墓，作者也不需要亲自去挖坟……。作家张洁说的好：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把他们一生的作品综合起来看，都应该是他们灵魂的自传。从他们的作品中，你便能看出来，哪些东西是他们的切肤之痛，或切肤之快。

王红旗：当然每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的“我与非我”的“灵魂自传”。因为“灵魂”是无极无涯的心灵海域，它借助作家的创造智慧与奇特瑰丽的想象，而呈现气象万千的灵魂风景。但是在这个文学远离心灵、急功近利的时代，能称得上“灵魂自传”、书写“生命之真相”的作品，并非比比皆是。张洁从1979年在《北京文学》第11期，发表《爱，是不能忘记的》到2001年出版《无字》三部曲，几十年来她“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在磨盘里磨，把自己的胆汁吐出来蘸着去写”的[8]，正是以她的“灵魂自传”书写出中国五代女性的情感命运悲剧。

你在海外的创作，特别关注华人女性在陌生欧洲的生活状态、生存困境、情感心理，自信与自立。表现出近年来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创作的新特点，即对女性个体心理与精神生态流动性的考察性书写。小说在现实批判里总是赋予一种女性关怀，从华人女性异国婚恋情感的日常生活现实出发，不仅揭示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冲撞，而且表现出华人女性在生存困境中自觉的“突围”意识、融合愿望与精神气象。

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如果从最后一篇《迈克尔的女生》开始读，虽然每位华人女性寻找自我实现价值的路径不同，择偶恋爱的标准各异，走进异国婚姻的方式多样，但是联系起来看，恰恰是华人女性不同阶段的心灵成长史。请您谈谈自己文学创作，是否在时刻关注不同时期走进欧洲这片土地的同胞女性？请谈谈你对西方男性的性爱、情爱与婚姻观的理解。

方丽娜：带着写作者的敏感与天职，我时刻打量并关注周围的一切。这些被时代风潮裹挟而来的姐妹们，站在命运的风口，举棋不定，进退失据，移民生活带来的跌宕起伏，伴随着灵魂的辗转与撕裂……是否能够写出她们日常生活里的惊心动魄，在读者自以为是的熟悉地带，发现习焉不察的一切，这既是挑战，也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之一，就是拓展了中国女人的择偶天地。眼下的跨国婚姻比比皆是，而真正达到幸福和谐的，凤毛麟角。原因何在？就是双方除了爱，还缺少一种深度的沟通和契合。相隔万里的男女走到一起，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与生活习俗，摩擦、冲撞和矛盾，在所难免。天长日久，朝夕相处，仅有爱，是不够的。生活中的双方，如果缺乏对各自文化的好感、理解和认同，婚姻关系是难以为继的。有人说：所有的婚姻战争，归根结底都是文化上的冲突。这话是有道理的。婚姻不是一劳永逸，而是需要经营和智慧。人必须面对不同的世界，学会尊重和欣赏对方的文化。婚姻虽关乎情感，却也是对各自学识、境界，以及驾驭生活及各种关系的综合考量。
      
基于我在欧洲生活二十年的经历，我觉得从普遍意义上来说，西方男人相对单纯，忠实，可靠，他们不轻易承诺，而一旦走进婚姻，便会承担起家庭责任。他们注重爱情，把两情相悦看得高于一切。只要相爱，什么金钱、门第乃至年龄，都不在话下。而一旦爱情消失，也会果断分手，毫无牵绊。男人有了金钱和地位，动辄找小三养外室的现象，在欧洲男人身上，并不多见。西方人在中学时代便接受了合理的性教育，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和生理需求，客观而坦然。欧洲的报章杂志乃至媒体，公开展示裸体美的现象司空见惯，却不给人伤风败俗甚至色情印象，什么都顺其自然，一切都顺理成章，而潜在的道德规范与传统美德，一直都在人心里。
       
除了单纯的文学追求之外，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给国人提供一扇透视西方社会和跨国婚恋的窗口，并由此领略海外光鲜亮丽的碧空下暗流涌动的多面人生，进而感知其人物命运，不只归咎于环境和地域的改变，而是共同的人性使然。

王红旗：因为爱情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跨国婚恋相对比较复杂，但真正的爱情仍然是肉体与精神的结合。小说《处女的冬季》与《夜蝴蝶》相比较，男权传统的“处女情结”对女性的“性禁忌”，已内化于中国男女两性心理认同的双重标准。《夜蝴蝶》里“我”与陆雪“似梦非梦”的性爱细节描写，活生生地画出现代男女深层心理的灵魂“死穴”。在《处女的冬季》里，也成为华人女性蓝妮的灵魂“死穴”，在中国遭遇几次“小男人”、“大男人”之后，再次在欧洲遭遇西方男人，她还是把守住“处女之身”作为自己最后“一道底线”，认为“结婚之前，我是不会跟任何一个男人做爱的，我的第一次，只能属于我未来的丈夫。”这让她一次次失去了得到爱的机会，后来她才发现，“被中国男人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处女之身，对这个男人来说，无足轻重。”[9]小说以中西男人比较揭示蓝妮因“处女情结”导致的情感困境。

而且，从蓝妮的原生家庭，父母亲的情感关系，母亲因“失贞”终生遭受父亲的暴力、侮辱，揭示男权文化传统“处女情结”的“心疾”，对现代人爱情婚姻生活的影响。小说尾声似乎预示，蓝妮渴望的爱情可能会得到复活与重生，但是“奔跑的列车”又隐含着瞬间即逝的“不确定性”，呈现一种社会文化性批判的“未知悲凉”。请谈谈你是基于怎样的社会现实启发或思考，塑造了蓝妮这个女性形象。

方丽娜：那一年，有个叫“蓝妮”的女孩儿向我们几个老华侨讨教。她临近毕业，可她不晓得到底是该设法留在维也纳，还是应该打道回府、另谋出路。要想留下来，她必须委身于一个正在对她穷追不舍却大她十四岁的奥国男人。关键是，她不爱他。A女士说，别说大你十四岁，就是大你二十四岁也无妨。B女士说，你留在奥地利做个家庭主妇，都比你回国要强！     

后来，蓝妮向我吐露了许多心事。她喜欢西方人，并且有着强烈的田园情结和欧洲梦。而现实与非现实的错位，令她心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她纠结、彷徨，举棋不定。而最终，她是带着迷惘和犹疑回国的。 蓝妮质朴而迷茫的眼神，从此便定格在了我的心中。

自上个世纪末，我作为一届学子深入欧洲学习和工作以来，与蓝妮的人生遭际和心路历程有过交集。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祖国的年轻人如洪水决堤，不断涌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汪洋恣肆。这些新生代的留学生多半自信、洒脱，再也没有类似蓝妮的处女情结和心理负累。她们正视现实，把玩现实。至于传统美德，早已相去甚远。
 
处女蓝妮是真实的，她置身洋人求学深造，汲取西方文明精粹的同时，却保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情结，誓死将自己珍贵的第一次献给婚姻，献给终其一生的那个人。我对这个朴素、善良而又过于真纯的女孩儿，怀有一腔深情，却又怜惜不已。她一路走一路失望，一路点燃希望一路寻找答案。小说中的每一个男人都是蓝妮迷惘的助推剂，也是她行为的测试纸，甚至是她出路的引领者。处女是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可是却让蓝妮无数次陷入孤苦无助的境地，在纠结和煎熬中芳华尽逝，青春不再。时至今日，这个通晓世事、内心深邃的女孩儿，在两性问题上依旧苍白和幼稚。而当它被置于不同的文化考量之下，更是显出了异样的迷茫和怪诞。
 
我想告诉世人，这个世界的确存在着蓝妮这样的女孩儿。但愿上帝不会忘记她。

王红旗：在小说《陌生的情人》里，你写道“欧洲人常说，做爱就像吃饭一样重要。”你描写了中国留学生的几种现象：其一，“我”亲眼目睹我们留学生班里十几对男女，含含糊糊的走到了一起。其二，那些“好好地丢下老婆孩子踌躇满志地来到德国，不惜血本地苦读”的男研究生们，有的半夜去骚扰女生，有的引诱到外国的小师妹，并且以能和不同国家的女人发生性关系而炫耀，还振振有词地说：“性是世界的驱动力，物竞天择，适者上床。”[10]一群中国留学生在欧洲“性自由”的环境里性欲膨胀的人伦混乱。请问根据你的调查发现，他们对待“性与爱”是怎样的一种心理？

方丽娜：这篇小说的创作，取材于我当年留学德国的经历。现在想来，有些场景，有些对话，都还历历在目。几十个中国男女，踌躇满志地来到德国学习深造，一呆就是两年。因为读的是MBA，多半的学子都有过工作经历，甚至有了家室和子女，孤身在外的日子就格外难熬。我曾听到过一个东北男生，看到女同学的丈夫来陪读，红着脸说：看人家，有正常生活的人就是不一样。再看看我们，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可见，异国他乡的孤独和寂寞之深，怀揣“沉重的肉身”，于极端环境下对性的渴望之强烈。而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所呈现出的千奇百怪的样貌，在我的作品中可见一斑。

王红旗：但是，你更多显示的是女性的情感处境，不仅中外女生会遭遇男生的性引诱与性骚扰，而且令人揪心的还有如小说《迈克尔的女生》，那位被黑中介骗到维也纳读音乐学院的华人女生成为非法移民，被迈克尔先生以爱的谎言骗取性与情感，更为甚者，她为省去租房费每天忍受这个男人的性虐待，而最终下落不明。这个女生的身份尴尬，情感陷阱，生命危急，从表层看似乎表现的是反思中国女生留学的“盲从”、生存的“依赖”。从更深的文化层面看，一对做爱的男女，来不及考虑爱是什么就陌生同路人，这样的性别关系说明了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去年在布达佩斯中心广场，我目睹了一场“性虐女性”的闹剧。一群男青年在广场上疾走，其中一位手里拿着一个与真人等高的塑料女人，几个男人边走边向塑料女人的乳房猛击，走到广场中央，把塑料女人反倒在地仰面朝天，这几个男人一个接一个摞起来全部趴压在塑料女人身上，边狂笑大喊边仿真“做爱”，大约有四五分钟，才爬起来扬长而去。也没有路人停下来观看。我听不懂语言，不知是否是性商品店的广告表演。引起我对西方文明现代性的思考。读你的一系列小说，联系这个在我心里一直挥之不去场景，更感受到作品的社会现实与性别伦理意义。再加上作品里欧洲大街上形形色色性商品专卖店描写，会发现如今在欧洲这块文明沃土之上，德国男人的严谨与理性，维也纳男人浪漫与爱情，昔日社会人文关怀的优秀传统，已被丰富的物质与膨胀的性欲而遮蔽或替代，你从女性个体生命失去爱的视角，表现出人类精神颓废与道德滑落的人性生态问题。这是否是你“故乡”、“第二故乡”交织着的“乡愁”？
  
方丽娜：这篇创作于2011年的短篇小说《迈克尔的女生》，其女主人公冉冉的境遇，是部分欧洲留学生中的一个缩影。她怀揣个人乃至父辈的梦想，踏出国门，留学深造。而所有的梦想，都让位于国外血淋淋的现实。在所有的积蓄和能量耗费殆尽之后，他们仍滞留不归，宁愿挣扎于五光十色的汪洋之中，也不愿面对回家的现实。男生颓废、麻木，女生以“爱情”做赌注，把希望寄托在寻找当地“守护者”的漩涡里。于是，便给那些心怀不轨的“洋人渣”，提供了种种契机。
        
这个世界向来是纷繁复杂，五味杂陈。繁华与阴暗同在，温暖与凄凉并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浮华背后都隐藏着触目惊心的隔膜、困顿、沧桑、麻木、绝望，或斑斓，或澄澈，或暧昧，或阴郁……。窗外的尽头是阿尔卑斯山下的欧洲原野，这里有田园牧歌，谦恭人道；亦有贫弱、晦暗和西式荒诞。以独特方式呈现他们的迷茫与困顿，也许可以向含辛茹苦却又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们，打开一扇小小的窗子，以便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所面临的真实境遇，从而唤起家长们的审慎思考——在缺乏任何辨识度的情况下，不要把自己的孩子，盲目推向国外。
         
王红旗：小说《花粉》，“花粉”这个自然意向选择得很有意味，实际上是写自然环境对人心理、情绪的影响，隐喻性地诠释“东女西嫁”的华人女性，日常生活，甚至是血脉里“水土不服”的生命情感困惑。小说写到“德国的花粉像一枚毒刺，专门攻击外乡人——暗香浮动，不动声色，然后一网打尽，可不是一般的杀伤力！真的，一些列的不良反应，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水土不服，简直是血脉深处的较量和对抗。”[11]阿秋结婚很顺利，婚礼办得也很好，就是“花粉”过敏，生孩子必须要回南京。马太太第二次的跨国婚姻也离婚了，她离婚之后必须马上就回到上海，因为也“花粉”过敏。原来这位才貌双全的马太太肖桐，她和德国丈夫是“一见钟情”，和一对对的跨国夫妇相比，“不是个头落差悬殊得不像话，就是体型胖瘦差异得令人难堪，看着实在别扭。”就如“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是“正是她离开纽伦堡到上海躲避花粉的春天，——具体地说，是她在昆明打高尔夫期间，后院的火势已悄无声息地燃起来了……她带着海外人士在同胞面前惯常的优越感，眯着眼睛虚张声势地坐在昆明飞沪的头等舱里时，地球那边，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不容置疑地将她昔日的领土悠忽间燃成灰烬。”[12]而且更让她“五雷轰顶”的是，夺走她婚姻的是住在她家里的自己的外甥女，一个“温柔贤淑”的女性。她把漂亮和学问作为武器与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使自己的婚姻彻底败北。

叙事者“我”也是嫁给德国人，他的工作在香港，我独自在德国，如牛郎织女的两地生活，但“我”并没有遭遇“花粉”过敏。但是从一提回德国丈夫“尽是犹豫与彷徨”里，内心也隐藏着另一种不安。虽然你给小说安排了一个很理想结尾。我感觉，肖桐这个女性形象塑造的很有代表性，刻画得也比较有个性，请以你对肖桐与叙事者“我”不同性格的塑造，并结合你自己跨国婚姻的生活经验，谈谈跨国婚姻夫妻关系、家庭伦理应该如何构建？
   
方丽娜：《花粉》是我早期的一个短篇小说，那个时候，我对小说的驾驭，还有些力不从心。如果现在写，我会注入更多的细节，会让作品显得更丰满，更有说服力。但它依旧传达出一个理念：这个世界，所有的对抗，归根结底，都是文化的对抗。

王红旗：看得出来，《花粉》《陌生的情人》是一种生活表层现象。因为婚姻的私人性、社会性与日常性，如果能引入更丰富的生活细节，跨国婚姻的日常生活与情感样式，如何有别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婚姻家庭，发挥你善于中西比较的手法，可能对揭示个体人的内心冲突会更深刻，能够运用每一个跨国婚姻日常的一些“小事”，多元文化体验，展现出其不同的价值观、婚姻观、性别观，以及不一样的灵魂色彩，小说就会到达另一种境界。

小说《不戴戒指的女人》，讲述的华人女性景荷与维也纳老男人墨顿·里尔克的故事，就题材而言并不新鲜，但是景荷的功利、欺骗、诱惑等等，不仅失去自己的身体与生命尊严，最终一无所获，却是一种警醒。

方丽娜：关于这些小说，您已经讲的够透彻了。除此之外，我想通过《不戴戒指的女人》告诉国人：一个女人，在中国好吃懒做，寡廉鲜耻，不守妇道，即便想方设法到了国外，也没有市场。投机取巧是换不来幸福的。虽然主人公景荷不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但我并不想把她置于死地，因而让她在万般悲苦中，收到那个华侨在狱中写给她的一封信，让她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王红旗：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为什么要以这部中篇小说《蝴蝶飞过的村庄》来命名，就整部书的思想与结构艺术看来，不仅因为“蝴蝶”的意象很有诗意，更有成蛹化蝶，破茧而飞的生命哲学意味，而且有了一种对文学真实的本质思考——生活之真与艺术之幻的关系实践。这又让我想起你在维也纳的家里捧读《红楼梦》，曹雪芹先生对《红楼梦》真幻虚实艺术的赋形与赋意，堪称经典。脂砚斋评之谓“其事并不真实，其情理则真。”[13]不同的是，你的作品《蝴蝶飞过的村庄》里的人物均有生活的真实原型，但其灵魂与精神在亦真亦幻的黑夜里蝶变，生命从困境纠结到突围超越，欣欣然达到了一种到融合——“爱与和解”的心境，却也在情理之中。

小说结尾这样写道：“圣诞节一过，春天也就快了。以旋心里的憧憬如蝴蝶翩跹，撩着花朵与草尖翻飞。一只带斑点的褐色蝴蝶，云彩似的驻足在一棵颜色与它相仿的鳞状杉树皮上，在晚霞与阴影的笼罩下，以旋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这一发现，让已选兴奋不已。她想。动物和人类的行为是多么的相像啊——为了生存，为了保全自我，不得不藏起个人意志，最大限度地向周围的环境妥协，回环退让，曲意逢迎，明哲保身，恰似蝴蝶这种妙不可言的拟态和保护色。……自然淘汰的途径也是新的意识形成和诞生的方式。”[14]这是华人女性以旋内心平静和谐的脉动溪流。我突然想到王夫之的“形于吾身之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之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间，几与为通，而浡然兴矣。”[15]

这样深度的心理图示描写，表达出一个海外女作家和她笔下心仪的女性人物，或者说是一个个华人女性内在自我、婚姻家庭、生存社会与自然环境， 在现实之境、自我心境与自然之境之上，像展翅的蝴蝶一样载着生命与身份价值重构的自信，个体生命与天地之间相通、相知与相取的情理共融，达到了一种至境。虽然德国小镇的现代化的农庄，与中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有着“天壤之别”，并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里也将成为她的“第二故乡”。请谈谈小说里塑造的以旋与若曦这两个孕妇女性形象的真正用意。

方丽娜：《蝴蝶飞过的村庄》是两名不同背景的知识女性，由中国飘荡到欧洲的命运，在时间与空间上交叉、重叠，时而交织牵绊，时而各行其道，期间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对抗与冲撞，既惊心动魄，又柳暗花明。

瑞士作家兼评论家朱文辉先生，对这篇小说有深刻阐述，他说：“小说的两个女主人公，摆脱了传统书写窠臼，成功处理了两个性格与出身截然不同的女性，并将两个人物的心态、理念和价值观，与现实情境充分对比与描绘。恋母情结写得非常深入，其背景成因也述说得相当合理。雪地冻尸那一节，颇具影视镜头的画面感。小说的艺术处理，手法圆熟，中西方情境交融，人物心理与场域，富有强烈的具像感，足以撼动读者的感官摄知。畅游莱茵河的那个章节，充分展现了散文的质感与美感。结尾尤其脱俗，把两个女人的命运变成了一首感人至深的交响曲，增强了情节的艺术张力，使得整部作品富有深度并引人深思。离乡背井，浪迹天涯，最终落足异域，如何安身？如何立命？怎麽随机随缘地调整自己的境遇，进而掌握命运？这篇小说富有启示意味，至少在两位中国女性身上，让人隐约看到了一丝亮光。作者对于个性迥异的两个中国女性的描写，对她们命运走向的处理，既饱含人文同情，又溶入了同胞物兴和万物一体的仁爱观照”。
        
以蝴蝶变幻莫测的意向，折射女主角千迴百转的人生，亦如她初抵欧洲邂逅的那名中国男子所言：“戏里的人生我见多了，往往只有高潮，而真正的人生，是散戏之后才开始的。” 德文 “Schmettling im Bauch”(蝴蝶在肚腹里飞舞)，预示女主角融入大自然的心境，天宽地大，让蓝天白云花草生灵来消解人生的种种不快吧！

王红旗：你的作品聚焦华人女性的生活情感世界，尤其关注“东女西嫁”的跨国婚恋，文化冲撞中华人女性的生存命运，而爱情与婚恋是永恒的主题，生活文化碰撞的强烈敏感是你文学创造力的源泉，与你经历西方生活文化、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比中，呈现出一种思想与审美的人类意识。
“乡愁“记忆成为你作品的标志。它是你带着情感的“中国心眼”和人类世界的媒介，是抽象的跨越层级与时空的，又是具体的批判、反思与建构性的。是个体女性的灵魂深处幽微人性的象喻，又是不同肤色群体女性的，或者说是超性别的、人类心性的、精神的流变图示。如今在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面前，应该如何看待华人移民现象出现的新问题？你未来有怎样的创作计划？很期待你的长篇新作《到中国去》早日问世。
 
方丽娜：无论何时，不同国度、不同境遇下人性的走向与裂变，都是我一直关注的。而对于身边从未停息的移民现象，也是我长期思考和困惑的。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发展了，中国人富裕了，仍旧对移民国外，乐此不疲？对于这一问题，也许是我们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
我的创作才刚刚开始，我希望通过努力不断逼近人物的心灵深处，进一步打开人性的复杂迷宫，找到自己把握世界与人生的独特视觉和叙述方式，更准确地呈现人性深处的东西。在经过散文、短篇和中篇的磨砺之后，我希望今年底能拿出一个长篇。像众多关注我的读者一样，我对自己充满期待。 

王红旗：实际上，你的 “乡愁”记忆与西方“他者”世界的“相遇性”书写，如同和读者一起，再重新回到我们自己，尽管这个自己已经不同于从前，已经改变。但是在这种相遇、相识与交往的碰撞中，构成了能够改变自我与“他者”疆界的经验。尤其是在作品中体现的跨国婚恋的生命经验、想象与心理感知，以及新的文化认同所形成的新的互动关系、情感伦理，赋予作品一种新的特质——在人类世界精神生态谱系中对华人、尤其是对华人女性的身份、地位、内在精神的重构。这是非常值得继续探索的。

真诚期待你的长篇新作《到中国去》，能够从容出场，从更深层呈现“中国”、“奥国”，“家”、“国”与“家园”在个体人的日常生活里的丰富色彩，灵魂样式。在思想艺术审美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更高境界的诗学思考，深入生活与心灵的独特创造。

刊于《名作欣赏》2018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