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读懂汶川大地震
——浅析程远非虚构文本《向着灾区走——汶川大地震日记》的叙事艺术
作者:刘亚明
《向着灾区走——汶川大地震日记》是程远先生于2008年6月3日至6月13日,在汶川大地震后实地采访中写下的一篇非虚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正是举国上下全力支援汶川抗震救灾的关键时期,而能够把这一时期抗震救灾题材作为非虚构作品,体现出作者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重大事件的关注度和文学艺术发展的前瞻性。
有人说,伟大的非虚构文学都是对传统的回应。从广义上讲,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均可称之为非虚构文学创作(写作)。这一概念首先被西方文学界所引用,亦被称之为“第四类写作”。非虚构文学的提出是近些年的事情,这种文学形式因其特殊的叙事特征被誉为新的文学可能性。杂志编辑记者出身的程远,天生具有敏锐的新闻嗅觉和文学创作头脑,在尊崇传统的写作语言、体裁及叙事模式的同时,积极倡导并亲身实践非虚构文学写作,以非虚构文学的叙述手法对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个人在灾区的实地踏访进行记录,自觉地承担了一名作家的责任与使命。
一、时间叙事的结构
程远的非虚构文学创作,在时间的大背景中,以日记的形式,按部就班地提取自己所经历的内容,文体呈现出时间主轴的特征。从形态结构来看,他的非虚构文学也有很多相同的一面,主要表现为时间为经、叙事为纬的结构模式。叙事结构通常被看做是整部叙事文作品的主干,这种时间叙事模式,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基本样式。这样的基本样式,在时间引领下,叙述的现场感十足,贯穿于《向着灾区走——汶川大地震日记》全篇,形成作品的主体框架,正是“非虚构”的真实体现。
(一)回归时间本身
和其他文学创作样式一样,非虚构文学也不在于写什么、怎么写,而在于写作者心中对人性、人生和大千世界有无大悲悯、大视野、大格局或者能够启发心智的东西。写作有时是厚积薄发,有时见景生文。当你直接面对大震后的灾区,相信每个人都不会平静下来。然而,地震的灾难在时间中退去,留给我们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得不感叹程远以非虚构文学创作表现出对未来的希望与重托,这便构成了岁月的书写。
1、开门见山,突出时间概念。但为了下步赏析的需要,我还是执意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开篇小序。即“6月3日”,为读者提供写作背景,简述《向着灾区走——汶川大地震日记》由何而来;二是作为正文的“向着灾区走”写的日记。即“6月3日”到“6月12日”,作者将时间作为每篇文章的题目或起始,再标明“关键词”,巧妙地用时间牵动。三是结尾告别。即“6月13日”,抒发别了对青川、成都的复杂情感。通过开篇小序、正文的叙述和结尾告别,清晰地呈现全文的时间主线。
2.简单明了,符合时间逻辑。程远在开篇小序中仅用一个小节,300多字内容,结尾告别也是一个小节,500多字,如此简单,一方面说明时间的紧迫,要把更多的文字写走进灾区具体经过,无需繁文缛节的多余解释;另一方面说明事情的重大,如果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开篇和结语当中是一种文字的浪费,也可能会冲淡文章的主题。由此,文章叙事结构的时间叙事结构显得异常精彩,在此结构中,符合时间推演叙事情节的逻辑与常理。透过这样的灾区日记,回归了汶川大地震那段时间的不幸和人们抗震救灾的瞬间过程,构成了文章的正文。
3.情感真实,提升记录层次。沿着时间的脉络把所见所闻所想集结成文章,再一次印证日记在非虚构文学对时间的关切的一面。当然,回归时间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借用时间的延续,将时间过往与叙事内容同时表达,把日记文体的非虚构文学模式推向了新境界。此时的灾区日记,既具有日记的所有特征,也在文学的层面有了提升,实则回归了到地震灾区的情境真实感,进而实现在非虚构文学创作领域打开了一个创作的缺口,相对于其他非虚构文学创作方式而存在。
一个民族的精神在时间与文化传承中得以延续,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则是在一个更具有寓意的文本空间展示这一伟大传统的最大能量。从这一结构来看,非虚构文学家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精神层面上向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致敬。正因为如此,程远在对中国传统非虚构文学叙事深入探讨后,才不辜负流逝的时光,写出了这篇力作!我们从《向着灾区走——汶川大地震日记》看到一种精神的力量,正是在这力量的激励下,才能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死亡后,依然坚韧地活着。
(二)还原事情(事件)原貌
程远有意识地站在记者视角之外,呈现当事人的观点、想法、意见等,既能客观展现事件的原貌,又能丰富文本的多样性,为读者更细致地了解人物内心和更深入地体察事实提供支撑。由于有时间的介入,让非虚构文学有了直抵事情(事件)原貌的功能。《向着灾区走——汶川大地震日记》的文学贡献主要体现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即“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具体表现为省察灾区民情与现实的理性精神,在陈述事实的同时,解剖审视生命与灵魂,以及关注生存和发展的忧患意识,远远超出了一般知识分子顾影自怜式的自慰,显示了非虚构文学思想启蒙的高度。
一是巧妙地记录灾区事件发展的具有内在关联的起点。通过障碍、反复、悬念等手法的运用,找到一些故事当中的行动情节、性格情节、思想情节,对作品有一个充满变化和节奏感的宏观把握。应当说,这是一次反映大地震灾后原貌的过程(尽管只是局部、侧面的),但毕竟反映内容是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题材。可想而知,日记这种写作方式,契合了程远去灾区写下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初衷。可以说,程远这篇日记的问世,开辟了其个人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一个先例。这些日记每一天内容虽长短不一,却清晰地将灾区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当这篇日记以非虚构文学创作的角度出现,就已超出了个人经历的简单叙述。因为《向着灾区走——汶川大地震日记》在2008年第12期《西湖》文学月刊及《安庆晚报》一经发表/连载,就有了其传播性、影响力和文学史料价值。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10年后的今天,重读此书,那些灾后情境和救援活动历历在目。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时间的痕迹,缺少时间叙事的过程,再回忆汶川大地震,也会有虚幻杂乱、多方拼凑、道听途说之感。
二是精于事件本身的取舍。好的作家,灵魂始终走在身体的前面。程远在日记中也用大量篇幅写了地震发生和救灾援助之后的各种场景、各样人等的表现,实际上每一笔触动的都是读者思考灾难面前时代、社会和人生真谛的心弦。一方面,在一般人看来,地震文学,都应该是伤感文学。此时的震后灾区不可能高大上,但一味的消极记录,怨天尤人,又是不足取的。另一方面,地震带来的悲伤、救援中出现的问题又不能不提及,灾区群众的声音又不能不表达。阅读过程中,我们发现,程远虽是编辑记者甚至救援者者,却也是抗震精神的挖掘者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忠实实践者,在此意义上说,程远的笔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他在灾区送出的人民币价值,这个分量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有些令人奋勇前行的词语,让读者不能忘怀。
三是建造心灵的楼宇和住所。一个作家唯有关注心灵,才会因为心灵被扰乱而不安,才会有寻求心灵的宁静之需要。当然,好日记的撰写,特别是灾区见闻的撰写不是时间人物、生活现象和场景的简单罗列。198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家韦塞尔说过:“我们决不能让我们自身忘掉那些死去者的命运。如果我们真忘掉了,我们就是使他们再一次的死亡,我们自己就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死亡变得毫无价值而负有责任。”事实上,对任何灾难,最好的祭奠,是凤凰涅槃般的进步,唯有生者奋进的步伐才能让逝者心安。对于汶川大地震,每个作家因为所见所闻所想不同,还因为写作重点写作能力的不同,写出来的作品“口味”也一定不同。但相同的是,共同的理想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地震让建筑、家园成为废墟,甚至夺走了鲜活的生命,但决不能让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成为废墟。由此,灾难的记载成为一幕警钟,危难中升华凝聚的力量。由此可见灾难日子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力。正是因为有关灾难记录的独有特点,决定了这一题材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现场实录的视角
非虚构文学承袭了历史文学创作的写实派传统,其现场实录的视角,表现出叙述者灵活的写作目标,通过叙述者的文字看出其与叙事文中事件相对应的位置和状态。无疑,这样的视角是主观的,有时甚至可以是单一,也可以是多维度的,但无论如何都不是无所依傍的抽象框架,不能离开事情(事件)的发生、发展,从而选取现场实录视角的最佳。
《向着灾区走——汶川大地震日记》整篇文章,都以所见所闻所想的叙事视角进行叙述,更多的是“所见”。日记中所记录的一切事情(事件),都是通过程远的目光所及来进行聚焦的。这种时间、地点、人物与事情(事件)的重合,使日记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可能既是聚焦者,又是聚焦对象。这样,日记的叙述者便可把人物内心真实思想,以及感觉和情感毫无保留地传达给读者,把人物所知道的一切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这有些像记叙文,涵盖了记叙文的所有写作要素,又跳出了记叙文的旧框子。还如上文所述,日记体裁文学作品,经由时间、人物和地域等方面的切换,形成了程远这篇非虚构文学的现场实录视角。
(一)时间的叙事视角。应该说,程远这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在时间上的转换,除了日期,就是在早午晚或小时、分秒夹缝中的讲述,这样紧凑密集型叙事,抛开了任何阻力,任由时间之水倾泻。也许,正是程远以日记体裁来表述,并由几则日记连缀而成,这几则日记之间,紧紧围绕相关联的地震灾区,每一章节中间无需叙述的语言连接,情节的发展暗含于日记的内容之中,从而让时间的叙事大门敞开。
如,开篇“6月3日/星期二”中,“凌晨2点”“早8点”“12点”,还如,“6月8日/星期日/端午节”中,“公元2008年6月8日农历五月初五的早上”“中午”“吃过午饭”,等等,这样时间叙述视角,有如“豆腐帐”“时间分秒的罗列”,也如沿着时间的绳索,从高处一直往下脱落,循环往复。这样的日记,我们不陌生,像面对日历,总有翻过一页再一页,“无穷尽也”,继续读下去的愿望。我想,程远利用日记的时间来做文章,不失为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一个好途径。在“6月12日/星期四”日记中写到:“进教室,见黑板上有这样的留言:孙小平同志,今天下午5点钟到你爸家接电话。2008年5月12日。另一个班级的黑板上写的是:5月12日午眠违纪人如下:……当然如下没有人,5月12日下午的地震改变了一切。”
(二)地域的叙事视角。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一切都是微小的,灾难事件的瞬间性、突然性与激烈性,甚至让人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了各自的角色。事实上,地域与非虚构文学创作的空间与场景直接相关,梳理地域转换的详细过程,有利于厘清非虚构文学写作的焦点和结构。从日记中提到的一连串地名中,你会发现总是会有连贯的场景、任务,情节环环相扣,在日记里去展开发生地震及之后百态,无处不在的人性、爱心、失衡的欲望,等等,时刻填补着日记的空白,也填补着不同地方的灾前灾后人们的命运。“鸡冠山—马家社区—怀远中学”“泰安古镇—泰安寺—红岩村”“绵阳—堰塞湖—富乐山”“擂鼓镇—任家坪镇—北川中学”“石坝小学—关庄—东河口”,等等,这里恕我不一一列举,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到程远非虚构文学作品在地域转换介绍中,环环相扣,并且采用对话、情况简介等多种方式加以呈现,而非作者信马由缰、无意识无目的地随意采撷故事,更主要的是非虚构文学作品的现场实录的视角得以体现。
地域总是存在于特定的背景之中,程远所写的,就是当时地域的境况,他文字点染的一件器物、一个细节、一片场景、一种气氛,都充满了当下性。他能从灾区中挖掘、选择具有深厚内容的细枝末节,起到超乎寻常的作用。应当说,地域的转换也是程远日记的重心,但不是全部,程远日记中的地域转换属于线型流动,这与日记中时间、人物的变化是一致的,也体现出作为情节发展的两个主要维度,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的密不可分状态。
(三)人物的叙事视角。人物是叙事的主角,也是非虚构文学作品画龙点睛之笔的源头,没有了人物,叙事就缺乏活力。创作源于现实,而现实有时比创作更新颖更离奇,程远所写的人物是文章不可缺少的主题因素,包括人物的想法、言语、欲望,带着更多的社会属性,有的有着爱情的外衣,有的有着亲情的血脉,有的有着友情的基石。各种东西掺杂在一起,更是变得难以把握。程远正是凭借这些交织的人物来展示灾区生活,展示地震发生后人们的各种回忆,展示在不同抗震救灾大军的活动。日记中的人物,就像是我们亲临现场随时遇到的人物,他们在街头巷尾,在抗震帐篷,在震后废墟,在掩埋亲人的地方……
程远在日记中第一个提到的遇难者的名字叫:吴忠红,怀远镇中学英语教师。“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吴老师告诉身边的学生赶紧撤离到操场,自己又转身返回楼上教室。就在这一刻,在大地剧烈晃动了两三分钟后,这座建于1992年的教学楼轰然倒下。”人其实是很简单的,在大灾难的碾压之下,是那么的渺小。然而,人又是非常复杂的,具体到哪个人,一些在外人看来并不重大的事,在他看来都可能是人生中的滔天巨浪。这其中,就有人物的出现,这就是灾区现实,程远在日记里面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程远不愿深写一些惨不忍睹的灾后血腥场面,从一些人物的对话中透露出大地震的惨烈,有些高扬生命生活的大旗,表现勇于面对的精神,有些也足以见得一些人当时对生命的木然:“男人说父亲就埋在道下不远处的废墟里,那废墟就是他们的家,但他没有把父亲挖出,虽然他明确地知道父亲所在的具体位置。”“挖出来,还得埋。男人自言自语似地说。”“老婆婆手指身边的一个青年妇女和一个三四岁的女孩说:这让她们娘俩今后怎么活啊!青年妇女则眼睛红肿,时而看看我们,时而望望身后河岸上的半塌半立的房屋。那是她们的家。”在非虚构文学创作中,日记对人物的书写是每时每刻的,尽管几则日记人物之间表面上没有关系,但实质都是围绕汶川大地震展开,通过灾区灾民、救援者的角度出现,才使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日记发生了联系。当然,并不是程远所有接触到的人、别人提到的人都写入日记,这些人物的取舍,程远都有详密的考虑。
(四)景物的叙事视角。景物描写在非虚构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其作用大致来说可以分成三种:一是在一部分作品中直接被作为自然美的对象加以描绘,进而充实读者美的感受;二是为故事情节和人物提供必要的背景、场景和氛围;三是在人物塑造中映衬人物情绪、观念、衬托和象征人物性格,为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服务。而在程远灾区日记面目出现的叙事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作用则侧重于后两种。当然,程远对于景物的叙事视角,表示的是震灾的痛苦,是抗震救灾的意志和决心,这是文学的一个巨大功能。如,“相框没倒,里面是几十张大小不一或黑白或彩色的照片,有单幅有合影,其中一幅黑白像是单独装在一个木框里的,外罩透明塑料薄膜,近半撕开。细看,竟是一位大爷的素描像,而非照片。”走进灾区的现场感,一览无余,跃然纸上。
总之,程远灾区日记在对非虚构文学的追求,对于人物的记录,在我看来,首先,是有着一种情怀,一种人间大爱的精神;其次,是其新闻记者的敏锐灵性,日记把握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能够融汇古今中外,不偏颇任何题材形式;最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始终保持一种美学高度,或者说善于捕捉生活真情,那就是既重情感又重思辨,既典雅精致又平实稳重,既朴素无华又立意高远。地震所带来的伤痛和精神的疾病,也许文学能够佐治。必须指出,作家是敏感的,视角也是独到的。可以说,程远这篇日记的景物描写比比皆是,因为没有景物的描写,就看不到地震的惨烈,体会不到地震的巨大损失。诸如,“从胜利九组往山里走,公路陡然变窄,到处是滚落的石头、垮塌的房屋、横七竖八的房梁和门窗。一条混浊的溪水从山涧涌出,时而路左,时而路右,仿佛捉迷藏一样。”“小吃店上面的帐篷原来是一个大大的米黄色的军用降落伞,伞下是一条窄仄的小街,街边两排脊房,左侧打头的一间就是和先生原来的饭店,有牌子竖挂,上写:和谐小吃。”这些景物的描写,可以使表示具体景物的词语既表示景物,也表示人物心情,从而达到一语双关的效果,使之为表现日记的主旨服务。
三、树立良好的叙事者形象
《向着灾区走——汶川大地震日记》中的人、事、景、物,无不是透过“我”这个视角去观察感受思考的,程远对良好叙述者形象的打造,为整部非虚构文学划分了叙述层次,使文章结构紧凑,叙述井井有条,故事中又见故事,给作者的阅读以独特的审美体验。
其一,把握非虚构文学写作的背景。背景对于非虚构写作非常重要,但又区别于解释性报道和消息的背景运用。背景的表达需要在人物当下行动中探究其内心世界、在事件进行中探寻社会缘由。向着灾区走,是程远的临时起意,因为恰赶他在成都完成了公干,“给单位领导打电话,大意是成都工作圆满结束,欲去灾区支援……”但并不是为了走马观花看热闹,更不是单纯为了文学创作前往,而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汶川大地震的突然出现,这是当时超出任何事情、牵动国人和世界目光的头等大事。然而,没有亲历就没有这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的问世,如此偶然成为一种必然。
事实上,程远并未对日记的写作背景做更多的渲染,但每一粒文字都与大地震密切相关。这是谁都无法忍心面对的现实,也是谁都应该直接面对的事情。程远走出了“勇敢地面对”“大震必有大爱”的套路,放下身子,倾情面对,揭示在大震来临时的人性,人们内心不平静之后的冷静,他并没有割裂自己这次简短行程与国家救援、军人参与的侧面,也没有过多着墨。在这样大背景下写作,如果没有细枝末节的东西,也只能是空对空,更谈不上影响力和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程远在“6月9日/星期一”日记中写到:“车傍河谷向西北而行,路上多见拉板房的救灾车,经竹园乡时,更见灾区安置点的大片帐篷罗列公路两旁,有抗震救灾指挥部、志愿者接待站、医疗救护点等明显标志,也有不少军车和部队停驻。再过马鹿、七佛、凉水、大院等回族乡,路渐窄渐陡,且多有塌方石块或堆于道旁,或砸坏护栏而滚落坡下。司机倒是技术娴熟,快而稳……”这是一段充满复杂情感的生活,他是灾区的一个过客,但始终与那里休戚与共。在程远的日记里,我们这样一天一天地数下去,无一不在灾难的河流里苦苦行走,程远所刻划的这一个个人物全都在我们身边生活着,我们随时可以指证。为那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镜像。
其二,建立读写互通渠道。一切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日记更是语言的艺术。《向着灾区走——汶川大地震日记》别出心裁之处是以日记的形式撰文,一方面将编辑记者出身的程远,即作者“我”这个叙事者放入日记的始终,包容整个作品叙事。在日记中,以“我”的面貌出现,这时“我”的真实存在,除了体现非虚构的特点,还有震后灾区的各种见闻、重建的具体行动和自然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在“我”的“导读”下,梳理到地震灾区的来龙去脉,客观地将个人的身份、能够去大地震第一现场和内心感受等加以说明,并将自己的叙述言语及主观情感渗入。
日记整篇内容所展现的都是“我”经历的世界。“我”在叙事,将这个震惊世界的大灾难记录下来,“我”本身不具有附加意义,此时“我”是作为统领全文的日记中的主要人物而存在的,参与每天行程,既是作者,又是救援者,讲述的是叙事文本的第一层故事。同时,因为这样的身份又以倾听者的角度,在自己经历的事情中倾听别人的地震经历。程远对汶川大地震的思考,都在日记里了,他有时有少许评论。他的走进灾区进展恰似流动的河水,载着那些自己和灾情故事行进。这是一次情满雪阳的旅程,程远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或许忐忑不安、凝思沉重等复杂情感交织。还如程远在日记结尾中情感的释放达到了极致,像内心深处经历着一场大地震,让他的举止言行醉酒一般,变得一塌糊涂:
别了,青川!
别了,四川!
别了,这里的高山大河瓦砾废墟,也别了这片土地上的我认识和不认识的灾民,活着和死去的灵魂!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还会再次回来,走进这个天府之国,可是此时,我只能默默祈祷:死者安息,生者前行。并以阿坚大兄的诗《问天•汶川哪错了》,结束这篇有些冗长无趣的文字:
汶川大地震
你凭什么呀
汶川大地震
汶川哪错了
……
其三,将所见内容表达完整适度。大道至简。对于人类来说,汶川大地震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样的偶发事件,被岁月埋没,又被岁月提起。其中的回味与思考,正能量与负能量兼蓄并存,这也是一些文学艺术家不愿提及不想触及的问题。主要是:议题宏大,难以把握;内容繁多,无从下手;个案残酷,不宜公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日记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命题。这个度把握不好了,或者写偏,或者写空。然而,在程远的笔下却是具有激励的因子,那就是由此及彼,立足非虚构,在自己思想震动中流露时代的主旋律,体现文章的广度深度。更为重要的是,能帮助读者深入探究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
时间是递进的过程。相信,每一个爱国者、心地善良的国人,都会和程远一样有着内心的赤诚与关爱,不能对汶川大地震无动于衷!作为一名杂志编辑和记者,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与使命,所以当他满腔热忱,毅然决然地投入到震区的救援行动当中。如果说偶然的来到成都,并赶上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么接下来写出有关地震灾区的日记则是程远人生履历的必然。诚然,震区的陌生性、不确定性与危险性仍然是摆在每个奔赴灾区救援者不能不注意的一大问题。长歌当哭。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程远直率的一面,想必,也如过去战争年代英雄人物一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参与投入震区救援行动,正如他借用屈原《九歌•国殇》当中的诗句,表示去灾区的勇气与决心:“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四、结语
历史,给了程远这样一个走进灾区的机缘。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在这个举国心痛的日子,多少生命离我们而去,多少家庭因此破碎,还有楼房的轰然坍塌、自然环境的破坏……用文字把这场灾难记录下来,绝对是一部厚重的资料文本。更何况,当巨大灾难来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扬起不屈的头颅,又多么需要一种力量的凝聚!
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人与自然的抗争过程,是人类在突发事件中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可以变成了一种超越的精神力量,奠定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传统。而文学作品总是重新塑造一个世界,文字也总是一面真实而神奇的魔镜。程远的日记,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讲述着在灾区经历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我们感同身受。我们窥见了程远、灾民和其他人等,也不经意地窥见了自己。作为汶川大地震的救援时期的一名新闻人,程远在走进灾区的同时,拍下了近千张震区照片,并以日记的形式写下了34000余字,实录了地震灾区及抗灾情况,这在辽宁,乃至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我相信像程远这样的作家会越来越多,这是现代作家难能可贵的品质——他们永远写在文学最前沿,写在时代最前沿,写在人心最前沿。
生命最终都会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这就是活着的全部意义。我们难以忘却的,是数万曾经缤纷的生命,拥有多彩人生的同胞,在“5•12”那个下午骤然离去——长歌当哭、远望当归的集体伤逝,让共和国从此更加尊重生命、以人为本。
一晃10年已经过去了,再读这些现场感十足的文字,不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19.5.28-29草就(9213字)
作者简介:
刘亚明,辽宁省盘锦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盘锦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从1986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作品若干。曾获第四届中国西柏坡散文节红色散文征文大奖赛二等奖等奖项若干。出版诗集《仰望的思绪》,文集《淡去的岁月》《明心雅鉴》《芦花诗语》等。
程远简介:
某刊编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福建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西湖》《阳光》《芒种》《海燕》《江苏散文》《作家天地》《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南方人物周刊》《青年文摘》《中国文化报》《中国旅游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全国数十种报刊,部分作品在报纸连载、开设专栏、收入年选或获奖。主要作品《底层的珍珠——树基沟•红透山:一个人的词典》《杯酒人生》《冬走鸭绿江》。执编散文随笔集《活着,走着想着》获辽宁出版集团首届最美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