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小说集《吕贝卡与葛蕾丝》出版，读者看到了“漂泊者”周洁茹书写的“我的城已不是我的城”的这种时代下都市人共有的情绪。周洁茹鲜明的文学风格不仅在于重现平凡的鲜活，还在于对人物细微处的刻画。
 
　　城市与人的关系如何？周洁茹在艺术与戏剧化的冲突以外，还有她个人的思考。今年，她的散文新作《在香港》出版，同样呈现了一位漂泊者的观察与反思，而更令人深刻的是周洁茹所反映的精神主题——无论人在怎样的异乡，对所回望的故乡都将用上一生的目光。
 
　　周洁茹的三种时间
 
　　周洁茹是上世纪90年代末突然走红的“美女作家”之一。跟卫慧、棉棉等与市场走得更近的作家相比，她事实上更靠近以文学期刊为主阵地的纯文学，也是被彼时文学批评家寄以厚望的作家。可是在世纪初风头正劲时，她突然选择了退场。之后便是美国九年，香港九年。有感于此，我曾写过一段话，并起了一个题目——《周洁茹的时间》，这段话依然是我理解周洁茹的一个框架：
 
　　周洁茹是个时间的僭越者。绝大部分人活在自己的时间中，或者说绝大部分人被动地被囚禁在时间中。1990年代年轻的周洁茹第一次获得了时间慷慨的馈赠，那时她把自我、肉身性和日常性纳入思想内部，从而打造了一种充满弹性的代际时间，周洁茹在这种时间中脱颖而出从而成为时代中人，这是她和时代最为甜蜜契合的时刻。
 
　　有意思的是，周洁茹的精神内部存在着三种时间：意识流时间、计算器时间和巫婆时间。意识流时间使她在断裂的自我内部跳跃、绵延，雪球般滚出女性的精神风景；巫婆时间借助于直觉提炼出对世界周遭的洞察、抵抗和厌倦；计算器时间使她整合出面对现实世界的通孔。这三种时间意识的综合作用使她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内部逃离。她那一拨耀眼的女作家在上世纪90年代结束后纷纷退出，原因各异，而她是因为出于一种对过分合拍时间的深深厌倦而逃离的，并且时至今日一直处于一种异乡人的时间中。
 
　　在美国，她身处计算器时间而成为文学的异乡人，她是美国白人文化的异乡人，可是内部的意识流时间和巫婆时间使她同时也是理性世界的异乡人。于是她回来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她既是香港的异乡人，也是故乡的异乡人；她既是出逃者，也是新世纪的边缘人。她在岛屿写作，她在香港回望。她的身上迭加了种种不同身份产生的疏离感和复杂张力。她从镜中逃向远方，又从远方赶路到岛上成为独看风景的人。时间使她从一个时代的宠儿变成一道远方的风景，她的身上于是重迭了时间的岩层痕迹。
 
　　人们觉得周洁茹是多么幸运呀，用现在的话说，赶上了风口，轻而易举地来到某个高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幸运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所以她又在所不惜地舍弃了，太可惜了！有人说。可是，又正因为这舍弃，她才有机缘从一张群的标签中去成为自己。如果她清楚地知道并牢牢地抓紧自己的“幸运”，如果她一直活在“幸运”中，她生命便不会有异质性的时间。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恐怕是另一种不幸。
 
　　用小说家的功力写出幽深的散文
 
　　现在要说到周洁茹的散文集了。《在香港》共四辑，第一辑“故乡”，第二辑“香港”，第三辑“写作”，第四辑“问答”。前二辑关乎“空间”；后二辑关乎“文学”，主要是观点、言论，读者从中可见周洁茹的来路和心路，周洁茹即使是对话访谈也有自己独特的腔调，可作为作品看。但我更想谈论前二辑，因为它是生命的骨血，是经验的琥珀。
 
　　周洁茹能把小说写好我不奇怪，周洁茹把散文写好了倒真是令我侧目。从技巧和想象力来说，小说的要求比散文多；但从对内在生命经验的需求看，散文比小说更苛刻，甚至贪婪。作家林渊液有一比，小说是肌肉，散文是骨血，肌肉可以练，骨血却只有那么多。谢有顺说，散文背后站着一个人。确实，心灵的质地就是散文的质地。散文是最作不得假的，疏淡的通达，还是繁复的造作；抑或是造作的通达，还是繁复的真诚，在散文中都没有太多遮掩的屏障。
 
　　香港是周洁茹人生的中间站，也可能是永远的栖息地。香港的特殊就在于它作为一座国际港口城市，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中西碰撞交融的交汇点上。就周洁茹的人生来说，香港就像一处飞地。随时可以回到故乡江苏，跟内地的文学现场也有着密切的互动，但分明又身在另一种不同的文化中。香港使周洁茹成为双向的他者，这种若即若离是最利于写作的。
 
　　周洁茹写过一个“去”系列，去到任何地方她都能迅速有一篇巨细无靡、细节纷呈到毛孔毕现的作品。可是如要写一个“在”系列，她能写的不多，除了“在香港”外，只有“在常州”“在美国”了。强调“在”其实是因为并未真正扎根。真正的香港人很少会意识到他“在香港”，一个地方的空间、文化、语言、饮食与祖居者如盐化水，会让人忘记了身在何方，只觉自来如此，本该如此。“在”是一种介于主人与游人的意识，不妨说，“在香港”其实是一种客居意识。所以，周洁茹的香港，不同于西西、唐睿这些本土作家的香港；但也不同于匆匆来去只看到购物天堂和维多利亚港的观光客眼里的香港。
 
　　对于很多内地人来说，香港真是一个被太多符号遮蔽的地方。这些符号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流行音乐、香港电影、言情小说、TVB电视剧……大众娱乐工业和流行文化利用当地香港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落差为内地人民塑造了一个璀璨迷人的香港符号，这个符号完全遮盖了香港平民日常生活的血肉与细节。所以，很多人看到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和夜》《天水围的夜和雾》这样的电影时禁不住大吃一惊。
 
　　显然，周洁茹呈现的也是另一个香港。这里有最普通寻常的香港市民的日常，《我有两条路》简直就是香港版的《烦恼人生》。一天从赶早班车开始，“如果没有赶上七点二十分的那班，就必须赶七点三十五分的那班，两班都没赶上，就肯定迟到了。迟到十五分钟以上，我就完全失去了拿全勤奖的机会。”这一天“到家晚八点，做饭吃饭吼完功课，洗着洗着碗就站睡过去了”。这一天的吃也是争分夺秒的简单、轻便，所谓吃的选择其实就是没有选择：“开早餐的只有三家，第一家做餐蛋面，第二家也做餐蛋面，第三家当然也做餐蛋面，可是没有一家是好吃的”。遇到一家热门的早餐店，“那条三十米长的人龙绝对引起了我的注意，而且是在这样争分夺秒的早晨”。每一位客人从下单到离开，绝不会超过六秒，这条高速转换的排队长龙简直就是香港生活的典型写照：“每天在太古坊上班的香港人，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刚刚入职场的新人，资深员工，部门经理，光鲜的衣服背后，每个人都在脑子里计算了一遍以后，默默地排成了一对长龙。”周洁茹于食行的流水日常中，写出了香港生活的快速、奔忙、勤勉、效率以及按部就班中的隐忍，一种典型的港人气质。
 
　　周洁茹的小说家功力，对她的散文实在大有裨益。她笔下的“排队长龙”已经动用了典型化，一种基本的小说思维；作为小说家，她也善于书写表象而达于幽深。《马铁》写香港铁路上一个着渔网黑丝婆婆与一个穿短衫凉鞋，环保袋装报纸、青菜的寻常婆婆几乎擦枪走火却突然峰回路转的场景，完全是小说家笔法。小说家才能领悟到那转瞬即逝的场面背后的性格冲突和人心和解，小说家才能把仅停留在眼神中的戏剧性抽丝剥茧、丝丝入扣地展示出来。她也通过马铁上的这个故事，把港人内心那种距离与善意的矛盾性表现出来。
 
　　一定要说到她那篇《利安邨的疯子》，这篇当小说读也无不可。她由利安邨的一个女疯子把自己一生所见的疯子都串了起来，但她写的何尝是疯子，她写的是生命的悲伤。她写在儿童图书馆里遭遇被疯子追逐的惊险，这可能是个突然切换进发疯模式的人：“一个循规蹈矩略微压抑的地产经纪，下班路上跟客户讲着讲着电话，突然断线，走进儿童图书馆，追着两个女人和一个儿童跑了一路，最后还从台阶上跳了下来，直到一群吵吵闹闹的声音敲醒他，他回复正常以后，就很正常地逃跑了？”这段想象性的描写精彩地触及了效率与压抑，文明与疯狂这一现代巨型都会的精神悖论，又使我们看到周洁茹文学视点由自我而关联于世界的转变。
 
　　试想，如果周洁茹从未离开，如果她有能力抓住她的幸运不放，可能的结果恐怕是她永远活在她的自我中。那她可能写不出《利安邨的疯子》。《利安邨的疯子》包含了一种动人的文学伦理，作者关心的不是自己在疯子处受到怎样的惊吓和创伤，也不是疯子所构造起来的奇情，而是对推人及己的共疯结构的悲悯和同情。正是在这里，我觉得漂泊终究在文学上馈赠了周洁茹。
 
　　写故乡三要素：双亲、饮食和回望
 
　　如果说“香港”这一辑周洁茹用的是小说笔法来写散文，“故乡”一辑则更多用一种疏淡高古的张岱式小品文笔法来写时间凋零中难以割舍的亲情和乡思。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更好地返回故乡，只有漂泊者才更深刻地理解安居的意义。在地的写作者只能写出“本土性”，回望的游子才能于一菜一蔬中写出“故乡感”。周洁茹写故乡，离不开三个关键词：双亲、饮食和回望。
 
　　饮食散文，在中国散文中也是浩浩荡荡的一脉。李渔的《闲情偶寄·饮馔部》专谈饮食，其谓：“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李渔谈饮食，不在大快朵颐的口腹之欲，而在一份士大夫的情趣和妙悟。用流行的话说，吃的不是食物，而是道行。食而通于道，这是儒家传统。
 
　　《孟子》说“君子远庖厨”，这里是劝君王要有仁爱之心，食物跟礼义伦理带上关系，《论语》就是这样了，于是有“席不正，不做”“割不正，不食”之语，不食不是出于营养、美观等原因，而是因为儒家食必合礼的规矩。相比儒家饮食观的正襟危坐，李渔的饮食观要有趣文艺得多。因此，清代以降，中国散文家谈饮食，很少脱于李渔式的情趣和妙悟。
 
　　周作人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知堂对空间、水源、茶具、饮伴的要求都在说明，饮茶时光是从滚滚红尘中离析出来的闲心闲趣，这依然是士大夫趣味，这饮食观是有人生观打底的。我们再看梁实秋谈“煎混沌”：“可是我最激赏的是致美斋的煎混沌，每个混沌都包得非常俏皮，薄薄的皮子挺拔舒翘，像是天主教修女的白布帽子。入油锅慢火生炸，炸黄之后再上小型蒸屉猛蒸片刻，立即带屉上桌。混沌皮软而微韧，有异趣。”这双“小资”之眼看的是“俏皮”和“异趣”，梁实秋与知堂比，惜在趣多于道。
 
　　那么汪曾祺呢？汪曾祺不像梁实秋那样追求俏皮，也不似知堂那么有腔调，那么要让食物通于趣与道的执念。传统士大夫食不厌精，可是他们在精神上常常是俯视食物的，他们不过在食物中提取一种跟身份相符的趣、道和腔。汪曾祺却是平行于食物的，他娓娓道来的南豆腐北豆腐，老豆腐嫩豆腐，烧豆腐油豆腐，虎皮豆腐菌油豆腐，让人不能不相信，他并不高于这些寻常食物，也无意由之悟道，却因此有了对寻常物性的体贴和勘探。这一颗因俗而雅，大隐隐于食物炊烟的玲珑剔透心啊。
 
　　周洁茹通过饮食谈故乡，与他们却大不相同。事实上，她并不爱食物，也无意于饮食上经营趣味、妙悟和腔调，由食物谈故乡，在她也不仅是表达舌头上的乡愁，更是通过饮食发出人在时间中日益懂得却又日益凋零的恒古感慨。“回家过新年的前三天，我的牙突然坏了”，这是《牙》的开头。“我回家的意义，一是看父母，二是吃好吃的，我也想不出来第三个意义。一年一次的盼望，竟然毁在一颗牙里”。这里，牙、吃、家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周洁茹找到了“牙”这个巧妙的点，撬动了食物与故乡与亲情的齿轮，并让它突然缺位而由失衡创造意义。她也由“牙”而找到了一条生命的延伸线——“我的母亲也是早早坏了牙，不停地看牙医，补了又拔，直到所有的牙都变作假牙。我父亲的牙倒是一直都很好，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嚼蟹黄蚕豆”。然又有一转，“父亲住到养老院的第二天就掉了一颗牙，他还把那颗牙摆拍给我看，一张白纸上面，一颗孤零零的牙齿，我都笑哭了”。再看《鱼片干》，父亲已经吃不动最爱吃的鱼片干了。食物真的是牙齿的记忆，于是想起了童年时父亲每个周末总能买到的一只烧鸡，“那可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烧鸡”。可是后来，满世界都可以买到烧鸡，“我们都觉得，烧鸡越来越不好吃了”。“父亲吃不动了一直放着的鱼片干，有一天我还是拆出来试了一下，中年人的牙吃起来都好费劲。我小的时候最爱吃的鱼片干，如今父亲和我都吃不动了。说起来真实伤感啊。”她还是忍不住把伤感说出来，坏掉的牙和不好吃了的烧鸡背后，满满都是时间节节燃尽的味道。这就是周洁茹的食物和故乡，她总是轻松地拎出一个故乡食物的线头，信笔拉拽，最后拉出的莫不是时间已逝的疼痛。且再看这一段：
 
　　绿豆蓉饼和大麻糕，根本就是两种东西。大麻糕热情，浓郁，馅重皮酥，冲出烤炉的瞬间，简直金光闪闪。绿豆蓉饼就很轻简，熟软馅心，饼皮都是清淡的。我后来爱上素菜馆的绿豆蓉饼大概也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吧，做减法的人生，能够拥有的越来越少，时间与牙。有时怀念起故乡的食物，也不过是在怀念故乡的少年时代吧，放声大笑又放声大哭的热烈。
 
　　这里，她几乎已经由物性而通于人性，要是不急于在最后点题的话。用她自己的话说，笔法疏淡，但还有火气。不容易了，毕竟她已经领悟并领受了时间的馈赠。时间大概是站在文学一边的。假如你在时间中申领的是一帆风顺，是幸运和万千宠爱，你被配赠的时间是光滑单向的；假如你在时间中申领一把剪刀，把时间剪开很多豁口，你那些驳杂的经验可能会重新回到文本的渡口。
 
　　某种意义上，周洁茹在香港，望故乡的精神姿态触及了现代性境遇中异乡人重建精神故乡这一母题。现代人的宿命就是成为异乡人，在周洁茹这代作家的身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史正在展开。这一代作家回望故乡饮食，断不可能像李渔、周作人、梁实秋和汪曾祺那么悠然风雅的，一种永远在路上的身份焦虑将持久地折磨着现代人，迫使他们千方百计地重建精神故乡。漂泊者该站在哪里，异乡人如何重建故乡，这大概是我由周洁茹的文学道路及其《在香港》引发的杂想。
 
　　来源：深港书评（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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