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诺阿布的这本诗集《祖国，或屋檐下的自白》，让人读得过瘾，读得荡气回肠！这本诗集中有许多宏大的词语：神主、善恶、战争、自由、尊严、文明、人类、祖国等，但这些很重很大的名词都压在一只卑微的“蚂蚁”身上：“主啊，如果你是真的/请与我一道访尽天下名医/为了蚂蚁那条折断的腿”（《不管如何颗粒无收》），我也曾写过两句诗：“当我在秋天的黄昏老去/我只想倾听一只蚂蚁的叹息”，与此有相似的共鸣。所有的文明，都是为了人的生命本身，正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人类所有的努力，都应当指向人自己，尽管许多人的生命微如草芥。蚂蚁卑微，但生命的尊严是最高的诉求。蚂蚁为何折断了腿？如果是战争造成的，我们就要追问战争的合法性；如果是同伴撕咬的，我们就要拷问人性的底线；如果是自己摔断的，我们就要追问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如果是屈打成瘸的，我们要追问司法的公正。人类从史前文明进入农业文明再发展到今天的工业文明，这条自我选择之路是否就是正确的？正是带着这样的质疑，诗人开始他的各种追问：
 
　　神并不一开始就是神
　　至少，在它出生之前不是
　　在它死亡之后也不是
　　先是命名，然后才是祭拜
　　就一支歌谣而言
　　任何一场战争都可以避免
 
　　——《兹兹朴巫》
 
　　对神的卜问并没有答案。如果是现代文明是正确的，那伴随现代文明的杀戮手段比狩猎时代还要先进，这是进步还是倒退？以震惊世界的叙利亚难民事件为题的《我的灵魂呢？》一诗就把美丽与残酷并置：“书桌无人一月/桃花虚度三月/船不在海上九月/这些通通不如/叙利亚的海水泛滥一次……三岁大的库尔迪/蜷缩在风情万种的土耳其/连眼泪都没有一滴/除了海滩 除了一望无际的海滩/世界小得不够展开他完整的尸体”。以诗歌抵达国际性事件的现场，阿布的诗歌因此而具有广阔的视野，也由此具有当代艺术的价值诉求和灵魂的拷问：“我敲打头盖骨 这是最好的时代 /山河值得人们一次次拯救/我敲打头盖骨 这是最坏的时代 /全天下竟然都在纺织遮羞布”（《对庆安，我只有敲打头盖骨》）。  
　　从宏观的粗略线索来看，在道德、哲学、伦理、宗教等这套体系构筑的古代，诗歌基本上只是以道“游于艺”的舟楫，它只诉诸于“美”的形式，“美”也曾经一度成为衡量诗歌的标尺。近代以来，诉诸于生命本身的价值、尊严、自由等逐渐成为诗歌的目标，诗歌从对象转向主体，特别是在问题重重的中国当代，生命的主体性地位尚未获得，现实由此就成为阿布诗歌的书写指向，他由此谈到诗人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两个维度：良心与批判。沉默的大多数，是需要知识分子去唤醒的：“所有的砖头都参与了围追堵截/所有的笔墨都见证了满纸谎言”（《夏日之书——向艾略特致敬》），这个时代，诗人不能沦为“众多白白胖胖的诗人”（《端午谣》），这是现代诗人的屈原之魂。否则，对于诗歌来说，不再具有诗歌史的现代性价值：“如果我们只伤心那些伤心我们的/这个即将漫长的冬天，必将毫无意义”（《雨是危险的——致倮倮》）。这种关怀必然是一种痛苦，但“痛是一种幸福”：
 
　　当雨水穿过屋檐
　　每一滴都挟裹着荒诞以及无耻
　　土地，笑容，越来越少
　　子弹，眼泪，越来越多
　　无数的山河，无数的罪恶
　　无数的人群，无数的堕落
 
　　——《祖国，或屋檐下的自白(1)》 　　我特别喜欢阿布诗歌中的“秩序”这个语词，我甚至认为艺术就起源于一种从混沌到秩序的形式生成。人类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形式为居所，形式感的形成源于秩序感的获得。对于由无数个体组建起来的人类社会，也需要某种共享和认同的秩序，没有秩序，人类会在本能中走向相互残杀，走向毁灭。“在乳房横行的时代/三千宠爱安慰社会精英/秩序在拾荒者的口袋里翻滚”（《在乳房横行的时代》），这样的当代社会就是一种失序，社会精英的沉沦是危险的，奥斯维辛之后的抒情是沉痛的，欲望的放逐必然带来无尽的动荡：“挖走最后一棵苹果树/伊甸园寸草不生/没有人死于正义和真理/也没有谁关心良知和秩序”（《可是这个世上没人值得一跪》）；“我悄悄连根拔起翠绿的草/不出所料，一根连着一根的白骨/它们保持着人类应该的秩序”（《在十二月党人广场》）。但要注意的是，秩序的生成一定是以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作为底线，即使它是一只蚂蚁，而不是儒家的秩序，不是皇权的秩序。阿布总是质疑现有的文明，寻找理想的文明，在他的诗歌诉求中可以看到他理想中的秩序是基于公正、尊严、自由的人文主义关怀的现代秩序：“罗卡角，我原谅你的伤痕累累/我漂洋过海，只为带给你一句话/自由从这里开始，掠夺从今以后结束”（《罗卡角》）。如果人类整个的发展历程是一个错误，那我们还不如重新回到史前重新寻找更好的路：
 
　　炮弹的弧线再优美
　　杀人的借口再漂亮
　　我也愿意一把火
　　把它们连同所有的
　　点横竖撇捺通通烧尽
　　即使我从此食不果腹
　　即使我从此目不识丁
 
　　——《字库塔》  
　　诗歌是词语的制作，在日常语言中掘出自身的秩序结构。阿布的诗行间闪烁着思想的锋芒，这种思想的语言舞蹈就生成了他的诗。他的阅读经验对他诗歌的格局有很大的影响。汉语古典诗歌形成他对仗式抒写习惯，双句排比反复碰撞会形成一种音声的回旋，他的诗歌有豪情的交响，也弥漫着悲怆的情调：“它允许天空低垂/允许一个王朝一错再错/如果我带着弓和箭/它甚至愿意把凋谢的花/为我再开一遍//可惜我没有弓和箭/走在人群中/我孤单如满地落红”（《死去多年的杜鹃站在苍山上》）。在阿布的诗艺处理上，他让宏大坚硬的语词在起承转合的节奏中嵌入美丽柔软的意象，读起来侠骨柔情，起伏跌宕。这是他在我们这个时代横冲直撞的诗歌回声，这是黔西北彝族汉子的血性之诗。我仿佛看到一个手提长戈的武士阿布行走在苍凉黄昏的背影，为梦想中的理想国而血战，但又注定某种悲剧的落寞。 　　大量外国文学的阅读经验和人生阅历使他有世界性视野和格局，这集中体现在他游历欧洲各地的那些篇章：《在普希金故居》《致阿赫玛托娃》《每一个人都叫罗尔迦》《谒卡夫卡墓》《在哈姆雷特城堡的独白》《布拉格之秋》等，其所关注的话题不止是彝族水西或南诏故国的背影，也不止是祖国山河的苍茫，更是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多重交织。是的，人如蝼蚁，“生之残酷”，“在枝头一晃而过”，“死亡是最体面的存在”，但每一只受伤的、走失的蚂蚁都应当获得尊重，不管他/她是什么皮肤的蚂蚁。惟有如此，诗人才能在自我建构的诗歌秩序中救赎蚂蚁，也救赎自己。 　　刘剑：贵州赫章人，艺术学博士，贵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