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说大了，母语就是所在国家的语言，民族的语言；说小了，母语就是家乡话。对我来说，家乡话，更为具体、准确，也更容易理解。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包头。这是一座移民城市，市内原来有三个区。三个区有三种不同的方言。东河区，多数人源于山西，“走西口”而来，说的是改良过的山西话。因为迁徙时代久远，已变为“土著”。青山区，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援边知识分子和工人，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所以口音接近普通话。昆区，主要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包钢为主，援建包钢的工人多数来自鞍钢，所以昆区的口音是鞍山话。一座城市，三种口音，也算稀有了。
      我出生在包头市的土右旗，之后又在东河区、青山区、昆区工作、生活，语言遭遇了多次“移民”。2001年，我又来到北京，语言环境再一次发生巨大变化。离开家乡的语言，漂泊着，没有根，同时也被多种文化融合着。我虽然号称“乡音未改”，但对于家乡的人来说，乡音早已是“跑调的”“不正宗的”乡音了。
      背井离乡的语言，渐渐地，有了乡愁。于是我想到了诗歌语言的乡愁，小说语言的乡愁。
      是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语言改良运动，开创了白话文，拆除了书面语言高高在上的围墙。老百姓和作家处在了同一语境，作家不需要“之乎者也”也可以写文章了。
      客观来说，白话文除了自身的涅槃外，还受到了很多外来语的影响，比如英语、法语、俄语。这样一来，汉语的白话文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新的语种，有些词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也长出了不同感觉的“乡愁”。加之当下全球化大语境对汉语白话文的冲击、破坏、污染，汉语白话文更是杂草丛生，一片混乱。
      面对广阔的语言乱象，语言的“乡愁”开始迅速生长。有的作家在反省、回归，并对语言进行过滤、消毒。有的作家在自己的文化空间里，开发自己的个性产品，突破种种复杂的挑战，让语言的乡愁散发出人性的魅力。
      作家总是先觉先知的，对于民族语言的异化和衰败总是警觉的。语言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长，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潜伏在语言的周围。这些挑战，有来自语言外部的意识形态和资本、科技、生产、市场所构成的秩序，也有来自排斥、遮蔽和误解所构成的文化差异。而对于作家来说，摆脱外部的干扰才是语言回归的方向。小说家更是如此，写偏僻、落后、贫穷的农村，总不能用时尚的城市化的语言来写吧。
      泥土的气息，好像变得越来越稀缺、珍贵。人们生存和居住的房子越来越高了，干净的马路也已经将泥土驱赶得十分遥远。小说，要写出准确的人物命运，找到泥土，找到合适的语境，找到语境中自然、质朴、可靠的语言，已经十分困难。人类发展了几千年，一直没有离开过泥土，充满养分的土壤，曾经长出了人类的智慧、勤劳和文明。而如今，泥土已被工业文明所遮蔽，农耕文明已经退缩到偏远的地区。在城市，商业和工业的硝烟正在肆意弥漫。
      当然，一切都已经发生。作家是有人性良知的，我们虽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们可以寻找“乡愁”，抒发对土地的怀念。城市的语言已经被污染，我们还有广袤的乡村呢，还有更加偏僻的山村呢。从另一角度看，越是偏僻、落后、原始的地方，语言越是陌生、干净、纯洁，那些方言、土话、俚语也许更有文学的味道。
      不久前，我去了山西吕梁，那里有一个伞头秧歌的演出团队，很受当地老百姓喜欢。我听了他们的演出，质朴、自然、干净的歌词一下子让我钦佩不已。我想，这些文白交融、天性淳朴的词汇，才是有根的语言啊。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回到过去，我们的汉语，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语法、词汇和概念。就像一座城市，已经建筑了楼房，铺设了柏油马路，我们没有必要再回到过去的泥土时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我们也不能麻木，任由外来语言、网络语言污染和异化我们的情感，淡化我们的乡愁。我们虽然已经站在高耸入云的大厦里，但我们的心中要有山脉、河流、泥土和草木的情怀，我们的语言和词汇虽然已经两鬓斑白，但我们更应该以长者的身份展示语言的风骨。
      因为，乡愁不是一个人情感的墓碑，而是一群人身后的高山、土地、河流与大海。语言是作家思维、交流与写作的自然工具。语言的乡愁，就是一个民族血脉的乡愁，就是一位作家情感和人性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