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网

首页 > 评论 > 正文

直抵现实的社会问题小说——海桀长篇小说《地气》简评

直抵现实的社会问题小说
——海桀长篇小说《地气》简评
郭守先
 
海桀兄以小说和影视创作为主,其电影文学剧本《阿尼玛卿的呼唤》曾获浙江省电影文学剧本“凤凰奖”一等奖,其超长中篇小说《麦仁磨快的刀子》曾荣获第二届《钟山》文学奖,是省内外知名作家,评论界认为海桀的小说创作视角敏锐、构思奇特、题旨宏阔,作品内容猎涉法律、人伦、道德、人性、权力等诸多社会问题。游移文学界和思想界边缘的笔者,一直没有能够走进他的文学创作,近日因“相知”,才一口气读完了他发表在2018年《钟山》B卷头题的长篇小说《地气》,笔者被这部直抵现实、追寻正义、还原真相的社会问题小说所震撼,在小说中海桀兄指出“古今中外,无辜者的清白,从来都不是用死来证明的,而是真相。只有真相能洗刷你被污的污点,能为你主持公道,能还你人生的清白”“无数案例告诉他,面对罪恶或灾难,特别是恶人面前,直面迎击,哪怕是浴火而死,哪怕是决斗而亡,远比任人宰割要好!当然,你也可能无奈忍受,但这忍受是卧薪尝胆,是为了明日的伸冤,是为了正义的复仇”。这无疑是对那些将“忍”和“难得糊涂”奉为座右铭的“顺民”们的当头棒喝。 
笔者的文学观不是“人贵直文贵曲”,而是“人贵真文亦贵真”,海桀兄的小说及其主人公聂嘉不就是以“真”来创作小说和演绎人生的吗?这不就是梁任公阐述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自觉践行吗?这不就是笔者倡导和追寻的锐语写作吗?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因此,笔者为海桀兄的社会担当、为《地气》的碧血丹心、为《钟山》文学杂志的人文胆魄点赞,在意识形态和意象形态膨胀、意义形态日益萎缩的今天,能创作和刊发这样一部直面“现实”和“权力”的小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壮举。
我们中国的作家大都坚持“近事糊涂远事清”的创作原则,他们往往谈“权”色变,不敢直面现实社会中具有超强渗透性的“权力意志”这头怪兽,即使有铁肩担道义的作家,也大多都是“妙手”著文章的高手,他们大多以意象、隐喻、暗喻、能指含蓄地表达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他们以玄幻、穿越、架空、魔幻、意识流、心灵鸡汤回避现实,用笔者《剑胆诗魂》文论里的话说:他们用隐语写作,沉默并诗意地活着。但是桀骜不驯的海桀兄却能在凛冽的季风中逆风而行,这在高扬“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青海文坛是罕有的。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壮心不已,坚持以严正的批判现实主义立场反映社会现实、揭批体制痼疾,其创作的主体的内在立场有着不容质疑的正义性。跨界从事影视创作的他的小说以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故事赢得读者,以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写作演绎时代之“痛”,譬如《地气》中政府为官商勾结造成的环境污染埋单,探查“真相”的聂嘉一再被“权力”叫停,被恶势力追杀等,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直面现实的勇气,这是致力表现社会内部人性景观的60后作家、热衷关注自我“小生活”的70后作家、倾情销售排行榜和点击量的80后作家所无法比拟的。
之所以说他的小说直抵现实,是因为长篇小说《地气》以当下的“扶贫搬迁”为切入点,写的是在场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环保”及黑恶势力受到权力保护的故事:攻读环境科学的聂嘉研究生毕业后,未能进入研究领域,被迫考上了公务员。在为单位做扶贫工作时,发现造成拉巴村整体搬迁的原因,不是经济贫困,而是一座废弃的金矿造成的。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精神,他对金矿进行查访,发现了剧毒尾矿造成的污染源。他知道科学处理氰化污染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果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不仅拉巴村无需搬迁,几千亩肥沃的耕地不必撂荒,更重要的是,整个金门河水系及其沿途的生态系统将得到逐步的修复,直至彻底改善。这对当地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做出重大贡献。但在探查过程中受到了“权力”保护的“黑恶势力”的疯狂阻止,并通过人为制造车祸让聂嘉及其爱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聂嘉“身上有11处骨折,断了5根肋骨,其中的一根刺穿了肺部”,“小筱头部严重受伤,造成内出血,手术后,已成为vegetative being状态”。正印证了笔者思想随笔《男人是怎样变成太监的?》中那句话:做男人就非常艰难,除非你不怕被折断犄角和肋骨。
之所以说海桀兄的小说是社会问题小说,是因为小说通过“探查”与“反探查”,通过蚕丝剥茧的倒叙、插叙、推理等手法,全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至今尚未治愈的一些根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将严重阻碍我们祖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譬如官本位问题:他(聂嘉)急忙从炕上爬起来说:“老队长您坐,我不是给您说过了嘛,我不是主任。”老队长乐呵呵地说:“是不是都一样,多少年了,凡是在我家里住过的干部,不管大小,也不管是乡上的县里的还是市里的,起码也是个主任。你信不信,就这屋里,住过咱们县的大县长。你要是不喜欢我叫你主任,叫你小聂行不?”“行行行,叫啥都行!”聂嘉心里好笑,脸上假装高兴……”“小聂主任,你这次来待多久啊?”见老队长又把自己叫主任,聂嘉笑了,这次是真正的笑。小说用这样两个细节彰显了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即使像聂嘉这样“敢于与教授争论”“反感以势压人”具有现代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赤子也概莫能外。
又如政社不分问题。聂嘉调查巴拉村时,口无遮拦的老赖说“如果我们搬迁到了县城跟前的镇子上,去住楼房,当城里人,好是好,方便是方便。可从长远来看就很麻烦。在这儿,我们种地放羊,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儿,一年四季跟着季节推日月,忙也罢、累也罢,过的是自在舒适满足的日子。可要是到了城里,就会蹲在家里没事干。我这把年纪,别说是找工作赚钱,就是给人当小工做苦力也没人要。老了嘛,干不动了嘛,对不对?现在的子女又靠不住,能把自己顾住,别朝我们张口就不错了。那就只能守着房子,过猪狗的日子。待到坐吃山空,等死的下场可想而知。至于你们说的培训了,就业了,做买卖了,创业发财了,等等,对年轻人可能管点用。可你知道的,现在村里根本就没啥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赚钱,奔自己的日子去了。就算有几个留下的,又有谁愿意听人安排使唤的呢”。小说借老赖之口,直接指出了政府大包大揽、不切实际的逼农民上“楼”的问题,其实众所周知,农村有条件、有能力的人家,你就是不用动员他们,他们也早已经搬迁了,搬迁到社会资源配置比较丰沛的县城或省城了居住了。
再如社会权力运行的链条和潜规则问题。小说第四章通过老拐的讲述,将“权爷”(小说的命名艺术也值得玩味)一家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交代的一清二楚:“权子茂在部队上的时候,当过首长的通讯员,首长名叫王学胜,在省里当大官。镇压反革命那会儿,说他父亲是国民党,从省上发配到了县上,当了一名副县长。和权子茂的关系非常好。权子茂之所以能当上公社的副书记,又当上了县武装部的部长,就是王学胜提拔的。权子茂病逝后,王副县长对权爷一家常有照顾。文革开始那会儿,王副县长已经成了县委书记,他把刚上了一年高中的权德凯弄到了县城的五金厂当工人,后来县里成立革委会,实行三结合,年纪轻轻的权德凯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被结合到了革委会。没多久,王学胜调到省城,当上了市委副书记。权德凯很快就调到了省地质三队,由单位推荐上了西安的地质大学。后来王学胜被打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黑爪牙,说是病死在了监狱里。权德凯大学毕业后,在青藏高原的雪山冰川里找了两三年的矿,据说找到了大矿,立了大功,不但当上了工程师,还当上了勘探队的队长。当上了队长有了权,他就把他的兄弟权文凯给招到了地质队,成了一名正式工,没过两年就派到武汉地质大学去学习,一年后回来就成了技术员”。老拐的一席话将我们这个社会权力运行的链条和潜规则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正如吴思所言: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被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目前这种运行法则虽然不敢“明目张胆”,但依然以前倾的惯势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因为如此,诗人北岛那首名为《生活》的诗,只写了一个“网”字,并得到了读者广泛的共鸣。
还有政府公信力和公民人格丧失的问题。聂嘉与养殖户赵发坤交谈时,赵发坤直截了当、高门亮嗓地说:“谁不相信政府了?这些年来,就是因为太相信政府,太依靠政府,才动不动就被忽悠,就被骗。说的时候,那是比啥都好听,报纸上、电视上,还有到处立的刷的大牌匾大标语,还有干部的嘴,天下的好话好事都能给说尽了。变的时候,比孩子的脸还快。别说征求你的意见,考虑你的利益,连起码的道理都不讲,更别说尊重了。我知道你是政府的人,这话不爱听,你可以批评我偏激,批评我狭隘。可多少年了,事实不都这样嘛,啥会儿不都是我们牺牲个人服从大局嘛。动不动就拿国家和党来说事。不错,你们代表国家,代表党,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党和国家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可一旦遇上事,你们说啥就是啥,哪有老百姓说理的份儿。我们就像是羊群,想往哪赶就往那赶。就说这小尾羊吧,几年前政府部门不就说好了的嘛,保证扶持我们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我们还签了协议的嘛。这才刚还上贷款,实际效益还没见着呢,就让我们无条件舍弃,让我们绝对服从,连家都要搬到城里去,不走都不行,这还有没有公道嘛!不错,政府是给我们补偿了,可我要的不是补偿,我要的是我现有的生活和收益,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你能给吗?能嘛!”养殖户赵发坤结合自身经历,一针见血指出政府“言而无信”公信力丧失的问题。是啊,如果政府真能听听广大人民的心声,就不会有强行拆除农村猪圈、导致猪肉价格飞涨的事情,也不会有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行推行所谓“环保厕所”、闹得民怨沸腾的事情。赵发坤的抗拒,对与错暂且不论,但他表白的是实话、是发自内心的实话,作者不如感慨地说“如果所有人都像赵发坤这样,自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社会进步来说,不但不是坏事,应该是好事”,真可谓高屋建瓴,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将这种人(公民)视为“刺儿头”,而将逆来顺受的“顺民”视为“遵纪守法户”、大肆褒扬。
还有众所周知的权钱交易和腐败问题。老队长谈到转脸无情的张国民时愤愤地说:“我们拉巴村最狡猾最阴险的就是他!当初,我当书记那会儿,你知道他是咋巴结我的吗?连他家鸽子下的蛋,都能攒一篮子给我送来!为的就是从我这儿拿实惠,就像苍蝇叮肉,哪儿有好处,哪儿准能见到他,没有他不想占的便宜。单是政府扶持的无息贷款,他就拿到过两笔,第一笔是养猪的,第二笔是加工豌豆粉面的。他认为那都是上头给他的。其实,我们是墙里的柱子——使劲不显眼。不像人家,能直接让你拿现钱。实话说吧,没有在我手里打下的基础,他那奔跑鸡能成气候嘛!”一个山村里的老书记,能靠自己手中的权力给人“拿实惠”,得到“一篮子鸽子蛋”,何况中高层。因此,我们说与其重拳出击致力反腐败治标,还不如自我革命从腐败的体制根源入手治本。
除了以上问题,小说还暴露了许多事关民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严重影响“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譬如环境污染问题,“我们这的水,都是名副其实的矿泉水,村里出过好几个百岁老人呢,祖祖辈辈从没听说过水里有害还有毒。给你说吧,那会儿,也就十六七年前,河沟里的鱼能捞出一尺多长的,白肚子黑脊梁,味道鲜得很。几条一乍大的鱼,就能烧一锅汤。汤里辣子花椒都不放,撒点儿盐就行,汤汁白得像奶子,是女人下奶的好东西。哪像现在,河里见个毛虾都稀罕。你要是不信,明儿去问问,几户人家问谁都行。”又如食品安全问题:老队长立刻招呼聂嘉“来来来小聂主任,尝尝,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土鸡蛋,这蘑菇是我早上从林子里拾来的,菜花是刚从地里摘来的,腊肉可是地地道道的野猪肉哦。”“刚才那杯酒,不光苦涩刺喉,落到胃里也很不舒服,绝对是劣质酒精勾兑的,喝了肯定伤人。而眼前这把像是古董的锡酒壶,是用铅锡合金做成的,用这样的酒壶喝酒,很容易造成铅中毒”。“……接连数杯下肚,老队长舌头有些大了:‘小……小聂主任,酒……酒是好东西,我那儿灌了十来斤呢,想……想喝了吭声……想……想吃啥了,也吭声,旁边两个大院子,是……是我的养鸡场,都……都是散养,肉鸡蛋鸡四百多只呢……不喂饲料,只喂粮食,也……也不打针,不喂激素,不吃药,都……都是地地道道的土鸡……’”。小说通过聂嘉在老队长家的一顿饭,将我们当下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使我想起了1906年美国作家辛克莱亲身“潜伏”,芝加哥屠宰工厂,写出小说《屠场》直接推动美国《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的文坛往事来,虽然我不是说《地气》可堪与《屠场》相比美,但社会问题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可见一斑,我想这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林贤治先生在编选《人文随笔》《自由诗篇》的同时,执意还要编选一本《社会小说》的目的之所在。
再如法治问题。小说中“不务正业”的聂嘉还原真相受阻后,作者有一段反思,“他(聂嘉)当然不服。在公安局谈证据的时候,他就大声表达过自己的主张:证据应该是公安局来找的啊,这是你们的职责,是天经地义啊!你们具有获得证据的法律保障,具有侦查、采集证据的一切手段、能力和条件,你们不主动取得证据,反而向我索要证据,有这样的道理吗?几个月来,他的疑问越来越多。”随后作者借主人公网络视频文章,又进一步指出了法治不健全导致的恶果:“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作为进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法治的不断健全、贯彻和实施。法治不仅是维护人类社会有序进步的最高法则,更是打击违法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利益的基本保障。在整个社会呼唤‘以法治国’的今天,权德凯、权文凯等违法犯罪分子,明目张胆行贿国家公务人员、盗取国家矿产资源、诈骗国家巨额财产、人为制造生态灾难、屡次故意杀害他人,可谓罪恶累累。”但意味深长的是小说最后以自称根系发达、通天入地的权德凯的出逃、权文凯的意外“自杀”、权爷的脑瘫作结,但作者清楚地知道“罪恶的真相没有揭露,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正义没有得到必须的伸张,权德凯、孙茂之等罪魁还在,同流合污者还在,对人类对社会对自然造成的灾难还在,那些被谋杀在矿井里的冤魂的父母子女亲人还在,该清算的没有清算,该赔偿的没有赔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聂嘉的爱人小筱也尚未复活。
海桀兄最后安排主人公聂嘉改学法律、决心献身法律,给我们留下了一线希翼,“聂嘉辞去公职后,先是在一家慈善机构打工,而后去了小筱兼职的律师事务所”,表达了作者及其主人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决心和信心,这可谓“不是结局的结局”,但小说完成了与“当代社会的呼吸”,传达了当代“社会的痛苦与恐惧”,对威胁我们“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了警告和呐喊,因此,笔者认为《地气》是一部值得我们一读、值得肉食者深思的一部难得的文学作品,它不会因为小说的叙事技法传统,而湮没其社会启蒙趋新的光辉,因为先锋文学的精神向度比形式革命更重要。
 
 
作者简介:郭守先:1969年生,青海乐都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历任《青海税报》编辑部主任、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高大陆》文化经济季刊主编、海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著有诗集《天堂之外》、文集《税旅人文》、评论集《士人脉象》、随笔集《鲁院日记》、文论专著《剑胆诗魂》等。作品曾获第四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三届全国专家博客笔会优秀奖、第二届青海文艺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