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阅读海勒根那的小说集《骑马周游世界》，心头浮现出一幅画面：作者骑着一匹走马在草原上游荡，他目光沉郁，神情凝重，时而停顿下来巡视四周，而后陷入沉思。纳入海勒根那视野的事物，以奇异的形态跃然笔下，为人所熟悉的草原景象变得陌生和神奇。这也许是海勒根那文学写作的姿态。
 
　　海勒根那的新作《第三条河岸》《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在叙事上仿佛有点变化，少了些离奇夸张的色彩，增加了写实成分，但他小说的寓言化艺术特征、沉潜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依然。
 
　　《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写的是现实，《第三条河岸》写的是历史，他将这两篇小说组合在一起发表颇有意味。《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表现了社会边缘人丑陋的生活状态及扭曲的人性，作者较多地投入想象营造了一个冰冷的世界，主人公努桑哈的杀人行为像一场荒诞剧，结局大翻转，努桑哈死了，消除了牧区小镇的一个不安因素。作者没有停留在表层的揭露或批判，读者可以从努桑哈的遗书以及多个细节中体味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灵魂深处的悲哀，他只配遭受人们的鄙视，却无法让人同情，嘲讽调侃的叙事口吻掩盖不住故事中的悲剧意蕴。小说结局留下悬疑，努桑哈死于他杀还是自杀，读者去猜想。《第三条河岸》表现了战争环境中人性的善良：日军战败，牧马人阿拉木斯和巴雅尔勇敢地站出来为日籍产科医生求情，并救助了一个日军遗孤将他抚养成地道的蒙古人。小说中的故事来自于生活真实，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叙述往事，他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发掘渗透在主人公骨子里的民族伦理道德遗传基因，诗意地呈现善良人性的温暖。两篇小说在善与恶、美与丑、严肃与荒唐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拉开了现实与历史的时间距离，情节的背后蕴藏着世界和民族丰富复杂的命运遭际。
 
　　海勒根那不断回望和追索“北中国边地那片森林和草原亘古不变的神秘与浩瀚”，他的思绪像草原上的风一般飞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小说的叙事不满足于描摹客观现实，而是变换着艺术手段着力进入隐藏在客观现实深处的神秘世界，寻找和确立主观化的心灵坐标。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海勒根那小说叙事的心灵坐标是他沉醉其中的民族情感，即对圣祖的崇敬，对草原的依恋，对大自然的虔诚，对族人命运的关切。“第三条河岸”是“长生天的旨意”，体现着民族信仰，赋予阿拉木斯和巴雅尔善举的力量来自成吉思汗的德行。海勒根那其他小说多次以不同方式引用《蒙古秘史》《江格尔》等蒙古族典籍中的人物和事件，作为人物行为的原动力，一再运用“骏马”“鸿雁”等原型意象烘托故事情境，作为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原始崇拜 “长生天”“萨满”反复出现，象征着人的精神世界。强大的现代文明冲击着古老的传统文化，草原和森林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都在变化,突然离开马背、放下猎枪的人们精神漂泊无依，父亲鱼游而去，叔叔带领乌鸦群飞走了，哥哥变成一只头羊带领羊群去寻找草原,弟弟成为羊圈里最后的一只羊。《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对人物行为的描述虽然不那么诡谲奇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海勒根那小说中各种荒诞、隐喻、象征以及写实都渗透着浓厚的悲悯感伤情怀，深深的忧虑如烟如雾般弥漫：曾经的民族自豪感是否还能找回？“那些貌似诡异抑或匪夷所思的情节并不是这些小说的目的，掩藏在魔幻、荒诞的外衣之下的，该是泥土般的质朴生活、刀锋般的现实主义，和对这个世界煞费苦心的寓言、象征和隐喻”（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 ，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304页），海勒根那如是说。

　　民族文化潜移默化地植根在海勒根那小说的心灵空间，支撑着他感知世界、建构小说叙述场域、艺术想象的思维方式。不否认他的小说技法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能够巧妙地将借鉴来的方法手段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具有民族性的“有意味的形式”，如果没有根性文化素质是办不到的，生硬的照搬模仿不会成就真正的小说家。蒙古族是拥有史诗的民族，《江格尔》《格萨尔》充满了大胆奇特的想象，其中的英雄形象尤其是恶魔形象是魔幻思维的创造物，江格尔的家园“宝木巴”、格萨尔王的“岭国”“天界”均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那些夸饰性、抒情性的语言显现了民族心理特质；蒙古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信奉的“萨满教”，作为民族原始思维所体现的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亦可称为民族的心灵密码。我认为，魔幻化的艺术思维，夸张、象征、隐喻等艺术表现方式，其实是蒙古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在宗教信仰、英雄史诗、民间故事等文化形态中都有充分体现，凝结着这个民族千百年的智慧和精神。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为“魔幻”“象征”等文学创作方法冠上“主义”加以阐释和界定后，成为风靡世界的文学思潮，对我们的民族文学产生了“唤醒”作用，海勒根那的回应很深刻，经过了思考与创作实践的过滤，他的“泥土般的质朴生活、刀锋般的现实主义”，是对潜伏在自己意识深处根性艺术审美心理的另一种表达。20世纪著名的美学家卢卡奇说：“现实主义不是风格，而是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的共同基础”（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页）。我很认同这一论断，现实主义发展成为普泛的文学精神时，超越了具体的手段、风格、思潮等范畴，有了很大的涵盖性，海勒根那在自己的文学探索过程中体悟到这个思想，他的文学视野很开阔，但植根在心灵深处的民族情感和审美意识却是牢固的，他运用自己民族天然的艺术思维方式在讲述自己民族的故事。
 
　　海勒根那是个有大志向的小说家，他不满足自己的作品囿于民族性疆域，他在追寻和探索走向世界的路径，力图让更多的人接纳他的作品，了解中国北部草原和森林民族的过往和现实，让民族文化精神与整个人类命运发生共鸣。这是一条艰辛又不可预知的追索，就像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挣脱了现实束缚，走去的远方却是不确定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需要多方面的条件，除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除了能够与多元复杂的文化及文学群体对话的资质，语言沟通是个重要的条件，需要翻译来打通相互认知理解的渠道，机遇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对于海勒根那来说唯一要做的就是一如既往地坚持，继续探索，不断超越，进一步提升作品的艺术品质。我特别期待内蒙古草原文坛冲出一匹黑马驰骋世界文学疆场，这不仅需要作家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群体的合力推动。
 
　　刊于《草原》2020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高明霞，笔名乌尔丽歌，蒙古族，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助教研修班结业。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艺学、艺术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内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特聘专家，内蒙古电影电视审查委员会委员，内蒙古电影集团影视剧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
 
来源：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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