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言：批评沙克《诗意的运河之都》

 

吉狄马加、耿占春、聂权、何同彬、张清华

 

为大运河立传的诗人

 

吉狄马加/

 

　　沙克是当代诗人包括6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中创作非常活跃的重要诗人之一。近几年沙克的文学写作，重要的一方面是为运河立传而书写一系列诗歌。我知道，任何诗人的成长都和他的生活环境和影响他的地域及文化有关系。淮安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诗歌文化传统，历代人才辈出，在江苏和全国都是有影响的地方。运河流域以及淮安成长出诗人沙克，重要的一点是，这绝不是偶然的出现，沙克从开始写作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沙克很长时间把自己归为“新归来诗人”，我对他说，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诗歌，永远生活在诗意的土地上。”新归来诗人”，是诗歌界在对当代特别是60后诗人的阅读研究方面，提出的一种诗人群体的客观认定。

 

　　沙克的诗歌是有根的写作。我们60年代之后的一批诗人，在中国当代诗坛一直是主力，沙克是其中的重要一员。沙克《诗意的运河之都》的写作，与运河流域及这片土地的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在研究中国百年新诗历史的时候，针对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诗人，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显著的特点。对于诗人沙克，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位有根，有着深厚的本土文化情缘的诗人。这次研讨的《诗意的运河之都》，与大运河文明有着清晰的紧密的联系。这次研讨会，不仅是对沙克本人作品进行学术上的分析、梳理和一些方面的总结，也是对当下的整个诗坛特别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的及物写作的深切关注。

 

　　沙克的这本《诗意的运河之都》，确实是在为大运河立传，沙克是为大运河立传的诗人。长城、都江堰、大运河等伟大工程，刻录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沙克为大运河立传写诗，实际上是在构筑一种梦想，实现大运河物质、精神文明的集中再现和艺术化提升，拓展现实与未来的文学发展空间，这也是沙克包括大运河两岸诗人们的文化责任。 沙克勇于承担这样的责任，用几十年的时间为大运河立传，变现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他围绕大运河两岸的历史风物，进行广泛的书写，作品切口很小，从微观入手，把从少年到现在的人生和命运深刻地写在里面，其中也有一些诗写得很古朴很开阔很遥远，体现诗人在不同阶段对诗歌价值的递进追求。今天举办沙克《诗意的运河之都》研讨会，让我想到现在有很多的诗人也在写运河，沙克的《诗意的运河之都》在历史上从母题关联、体量纯度来看，称得上是有关大运河的第一部诗集。

 

　　我为《诗意的运河之都》 写过序言《以诗歌的方式为河流立传》 ，已经把我作为一个诗人对这本书的感受认知写在里面，其中也深深地表达了我的思想。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民族，包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都与伟大的河流有关系，世界最长的大运河也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在本质上指向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向往，存在着无数的先贤志士的思想。放在广阔的历史空间看，大运河对中华民族历史精神的延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和沙克一样，需要思考、书写，需要努力地建设，向历史文明的象征大运河致敬。

 

充满自我质疑的理性思考之作

 

耿占春/

 

　　收入沙克《诗意的运河之都》这部诗集的作品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诗人记录了个人的精神生活轨迹，也清晰地展现出社会生活史的变迁，后者与运河、与淮安这片土地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时间节点上的诗歌感受到诗人对社会生活史的自觉书写。沙克写于1988年的《内陆河……》展现出来的主要是传统生产方式和农耕生活，到了十年之后的诗，诗人说“请允许我用颂词……”来书写生活世界，而在2018年的作品中，如《窗口》一诗则以淮安本土经验为载体展现了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

 

　　对沙克来说，他表现个人内心生活的诗作如《我》《在母语中生活》等一系列作品则能够更深刻地折射出社会历史变迁，及其通过自我质疑所表现出的理性思考。这些诗作把自我视为时代最深刻的表象，因而诗人的自我质疑也就隐含着一个时代最隐秘的问题，由此，他对诗歌、语言和美的颂扬也就隐含着对生活世界的最高肯定，诗人得以把批评的激情与赞美的热诚统一起来。

 

　　我倾向于同意与会者的讨论意见。2020年出版的《诗意的运河之都》是首部书写“运河主题、淮扬文化、淮安地域”的个人诗集，历经了当代诗歌从朦胧诗、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完整阶段，写作精神从朦胧青涩、自我觉醒、置身日常、自主反拨，到艺术至上的低温叙事和正反抒情，以及生命、自由、美与爱的现实之在和哲学之思，呈现出从自发、自觉到自在的写作状态，富于现代性体验下的人文良知和使命担当。在他形成自我诗学的脉络路径中，附带着对主体意识形态的独特阐释，可以直白如口语自白，可以隐喻至灵异幽光，在语言原创性、思想先锋性、技法独到性、叙事细节性与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过程中，缔结成《诗意的运河之都》里风格鲜明的非沙克莫属的命运和人生。

 

　　辨其诗学路径和主要的文本风格，我觉得《诗意的运河之都》是一部常常以自我质疑对生存处境作终极追问的理性思考之作。

 

作用于现实、人心的方向

 

聂权/

 

　　沙克的《诗意的运河之都》的主要价值在于内容蕴含和精神指向。从1980年代起，四十多年来沙克坚持不懈地写运河，写运河的自然、人文、历史、家族史及个人生命历程，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一以贯之的对运河及其相关事物的热爱与书写，实质上都是在用诗歌为运河立传。由于运河于历史及人文的重要作用，沙克由心而发的这番写作，很有意义。

 

　　沙克的很多作品，具有思想与文化的根，其中包含着当代性、人心嬗变和温暖向度，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深层诗意等方面，均有不俗的体现。沙克笔下自然呈现的运河历史与当下生活的种种，与运河群体和个人命运息息相关，这正是他的运河书写的根性所在；与当下生活保持紧密关系，与时代保持同步，是沙克从写作伊始即秉持的态度，这种方向的坚守在当代诗歌历程中，是相当大一部分诗人未曾做到，实则是难能可贵的。

 

　　他的《仿田间：假如我们不记住过去》《重心向下》等诗作，积极作用于现实、人心的方向。《一根阳光穿透我的生命》（1990年）《上一个春天》（1990年）《亲爱的麦子》（1995年）《原来的亲戚》（1996年）《一觉睡过清明节》（2017年）等很多诗作，都体现了诗歌中应有的温暖向度，积极、明亮、向上、开阔，在给于自己灵魂出口的同时，也给予读者以心灵出口，相对于过度倾向于苦难书写的向度，从写作所能实现的意义来说是更有价值的。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将身边的事物入诗，赋予其诗意，对沙克而言，已是一种惯常的能力。

 

 

在地方性与世界性之间

——《诗意的运河之都》与沙克“这一代人”

 

何同彬/

 

　　最近两年一直在参与丁帆老师主持的《江苏新文学史》的编撰，我和茱萸、李海鹏负责新世纪诗歌卷的撰写，其中沙克正是新世纪江苏诗歌的重要代表，他的诗歌、诗论和倡导的诗歌活动，都在新世纪江苏诗歌史乃至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极具个人性的印记。当我们通过一部文学史的书写回望近二十年的某个地域诗歌创作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即新世纪以来）最有实力的诗人群体基本上是“60后”（和部分的50后），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成长背景——1980年代。这与沙克在分析中国新归来诗人的时候所重点强调的代际背景是一致的（“典型的新归来诗人基本是在1980年代出道”）。

 

　　1980年代塑造了中国的“60后”诗人，包括他们的知识背景、写作资源、本土情怀和语言直觉，他们中的佼佼者所拥有的那种开阔又豪迈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样也是那样一个转型巨变的大时代赋予他们的典型特征。沙克也是其中的代表性诗人，他的创作体现出的那种多维知识的复合型特征、不竭的探索创新的热情，包括义海所说的那种“徘徊在学院和民间之间的精灵”属性，皆是因为他与他的同时代人是把自己的创作放置在世界文学坐标中考量的，他们都有一种生存并成长于伟大的世界文学的“阴影”之下的“影响的焦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宝藏和任务，“60后”的中国诗人们的使命就是通过永不停歇的文本实践、文学主张和活动的参与，寻找着经由地方性、民族性抵达世界性（普适性）的思想和方法，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成与败均与地方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那种复杂的张力有关。而《诗意的运河之都》正是这样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的结晶。

 

　　《诗意的运河之都》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主题”写作，而是一部无心插柳的“诗合集”，表征着沙克四十年来的诗歌创作潜隐的、生生不息的那种诉求和追问——何谓世界文学？何谓世界诗歌？一方面这部诗集以这样一种拼贴的、组合的、“临时起意”的方式规避了政府项目和命题作文的拘囿；另一方面，也逾越了宇文所安所批评的“世界诗歌”内含的那种空洞、浅显、迎合性的地方符号的樊篱，以他的与时代忽远忽近的“个人性”的肉身，有效地建构了连接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路径。淮安—运河—江苏—中国—世界……在地理的跨越和连接的背后，是“60后”这一代人的一次“精神返乡”——回到1980年代的起点、回到一种与世界融合对话的开阔视野和豪迈情怀里……

 

“分析性生活抒情诗”的一个典范

 

张清华/

 

　　沙克的诗起步很早且起点很高。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他的诗就体现了相当成熟的质地。他的青春抒写中虽然也有从朦胧诗那里承袭而来的迷惘，有从第三代那里接受的“口语”化，但他最特立独行的是其“自我分析性”，没有那个年代常常表现出的幼稚病。而自我的分析性赋予了他的抒情以理性和知性的深度与气质。而且，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沙克的诗歌立足于对日常生活的感受，他把故乡、土地、自然、历史、城市，所有笔力所及之处，都化作了个体的生活于生命处境，虽然是出于现象，但又不停留于现象，而是以此创造了“一个具有自我分析性的诗意人格”，也同时创造了一种“具有分析性的生活抒情诗”，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沙克早期的诗还显现了一种写作态度的自觉：对流行的第三代诗、日常生活写作，特别是“生活流”式的写作有一种揶揄，这非常难得。类似他的《此刻，我在想他们此刻在想什么》（1988）这类作品，其中的“我”与“他们”（流行诗风）构成了“镜像的反思”，对诗人的精神生活方式，有善意的揶揄与反讽，同时也进行了自我反讽，“双肘支着写字台/双手托腮想起他们……”这些细节性的讽刺充分表明，沙克在这个年代已经拥有朴素的文化自觉，他早就不是一个盲目的青春写作者，而是一个有文化态度的写作者。

 

　　沙克晚近的诗，一以贯之地坚持了面对生活的思考与抒情，但洞悉与批判的意味更加强烈，写作也更显成熟、通达和明澈。他更注重细节和局部，人间万象、周身的一切场景与人生悲喜剧，一切生存的片刻，都构成了他诗歌的材料。比如他从《停电》（2013年）中析出生活之黑，从《在酒吧》（2012年）中看出人生的变幻与重复，从《环形针》（2015年）上看到细节中的秘密，从《鹦鹉叙事》中发现关于自由的辩证法。沙克已变成了一个将生活百态与人生奥秘尽行收纳眼底，形之笔端的“老资”，变成了一个有着坚定的文化态度、有着明晰的知识分子精神、有着成熟的个人写作风格的“老资沙克”。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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