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彭树君谈工业化写作

 

作者：郭守先

 

彭树君好！

 

　　由于忙手头几篇约稿，大作迟迟未曾细读，近日居家办公，方才抽出时间拜读你推送的文本，批评迟复，还望海涵。

　　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本人及《文学自由谈》刊发拙作《曹谁的聪慧与悖谬》的信任与厚爱。再次对杨雄君与时俱进，进行沿江、沿海村落诗歌调查，总结传统农业社会诗学，主动对接城市化进程，深入信息时代前哨，提出工业化写作表示赞赏；对你认真梳理“越人诗工化写作”，身体力行创作优秀工业化诗歌，从诗歌写作当下性出发，痛批传统生产生活经验写作，进而提出 “去农业化写作”，为探索当代诗歌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感佩。但实事求是地说你所彰表的“严密的诗学逻辑”还是有不少间隙，你所说的“去农业化写作”也有待深入思考，本文略谈一二，以助力你和杨雄君们所倡导的文学理论能走上通衢。

   　“拉开‘工作化写作’序幕”之说有些欠妥。据你文章描述，工业化写作是“越人诗”公众号主编杨雄君于2020年10月8日，在“变电所”专栏开篇的话《是时候拉开“工业化写作”的序幕》中提出的，准确地说应该是“是时候大力推进诗歌‘工业化写作’进程了”，因为“工业化写作”由来已久，自从有了工业化就有了工作化写作。譬如英国作家狄更斯于1838年出版的以雾都伦敦为背景的长篇写实小说《雾都孤儿》就是一部工业化写作，只不过是一部批判工业化的写作。又如茅盾1933年出版的反映上海都市化纸醉金迷生活的《子夜》也是一部工业化写作。1913年出生于广州的草明，著有30多部作品，其中90%以上是工业题材。其代表作《原动力》被茅盾评价为“以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还有1979年蒋子龙发表的影响深远的《乔厂长上任记》工业题材写作。

　　你会说我是在钻牛角尖，我们说的是理论不是实践，我们说的是诗歌不是小说。那我们就说说理论、就说说诗歌。说起工业化写作的诗歌理论，早在20世纪初欧洲就产生过一个文学艺术流派，他的创始人是意大利诗人、戏剧家马里内蒂，虽然他发起的这个诗歌流派，不叫“工业化写作”，而是叫“未来主义”，但其中有些主张还是比较近似，譬如“反映新的现实和价值观念”“机器文明”“赞美强烈的节奏、速度的美和力量”等等。就中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题材的写作业也进一步繁荣，上世纪90年小说方面出现了《车间主任》《机器》等力作，诗歌方面出现了影响广大的“打工诗”，蒋子龙于是宣称中国文学进入了“泛工业化写作”时代。进入新世纪后不断有评论家对工业题材的视域和主题性问题进行探讨，譬如贺绍俊、巫晓燕等。2011年，全国首个省级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在广东成立，随后又设立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出现林坚、张伟明、任明友、周崇贤、王十月、郑小琼等广东有代表性的打工文学作家。2018年初工信部还举办了我国首个全国性工业文学大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工业化写作 “去修辞” “从日常出发”等主张，与后现代主义诗派“口语诗”拒绝农业文明时代的意象，用明白如话的语言给城里人写一些好看东西，异曲同工具有工业化写作的特质。所以自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从来不曾以主角的面目被专门对待过”“是时候拉开‘工业化写作’的序幕”等说法有些不恰当，其“祖师爷”其实已经存在。

　　“目前我国的文学成就还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 （廖奔语）这也是事实，尤其在诗歌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借“鸟兽草木之名”抒写情志者层出不穷。杨雄君主张、你所实践的“工业化写作”当然也很有必要。面对信息化时代来临、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新形势，针对那些坐在城市的咖啡屋、忙碌在工业化流水线上幻想乡村生活乌托邦的诗人和作家，给予应有的批评和忠告也很有必要（笔者2011年9月在文学评论《都市镜像》中对青海作家迷恋“回不去的乡村”也曾进行过有力的反诘）。走进东方大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力倡导“工业化写作”，用诗歌弘扬工业文明，也很有必要，但切记进行理论构建的时候要思接千载、耳听八方，用学术界一句惯用的话说，要“穷尽文献”，用你的话说要进行“共时性的跨文化比对”“历时性的回溯和积淀”，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措辞才能经得起推敲，内容也才会少一些自负的独照、多一些辩证的圆照。

　　“去农业化写作”的本质是现代性写作。正因为杨雄君的“工业化写作”有间隙，故你说：“工业化写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诗学概念。它对中国而言是历时性的写作，放在世界诗歌中又是一个共时性问题——甚至是过时的”，笔者所见略同。接着你针对“越人诗”工业化写作方阵存在的平面化、机械化及创作队伍素质不够、创作氛围不浓等问题，提出了 “去农业化写作”，试图弥补“工业化写作”这一提法的局限性，拓宽工业化写作的疆域，即希望“将工业化写作拓展到不仅包含工业化进程自身，也包含其所有影响到的一切现代化进程当中——信息化写作，智能化写作，新媒体写作，城市化写作，私人写作，新消费写作，写实主义，身体写作，当下性写作，不一而足——的各个领域。一句话，倡导工业化写作，即是抛弃我们当下诗歌中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背道而驰的文化”，这样的说法固然能解决“工业化写作”局限性问题，但一个“去”字，又将理论推到了一个顾此失彼的极端。虽然村落经济一度出现过凋敝和空心化等状况，但说传统农业社会“一去不返”也有些言过其实。中国农业人口基数大、农村面积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距很大，除东南沿海少数都市能谋求与国际接轨外，广大西北地区还徘徊在农业文明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阶段。另外，农业依然是当代中国的支柱产业，粮食安全当下又被国家提上了战略决策的高度。据2021年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大约有5.56亿人之多，也就是说，中国14亿人口中还有40.42%左右的农民，村落经济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有回暖的迹象。

　　从写作发生学的角度讲， “一个人的精神活动方式或审美追求，仍然受制于其文化记忆尤其是童年时期文化记忆的影响”，也就是说从农村迁居城市的50、60、70、80后写作者，依然无法摆脱农村生活的影响，这样农业化写作群体估计短时间内还不会低于80%，这也是工业化写作“整体写作氛围没有形成”的根本原因，所以农业化写作不是你说“去”就能“去”得了的，譬如“越人诗”工业化写作第六辑所编《车过秦岭——西康铁路勘探人写在铁路开通20年之际》，虽然名为“工业化写作”，但诗从“秦岭以南牛背山下”到“依山傍水的灯火人家”，从“密林深处栖息的村庄”到“赠我以戴斗笠的诗集”，从“长满绿花生的田畴”到“低矮的村舍”，从“碗里的红薯粥”到“大山的子民”，从“风霜的猎人”到“我是消失了的犁铧和垄亩” ，全篇到处都遗留着农业文明的元素。

　　尽管我们周围不乏你批判的“伪文化寻根心态”“破落户式的田园写作”以及“矫情的山水写作”；尽管“全面指向当下的、真实的、具有时代现场感和生活气息的审美情趣和诗学观，是与时俱进的、全面拥抱现代生活的当下性写作，是最真诚的写作”，的确也发自肺腑，但“消极自由”优先于“积极自由”，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身处现代都市、现代工业的核心，就大力倡导工业化写作，却以真理在握的心态彻底否定这80%人的写作，就有些不妥。更何况其中也不乏对传统农业文明反思和批判的写作，譬如阎连科、李佩甫等用现代理性审视农村现实、而非发现原始正义的写作，他们的人文批判反而有利于诸君开展工业化写作的建构；他们“与时代严重错位或严重落后”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真实和真诚，问题的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于“表达什么”，或者说有没有普世的现代价值观。

　　另外，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叠加的时代，审美现代性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反思也早已开始，工业化对人的异化也确实存在，继美国作家梭罗《瓦尔登湖》之后，“作家们普遍地把乡村文明作为医治城市文明病症的良方”（徐国俊语），自然主义、生态主义写作也已经蒸蒸日上,说“去”也已经有些不合时宜，或者说已经不可能。从你表述的“去农业化写作”的本质上来看，其实你想张扬的是现代性写作，现代性写作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已经被中西文学评论界所接受，这时候再提出“去农业化写作”是否必要?有没有太多的理论创造意义？值得思考。实际上传统、现代概念下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工业化写作”也好，“去农业化写作”也罢，不过是术语转化或概念表述的问题，对象并没有变化。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下不少貌似工业化的写作，其实贩卖的是对乡土文化的眷恋，抒发的是古典主义情怀，你和杨雄君倡导“工业化写作”和“去农业化写作”，弘扬工业文明的竞争意识、契约精神和现代价值观与现代性写作的追求一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能进一步完善诗歌理论，以期发现与现代性写作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就此作为阅读大作的一点粗浅感触，不妥之处请批评。祝“工业化写作”创作丰收！希望“去农业化写作”以无与伦比的创作实践刷新“历史发展的必然”，呈现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精神和风采！

 

郭守先

2022年12月1日

 

　　作者简介：郭守先，字苏墨，号西海剑客，曾组织高大陆七棵树部落。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诗集《天堂之外》、文集《税旅人文》、评论集《士人脉象》、随笔集《鲁院日记》、文论专著《剑胆诗魂》等。作品曾获第四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三届全国专家博客笔会优秀奖、第二届青海文艺评论奖等。作品入选《开创文艺评论新风——第六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论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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