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远新文集》18卷880万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向题材的广度与思想的深度迈进

——杨远新文学创作简论

 

作者：章罗生（湖南大学教授）

 

杨远新的文学创作起步较早：自1971至1977年，已发表诗歌、戏曲与文学报告等数十万字，并完成长篇小说《春柳湖上》第一部等。1978年至90年代初，其创作在题材、形式等方面继续发展：除《水鱼生蛋的故事》与《对牛谈心》等曲艺作品外，还有写全国劳模与汉寿县基层干部的《更比当年雄赳赳》《壮心燃烧大地》《他情愿当“岩脑壳”》《水飞鱼跃》与《县委书记的十五个日日夜夜》《胆大书记匡明富》《“长工”书记在新长征路上》，写作家、医生与科技人员的《浩然率领我采访海涂开发》《三十二年风雨路——记棉花育种专家肖文锋》《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突破“巴统”禁令》和《奔波在千里交通血防线上》（见《文集》第十一卷），尤其是还有大胆揭露汉寿某县委书记腐化堕落的《坠入桃花渊》，以及中长篇儿童文学《欢笑的碧莲河》《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与《鲤鱼风波》等。而自90年代后，随着他进入警察队伍，其创作不但在体裁上增加了散文与传记等，而且形式更为多样。其中又以公安法制题材为主——尤其是“侦探”文学创作：既有中长篇侦探小说《爱海恨涯》《百变神探》与《神秘面纱》，更有中长篇文学报告、纪实小说与纪实散文（集）《特区警官》《东追西捕》《花开花落》《中国刑警大扫黑》《中国刑警在边关》《中国刑警在海外》与《惊天牛案》《美女红莲》《紧急关头》以及《警心探秘》等。即使是儿童文学创作，也是“儿童”与“侦探”的结合——作者认为：“侦探文学是少年儿童最喜爱的文学，也是最能表现真、善、美与假、丑、恶激烈冲撞搏斗的文学，让少年儿童走进这一领域，直接受到锻炼、启迪，懂得社会，懂得人生，从小就成为真正的强者。” [2]正是如此，他被称为“侦探纪实文学之父” [3]。

综观杨远新的纪实文学创作可知，它题材广泛，特色鲜明，形式多样，意义非凡。其具体表现——

一是在题材上，既立足湖南，又放眼全国；既立足公安，又旁及法制等。所谓“立足湖南”，是指他的题材范围遍及湖南全省，其中又以他家乡常德（汉寿、临澧等）一带和他担任公安局副局长期间（负责刑侦）的宁乡县等地为主。这一点，在中短篇报告中表现尤为突出。如《惊天牛案》集中的13篇，取材宁乡的有4篇，即《惊天牛案》《又见桃花女》《花明楼枪声》与《编钟长鸣花明楼》；取材常德的有3篇，即《他走向三湘四水》《高科技助破常德惊天劫案》与《坠入桃花渊》；另有取材长沙的《风雨反扒路迢迢》与取材岳阳的《<秋天>在春天里胜诉》等。《紧急关头》（《文集》第七卷）中的26篇，取材常德（汉寿、桃源）的有《洞庭擒贼有绝招》《局长在紧急关头》与《橄榄林中一硬汉》；取材宁乡的有《搏击岂止在战场》与《刑警队里的蔡九哥》；取材岳阳的有《化作春雨洒洞庭》与《岳阳监狱保卫战》；取材长沙的有《橘子洲一株浓绿的橘树》与《霹雳神捕和他的小虎队》；其他则取材娄底、湘潭、衡阳、祁东等地与综合反映全省公安实况等。尤其是《美女红莲》（《文集》第六卷）中的20篇，取材宁乡的有9篇，取材常德（汉寿等）、长沙与湘西的有6篇。所谓“放眼全国”，是指其创作题材还遍及全国各地：除“中国刑警”系列等外，还有如反映台湾海峡缉私的《暗渡陈仓》，反映深圳边境破案的《鸳鸯屋里救港商》，描写云南边境缉毒的《喋血边塞》，以及综合反映高科技破案的《中国电脑警察》与《网络神探》等。而“旁及法制”的作品，则有揭露腐败官员的《坠入桃花渊》与《坠落红塔山》（写红塔山烟草集团老总禇时健的被查处等），有为杨汇泉被罢免副省长鸣不平的《公道自在人心》，还有反映查处蒋艳萍贪污受贿案的《红颜贪官蒋艳萍的人生抛物线》与查处罗彩霞事件的《罗彩霞：公安把彩霞还给你》等。尤其是中长篇《奇人帅孟奇》《东追西捕》与《花开花落》，不但其主要人物帅孟奇、张君与蒋艳萍等均为常德人或与常德密切相关（蒋艳萍虽不是常德人，但被关押汉寿且又发生“故事”），而且其人生行状与活动、影响范围遍及全国，同时与公安（侦探）、法制（反腐）等紧密相连。

二是在主题上，既歌颂美好，又鞭挞丑恶；既反映时代，又思考人生等。如果说，在90年代前的早期创作中，作者主要是为劳模、干部与科技工作者等立传，其反映的生活面还不够广阔，其批判性与思想力度等还有所欠缺的话，那么，至90年代后，随着作者人生阅历的增长——尤其是加入警察队伍后，其创作日益向题材的广度与思想的深度迈进；不但在歌颂中有批判，而且努力追求思想性与文学性的有机融合。在这方面，除上面提到的有关反腐与法制题材创作外，还有如《愧对龚赴里》《美女红莲》《误断莲花村》《“色”案背后》《刻骨铭心》《长沙美女案》与《悲剧可以避免》等。如《愧对龚赴里》，一方面对龚赴里忍辱负重，克服贫穷、疾病等难以想象的困难而顽强拼搏，从而在我国公安笔迹识别技术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壮举与精神钦佩不已，另一方面，又对压制、打击与阻碍他科研的有关领导等进行揭露和抨击，尤其是以较多笔墨，写了“我”的真诚反省、“愧对”与忏悔。认为自己作为朋友，“在他生前备受磨难、痛苦，屡遭厄运、打击，需要热情、温暖，需要力量、信心的时候，我未能鼎力相助，甚至连一声鼓与呼也未能做到”；“真正干事业的人，生前需要理解、支持、帮助，身后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并不重要，而我偏要在他身后赶这分红火，凑这分热闹，说穿了，我的目的恐怕是为了要沾他一分光。为此我越加脸红！我越加惭愧！”进而反思：“自古圣贤皆贫贱。拥有优越的政治条件和丰厚的物质利益的人，只能在世俗的圈子里厮混；受人冷眼，生活清贫的人，却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相形之下，我惭愧得无地自容”，那么，“我可不可以为赴里的后继者，做出点力所能及的什么呢？我能不能为赴里的遗孀袁春娥，解决点理所当然的什么呢？”

又如《美女红莲》，在谴责盗窃犯及其犯罪行为的同时，又肯定了女青年水红莲的心灵美，同时，也为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而深感内疚——因为：“警察不仅是铁面无私的执法者，更主要的是还必须有一颗公正执法刚正不阿的心”，“我对不起的何止是水红莲，我对不起真理，对不起法律，对不起人民赋予我的神圣责任”。《误断莲花村》《“色”案背后》《和谐追踪》《喇叭悲歌》与《悲剧可以避免》等也是这样：都能在扬善惩恶的同时，通过案件反省自己、总结人生。如认为：“要做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与主观臆断划清界限”；人们应该“从苏元章的行为中吸取教训，自警自醒，用法律规范自身行为，夹起尾巴做人”，不应因贫困而“置国家法律于不顾，铤而走险，以非常规手段取钱”；“人世间化解矛盾、冲突的手段有很多种，就看你如何根据现实运用得当。一句美丽的语言，也许能平息一场流血的战争”；“勤勤恳恳做事，正正派派做人，才能甜甜美美地生活”；等等。而《惊天牛案》，既如实描写了宁乡县公安局等有关单位和干部在“牛案”中的失误，又肯定了上级领导对破案的重视尤其是公安局等机关的“知错即改”。尤其是《奇人帅孟奇》《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与《东追西捕》《花开花落》，不但其主人公帅孟奇、易哲煌、蔡康生、谭谈与张君、蒋艳萍等是善恶两极的代表，作者在他们身上也表现了崇敬与憎恶的鲜明态度，而且通过他们高尚与卑劣的不同“传奇”，也启示人们思考有关历史、社会、法制与人生等方面的深刻哲理。

总之，作者的创作既题材广泛，又态度严肃、“主体虔敬”、爱憎分明，有深沉的社会担当与责任感。正如有人所说：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敏感的公安（侦探）题材——

作为一名作家，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视点来把握生活？是被这些驳杂的现象所迷惑，是津津乐道地从那些污浊中去猎奇？是以“还原生活原生态”为借口，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正义与邪恶，有意渲染恐怖、残忍、血腥以刺激读者？是以玩赏的姿态把读者带进混沌的迷宫模糊了价值判断？可以说，在当今文学创作、尤其是公安文学创作中，这些对作家来说是一个稍不小心就容易掉进去的陷阱。我觉得杨远新是清醒的，就他所处的工作环境，他所熟知、甚至是所亲历的案例恐怕难以尽数，但他却能避开那些“陷阱”去落笔，更多是从刑警们进行破案的曲折、艰辛、历尽风险中去切入故事，在追踪、周旋、较量过程中逐一展开案情的复杂、犯罪人的狡狯、险恶与残忍。这使他的创作即使触及最阴暗、最恐怖的素材，但作品始终保持明亮的底色和激越的基调。 [4]

三是在形式上，既“以人为本”，又以事带人；既重典型叙事，也用宏观综合等。在这方面，更显示了作家的成熟与把握艺术的功力等。所谓“以人为本”，是指作家深谙“文学是人学”之理，坚持把“人”放在首位，既坚持为民族精英、时代楷模与“无名英雄”立传，也通过其“杂色”丑类与反面典型等反映社会人生；既致力于再现公安战线无私奉献的“人民卫士”，也描写、剖析匪首、毒枭、恶魔、扒手等罪犯与贪污腐败等违法堕落者。这方面的人物，前者有帅孟奇、杨汇泉、浩然、周立民（《县委书记的十五个日日夜夜》）、戴笃伯、龚赴里、赵传进(《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公安局长》)、朱志萍（《扫黑“霸王花”》）、李岳中（《橄榄林中一硬汉》）、陈宗荣（《橘子洲一株浓绿的橘树》）、黄欣汉（《霹雳神捕和他的小分队》）与蔡建国（《刑警队里的蔡九哥》）等，后者有田玉莲（《追剿隐藏湘西16年的匪首夫妇》）、李秋萍（《红色通缉令》）、林镜川（《暗度陈仓》）与洪福（《风雨反扒路迢迢》），以及张君、蒋艳萍、褚时健与“坠入桃花渊”的某县委书记等。所谓“以事带人”，是指其创作中，也有一些以事件为主而注重过程、讲述“故事”的作品。如《追踪“九指拇”》《长沙美女案》《寻虎记》《暗度陈仓》《鸳鸯屋里救港商》《喋血边塞》《湘西枪声》《快证室里捉骗记》与《惊天牛案》等。

如果说，以上作品主要是“一人一事”式的“典型叙事”，那么，《走进福山福水》《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勇立潮头挥利剑》《岳阳监狱保卫战》《中国电脑警察》《网络神探》与《用心血书写三湘信息神话》等，则是“多人多事”的“宏观综合”。其中《走进福山福水》描述了奋战在福建等地的众多地矿（物探）科技人员及其感人事迹；《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既写了老兵、将军与作协党组书记的“乱云飞渡仍从容”，又写了省长、省委书记与国家教委主任的“玉宇澄清万里埃”；《勇立潮头挥利剑》概写了湖南省公安厅纪委、监察部门严肃执纪、惩治腐败的众多案例；《岳阳监狱保卫战》以1996年长江特大洪灾为背景，围绕保卫湖南省第一大监狱——岳阳监狱（建新农场）等，通过众多具体人事，全方位、多层次地再现了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情景；《用心血书写三湘信息神话》围绕人口信息系统建设等，描述了湖南省公安厅在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科学发展。类似作品，还有记述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开创新时期城市公安工作新模式的《为百姓开启幸福之门》，以及记前进中的湖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的《大道通天》等。

当然，就“典型叙事”与“宏观综合”等而言，《奇人帅孟奇》《东追西捕》与《花开花落》等中长篇等更有代表性。因为，它们不但其主人公更“奇”，其人生“故事”更丰富复杂，而且其事迹与影响居全国“首”位，因而其手法形式等也更“综合”、多样。其中《奇人帅孟奇》（《文集》第十一卷）中的帅孟奇之“奇”在于：一是资格老、地位高、贡献大。她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组织战线的杰出领导者，原中组部副部长、顾问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邓颖超、康克清等是亲密战友，对中国革命有杰出贡献。二是经历坎坷、意志坚定、德高望重。她在领导工人罢工等斗争中被捕入狱，即使被严刑拷打、身体致残也宁死不屈；“文革”中遭林彪、康生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但不畏强暴、顽强斗争；生活清苦、廉洁奉公，将积蓄与补发工资等全部捐献；独女被害后，长期抚养李鹏等众多烈士遗孤。三是享年102岁，是红色老革命家中的最高寿星。在叙事策略上，不同于一般传记，作者既非“远距”的仰视，亦非“全知”的观照，而是以汉寿老乡的身份，趁传主晚年回乡之时进行采访、座谈，以主人公的自述（答问）为主，以亲属（如侄儿帅承戡等）的补充为辅，从而在浓郁的乡情与亲情中倍显真实、亲切。

《东追西捕》（《文集》第六卷）以66章（除“尾声”外）的篇幅和章回体形式，详细、具体地记述了震惊全国的张君集团特大杀人、抢劫案。该案之“典型”在于：一是集团作案。即除四名主要罪犯外，还有一些亲属、乡民与情妇等或直接参与、或间接掩护。二是主犯张君心毒手狠、残暴异常。即不但抢劫时杀银行、商店职员，而且对不听话或有怀疑的从犯等也大开杀戒。三是持续时间长、遍及地域广。即数月中在重庆、长沙与常德等地连续作案。四是持枪抢劫、多案并发；杀人无数、罪行累累。五是从公安部到湖南、重庆等省市及下属有关地市、乡镇公安机关等，领导之重视、参与警力与群众之多，均为前所未有。正是如此，作品从案件首发，到主犯被击毙、从犯被审判等，对其罪与罚、追捕与反追捕、侦查与反侦查的过程、细节，以及张君、李泽军等人物，都描写得异常具体、清楚、鲜明。《花开花落》（《文集》第九卷）也是这样——也有诸多“冠”于同类创作的“典型”之处。具体而言，一是反面主角蒋艳萍不但是贪腐数额最大的厅官之一，而且是女犯中以性贿赂与性犯罪而闻名的“领跑者”：她不但以“肉弹”打倒了不少领导干部，而且在关押期间还以“性”俘获了一派出所副所长，导致内外串供、案情复杂；二是蒋艳萍自恃后台硬、“保护伞”强大而态度恶劣、负隅顽抗，以致不但被“带病提拔”，而且被查处后也“久攻不下”；三是其正面主角陈荣杰为世所罕见的反腐英雄：他不顾年老体衰、威胁利诱，长期坚持不懈，自费“挖山不止”，终于在群众支持下“把皇帝拉下马”，其精神感天动地；四是融“公安”“司法”与“反腐”等于一体：既写公安破案又写司法审判，既揭露党内腐败又歌颂民间反腐等。总之，作品以蒋艳萍的“花开花落”为主线，通过对蒋艳萍与陈荣杰等典型人物及其案例的具体描写，也全方位、多角度地透视了中国特定时代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现实。

正因为其题材重大、描写到位，上述两作发表后影响广泛，也引发了有关法律官司（均见《文集》附录的“背后的故事”）：《东追西捕》在《深圳周刊》2000年第40期至2001年第15期以《“9•1”常德惊天大劫案魔头张君19天亡命录》连载后，被人状告侵犯了其名誉权；《花开花落》在《深圳周刊》2001年第33—50期以《从芙蓉花到罂粟花——女巨贪蒋艳萍落马始末》（与陈双娥合作）之名发表后，被金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女贪官蒋艳萍》抄袭。两起官司（作者分别为被告与原告）虽都胜诉，但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现实问题，即：如何加强纪实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法律保护等。

当然，杨远新的创作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某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与局限。如有的还可更简洁、精炼，有的还可提升思想深度与力度，甚至在整体上，作家还应进一步深入底层、为民代言，增强“民间”立场与批判意识等。如《惊天牛案》所写的“牛案”，本是一普通小案，之所以发展成复杂的警民冲突、旷日持久的“惊天”大案，与公安机关的责任感不强、作风不深入密切相关。但作品却未重点反思其失误，而只客观描述了其事件过程与结果，并在充分肯定公安机关的“认错”态度（放鞭炮接被关押群众）的同时，写了村民的“感恩涕零”等。又如《红太阳不容玷污》，写韶山某干部因承包商场收受回扣而被判刑，后证明这是一把握政策、法律不准的错案，但作者虽发现了其中的“疑点”却未主持公道、独立思考，反而随“官方”（公检法）大流而“如实”报道。同时，综观其整个创作尤其是有关公安、法制题材，也存在歌颂有余而批判不够的问题。这一点，既与中共十八大前的政治文化生态紧密相关，也与作者为体制内“警官”作家的身份密切相连。然而，尽管如此，他立足时代、态度严肃、敢于担当，不断追求、创新，致力于文学性、思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融合，以文学报告、纪实小说、纪实散文与儿童文学等多种形式，在公安、法制文学尤其是侦探纪实文学创作方面，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并提供了宝贵的丰富经验（包括其成就与局限），却值得认真研究与系统总结。正如浩然多年前所说：他的创作“如他的为人一样，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真实自然，平易质朴，不装腔作势，不虚伪浮华”；其成功之处，一是继承了“文学是人学”的传统，“始终注重表现公安民警高尚的精神世界、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二是“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三是“表现出了相当熟巧的艺术概括力”；“只要他珍惜这大好时光，利用这诸多有利条件，持之以恒地写下去，他一定能成为文坛湘军中的一员战将，一定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坛一位有出息的作家”。 [5]

注释：

[1]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2017年出版，近千万字，从创作总量1700万字中所选，个别长篇与妻子陈双娥合作；以下简称《文集》。

[2] 见杨汇泉：《雾过洞庭湖•序》，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0年。

[3] 见杨一萌：《杨远新文集•警察情怀 春秋笔法——<杨远新文集>序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4] 陈美兰：《杨远新文集•金盾担道义 铁笔塑警魂——<杨远新文集>序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5] 浩然：《惊天牛案•关注作家杨远新和他的创作》，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

章罗生教授近照

作者简介：

章罗生（1954— ），湖南韶山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协会员。1986年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湘潭大学等高校工作。2002年调入湖南大学，任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和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等。先后被评为湖南大学“优秀教师”“师德标兵”与“科研标兵”等。已出版专著《老舍与中国新文学》《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与《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等6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民族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求索》《江苏社会科学》《当代文坛》《浙江大学学报》和《文艺报》等全国各重要报刊发表论文130多篇，其中1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等全文转载或摘要。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及其理论意义”与“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专著《中国当代纪实文学（1977—2019）》即将出版。其成果获首届全国报告文学理论奖（2012），第三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等奖（1996），第九、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4、2014），第十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0）和第九届长沙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8）等。

 

杨远新（1953— ），笔名李程、陆戈平、胥大海，湖南汉寿县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湖南省公安厅高级一级警长、三级警监。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1971年开始创作，曾任小学中学民办教师、汉寿县创作组创作员、汉寿县文联文学专干、宁乡县公安局副局长、《小溪流》杂志编辑与《当代警察》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以及湖南省公安文学艺术协会秘书长等。已出版《杨远新文集》18卷 [1]，包括小说、散文、诗词、文论、文学报告与儿童文学等。曾获国家图书奖以及国家公安部、文化部，湖南省政府与省文联、作协，以及全国有关报刊的奖励50多项。长篇小说《春柳湖》（全四部）入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