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杰作，《黔边1949》

——《黔边1949》,一部以政权更迭和剿匪为主线揭示社会大变革和个人悲剧命运的现实主义杰作

 

作者：王应昌

 

一

 

赤水作家谢成的《黔边1949》洋洋酒酒七十余万字,记述了什么内容?最初看第一遍,你会被它那惊心动魄的剿匪故事所吸引,于是你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这是部精彩的描写剿匪的长篇小说。但如果你读第二遍,当你不再为那紧张、曲折的剿匪故事所吸引,你的关注点被移置到那个个鲜活形象的悲剧命运的人物上,你就不会完全认同读第一遍的感受了。仔细一研究,你就会发现,剿匪仅仅是小说所设置的一条主线,它的目的在于以此揭示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类型的人物在其中的变化。就全国大多数地区而言,49年是新旧政权交替的大变革年代,赤水作为川黔交界之地,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还是地理位置的自然因素,都使得它必然成为新旧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不甘失败的旧政权必然要纠集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军事和政治方面的破坏。成都战役结束后,被打败的国民党部队的残余云集儿黔边境,对赤水周边新政权构成极大威胁为此剿匪工作变得异常的复杂和艰巨。与此同时,新政权为了得到巩固,就必须动员组织社会各种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进行全面有效的清剿。而在这一围绕剿匪的过程,各种各样类型的社会人物得以充分的显现。《黔边1949》将这一过程和各种类型的人物在各个阶段的命运,作了历史性的最真实的展示。具体地说,小说表现了如下五类人物:

 

一、接管赤水由南下军政干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其中有任书记的黎明，副书记王如杰、中层干部周保苏等。由于南下千部都是军人出身,所以他们必须具有两种素质:既有指挥打战的军事才能,又能组建政权的政治才能.在社会大变革和匪过程中,他们的政治态度,爱情生活和事业追求,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二、地下党。赤水是一个商业发达,文明开化较早的一个县城,教育事业和文化的发达必然决定要诞生两大类人物:社会贤达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地下共产党人。赤水的地下党构成较为复杂,有革命家庭出身的熊挥,曾经是望族后因家道中落而陷入贫困的罗华挺,商人出身的邵贤达,巨商兼官场出身的刘千山等,这些地下党成员在清剿土匪中发挥着南下军队不可能做到的作用,因为他们熟悉地方匪情和地方网土人情,能做到策反驻川南的郭洁予起义也能打入土匪内部挑动土匪互相残杀，更能做到侦察敌情,为剿匪部队提供情报等，但由于地下党构成复杂,他们的社会关系更令南下干部十分不解,由此产生了南下干部对地下党的不信任,地下党正面临着淡出政治中心和退出历史舞台的倾向性。

 

三、社会贤达。如地下党一样,赤水社会贤达也颇具特色。除了被人们挂在口边的'史、洪、高’三大名人以外,还有一批出身不同的社会名流。所谓'史、洪、高’,即乐善好施,创办红十字医院,育婴堂,收养了一大批干儿子干女的史遇生,清末秀才颇有儒家风雅并有著述的富商洪际翔,号称哥老会义字号舵把子大爷且当上国大代表的高汉新。其他社会贤达还有虽出身官场但能秉承祖训'天理良心’,为老百姓办事,作风正派,为人正义,利用自己身份救助红军伤员,为地下党提供保护,被人们称为'陈老太爷’的陈世杰,富甲一方但能友善对待穷人,收养了罗华挺和熊挥,在解放军初到赤水极度缺粮的情况下能无偿支援10万斤粮食的大地主欧阳大爷等。这些社会贤达由于各人的出身背景不同,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人的态度也不样,他们的命运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四、新时代年轻女性。发达的商业文明和深厚开明的文化环境必然造就许多追求新生活与社会进步青年。《黔边1949从大量的青年中选择了最优代表性的四位女性,她们分别是陈雪梅、陈幼梅、冒惠梅袁心梅。她们虽然出身富豪之家,但'五?四’新文化的热血仍在她们身上流淌,抗战时期上海文艺宣传队在赤水演出,激发了她们对艺术的向往,也激活了她们开朗的性格。尽管她们积极投身于大变革的运动中,但新政权对她们没有真正信任过。她们的出身背景和她们对新生活的追求所形成的尖锐冲突,注定了她们必然的悲剧命运。

 

五、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和各路土匪解放军大军压境,陷入挣扎的国民党任命南京要员谷正伦出任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将与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军政人员委以重任,胡捷出任遵义地区专员,何衡出任赤水县长,袁铁猷出任黔北地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川黔边区政府特派员，就是在这背景下'临危受命’而走马上任的。这些人的使命就是召集各路土匪人马,同解放军进行对抗。在一般情况下,土匪各有自己的山头,平时很难相互往来,但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集合在被委以重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麾下。土匪是社会的毒瘤,是社会进步力量的死敌,是靠打劫老百姓为生被老百姓恨死的社会残渣,不管他们有多少人马,终逃不脱被大变革历史车轮碾碎的命运。

 

此外，《黔边 1949》还涉及许多人文要素和自然地理要素。具体地说,赤水发达的各行各业的现状,赤水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演变的历史,赤水特有的风土人情和特殊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赤水特有的山川河流,地貌特征等等。毫无疑问,将这些人文与自然因素同上述五大类人物组装成的部有机而完整的艺术作品,是何其之难,它考验着作者两大艺术功力--结构与语言。

 

从结构上看，《黔边1949》使用了纵横式的双线结构方式。作者以政权的更迭和剿匪过程为纵线,以各类人物的命运为横线,在经纬交织的过程中,将赤水的人文因素和白然因素穿插其间。这种结构方式的好处在于将许多庞杂的题材进行有序的结合,整部作品从头到尾做到了有条不紊,井井有条。其次，它还能使人物的刻画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做到人物的动态刻画,是因为新旧政权交替和剿匪情节的纵线实际上是一条时间线,相应的人物命运的展示实际上成了一条空间线。时空的交织必然有利于人物命运发展的充分展现。这样的结构方式,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中使用过。再其次,对于军事上的剿匪的战略战术,作者同样把它们设计为纵横交错的结构方式。那就是以剿匪过程为纵线,涉及剿匪相关的政治与军事战略为横线。如果只是剿匪过程的描写,那就变成单纯的剿匪记,这样的作品虽然看起来生动曲折,但不能揭示深厚的社会背景和表达深刻的社会思想意义。在《黔边1949》中,剿匪情节是被安置在大西南这一政治与军事的大战略环境中的,而大西南战略又同全国一盘棋的解放战争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甘在大陆溃败的蒋介石力图把华南和西南这一片区设置为他们对抗解放军的最后军事基地，因为这一带山高林密,沟谷纵横,地形地貌复杂多变,是建立占山为王的土匪聚居和破坏新政权的理想之地。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组成海粤联防,胡宗南集团的川陕边的部队厄守秦岭巴山,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较大区域的军事防御区。毛泽东略施一计,来个关门打狗,便将其彻底粉碎。首先攻下广州,让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向重庆逃窜,再让秘密集结于湘西的二野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迅速直插西南中部，直达贵阳,从整体布局方面大破蒋介石的大西南铁通计划,将国民党军队分割为几大块,为下一步围歼和清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对赤水土匪的清剿置于这样的战略背景中,就可以凸显出赤水剿匪斗争所具有的政治战略意义,因为当黔北和川南的土匪纷纷向赤水周边集结的时候，赤水剿匪的的彻底胜利,能够确保黔北和川南这一广阔地区的社会稳定。

 

一般地说,纵横交叉的结构最适合于表现波澜壮阔的历史题材，如《战争与和平》便以战争过程为纵线,以四大家族的相互关系为横线,纵线犹如打开一幅滚动的历史画卷,横线则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案画。更主要是通过纵线的链接,横线所要达到的深度、广度和厚度的艺术指标的要求才能实现得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表现各类人物的不同命运,来展示这次社会的变革是如何发生和融合进行的。这是作家最主要的创作意图。我们认真阅读《黔边1949》，感受到了1949年赤水最真实的一幕。

 

看得出来,作者在写作《黔边1949》之前,对语言的运用颇下了一番功夫。黔达1949》的语言特征是流畅、恢宏与大气,给人一种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和跌宕起伏之感。这对表达赤水丰富庞杂的题材十分有利,轻盈如行云流水般的语体风格,呈现出作者驾驭题材的胸有成竹和居高临下的气势。在表达方式方面,作者多用描写、叙述与议论。描写用于情节和人物刻画,叙述用于背景环境历史沿革等因素的交代。值得关注的是议论。在本书中,议论主要表现为对人物内心的透视分析。上面提到了几大类别的人物,作者是把他们放在内心的愿望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来刻画的，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革必然会使人产生这科内外矛盾的冲突性。这些人物在活动时，当然只用动态性的描写,但对这些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除了用内心动态描写的方法外,作者还应用了透视性的分析。透视性的分析更能展开人物内在的个性和追求,更能有力地表现人物自身命运与历史的冲突性。将人物内心的透视性的分析同对人物动作行为的描写结合起来，对人物的刻画能产生一种立体化的效果，能让读者对主人公命运的关注达到揪心的地步这是《黔边1949》最大的成功。当然,文学史上也有一些作品也应用类似方法而取得成功的范例。在这方面，当数获诺贝尔奖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母与子》。当然《黔边 1949》虽然同《母与子》一样运用了透视性的心理分析方法,但二者毕竟又有巨大的差别。在《母与子》中,透视性的分析同情节性的描写相比,可以说达到平分秋色的地步;它可以脱离情节单独使用,而《黔边 1949》对透视性分析的运用,仅限于在情节推进中的特定场合的运用，也就是说,它从没有从情节中脱离出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巨大差异,原因是作者毕竟是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始终把情节描写摆在创作的主要方面。这种创作方式能满足中国人对文学特有的欣赏要求。

 

二

 

前面说过，《黔边1949》主要通过各类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展示社会的大变迁。在我们提到的五类人物中,有三大类刻画得最成功,那就是新一代年轻女性。地下党和南下干部。下面我们分别介绍。

 

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当数陈雪梅,陈幼梅、冒惠梅和袁心梅这四位既非常友好又有共同喜好、追求的新一代同龄女性。嫁们出身官富之家,但受'五?四’以来的文化教育,有向往新时代和追求社会进步的愿望。当解放率进城那天，一排轻女兵同更兵一样,穿着整齐的着装,迈着整齐的步代.发出有节奏的清脸的'跨、跨、跨"的脚步从她们的身边迈过的时候,她们是那样的发备,活跃,激动与好奇。但因各人的出身背餐不同,个人又表现出不同的内心的忧凄与痛苦:

 

陈雪梅和陈幼梅是亲两姊妹。她们的父亲是旧政权官员,但是为人正直,是地下党统战的对象,他的家经常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联络点,育时还是地下党举行重大会议的场所。生活在这种政治气氛中的陈氏姊妹,耳濡目染,这使她们从年轻时起就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思想。新政权出于为减轻士匪势力对赤水县形成合围压力的考虑,派地下党成员周华仙去做国民党驻川南上校的策反工作时陈雪梅就扮演周华仙的女儿一同前去完成了任务。不久，陈雪梅和她的妹妹陈幼梅又参加征粮工作队，几经磨难,险些丧命,当县政府需要大量资金来繁荣经济而要陈雪梅去动员冒惠梅献出她父亲冒麒麟的巨额金银财宝之事时,陈雪梅又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中,她们同地下党青年罗华挺熊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在个人的爱情及个人政治前途问题上,两姊妹最终分道扬镳,成为路人。究其原因,在于陈雪梅的特殊身份。在投身革命活动之前,陈雪梅因为一次到重庆游玩时被中美合作所的特务抓捕,被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部队一支队的副队长高慕海打救,出于感恩,陈雪梅以身相许。陈雪梅原本是一个受害者,但这却成为她永远洗刷不清的政治'污点’。加上丈夫又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这更成了她问题女人的罪证。无论她如何追求进步,也无论她立下多少功劳,都始终无法消除善于用阶级斗争眼光看问题的领导干部对她的怀疑。她被排斥于革命工作之外,不能参加志愿军,甚至连参加幼梅的婚礼也被拒绝,最初,她对着一切十分不解因为她追求进步的思想和行为是真诚的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她看到了自己的档案王如杰批注的'监督使用,列入内控，的拍语跃入她眼中,她才真正的明白了她自己的处境。如果说丈夫问题是置她于'敌对势力’的主要原因,她那些遭人嫌疑的表现则更强化了人们的看法。这主要表现在她参与袁心梅为其父收尸的那件事上。父亲被判死刑,袁心梅从外地赶回处理父亲的后事。到赤水,她只能找到平时关系密切，感情要好的陈雪梅帮忙。陈雪梅古道热肠,义不容辞协助她完成了这件符合天理良心的事。没想到,在一些人看来,尤其是像王一号这类阶级觉悟极高,政治嗅觉极灵敏的人看来,这是反革命对革命的公然挑衅。陈雪梅哪里能想到自己对袁心梅小小的安慰竟然成了一起重大的政治问题大凡有一点阶级斗争眼光的人，都必然会把她这一行为同她的背景联系起来。当陈雪梅真正意识到她已经不被新政权所容纳而一再采取躲避的态度时,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她历史地注定在未来的大半部生命中,将在悲惨的日子中度过了。

 

表面看去,陈幼梅的前途可言叫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她遵循的是另一种悲剧道路。她同王如杰结婚,成了人人羡慕的一号夫人，自己从一个征粮队员一路提拔为队长,区政府秘书,县长秘书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说在情爱与政治上风头出尽。但问题不在这些表面色彩性的东西，而在于她和王如杰的婚姻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性质基础上的关系。王如杰刚毅果断,政治立场坚定,办事能力极强,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年轻首长。但这仅是王如杰的面,而另一面却是陈幼梅看不见的,或者说是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在个人婚姻上,王如杰有着卑劣肮脏和丑恶的灵魂。在他还有一个结婚十年的妻子的情况下,他发现陈雪梅惊人的美丽时,便立刻产生了需要陈雪梅为妻的强烈愿望。只要有机会，王如杰会频频向陈雪梅示爱。王如杰的过分行为当然不会不引起陈雪梅内心的反应,但陈雪梅毕竟是结过婚的而且丈夫是个国民党特务军官,如果接受王如杰的爱意,这势必会影响王如杰的声誉和地位,出于顾及首长的考虑,陈雪梅委托陈幼梅去向王如杰解释。王如杰得知这情况后做怎样的反应呢?当机立断地放弃了对陈雪梅的追求,转而把眼前这位同样漂亮更年青的陈幼梅作为了自己的目标。陈幼梅是在这种情况下步入她人生辉煌的。但在王如杰的所谓爱情婚姻的字典里,只有对女人的占有,没有互敬互爱。这同爱花而折花的行为是没有区别的。王如杰之所以对同他结婚有十年且有四年同睡史的妻子无情的抛弃,原因就在于妻子这朵花已经凋谢王如杰对敌斗争坚强,但在政治上极左,他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从一个农民出身的普通战士而获得有权势的领导干部地位除了对党的忠诚,还要在政治上干净纯洁然而怎样才能在政治上做到呢?最主要的就是不能同那些背景复杂的人员有往来。王如杰非常清楚陈幼梅的父亲陈世杰是旧政府的官员,属于背景复杂有问题的一类。但陈幼梅同她姐一样有是如此的美丽,不能搞定这朵花显然内心不甘。面临这种困境,王如杰的决定是既要折花,又不沾嫌，所以当陈幼梅提出要王如杰同自己的父母见面的请求时,王如杰断然拒绝。而且在正式婚礼那天,还不准陈幼梅家里任何一个人到场。在王如杰的脑海里,除了阶级斗争和占有鲜花,就没有别的了。同这种人品低劣的人生活在一起,陈幼梅能幸福吗?她迟早会顾及父亲,顾及亲情,然而这一定会触犯王如杰的政治底线。为了维扩自己的的名声和地位,王如杰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抛弃陈幼梅。尤其是这鲜花有一天衰老了的时候。这当然不是陈幼梅愿意的,但看来是注定了的。

 

冒惠梅被陈雪梅鼓动出来参加政府的财经工作,目的是让她去动员母亲献出金银财宝。虽然她内心并不十分情愿,但考虑能和陈雪梅一样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跟上时代,她仍然接受了。在豪门四妹中,陈雪梅姊妹因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她,袁心梅又因父亲的问题远走它乡，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里是何等的难受,所以,对陈雪梅的鼓动,冒惠梅没有过多的犹豫便一口答应了,接受了动员母亲的任务。同时,在工作中,发现了西进干部周保苏的许多优点:有文化与道德上的素养,精明能干年轻有为,使之产生了爱慕之情。对于才失去自己心爱女人李云霞的周保苏,不仅能强烈感受冒惠梅的爱,而且从心底里对冒惠梅深深地爱起来。然而这又是另一种悲剧的开始。因为周保苏十分担心,害怕甚至恐惧这种爱。因为黎一号在为南下干部作政治报告时就明确要求各位同志不要被敌对势力的糖衣炮弹所击中,组织纪律特强的周保苏只好将自己对冒惠梅的感情扼杀了,对冒惠梅表现出不近情理的冷漠，十分不解的冒惠梅向邵贤达倾诉,邵贤达不愿伤害冒惠梅,只一个劲劝她去省城读书。同科室的刁志高用阶级论敲开了冒惠梅的脑壳:你家有万亩良田,难道你要在赤水作一个被清算的地主吗?冒惠梅怀着深深的失意和痛苦,离开了赤水--这生她养她的伤心之地。

 

袁心梅是作者着墨不多但给读者留下极深印象的女性。她的悲剧命运与前三者不同,前三人的悲剧着眼于政治与爱情冲突的悲剧,而后者的悲剧则着眼于个人同新社会相冲突。袁心梅的父亲袁铁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在乌江围堵过红军,后虽然赋闲在家,但在解放战争时又接受了国民党的任用,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袁心梅从看到解放军的第一眼起,就明白了父亲的下场。尽管她知道父亲的对抗必死无疑,但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她仍然感到难过,她决定尽孝,为父收尸。《黔边1949》对袁心梅的描写只有两处。一是在解放军进城时,另一次是收尸前后的行为。如此少的笔墨却又扣人心弦,是作者把她身上所具有的矛盾作了充分的展示。请看小说是怎样描写的:

 

一处:“目睹解放军的军威,目睹了解放军那朝气蓬勃,又如旭日东升般的旺气,目睹了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期盼、欢迎和拥护,对比起人们对包括自己的父亲在内的国民党政府的仇恨,冷漠以致于诅咒,她已经知道他的父亲将是怎样的下场了。更令袁心梅痛苦和悲哀的是她已意识到了他与这种气氛的不融洽甚至是格格不入,他觉得所有兴高采烈的人们都用一种怀疑和鄙视的眼光看待她,好像在对她说:你去做你的阶下囚去吧,还在这里混锣打鼓的乐什么?你也有来欢迎解放军的资格吗?袁心梅由此竟感到了绝望,难道我年纪轻轻如花似玉还没长醒就要去自绝于民吗?要不，自己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我能干什么呢?别人能容许我干什么呢?自己怎样才能融入这新生活的潮流呢?袁心梅感到自已是这欢乐海洋岸边一块绝望而孤寂的石头。”

 

另一处:“袁心梅显然没有去听别人在议论些什么,只是盯着她的父亲看着,呆呆的，脸上毫无表情，甚至没有一丝悲哀。“枪声一响,袁心梅就发疯一样向袁铁猷的方向跑去，跑到面前，看见他已经扑倒在地,双手还紧紧地捆在背上,那打着红叉的斩决标也紧紧地插在他背上，头栽在泥士里。袁心梅双腿一软,就扑通一声跪在了袁铁猷的面前。这时,她发现,父亲的后脑壳被子弹崩了一个窟窿,一块头盖骨被扔开两尺远,脑浆就进了一地。不知是哪来的勇气,她只想到,不能父亲的一丁点血肉让野狗拉去,老鸦叼去。如果那样,父亲的灵魂将不得安宁。于是她伸出手掌,将流在外边的还冒着热气的脑花一捧一捧捧进父亲的脑壳里,最后,将掀在旁边的那块头盖骨捡来镶在脑壳上,勉强盖住了那个窟窿。做完这一切,她呆在了父亲的尸体旁边,默默地旁若无人地看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也没有怨恨,像是在欣赏着她自己努力地完成的一件艺术品。”

 

如此少的笔墨,却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原因在于袁心梅作为特殊人物的后代,在特殊的年代她又作出了特殊的行为。从情理上来说，为父亲收尸，无可非议,她只不过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然而,正是特殊年代的缘故，她的行为导致了她未来人生道路的悲剧命运。此外,还深深地影响了陪同她一起去收尸的陈雪梅和安排人收尸的史遇生。陈雪梅的行为不仅导致她与幼梅的政治决裂,还促使王如杰定下将其划分为敌对势力的决心，史遇生的行为被认为反革命分子对革命行为的公然挑衅。后来，政府要判史遇生的死刑,只是因为有一大批乞丐到县政府门口跪求宽恕,史遇生才得免去一死。至于袁心梅,未来等待她的一定是接连不断的政治灾难:头上永远戴着旧军阀、土匪头子的孝子贤孙的帽子。

 

三

 

在赤水清剿土匪的斗争中,地下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地下党出色的贡献,要想顺利完成任务是难以想象的。本书对此有精彩的描写。赤水地下党的组织构成较为复杂,一是出身背景差别太大:有出身革命烈士家庭的后代的熊挥,有出身家道中落的武士之后的罗华挺,有出身不太富裕的商家的邵贤达,有曾在蔡锷手下任护国军连长的老革命周华仙,甚至还有大地主,大资本家旧官僚出身的刘千山。地下党有个特点,就是不仅同商业繁荣的赤水贤达有密切往来,而且还和同国民党党政官员、地主绅粮都有交往。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社会交往使得地下党隐藏自己。但在正规作战和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南下干部看来,这些复杂的地下党的入党动机是普遍有问题的,至少有投机的行为。这样一来,无论地下党如何努力和贡献,都始终得不到南下领导干部的认可。当然,在平定匪乱后对他们的工作安排,也绝不是什么重要岗位。由于周华仙因职位调泸州,熊挥牺牲,这二人得以功名成就,我们来看看其他地下党的结局:

 

罗华挺早在解放军进驻赤水之前就有出色的表现。当土匪头子俄七老鹳在梨子坪架设六门小钢炮威逼赤水城时,罗华挺就代表三大名人与之交涉,弃个人安危而不顾,成功地化解了一场风险。由于他地下党员的身份未暴露,国民党县长何衡又任命他为反共自卫军赤水防剿大队谍报处副处长。并指示他打入共产党内部,为他们提供情报。罗华挺的这一特殊身份既能让他可以公开为作战部队运送公粮,也可以让他出入于何衡所辖的土匪老巢,在各派系土匪中间制造矛盾,使其火拼,给解放军的军事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剿匪进入尾声,罗华挺受命将逃往重庆的何衡水陆兼程地押回赤水。接着又受王如杰之命,带领民兵前往四川富顺去擒拿从大坝山出逃的袁铁猷。应该说,罗华挺不管在什么时候,功劳都是显著的。但在运送三大船粮食的过程中擅自改变了王如杰所设计的方案,一艘船七万斤粮食被打沉,加上他特殊的身份,王如杰对他一直不信任。尽管王如杰仍一次次派他去完成一般人难以完成的任务,但始终不能解除嫌疑。运动后，王如杰安排她到文化馆工作。理由是充分发挥他的长处。得不到重用的罗华挺心里非常清楚,他的命运实际上和陈雪梅是一样的，无非是陈雪梅多个'监督使用,列入内控。不同的是陈雪梅被写在档案上,而罗华挺是写在王如杰一类领导的脑子里。

 

邵贤达的父亲是赤水的巨商,但抗战时期在重庆菜园坝的木材被日本人轰炸了,使他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小子。这激起了他对日本人的仇恨,由此逐渐变成了地下党。他这一背景自然遭到王如杰的不信任,把他看成个投机取巧之人。尽管在赤水临解放时他被指定为赤水地下党的负责人,利用熊挥的力量建立了功劳,但王如杰只让他从事一些可有可无的事。其实邵贤达很想为新政权出更多的力,他为一筹莫展的周保苏出谋划策,筹措到一大笔资金，由于他出身商界,对赤水各界的头面人物非常熟悉,是赤水历史掌故,社会关系史的活字典。不仅南下干部弄不明白的事要请教他,连地下党的其他成员在许多为难之处时,也要向他讨教。正是从这些关系中，他觉察到他不但受到冷落，而且还受到了不应有的怀疑。为此,他变得十分小心谨慎,例如当他看见冒惠梅同周保苏的爱情陷入痛苦时，他就不能说真话，他心里清楚,不管冒惠梅献出财宝做出多大贡献,周保苏绝不会接受她的爱,因为周保苏知道自己保护不了冒惠梅。邵贤达不能把问题挑明，但我们不能说他过于世故，因为它深怕得罪一号二号。一个曾经积极进取的地下党的负责人突然变得明哲保身，而淡出自己,他已经体会出南下领导们的强势，让他搞接待工作他也只得好自为之了。

 

当王如杰第一次从老袁口中得知刘千山在1935年救助红军伤员的事迹时,他根本就不相信。所以他对刘千山非常冷淡,刘千山智勇双全,成功地救出了陷入土匪狼窝的王如杰心爱的女人陈幼梅，冒着危险传递了土匪围攻土城的情报,但所有这些都未能解除王如杰对他的嫌疑。他是地主资本家,尽管地下党委任他为支前委员会的负责人,然他在此之前,却是旧政权的区长,是赤水、习水、古蔺、仁怀的联防大队长。在王如杰看来,这是刘千山抹不掉的污点,所以对他的处置是平定后任县农场的场长。

 

四

 

从遵义前来赤水的县工作委员会成员一共十二人,黎明任工委书记,称一号。王如杰任副书记,称二号。以后成立县政府,又升任县长,黎明调走后,王如杰升成了一号。在本书中，描写的多的当数王如杰和周保苏。黎一号虽然职务重要,但他处处倚重王二号,在读者的印象中他反而成为王二号配角型的人物。这三个人物代表共产党在赤水历史大变革中整体形象性的领导作用同时也以他们个人不同角色的扮演而显示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

 

作为地方政权的最高首长,黎明一方面必须无条件执行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计划,另一方面又需要在贯穿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状况的关系时把关,而当党的利益与班子成员中的个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必须出面调整,不能让个人利益损害了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维护党的形象成了他工作的职责。黎明是怎样维护党的形象的呢?他必须对他的得力助手王如杰高度的信任。他对王的评价是'有主见,有魄力，有能力,原则性强,生活上非常严肃,不苟言笑。王如杰的性格在他南下前在任鲁西某县组织干事时就形成了。由于有此先入之见,加上王在剿匪战斗中军事才干的表现,黎明对王的每种意见和事务处理的态度都表现出最大的信任。这种绝对的信任致使他在对王如杰喜新厌旧,抛弃原配妻子,追求年轻漂亮新女性这一有违道德之事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当王如杰的妻子大英从山东老家赶到遵义又徒步来到赤水要与王如杰共同生活时,没想到王连见都不想见她,作为一把手的黎明竟然相信了那是封建包办婚姻的鬼话,而且还为了维护王的脸面竟然安排邵贤达去做鲁大英的思想工作,帮助他渡过了这场婚姻危机。黎明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对王的信任也经到了习惯的程度。同时,也因黎明对此态度上的大转变有关。让我们来看看《黔边1949》是怎样描述的:

 

赤水县城地处海拔两百多米的河谷地带,凡海拔低的河谷地区都出美人。原因是湿气重,能滋养人的皮肤,使其既光滑又鲜嫩,从北方早地地方来的南下干部,一旦进入赤水,仿佛进入美女绕身的仙境。赤水年轻的女性不但人美,而且还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善解人意,对人热情开朗。最先坠入爱河的是徐全勇。看见徐全勇那股疯狂劲,黎明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赤水这个地方非常开化，知识女性挺多，。可是,她们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小姐,还有的是国民党伪职人员留下来的遗孀。如果我们的干部和这些人结成姻缘,我们革命干部的纯洁性怎么维护呢?黎明看到了这种现象,而有些人也在议论,认为是斗争的新动向,甚至是国民党反动派复辟的新动向。作为一县之主领导,黎明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黎明是这样思考的: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知识女性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她们刚刚脱胎于旧社会,和国民党反动派及旧社会的基础地主绅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们中有的就是剥削阶级的员,她们不就是为了腐化我们的革命干部瓦解我们的革命意志,复辟旧社会吗?黎明记得在什么文件或书上看见过这种说法,说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又一轮进攻,是有一个不带硝烟的战场。既然这样,我们革命干部当然应该粉碎敌人的进攻，不能落入这美人计的圈套。要自觉抵制这种香风毒雾。既然这样,要不要制定一些纪律让干部们去遵守呢?对,很有必要,象徐全勇这种耿直人,把不定几时就被拉下水去了。从今天早上的动向上看,敌人的进攻甚至是非常激烈的,黎明突然觉得了问题的严重性,觉得很有必要马上和几个县委委员碰碰头的必要,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输在国民党反动派为我们设置的温柔乡里。

 

同样是针对徐全勇,当清剿土匪工作进入尾声,徐全勇就迫不及待地将结婚申请递在黎明的面前时,黎明略略考虑,便没有犹豫地地在报告上签了'同意’二字。批准了他过去坚决不容许的婚姻。黎明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他从现实中看见投入征粮剿匪斗争中的年轻女性是积极勇敢的,对共产党政权的拥护是真诚的。而在批准徐的结婚报告的同时,黎明也深深陷入周保苏与冒惠梅恋情问题的自责。正是自己制定的坚决粉碎反动派美人计的严格纪律,活活将她们拆散。黎明承认，冒惠梅献出宝藏为恢复地方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冒惠梅对周保苏的一片深情应当没有半点不纯的动机。但以冒惠梅这样的身份,如果嫁给周保苏这个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社会上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但是,凭良心说,冒惠梅又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姑娘她们的这段恋情的确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毕竟是拆散了她们。当然,这是维护公民干部形象的需要,但难道就没有掺杂维扩自己威信的私心吗?

 

黎明这种思想的转变,说明在他身上始终存在着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一种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论,一种是充满人情味的人性论。黎明将赤水知识女性由腐化革命千部的香风毒雾的看法转变为难得的好姑娘的认识,反映了他由阶级论向人性论的转变。这意味着在他心里，人性论将成为他的主导思想。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旦人性论的思想占了主导,意味着政治灾难将随时在等着他自己。在高扬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即使他能躲过一次政治运动,也绝逃不过二次或三次运动。这就是黎明的悲剧命运。小说尽管没有展示他未来的悲剧命运,但却非常生动地揭示了他的宿命。

 

我们在分析陈雪梅陈幼梅两姊妹的不同命运时提到过王如杰。表面看来,他前途似锦,事业辉煌。无论是个人的权力地位,还是个人的婚姻都顺水顺风,几乎可以说要啥有啥,想啥得啥。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实质上就他内在的本质而言,他自身潜伏着不可克服的道德与感情危机,这危机不仅会导致他在婚姻与家庭问题上的悲剧,而且会导致他在政治方面的悲剧。在黎明的心目中,王如杰是个好干部。在陈雪梅的心目中,他的确是一个令人爱慕的男子,他拥有山东人高达英俊,站在赤水般的人群里,总是高出一头。那方正的腮边泛着刮过落腮胡留下的青色,显示出他的刚毅、能干、果断的气质。在征粮队里,没有哪个姑娘不想嫁给北来的干部,何况他还是全县数一数二的首长。作为王如杰本人,他又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呢?抗日战争时期,因敢做敢为入了党,由民兵题为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又提为家乡的区委书记。组织南下干部团,到赤水当上了副书记兼县长。西进以前,大家都怀着战死沙场的壮志。可是时局骤变,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胜利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虽然早就知道他们西进支队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的旧政权,建立新政府。快速突然来临的权力的耀眼光环确实让他有点头晕眼花，他明明白白的感觉到，许多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中。在人们的眼光里,他读出的是敬畏、感激、乞求、期望。到赤水以后,每种场合都能使他领略到一种锦绣般的前程,有一股力量在他身体里横冲直闯,直叫他感觉到浑身上下在不断的膨胀。是什么力量促使王如杰浑身膨胀呢?只能是权力的欲望。伴随权力欲望而产生的冲动，是对美女的欲求,这是他在山东当民兵队长和区委书记时想都不敢想的特大好事。当他在征粮队的培训会上地一次惊呆于陈雪梅姐妹的美丽和风韵时,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象熟透了的水蜜桃,馨香、柔嫩、惹人遐想。巴不得就想咬上一口。这时的王如杰,可以说完全被自己权力与欲望彻底的控制了。虽然如此，王如杰还没有被自己的欲望之火烧糊涂,他与黎明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随时站稳阶级立场,保持阶级斗争的警惕。正如他对罗华挺丢掉一船粮食的擅自做法不能原谅,他由此甚至怀疑罗华挺有通匪嫌疑。他这种高度警惕性显然与黎明认为罗华挺的作法没有大错,应该信任形成鲜明对比。王有如此高的警惕性势必也会影响到他在权力与美女问题上最基本的认识,那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权力永久是主要的,根本的。因为有了权力,尤其是位高权重的权力,不仅会获得崇高的荣誉，而且还会获得许多难以想象的好处，这其中当然包括美女。王如杰从李云霞被调地区任某首长秘书,实际上是做首长老婆这件事中深切感受到权力地位对获取美女的重要。他的基本取向是要美女,但不能由此影响自己的权力地位。获得权力并使自已还能不断提升是根本。他的作法就是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斗争的立场，顽强的对敌斗争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他把握得非常好,这直接导致了黎明对他高度的信任他确信一点,那就是只要始终保持住革命阶级的纯洁性，自己获取美女的行为不会受到不良的影响。他为什么敢抛弃原配妻子而没有受到上下的斥责,就是因为他十分准确的把握住了这点。对他来说,只需将一顶'封建包办婚姻’的帽子扣在鲁大英的头上就够了。自己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对她不理不睬而心安理得的迎娶新妻。同样,既要得到陈幼梅,又不能因此受到陈家庭的影响,怎么办呢?那就是彻底割断自己同陈家的一切关系。这就是他一直不见陈幼梅父母的原因。这也是他在陈雪梅的档案里亲自批上'监督使用,列入内控。的原因。

 

实际上王如杰是个极'左'派的人物。极左派的基本特征是惟我独尊,脑子里只有你死我活的阶级论,没有人情味。他之所以不信任地下党,不相信开明人士会救助红军伤员,甚至连受伤后留下来投入当地革命活动最后牺牲在剿匪斗争中的红军老战士老宋都不承认,其思想根源就是只有阶级论,没有人性论。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性竟然达到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程度,这除了把自己养成政治冷血动物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一切冷血动物都是单独行动,自我寻食的。这就意味着王如杰最终只会落得孤家寡人,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没有一个能同他说真话的同志,他只会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与孤独相伴到老。

 

如果说王如杰是那种既给别人制造悲剧也同时为自己制造悲剧的人物,那么周保苏则属于那种无力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而采取自我戕害的另一类型。能歌善舞的女军人李云霞虽然成为黎明、王如杰在内的众多首长暗中追逐的对象,但她却一心只爱当时还没有级别的周保苏。在她看来,周保苏是一个有文化,会写诗,有文雅气质的知识分子。虽然周对她的爱意没有李云霞的强烈,但毕竟从内心深处周保苏是喜爱她的,何况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战友情基础上的。然而，一张调令下来,周知道他们的爱情应该结束了。在送别李云霞的路上,周保苏触景生情,感觉到了李云霞那依依惜别的越来越浓烈的恋情。而理智却提醒他，他必须浇灭李云霞心里燃烧的恋火。李去遵义后,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给周保苏写封信,可是周一封都不回。周保苏知道,为了革命工作,为了他和李云霞各自的前途,他必须狠心斩断他们的感情牵挂。让李云霞摆脱感情上的羁绊,让她在新的环境里自由自在地放飞。这是让李云霞自由自在地放飞吗?这是把李云霞置于她根本就不爱的所谓某首长的火炕之中。对周保苏来说,同样也是一种痛苦,只不过对他这种还没有级别的干部来说,他必须将李云霞礼让给某高级首长。

 

正当周保苏强迫自己从痛苦走出来时,好运再度向他投来。在同冒惠梅的频繁接触中,他强烈地感受到了冒惠梅对他的一片痴情。他本人对冒也有一种强烈的爱意。甚至在周保苏第一次遇见冒惠梅时,在她的心里就已经燃起了爱情的火种他甚至做了这样的联想:是不是冒惠梅的长相气质和李云霞有某些相像的地方。周保苏从内心深处承认,他对冒惠梅的爱,是更深层的爱,是更忘我的爱。然而,在如此难得的爱情面前,周保苏再次退缩了。这次退缩并不是因为哪位首长同他争抢，而是来自他内心自我设置两道障碍。一道是也许是革命情操的熏陶,周保苏总在爱的前头加上责任的前置。既然自己己经许身革命,那么,就应该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周保苏总觉得，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自己就没有资格沾惹儿女情长的事情了,至少在目前是这样。二道障碍是周保苏想起了黎明在县委会议上的讲话,如果让别人说周保苏在这个时候去接管了伪省长的小姐冒惠梅,那么,共产党的形象,革命干部的形象因此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也就怪不得群众了。不妨设想，如果这等好事发生在徐全勇身上,徐会滋生出这两道心理障碍吗?肯定不会。这就是周保苏自身的软弱性。怕这怕那，不敢承担一个男人所应该担当的责任。而一旦等到自己想明白了的时候，一切都成了不可挽回的过去。这就是周保苏的个人悲剧。但这不完全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而主要是他个人性格造成的。我们不妨看看小说是怎样描写悔恨的周保苏的:当一往情深的冒惠梅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离开赤水的第二天,火急火燎的周保苏从复兴追到了县城从黎明那里得到消息后,周保苏一下变得傻乎乎的样子，人走了,事情肯定是没有转机了。周保苏顿时懊悔不已。'如果我早一天到县城,找到了她,向她说明我的打算,她能不理解吗?可是,却失之交臂。而今怨谁?只能怨自己。自己为什么总是犹豫呢?该死。更令周保苏伤感的是他仿佛被神灵驱使着,自己竟然不知不觉来到冒公馆的花园,往昔同冒惠梅坐在石条上的美好情景涌现在眼前,冒惠梅的音容笑貌冒惠梅的一切美好:她的美丽漂亮,她的直率纯真,她的文雅痴情,她的通情达理,都一齐涌上周保苏的心里。周保苏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失魂落魄。

 

懊悔只表明一个人对失去了什么而产生的心理痛苦的表现。问题还在于不仅因为自身性格的软弱而失去了什么,还在于因为他的软弱而深深地伤害了两个小女子。这种伤害是巨大的,深刻的,还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周保苏用革命的名义为自己的辩解,暴露了他自私的一面。如果说在李云霞身上他是'无奈的选择’,那么在冒惠梅身上,体现的就是自私了。因为他怕'伪省长四小姐’这一身份,那在某种情况下的确是要命的。逝者不可追,周保苏还有这样的桃花运吗?不过有一点是可以预见的,即无力当担自己应有责任的自戕式的男人,如果不战胜自己的弱点的话,是找不到真正的幸福的。

 

五

 

大凡一种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决不是简单的两军对垒的大决战，而是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种社会团体、以及不同职业的各类人群在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身份地位的大转换。虽然这种社会大转换要依靠你死我活的军事大对决才能确定转变的基本方向，正是这种转变的复杂性、深刻性和多样性,因而每个生活在这种大转变中的个人，一定会显现出不同色彩的命运。《黔边1949》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从表面书写发生在1949 这一伟大转变的社会生活画面,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交叉式的从各类人物的内在本质方面揭示了这一年的社会大转变。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不同,而且又处于颠覆性的矛盾冲突中,这些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就不会是喜剧性的,而一定是悲剧性的。小说中最大的艺术贡献就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各类人物的悲剧命运。我们不妨将反映同一时代背景的一些文艺作品进行对比。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许多揭示1949前后社会大转变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人物的塑造采取了英雄主义的处理。这实际上是将这些人物背后所具有的形形色色的复杂社会关系斩断之后所作的线索单一的简单化处理。这种创作模式固然突出了人物英勇豪情的一面但把人物固定在这一关系范畴会给读者种不完全真实感,因为这种英雄主义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是脱离了真实社会本质的理想主义。《黔边 1949》将各类人物的悲剧命运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对这历史的大转变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个人悲剧,谁是这些悲剧的制造者?是黎明、王如杰吗?当然不是。客观地说,他们也是众多悲剧中的一个,只不过他们悲剧的色彩和类型与其他悲剧是不同的。他们属于既制造别人的悲剧也同时在制造自己的悲剧的那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在黎明和王如杰身上,虽然他们充满革命理想的豪情,体现了英雄主义,但这与他们同时将新民主主义片面简单地理解为阶级与阶级相互斗争的关系这一点是分不开的。过去在党的历史上，由左倾思想一再抬头，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毛泽东到延安后,认真总结了这段历史,并把它提升为一种新的理论。这个理论就叫新民主主义论。所谓新民主主义，有两个明显的内容，一个是'民主革命’,另一个是'新’。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帝和反封建，争取国家的独立、完整、民主、自由。凡是一切主张并参与反帝反封建这一斗争事业的阶级、阶层,社会团体等力量,都应当是革命的动力。这种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新’字,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太小，无法象西欧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那样承担领导的责任。相对而言，中国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队伍经过帝国买办资本主义,洋务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发展，人数超过 250万人,形成一个庞大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都远比民族资产阶级成熟和强大,这就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必然要承担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含义。毛泽东在1939年分别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同样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然而，在革命的实践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常常被理解为穷人对富人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新政府要把包括陈世杰这样的旧职官员一律抓起来进行审查的真实原因。陈世杰因为1935年救受伤的红军有功,尤其是一位当年被救解放后做了新社会大官的来信求情,功过相抵才得以释放,而没有这种功劳的三旧职员,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地下党成员之所以得不到信任,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既然是穷人对富人的革命,富人怎么能投身革命呢?他们参加地下党一定有不纯的动机。刘千山就是被王如杰用这个逻辑来看待他的,尽管他救助过红军伤员，为当地的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在剿匪斗争中作出过贡献,等等,这些都不足以消除王如杰对他入党动机的怀疑。单纯、片面阶级斗争论的实践化必然的结果。是把原本属于革命力量的开明人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列入了被打击的对象,或被列入内控的对象。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作者成功塑造王如杰这个形象对揭示各类人物的悲剧命运产生内在的思想根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中国人起码的道德方面来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王如杰抛妻别家，喜新厌旧的种种行为,都应当受到谴责。然而,他不但没有受到组织上的任何处分,相反,作为他的直接上司的黎明,还想方设法帮助他度过婚姻危机难关。也就在这一风波平息后不久王如杰还由二号荣升为一号首长。道德如此败坏的王如杰为什么能在官位上不降反升呢?最根本的一条是他分得清大节和小节的关系。在狭隘的阶级斗争论思想的支配下的时代风云变化中,站稳阶级立场,高度保持对敌斗争的敏感性和处处表现出坚定顽强的对敌斗争精神,这才是大节。只要保住大节,其余的如个人品质问题,就根本算不得什么了。这就可以理解王如杰为什么既要同陈幼梅结婚又不愿同陈幼梅的父母见面，同时还将陈雪梅列入'内控’对象的主要原因了。

 

六

 

《黔边1949》除了本身的文学艺术价值意义之外,还具有三种价值意义,那就是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价值意义。

 

在四种价值意义中,历史的价值是其他三种这价值意义的支撑点。从现有各类悲剧命运人物所具有的社会深层矛盾冲突的性质及种种表现等诸多因素来看,《黔边1949》做到了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是说,读者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生在1949年这一特定的历史年代的社会大变迁,而且还能感受到这种转变的社会思想。这不是一般的社会思想,而是既能挖掘1949年之前社会的演变又能辐射 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历史演变的社会思想。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具有这种辐射效果的作品是不多见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扎实地掌握诸多历史事实,把自己的写作牢牢地建立在不脱离史实的基础上。即使为了艺术形象的丰满性需要进行的虚构,也必须符合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逻辑。在收集材料方面,我们相信作者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因为挖掘文学形象所赋子的历史深度，从来就与纯碎的艺术虚构没有任何联系。

 

《黔边1949》属于立体式的历史小说所谓立体式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小说做到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统一;二是指小说在结构上除了做到线索的纵横交织,还在思想内容方面,历史的深度、广度甚至历史的厚度都得到显现。关于第一点,就一般小说而言,都只做到环境、人物、和情节三要素的统一,历史背景在推进这三要素暗暗体现。小说把历史背景渗透其中,作为作品的一个主要创作因素。一般而言，只有着力表现社会的各方面变化的作品，才能做到这四统一,如《大波》六十年代的变迁》等。关于第二,尽管《黔边1949》在结构与思想内容两个方面都同时做到了,但在表现历史的厚度方面，没有达到应有的艺术效果。在小说中,体现历史厚度三人物是文化名人和开明绅士,如陈世杰、史遇生、高新汉、洪际翔、欧阳老爹等。在小说中,陈世杰、史遇生只是擦边球式的提到他们,高新汉、洪际翔只是一笔带过。欧阳老爹虽然提了一些,但与本书的思想主题无关。事实上,在这些人身上,体现了赤水这个地方深厚的传统文化，他们有各自独立的思想，有独特的个性,他们对赤水的影响在解放前具有某种方向的引导性。如果把他们塑造得丰满尤其是把他们置于社会大变革中来揭示他们的命运,那么,无疑会提高本书的思想深度。例如陈世杰对女儿教育所提到的'天理良心’显然来自家族的祖训。如果有对陈世杰家族演化的适当交代,这对陈雪梅的斯作屏为的思想根源就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又朝史调年,虽然主处笔虽揭到仙，但都是军星的或阅面的描写,根难形成个宝整的一代名国的形象。史调生是一个人道主文者,这主要出于他信仰佛教，有额兹装为林的善心和一个医生所应有的救戏扶伤的职业道德。人道主义是突破了狄隘的阶级眼光而达到对一个个生命的关爱的精神境界。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他的眼中只有病人,没有贫富之分,即便是一个还有一口气的病人,只要他发现,或者来到他面前,他都会一分不收的将这个穷苦人治好。乞丐中的刘擦子就是这样被史遇生用半年的时间救活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刘擦子得知史遇生因为为袁铁猷收尸而将被判死刑时,他率领一大批乞丐集合来到县政府门前向政府请求释放史遇生，'他是我们穷人的恩人,杀不得啊!’一群最穷的人居然替一个富人保命,这对口口声声称为穷人打天下的领导干部,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王如杰听到请愿消息的第一反应是简直邪门了，'难道这阶级斗争的学说在这里不灵子，这是本是反革命活动的新动向?“科长的度应同样激烈:大家不要受了那些出数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分于的煽动,有里和人民政府作对。暗中观察事态发展的王如杰由于考虑到这种无法收场的对峙只会对政府造成不利影响，才公开站出来作出了不杀史遇生的表态，才平息了这一风波。读者本免要问:为什么1935年组织率红十学会队去医治受伤红军,掩埋战外红军战士的史遇生出于同样的人道主义的考虑去为袁铁献和何衡收尸就要被政府判死刑呢?史遇生的遭遇,深刻地说明史调生信伸的人道主义同阶级斗争论是完全不相容的两种思想体系，同时也说明人道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太具有超前性而不被大多数革命者容忍和接受。如果把史遇生刻画好了，那么这将更有力地揭示当年大变革所蕴含的对未来具有深远影响的内在巨大冲突性。遗憾的是，《黔边1949》未能做到这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历史的深度。不过,尽管如此,作为一部反映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记录式的文学作品，能达到现有的艺术成就，对我们读者来说，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感谢作家谢成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让我们了解1949年这一历史窗口的现实主义杰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