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收获

——评仵埂随笔散文集《惊诧与漠视》

 

作者：钟海波

 

仵埂是博学而严谨的学者，也是著名散文家。他为人谦逊，其言蔼如，风度儒雅，明亮的眼眸中闪烁着智慧之光。文如其人，他的随笔散文集《惊诧与漠视》共计54篇，思考广泛，题材涵盖哲学、历史、科学、文学、艺术、人性、心理等领域，许多话题属前沿问题，前瞻性极强。仵埂随笔写得扎实深刻，充满趣味，几乎篇篇精彩，阅读其作品却有一种“惊诧”和惊喜之感。这是作者人到中年后的思想结晶，是他人生秋天的一份沉甸甸的收获。综观全集其特点如下。

一、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仵埂勤于学习，也善于思考，他不愿接受现成答案，用批判和质疑的眼光审视纷繁世界的种种现象，从而探寻繁茂芜杂现象下面的本质。经过分析，推理，判断，他常常能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蓦然获得某种令人豁然开朗的顿悟。思想的火光可以照亮周遭的幽暗。他把自己的认识与发现转化为晶莹闪亮的文字传达给读者，使读者也会随着其思路对生活和文化现象产生新的认识与顿悟。

《能被道出的黑暗与无法道出的黑暗》是对历史文化的哲学性反思。他发现历史上存在两种时代。一种是众声喧哗，怨声载道的时代，一种是万马齐喑，歌舞升平的时代。前一种是文化制度宽松的时代，文人相对有言说的自由；后一种是文禁严酷的时代，文人完全没有言说的空间。辩证地看，有批评和反对声音的时代倒是较为开明的时代，歌功颂德的时代反而是黑暗的时代。作者用冷嘲热讽的语言说：“在清代的诗文里，读到的多是颂扬之声，没有看到对统治者的批判控诉的文字……所以，后人看起来，似乎这个朝代找不到瑕疵，简直好得不得了，竟然连抱怨的声音都没有，不就是盛世里的盛世么？每每读史至此，我都为唐宋这样开明的时代叫冤，谁叫你这么开明，允许诗人胡说八道，这下倒好，诗人们留下了那么多的证据，让革命的后人读到的都是你该被革命的地方，哪像明清之光堂，文学史上连瑕疵都没有！后人还不得多多美言，高呼万岁爷英明？”他正是透过现象看到历史的本质与真相。他的逆向思维方式值得借鉴。其实，仵埂的治学路径与鲁迅相似或者说受到鲁迅的影响。

鲁迅的杂文《春末闲谈》揭示了统治者愚弄百姓的卑劣用心。该文从细腰蜂谈起，介绍了细腰蜂捕捉小青虫为食料的特异本领——它用神奇的毒针蜇入青虫，使其不死不活，不动不烂，保持新鲜，以此养育幼虫；作者由细腰蜂使用毒针的“诡计”联想到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种种麻痹手段和各种“治术”，认为统治者比细腰蜂更阴险，他们希望民众是没有思想的奴隶，这样他们可以千秋万代永保基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通常实行思想禁锢，散布迷信思想，扼杀新思想，排斥他者文化，凡是不符合其标准的思想即被视为“异端”。鲁迅的《灯下漫笔》将中国历史分为两个时代：一、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比较可见，仵埂的随笔与鲁迅杂文精神气质何其相似。而且，关于思想的控制，也令人联想到福柯哲学。法国现代哲学家、思想家福柯的《规训与惩戒》也论述了统治者对民众的话语控制。仵埂学养深厚，他的散文中随处可见鲁迅杂文、福柯哲学影响的痕迹。

《阴性文化之思》从二元论角度，批判男权社会阳性文化霸权对阴性文化的压抑。他抨击阳性文化具有侵略性，冒险性，呼呼阴阳结合，和谐发展，甚至更提倡用柔和，温润的阴性文化作为未来文化的主导。他认为阴性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更柔和，更具有审美性。这种思维与边缘化的道家文化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儒家文化是阳性文化，那么道家文化就是阴性文化。道家崇拜水，它有柔弱，处下的性格。仵埂的散文是道家文化的阐发，对人类生存发展有启发性。

二、带着忧患意识探寻。仵埂对未来持审慎的乐观态度，他在言说中带着一层忧患的意识。在《唐镇茶话：人·生活·艺术》中，他与几位学人的讨论涉及到“民粹主义与中国未来”问题，他的谈话表现出对民粹主义影响中国未来的忧虑和关切。20世纪以来，知识界启蒙主义、民粹主义相克相生，彼此消长。这两股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政治上讲，民粹主义强调“劳工神圣”、“走向民间”，无疑是进步的。过分夸大农民的道德境界，把民众神圣化，自然削弱知识分子精英的主体性，其结果是导致传统文化传承的弱化、文艺审美水准的下降和民族精神中“贵族”气质的失落，他在与邢小利的对话中辩证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体现出对民粹主义负面影响的不安。鉴于文革中民粹主义极端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伤害和破坏，他对当今后现代语境中的民粹思潮表现出一种浓浓的忧思。

当下，人类正经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洗礼。人工智能的时代即将到来，仵埂在文章中表达了对这个时代到来的惊喜与忧虑。《好莱坞电影：技术主义下欲望开掘与人类命运预言》一文谈及好莱坞电影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和预测：人类进入一个AI（人工智能）的时代，人脑与计算机实现联结。作者一方面对未来科技发展充满了期待与憧憬，另一方面又有担忧：如果人工智能极端发展，人类未来则将有可能被机器人所控制、所奴役。这是他于2015年6月6号在陕西省图书馆做讲座中的谈话，他的意识和观念很超前。他的谈话体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忧虑：

人机相联的那一天，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可以望见的未来!我用可怕这个词，指的是它巨大的可以颠覆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科技文明。你的胳膊没了你还是你，你的腿没了你还是你，你的心、肝、肺、胃全部换一遍你也是你。只要你的大脑在，你作为个体的人就存在。大脑是整个人的中枢神经,脑子存在的证明是思维和记忆。我能回忆起我童年怎么样，青年时代怎么样，从我出生记事开始一路走来的这个历程，这几十年都印在我的记忆里，这使我区别于你和他。当人机相联的时候，它可能把你原来的记忆存储拷贝到计算机上，这意味着人可以做到永生不死，那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一个可能！这种可能会很快化为现实。在座的二十、三十岁的人，有可能不死。假如你再活三十年，三十年后技术就可以解决你的永生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把你大脑的记忆储存拷贝到计算机上了……比如，人类未来可能被机器人控制的问题。人发明了机器人，机器人进化到高级阶段，反过来控制人类，会产生人和机器人的战争。

仵埂的随笔表现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关心民族未来与人类命运的大情怀，散文充满忧患意识。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全国高考作文就也触及人工智能的话题。

三、用率真的文字表现。随笔（essay）是法国作家蒙田创立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文艺性散文，周作人称之为美文。随笔短小精悍，简约成文，灵活多样，题材广泛，注重“理趣”，仵埂的散文主要是随笔。康德认为艺术是自由的游戏，艺术创作不是自然活动，艺术不是科学，艺术不是手工艺。艺术与游戏的共同特征：自由，由想象带来的愉快，无具体目的。他说：“自由是人的本质，符合人的自由本质要求的事物，就叫人愉快。在现实世界中，人的自由要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于是依靠想象力创造一个可以自由支配的虚构世界。艺术与游戏都是这样的活动。”王国维也认为，文艺是超功利的、唯美的和游戏的。仵埂随笔正是自由状态下获得的思想成果。仵埂在《无目的的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中说，令人愉悦、幸福的阅读是无功利的、无目的的自由阅读。其实自由状态下的写作也是令人愉悦的审美活动。休闲放松状态更适合人的思考，真正的思想成果往往源自散步时的灵感，仵埂的随笔写作没有职称、课题的压力，不受学派论文规范的束缚，因而写得自由洒脱，率真随性，自然流畅。

他的随笔文风洒脱，语言典雅，有书卷气息、思辨色彩，如：“有一本书的名字叫《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澳国的女人却当上国防部长，成为国家的保卫者、指挥者,这真是十分有意味的事情。这种变化里，潜藏着人类社会的一个走向，就是男权价值在逐渐走向衰微，而女权价值在走向苏醒复兴。你若让一百年以前的中国人，睁开眼看看这个时代，将会非常惊讶，女人竟然真成为半边天了。在家庭、社会，都在成为主导性力量。所以说，阴性是保护性的、奉献性的、和平的、美好的、静态的、养育的。尚阴，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尽管这一文化仅仅停留在思想家的言说里，而没有生成为国家权力的构建者。”（《阴性文化之思》）这段文字对文化及生活现象的分析透彻而明晰，语言极具魅力。苏轼在《与侄书》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仵埂随笔语言体现了绚烂之后的平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且，行文自然。苏轼在《文说》中还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仵埂随笔散文也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仵埂随笔散文有自己的独特面貌，在陕西文学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是思想型作家，其作品简洁典雅，短小精致。如果说贾平凹散文优美灵动，刘成章散文雄浑大气，和谷散文深沉苍凉，朱鸿散文厚重广博，那么可以说仵埂散文优雅深邃。但有的作品如《统万城：一座城池的命运》、《唐镇茶话：人·生活·艺术》等作品提出了问题，没有深入展开，没有给出明确、现成的答案，而是留下空白让读者想象，让读者自己去找寻。如果有进一步的分析阐述，那么这样散文会更加迷人，更加饱满，更加酣畅淋漓。

文学作品是作家学养的反映，人格的映现。《惊诧与漠视》体现出仵埂具有文人的情怀，史家的视野，哲人的智慧，其随笔作品优美动人，启人深思，发人深省。

 

作者简介：钟海波，陕西人，文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专家、《大西北文学与文化》副主编。代表论文有：《婉讽抒情，叙写特殊年月生活——<群山绝响>论》（《小说评论》）2023年第1期）、《论陈彦小说的戏剧化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9期）、《戏剧领域生活的艺术表现》（《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1期），《鲁迅对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论西学东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专著《敦煌讲唱文学叙事研究》等。近年专注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主持几项省级项目、参与几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