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领唱“江城子”（词牌风情系列）_评论

苏轼领唱“江城子”

（词牌风情系列）

文/董元奔（江苏省）

别郎容易见郎难。几何般。懒临鸾。憔悴容仪，陡觉缕衣宽。门外红梅将谢也，谁信道、不曾看。

晓妆楼上望长安。怯轻寒。莫凭阑。嫌怕东风，吹恨上眉端。为报归期须及早，休误妾、一春闲。——（北宋）魏夫人《江城子·春恨》

嫁给你，总是聚少离多。每一次的离别你总是那么随意，而每一次的相见却总是那么艰难。平日里倒还罢了，如今却是早春时节，虽然怀春的少女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春恨依旧是那么令我难以排遣，以至于发觉近几天又瘦了身子。“女为悦己者容”，你不在家，我根本无心梳妆。早先跟你约定一块儿欣赏红梅的，而你至今未回，梅花都快要谢了，我独自个儿哪有心情去欣赏呢？

但是，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总还要强打精神把早妆梳了。将要下楼的时候，我忍不住向西北方向眺望了一下遥远的我从未去过的汴京，我知道，夫君你是做大事的人，听说新继位的天子把你的好兄长王介甫调进朝廷去了，你们要落实改天换地的变法大计了，我哪里敢强求你陪老婆呢？但是即便如此，你也不能整个春天都不回家来吧？你真的忍心让我继续独守三个月的空房吗？

上面这首《江城子》词是宋神宗时的参知政事曾布（1036-1107）的妻子魏夫人所作，是词人写给远赴朝廷任职的丈夫的。词中的“长安”不是指唐代京师，而是代指北宋京师汴京，宋人诗词中经常有这样的做法。熙宁元年（1068）春，王安石进京筹备变法，由于曾布的兄长曾巩跟王安石友善，次年（1069）正月，王安石破格把曾布从怀仁县令任上调到朝廷任太子中允，随后，曾布便把妻小接到京师。魏夫人赴京前因思念丈夫，便填了这首《江城子》寄给曾布，词中“红梅”、“怯寒”、“东风”等词语既显示魏夫人对丈夫这次入京任职能否顺利的担忧，又显示词作于初春，可见魏夫人的《江城子》写于熙宁二年（1069）初春。

在魏夫人之前，双片的“江城子”作品似乎还没有出现过。大多数词牌的定型大约要经过六朝的乐府、唐代的教坊曲、晚唐五代及以后的文人改造这三个阶段。但是“江城子”在乐府诗和教坊曲的文学史资料中均无任何记载，这个词牌的首次出现是在晚唐五代时期，而且是单片，第一个填写词牌“江城子”的是韦庄（836-910）。韦庄有两首《江城子》：

其一

恩重娇多情易伤，漏更长，解鸳鸯。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缓揭绣矜抽皓腕，移凤枕，枕檀郎。

其二

髻鬟狼藉黛眉长，出兰房，别檀郎。角声呜咽，星斗渐微茫。露冷月残人未起，留不住，泪千行。

两首词都写男欢女爱的情形。在第一首中，女子慢慢脱下绣着鸳鸯戏水的华丽衣裳，樱桃小口还没启动，口中的香味就先散发出来了。她揭开绣花的被子，露出藕节一般的胳膊。她把枕头抽掉，慵懒的直接枕着男子的胳膊。在第二首中，一番男欢女爱之后，男子离开了，男子虽然依依不舍，但是他害怕被人知道，他只得趁着夜色离别，而女子并没有起床，她只是躲在被窝里哭泣。第一首中，男子是被动的，第二首中，女子是被动的，很显然，韦庄试图想用这两首词表达完整的思想内容。

第一首开头“恩重娇多”似乎揭示了这两首词的思想内容，那就是男子和女子并不是合法夫妻，男子豢养了女子，女子以色报答男子。所以晚清词论家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说这两首词“非于情中极有阅历者不能道”。近人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谈到这两首词时，说它们“描写顽艳，情事如绘”，并断言韦庄写于“江南客游时”。

词在北宋时期特别是北宋前期还是以发端于晚唐五代“花间词”的婉约词为主，魏夫人的《江城子》也不例外。全词情思委婉曲折，心理刻画细腻，用语也色彩斑斓。但是即便如此，魏夫人的词还是有两个特征迥异于“花间词人”韦庄的《江城子》，那就是：改“花间词”男子思念婚外女子为女子思念丈夫；改“花间词”萎靡不振的色情为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高雅夫妇情感。

魏夫人《江城子》的这种变化并不是个例，词在五代后期到北宋前期具有这样普遍的发展现象。以温庭筠、韦庄为重要代表的“花间词人”的作品虽然盛极一时，但是由于“花间词人”过多的继承了六朝宫体诗的冶艳香软的特征，并且在创作中更加有意的描写闺室环境、女子服饰、女子慵懒的体态，以及某些露骨的情事，不久就招致进步词人的抵制。南唐后主李煜后期的词作从“花间词”出发，涤荡了“花间词”的脂粉气，代之以国仇家恨的描写，摈弃了“花间词”的闺室小格局，代之以深邃的时空境界，为词的体例解放开辟了道路。北宋前期，柳永、苏轼继续推进李煜的词风，使婉约词走向大众的市井生活，甚至于“以诗为词”和“无事不可以入词”，婉约词的创作焕发了勃勃生机。魏夫人创作《江城子》自然是把握住了时代脉搏。

魏夫人的《江城子》除了在思想内容上迥异于韦庄，在艺术形式上也是。一方面，魏夫人把《江城子》改为双片，这一方面是受柳永大量创作慢词的影响，另一方面双片确实有利于抒发更丰富的情感，同时，韦庄单片两首表达完整情感体验的原词对魏夫人也应该是有启发的。

由于康熙年间编订的《钦定词谱》把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为正格，加之苏轼一生写过九首《江城子》，而且九首词的体例是一致的，于是后世一般都把苏轼作为“江城子”词牌格律定型的完成者。我们对照苏轼的每一首《江城子》与魏夫人的《江城子·春恨》，发现二者在体例上是完全相同的，上下片各七句，全词35字，五平韵。那么，到底是苏轼的《江城子》写的早，还是魏夫人的《江城子·春恨》写得早呢？

苏轼的九首《江城子》都有作者本人标注的确切的写作时间，写的最早的一首是《江城子·春景》，写于熙宁六年（1073）春，最晚的一首是《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写于元丰五年（1082）冬，都晚于魏夫人的《江城子》。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魏夫人作为《江城子》词体例的完善者呢？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熙宁（1068-1078）、元丰（1978-1085）时期以及其后不久，填写《江城子》词的词人还有好几位大家，而且词的思想艺术面貌不尽相同，或者说词的体例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二是苏轼的《江城子》数量多，取材广泛，大大拓展了这一词牌的表现空间。当然，苏轼在文坛上名气大，也是原因。

魏夫人、苏轼填写《江城子》前后，不少词人都有意无意的试图完善“江城子”词牌的体例，当时的词坛大家张先、黄庭坚、秦观等人都有这方面的尝试。

张先（990-1078）治平元年（1064）以都官郎中致仕，不久定居杭州，晚年遂往来于杭州、吴兴之间，以与赵抃、苏轼、蔡襄、梅尧臣等人垂钓、饮酒、诗唱为乐。由于他们的饮宴少不了官妓参与，因而张先常常在活动中填词赠与官妓。他曾填过一首《江城子》赠给官妓：“小圆珠串静慵拈。夜恹恹。下重帘。曲屏斜烛，心事入眉间。金子半开香穗小，愁不寐，恨西蟾。”这首词直截了当的使用五代时期的单片形式，很显然，张先是在尝试填“江城子”，词的写作时间要略早于魏夫人、苏轼的“江城子”词。由于从五代后期到张先致仕百余年间尚无人填写“江城子”，因而张先这首词对“江城子”的“重启”意义自然也就非常大了。而在思想内容上，这首词虽然未脱“花间词”的老套路，但是写的比“花间词”清新了许多，词中的女子虽然情很绵绵，但是志趣并不低级，这符合北宋前期词的思想发展方向。尽管如此，由于单片的小令在北宋前期就已经显得过时了，单片的“江城子”也就不会在坊间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黄庭坚（1045-1105）与苏轼经常诗词唱和，在苏轼《江城子》的影响下，他也填写了一首，词是这样的：“新来曾被眼奚搐。不甘伏。怎拘束。似梦还真，烦乱损心曲。见面暂时还不见，看不足，惜不足。。不成欢笑不成哭。戏人目。远山蹙。有分看伊，无分伴伊宿。一贯一文跷十贯，千不足，万不足。”艺术形式上，虽然是双片，但是黄庭坚把苏轼的平韵改为仄韵，读起来语音就短促起来，词也就难以创造深远的境界了；在思想内容上，这首词甚至连“花间词”的趣味等级都达不到，全词游戏生活的意味非常强烈，甚至有玩弄女性的不良倾向。黄庭坚填这首词是草率的，这样的词自然是不会被后人拿来学习的。

秦观（1049-1100）受苏轼“诗案”的牵连，晚年饱受政治迫害。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自琼州被贬往廉州，途经雷州时特意去会见被贬在此处的秦观。秦观当时正身患重病，加之对前途一筹莫展，虽然苏轼尽力开导他，但是他还是意志消沉。当时秦观填了三首《江城子》给苏轼，诉说他绵绵不尽的愁情。比如其中的一首是这样的：“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另外两首的格调和内容也大抵相似。撇开消沉的意志，秦观的《江城子》在艺术上还是很成功的，描写愁情虽然达不到李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高度，但是其工笔功夫却是超过李煜的，以至于苏轼当时读这三首《江城子》的时候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痛哭不已。这或许算是秦观的绝笔之作了，虽然后来他还写过几首诗词，但是就在送走苏轼之后没几个月，他就病死了。固然秦观的《江城子》写的非常好，但是由于其一方面题材单一，另一方面意境不够开阔，比不上他之前所填的那些婉约词代表作。

苏轼九首《江城子》问世前后的张先、魏夫人、黄庭坚、秦观等著名词人所填的《江城子》词要么艺术形式守旧，要么思想内容狭窄，要么价值取向低下，不符合北宋前期词的发展方向，当时词的发展方向是：提倡慢词创制，把诗的创作手法移植到词的创作上，继续开拓婉约词的境界甚至尝试豪放词的创作。反观苏轼的九首《江城子》就不一样了。九首词虽然都是写于熙宁、元丰时期，但是它们取材广泛，体例固定，艺术表现手法多样，而且还呈现出从婉约词向豪放词过渡的态势。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

苏轼的九首《江城子》，最为后世推崇的是《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江城子·密州出猎》，前为婉约词名作，后为豪放词名作。

治平二年（1065），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年仅二十八岁即病逝，葬于眉州彭山县（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郊区。《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于十年后即熙宁八年（1075）正月苏轼的密州（今山东诸城市）知州任上。虽然苏轼刚刚受朋友们撮合纳王朝云（1062-1096）为妾，并带着王朝云到密州赴任，但是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十年来从没有在苏轼的心中减弱，彭山距离密州数千里之遥，这种空间的距离更加强化了苏轼的哀痛，他的词写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古代写悼亡诗歌最出色的大概要算晋代的潘安了，其实苏轼的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一点都亚于潘安怀念亡妻的那些诗歌。苏轼从记梦入手来写这首词，但是整首词只是以梦境作为由头，苏轼在词中以点睛之笔回忆了妻子在世时的绰约风姿和梦里其实是将来死后二人相见时的尴尬，这尴尬更多的还是来自妻子死后苏轼本人遭遇的太多的宦场打击和人生蹉跎之悲，因而这首词也就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悼亡词，呈现出普遍的人生意味，把婉约词的境界引入广阔的社会生活，这自然是魏夫人、秦观他们的《江城子》所达不到的，更是任何一首“花间词”所不能比的。

苏轼擅长写北宋前期盛行的古文，诗的文人气也很重，但是《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却用语浅显，甚至使用了诸如“思量”、“自”、“纵使”、“料得”等接近日常生活的口语。尽管如此，这首词读起来却感觉非常蕴藉，这一方面得益于词作本身是词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词人以梦境与现实的交错营造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意境。

苏轼写《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应该跟他当时的同事刘庭式（1019-？）还有点牵扯。熙宁八年（1075），刘庭式调任密州通判，跟苏轼搭档治理密州。刘庭式跟曾布一样是仕宦子弟，早年读书期间家里给他定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不料刘庭式进士及第后女方突然因病双目失明了，女方家长认为自己的女儿不配嫁给刘庭式，希望要么解除婚约，要么改把幼女嫁给刘庭式，但是刘庭式坚守婚约，娶了双目失明的妻子。婚后夫妇感情甚笃，刘庭式无论到哪里做官都把妻子带着，以便自己照料她。谁知熙宁元年（1068），妻子突然病故，而刘庭式因思念亡妻，一直都不愿意纳妾，更不愿意续娶。刘庭式调到密州的时候，正值苏轼新纳年方十三岁的王朝云为妾，苏轼曾为此跟刘庭式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已经对男女之事不再有兴趣了，刘庭式说自己的情感乃至对于男女之事的兴趣都已经随亡妻永远去了，同时他又批评苏轼喜新厌旧，苏轼遂填了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白自己的心迹。我们当然不会用今天的眼光看待古人的纳妾现象，但是，发妻故去十年，苏轼方才纳妾，这在古代其实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苏轼以自己真情流露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自己作了完美无缺的辩护，“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从此成为婉约词以及悼亡词的经典句子。

《江城子·密州出猎》作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数月，大约是熙宁八年（1075）十月，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也是其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时任登闻鼓院判官的苏轼离京回眉山老家为父亲守孝三年。等到他回朝时，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大不一样了，新天子宋神宗登基，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当时，反对变法的苏轼的恩师和友人如欧阳修、司马光均已黯然离朝。苏轼通过系统研究新法之后，于熙宁四年（1071）愤而上书皇帝，指责新法的诸多弊端，从而惹怒王安石乃至对王安石百依百顺的宋神宗。好在王安石跟苏轼还有文学上的友谊，也就没有对他采取极端措施，王安石只把苏轼贬出京城，也算是平调到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1074）又稍作升迁改任为密州知州（知州和州通判的区别类似于今天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区别）。调往杭州时苏轼才三十四岁，初到密州时，也只有三十七岁，他的满腔抱负都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虽然政局的险恶和人生的跌宕让苏轼偶有人生迟暮的“幻觉”（他在《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开头就称自己为“老夫”），但是他还是相信变法不会持久的，属于他的时代不久会到来的，所以他在一次到密州郊外打猎回来后写下了意气风发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二百多年来婉约词始终作为词的正宗地位的背景下，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婉约词那缠绵的“夜空”。词的上阕描写围猎场面的壮观，描写词人以孙权自居的“老当益壮”的“狂态”；下阕则写词人围猎后饮酒小憩的情形，表达了自己两鬓虽然已经渐露斑白但仍然如冯唐那样可以随时准备出征的“狂情”。苏轼传世的四百多首词中，豪放词大约五十首，我们所熟知的词人的豪放词除了这一首外，其他著名的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中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但是那几首豪放词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感伤色彩，豪放性均不如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密州出猎》一方面大量使用诸如黄狗、苍鹰、羽林军（锦帽貂裘）、千骑、平冈、孙郎射虎、云中、冯唐、雕弓、天狼等气势宏大的生活意象或典故意象，蕴藉中显出无限的张力。与其说南宋辛弃疾的所谓“壮词”是在苏轼豪放词的影响下创作的，倒不如说是直接在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影响下创作的。

由于豪放词初出，苏轼在自许的同时也担心世人难以接受词的风格的这种突变，写了这首词之后不久，他在写给朋友鲜于子俊的一封信中首先说：“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颇壮观也。”并自认为“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同时，他又不无担忧的说：“此风之亡也久也……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之者绝少也。”实际上，苏轼的担忧是多余的，不久之后，其好友或弟子黄庭坚、李之仪、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人争相传诵这首词，而随着苏轼此后继续创作豪放词，词以婉约为唯一格调的面貌遂逐渐改变，社会上的仿作也时有出现。当然，即便是黄庭坚这样的著名词人也很难把豪放词做到苏轼的高度，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直是豪放词的经典句子。

苏轼的其他几首《江城子》也是摇曳多姿。《江城子·江景》（1073年夏）写词人畅游西湖时艳遇王朝云的事，词虽仍有“花间词”的痕迹，但是词人对王朝云的欣赏是发自内心的，词人以景写神，以神喻人，把王朝云比喻为女神湘灵，他对她的感情是高尚而纯洁的，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词论家朱靖华评此词是纯粹的“灵之爱”。《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1074年秋）是写给即将调离杭州的知州陈襄（述古）的，词以常见的女性口吻，抒发了词人对陈襄一年来对自己坦诚相待，倾心合作和细致关怀的感激之情，象征和双关手法游刃有余的运用，颇有李商隐那些“无题”诗的味道，明人沈际飞赞扬此词“发蕴飞滞”。《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1076年冬）写词人登上密州超然台的所见所感，词以古今交融、情景交融、人事交融的思想形态，表达了词人两年来对密州的感情，也暗示了自己调离后可能会有的伤感，苏轼此后有多篇诗文怀念密州的官宦生活，这首词其实做了最初的铺垫。《江城子·冬景》（1076年冬）是饯行密州通判刘庭式调离密州时所作，表现了词人如山石般曲折的离恨，情感温婉中显出郁结，行文则委婉中蓄养了勃发的气势，苏轼曾不无自负的说这首词“文如万斛泉源，……虽一日千里无难”。《江城子·恨别》（1079年春）是苏轼自徐州知州赴任潮州知州途中所作，抒发了他对徐州山川人情的眷恋之情，由于情景交融，词的抒情色彩非常浓厚，明人沈际飞甚至把这首词所写的愁情与李煜“一江春水向东流”相提并论，当然二者是不一样的愁，作类比虽然未必恰当，但是这却显示了后代词论家对这首词的高度重视。《江城子·黄昏犹是雨纤纤》（1081年冬）写于词人被贬黄州两年之后，在“江阔天低”的背景下塑造了词人遗世独立的人格，词的象征意味非常浓厚，作品强烈表达了词人对迫害自己的恶势力的蔑视。《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1082年春）是苏轼为庆祝自己在黄州的简陋书斋雪堂落成而作，表达了自己像陶渊明那样追求田园生活的心态，当然词的内涵很深，曲折表达了词人对遭遇政治打击的怨恨情绪。

词这一文学体裁自盛唐时期零星出现之后，历经二百余年的缓慢演化，经过晚唐五代时期“花间词人”和南唐李煜等人的初步努力，到北宋前期，其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的概念才开始明朗起来。而后在张先、欧阳修、晏殊、柳永、苏轼、晏几道、李之仪、秦观、黄庭坚、贺铸等一大批著名词人特别是柳永、苏轼深入的理论思考引领和辛勤的创作实践感召下，词的篇幅走向漫长，体例走向相对固定，表现手法像诗一样丰富多样，而题材也从闺室闺情走向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无限多样的情感体验。

落实到词牌“江城子”上，从晚唐时期五代时期单片的词牌“江城子”的填制不符合北宋前期慢词发展的艺术需要，而熙宁、元丰年间前后相继有张先、魏夫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或自觉，或在苏轼的影响下分别填写了一两首双片“江城子”词，但是在创作的数量方面，内容的丰富方面，志趣的高雅方面，创作风格的变化方面，表现手法的成熟方面，艺术形式的稳定方面，苏轼显得一枝独秀，苏轼是当时双片“江城子”词创作的领跑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无论是康熙年间《钦定词谱》的编者，还是今天的我们，自然会把苏轼认定为词牌“江城子”的权威定型者。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传统文化学者，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知名辅导工作者，两度被选为教育厅机关杂志封面人物。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作家网签约作家，今日头条“优质深度长文精选频道创作者”，频繁大量获今日头条青云赛事奖之后被今日头条聘为“专家评审百人团”成员。已发表作品500多万字。有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专题征文一等奖、中华诗词学会梅尧臣诗学奖等，有论文或长文获今日头条青云奖56次，还有诗文获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汇展奖、中国散文网生态文学征文特等奖、《诗词百家》杂志十年作品评选一等奖等，有骈文被市属重点中学勒石于校园。相关作品入选《福州大学“中华诗词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诗词学会宋诗宣城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师范大学李清照暨第37届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论文汇编）》《中国诗典（1917-1999）》《中国最美游记》等。个人传记入选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首发式的大型文化工程《中华百年人物（现代篇）》，有关事迹载入《江苏教育年鉴》。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