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世纪诗歌，学术界评价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它为诗坛带来了繁荣的迹象，甚至其繁荣的新变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诗歌转型更为深入与显豁；另一种意见则断言它只是上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延伸，非但没提供出新的审美趣向与思想质素，而且使诗歌的处境愈加边缘化。

　　其实，诗坛的确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处，热闹喧嚣背后是本质上的沉寂，且不说限于诗歌圈内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反差强烈，单是诗坛内部那种“事件”多于、大于“文本”的娱乐化倾向，创作自身那种形而下的性感、垃圾叙事，就令人忧虑不已。可是，诗坛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一团糟，相反倒有许多希望的因子在潜滋暗长。或者说，商品经济大潮将文学卷入困境的同时，也为纯净诗歌写作队伍提供了一次机遇，它决定那些仅仅把诗当做养家糊口工具的诗人，必然耐不住清贫的冷板凳而“逃离”和“转场”，更凸显出了把诗作为生命、生活栖居方式的真诗人的风骨。而郑敏、王小妮、王家新、于坚、臧棣、西川、潘洗尘、伊沙、朵渔等一大批一直坚守在诗歌现场的优秀诗人，既瞩望人类的理想天空，又能脚踏实地地执著于“此在”人生，以宁静、超然的艺术风度传达“灵魂的雷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正代表着新世纪诗歌的主体精神走向，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启示与希望。

　　新世纪诗歌的突出特征是“及物”的对话意识逐渐细化。诗人们悟出虽然诗没直接行动的必要，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中过于贴近时代高调的“大词”书写和疏离人类的高蹈的“圣词”书写，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于事无补的，诗若不和现实、芸芸众生“对话”，其生命和前途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们有意识地走“及物”路线，向日常、世俗化世界敞开，诗中常充满浓郁的人间烟火之气，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象、事态和情境，鲜活、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