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文艺评论摭谈

 

作者：艾华林

 

“红艺评谭”编发近百期的时候，我就想作这篇文章了，但有些想法尚未成熟，直到今天才付诸阙如。说实话。作为一位论者，在行文时考虑这考虑那的，畏首畏尾地、不敢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是令人鄙夷的。我曾因为在努力表达文坛民意的《文学自由谈》发过几篇评论文章，而被深圳大学教授周思明先生视为“两新”批评“三剑客”之一，也算有胆有识吧。而今月旦品评，竟如此犹疑，似有“吾丧我”之感。但坦率地讲，在当今这个人人都懂人情世故，个个都讲利益产出的社会，我作文学批评的那点热情，早就被现实的“人文关怀”消耗殆尽了。之所以还愿意说出所爱的阙如，除了发自心底的热爱与本性的良善外，我找不出第二个原因。古人说：“修辞立其诚。”作为一个从小视鲁迅先生为榜样的人来说，我若不能真诚地向自己的热爱袒露心迹，就真的“吾丧我”了。

红河州雄踞祖国西南边陲，是一处美丽富饶的人间乐土。因为多民族聚居等因素，在红河水滔滔流过的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不仅孕育出了缤纷多彩、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还催生了极具民族特色、闪耀着璀璨光芒的边地文学艺术。论及与文学艺术相伴而生的文艺评论，我发现，自新时期以来，红河文艺界涌现出了黄光平、张绍碧、路伟、程紫、王凌虹、南马、布小继、王印吉、满长杰、普克昌、赵冬梅、杨运来、李聪华、陆永奎、刘玲、马文卫、刘清华、艾华林等众多优秀的文艺评论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尤以推崇弥勒本土文化为己任的评论家黄光平，和以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及哈尼族民俗文化研究为主要方向的红河学院教授王凌虹，及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化、云南地方文学与文化、张爱玲研究的布小继教授等，最为人所瞩目。

不过，以研究张爱玲著称的布小继教授，近年来专注于抗战时期的云南文学艺术研究。在《抗战时期云南民族文化精神论析》一文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本土文化中偏狭、封闭、缺乏整体观等“山地意识”，可见其思想的深邃与目光的远大。作为州评协主席，布小继教授常应邀到周边学院交流演讲，宣讲西南联大的人文精神与抗战时期云南文学艺术的文化生发属性，那种急于提升民族文化精神性的迫切心情是溢于言表的。

红河州文艺评论家协会自2022年成立以来，在布小继教授的引领下，州评协会员的创作激情始终高涨。在过去的近三年的时光里，州评协会员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文艺评论作品30余篇。特别是自红河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刊《红艺评谭》创办以来，迄今已发布139期，刊发了148篇有关红河本土作家的文艺评论。在编务时，我几乎阅读了“红艺评谭”刊发的所有作品，因此，我也得以窥见红河文艺评论的基本形态与人文景观。下面，本文就“红艺评谭”所发部分作品摭谈一二。

“红艺评谭”刚创办的时候，最先发来作品的是张绍碧先生。张绍碧先生是红河州老一辈知名艺术家，他的创作涵盖了小说、戏剧、文史散文等艺术门类，出版专著多部，曾获文化部群星奖、全国戏剧小品奖、全国戏剧文化奖、全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云南文学艺术创作奖等，此外，他还是全国方志系统特别嘉奖的先进工作者。近年来，张绍碧先生致力于红河州文艺史料的收集与梳理，专注文艺评论创作，并极富热情地推荐本土优秀的文艺人才。

记得2022年第五期《滇池》杂志刊发建水籍青年女诗人李小麦的诗作时，张绍碧先生便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小麦所展现出来的卓越才华与诗人气质，作了《饱含温情的诗意语境》的评论，予以肯定的赞许。还记得2024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电视编导专业的段靖雄，因为喜爱摄影，又长期从事摄影工作，经过精心谋划与倾力打造，出版段靖雄艺术人像摄影作品集《云上红河聚文星》之际，张绍碧老先生又倾情为其撰写了彰显史家风范的评论文章：《生动的红河影像文化史》，该文全方位、多视角地梳理总结了红河影像文化史。

从张绍碧先生给我发来的第一篇作品算起，三年时间里，“红艺评谭”已推荐了他十篇文艺评论。在阅读他的这些作品时，我发现张绍碧先生对红河州文艺生态的观察，有深入肌理的文化研究和独特的见解。在《戏剧小品创作的红河高峰》一文中，张绍碧先生对红河州戏剧历史文化及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细致详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论及王永福为滇越铁路树碑立传的三部曲，张绍碧先生焚膏继晷地熬了好多通宵，撰写了三篇倾注真情厚谊的长篇评论，从文本结构、小说技法和艺术特色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分析，值得玩味与赞赏。

在红河众多的文学艺术家里，张绍碧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老艺术家之一。其为人为文的勤勉、精进与厚道等品质，值得学习效仿。像他这样卓有成就的具有较高威望的老艺术家，从裨益文艺生态的层面畅谈文艺作品的阙如，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少走弯道、多出佳作，是乐于倾听与接受的。

作为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文艺评论家是具有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倡真善美、引领风尚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在当今的文艺生态圈，很多文艺工作者视正向评论为坦途。我们惯常所见的充溢媒介的，多是颇具人情味的、凸显现实关怀的“卑从的艺术”，而非有的放矢地坚持独立判断的“自由的艺术”。作为一位论者，若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作用，是不正常的。敢于坚持独立的判断，敢于对不正常的文艺现象，及创作个体的缺失，展开批评或自我批评，难道不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所应持有的正常心态？

在红河文艺评论界，程紫和南马两位先生，就是州内少见的敢于直陈己见的坚持自己独立判断的文艺评论家。在我认识程紫的十多年里，他为当地众多的文艺青年作过热情洋溢的奖掖式评论，对于红河文艺生态的建设，是贡献过心血和才智的。作为一位热爱红河、又殷切希望红河发展得更好的本土文艺家，其在奖掖后进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不畏人言，敢于批判不良风气与文艺乱象的精神气度，令人钦敬。

近年来，南马先生长期持续跟踪关注红河小说作家的成长。目前，他已撰写十余篇解读红河小说作家的评论作品。2022年，李艳丽的儿童长篇小说处女作《稻花秋舞》甫一出版，南马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开启了阅读、评论的模式。在《打开的梯田》一文中，南马说，李艳丽是一位颇有才气天赋的小说家，她的文字清澈、朴实又充满温暖。记得他跟我说起这部小说时，难掩激动心情，眼睛时不时地欻出闪电一样的光芒。

从“红艺评谭”所发的南马的作品来看，他是倾向于广义评论的，但我也时常听闻其对某某作品及现象发表过切中肯綮的言论。记得编选“红河实力诗人作品展”时，我向南马先生征询意见，他就红河诗歌“一如既往地跟风热闹”的现象表露了心迹。在“我看红河小说之六的《短篇小说的说与不说》”一文中，他所说的“红河文坛为‘诗歌’所障目”的观点，我虽不太认同，但我还是结合他提供的素材，作了《精神还乡与思想自由》的诗歌评论。谈及我对红河诗歌整体面貌的阐释，南马先生有赞许，也有不少勘误之处。我接受指谬，受益良多，也领略了其颇具远见卓识的思想洞察力。

写作十多年，作为一个还算有点勇气说真话的论者。我觉得，文艺评论家不应该一味地说作者爱听的好话、作“卑从的艺术”；也不应该为批评而批评、去干鸡蛋里挑骨头的“剜烂苹果”的活计；还是应该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作“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文艺评论，才是廓清雾霾、有利于文艺生态的正常的文学评论。

2023年4月，红河财经学校高级讲师、评论家普克昌先生，为拙著洋洋洒洒地写了近四千字的长篇评论。在《贴近大地的诗意抒写》中，普克昌先生就我诗文的诗思意蕴展开了充分论述。在予以肯定的同时，普文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在诗歌创作中的诸多问题与缺失。比如，“在诗歌意境的营造中，常常有从场景中‘跳’出来的表达，往往破坏了意境的塑造，削弱了诗歌作品的表现力”的情形，并举例说明。像这样不为情面所碍的，敢于直陈己见的具有建设性的真诚善意的批评，是我所乐见的。记得这篇文章发表时，我在州评协微信群里说，文艺评论家就应该作“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敢于讲真话的文艺评论。普文中的有些观点虽值得商榷，但我还是觉得，普先生若能就某个问题进行鞭辟入里的批评分析，就更好了。我喜欢标靶精准的文艺批评。

文艺评论与文学创作，历来被视为“鸟之两翼”“车之双轴”。在从事文艺创作的这些年里，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艺批评这面镜子、这剂良药。然而，纵观当今文艺，有些论者对文艺批评所持的是否定的态度，满脸写着的是憎恶与嫌弃的表情；有些论者所遵从的，即处处讲人情的世故与练达；还有些论者始终遵循的，是谨小慎微的好人人设，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敢批评，又容不得被人批评的保守主义，等等。一如黄光平先生在红河州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时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的文艺界，似乎普遍“缺乏深入、切实，具有影响力、公信力、说服力的评论；而存在美言好话多，直面问题少，与序言之类改头换面的‘表扬稿’多”等文艺现象。现在看来，如何“努力构建具有红河风度的文艺评论新气象”，依然任重而道远。

 

2025年3月27日

 

作者简介：艾华林，笔名艾乌，1984年生于湖南邵阳。系中国诗歌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红河州作家协会理事、红河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现为邵阳县文化馆《江花》杂志责任编辑，《华夏早报》“思想者国际副刊”主编。

作品散见《文学自由谈》《文学报•新批评》《诗潮》《中国诗歌》《芳草•潮》《西北军事文学》《打工文学》《湖南日报》《红河日报》《邵阳日报》《揭阳日报》等。诗歌入选《中国诗歌地图》（2023年卷）《华语诗歌年鉴》《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2011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青年诗歌年鉴》等。曾获首届打工文学大赛三等奖（诗歌），第三届广西网络文学大赛二等奖（诗歌）。出版诗集《当我卑微无名时》等。现栖居云南蒙自。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