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鸿沟的书写：当陇东遇见桑给巴尔

——论国际冰心文学奖舞台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与共生

 

袁竹

 

序章：伦敦雨幕中的文学相逢 —— 一场跨越经纬的精神邂逅

 

2025 年 6 月的伦敦，一场绵密的细雨持续了三天。雨丝不似热带的骤雨那般暴烈，也不似北方的冷雨那般刺骨，它像一层透明的纱，轻轻覆在国王大学的古老石墙上。那些用波特兰花岗岩砌成的墙面，已经在泰晤士河南岸矗立了一百二十七年，雨痕在石材的纹理间沉淀出深浅不一的灰，像是时光用指尖刻下的年轮。墙面顶端的哥特式浮雕 —— 圣母抱着圣子，圣徒手持经卷 —— 被雨水浸润得愈发温润，浮雕的衣褶间积着细小的水珠，折射着远处圣保罗大教堂的尖顶微光。

 

6 月 27 日至 7 月 4 日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在英国伦敦举行颁奖活动，颁奖典礼于 6 月 28 日上午在英国国王大学举行。国王大学的塞缪尔・约翰逊礼堂内，却没有一丝雨日的清冷。三百二十四个座位座无虚席，后排还站着二十多位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亮着微光，像一片小型的星空。礼堂的穹顶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鎏金工艺，虽历经百年，那些缠绕的葡萄藤与天使浮雕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舞台背景没有繁复的装饰，只挂着一块浅米色的丝绒幕布，幕布中央绣着国际冰心文学奖的标志 —— 一朵绽放的白梅，梅枝旁是用中英双语绣的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丝线是温润的孔雀蓝，在暖黄的舞台灯光下，像一汪流动的湖水。

 

6 月 27 日下午，天气晴朗，古尔纳和张俊彪文学对话，在双塔酒店一楼大厅举行。嘉宾共两位：一位是 2021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籍作家古尔纳，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亚麻西装，内搭一件白色的棉衬衫，领口没有系领带，露出颈间一条细巧的银链 —— 第二天在颁奖典礼后台的访谈中，他才提到这是母亲生前用桑给巴尔的老银打造的，链坠是一小块磨平的珊瑚，来自他故乡的海滩。古尔纳的头发已经花白，卷曲的发丝贴在鬓角，他的步伐很慢，每一步都像在感受地面的质感，仿佛要将伦敦的地砖与桑给巴尔的沙滩联系起来。他的左手握着一本泛黄的书，是 1987 年第一版的《天堂》，封面上的热带植物图案已经有些褪色，书脊处贴着一张小小的便签，上面是他用斯瓦希里语写的批注。

 

另一位是张俊彪。他穿着一件深褐色的粗棉夹克，这种布料在陇东被称为 “老布”，是当地妇女用老式织布机织的，纹理粗糙却耐穿。夹克的袖口处有一块淡淡的污渍，他后来笑着解释，是前一天在伦敦唐人街的一家陕北面馆吃油泼面时溅上的 ——“那味道像极了老家窑洞前的灶台味，没忍住多吃了两口”。张俊彪的头发是黑色的，只是两鬓有几缕银丝，他的手里提着一个深蓝色的布包，包上绣着 “陇东皮影” 的图案：一个手持长枪的秦腔人物，眉眼间透着一股黄土高原的硬朗。包里装着他已出版的《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

 

当两位作家在沙发上坐下时，响起了一阵温和的掌声。掌声停后，响起了主持人的声音。她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文学教授埃莱娜・西苏，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声音听似柔和却有力量：“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一场特殊的对话 —— 一位从中国陇东黄土高原走来，用文字镌刻黄河流域的历史纵深；一位从东非桑给巴尔海岸走来，用叙事重构印度洋沿岸的离散记忆。他们的相遇，不是地理上的偶然，而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必然。”

 

西苏的话音刚落，张俊彪抬起头，目光望向古尔纳，轻声说：“我第一次看到桑给巴尔的海，就想起了陇东的黄河。黄河的水是黄的，带着泥沙的重量；桑给巴尔的海是蓝的，带着海风的轻盈，但它们都在滋养着土地上的人 —— 黄河滋养了黄土，海滋养了海岸，就像文学滋养了人的心灵。”

 

古尔纳闻言，微微点头，他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手中的《天堂》封面：“我读张先生的《幻化》三部曲、《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时，看到里面写的陇东老农，就想起了我故乡的那些种植丁香的农民。他们都在土地上劳作，都在历史的变迁中挣扎，都在沉默中守护着自己的尊严。文学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让两个从未谋面的人，通过文字感受到彼此的心跳。”

 

西苏适时接过话头，笑容温和：“两位都提到了故乡的土地与人民，这让我想到文学中‘根’的命题。古尔纳先生的作品常常游走于离散与归属之间，桑给巴尔既是您笔下的记忆载体，似乎也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远方；而张俊彪先生的文字始终扎根于陇东大地，黄土高原的气息扑面而来。那么在创作中，‘根’的存在对你们而言，是束缚还是支撑？”

 

张俊彪闻言，指尖轻轻敲击着布包上的皮影图案，眼神里满是怀念：“对我来说，陇东的黄土就是我创作的根，是最坚实的支撑。小时候跟着父亲在田埂上劳作，听他讲那些关于黄河、关于窑洞、关于祖辈的故事，那些声音和画面就像种子一样埋在了心里。后来开始写作，无论写什么题材，总会不自觉地回望那片土地。我笔下的老农、妇女、孩子，他们的身上都带着黄土的韧性，那是我从故乡人民身上看到的最珍贵的品质。这种‘根’不仅没有束缚我，反而让我的文字有了依托，让我在书写时更有底气。”

 

古尔纳静静聆听，而后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悠远：“我的情况或许更复杂一些。离开桑给巴尔时我还年轻，故乡更多地存在于记忆与想象之中。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让我始终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这种离散的状态让我得以用更疏离的视角回望故乡。我笔下的桑给巴尔，既是真实的故土，也是我构建的精神家园。对我而言，‘根’不是固定不变的锚点，而是流动的河流，它带着故乡的印记，也裹挟着异乡的经历，共同滋养着我的创作。所以它既是支撑，也让我不断思考归属的真正含义。”

 

在现场的人都专注地听着，有人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一位年轻的文学系学生举手提问：“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那么在你们看来，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应该如何更好地展现人类共通的情感，同时又保留各自的文化特色？”

 

张俊彪笑了笑，回答道：“我觉得关键在于‘真诚’。无论身处何种文化背景，人性中的爱、善良、挣扎、希望都是共通的。只要真诚地书写身边的人和事，展现黄土高原上人们的生活与情感，自然能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共鸣。就像我在《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里写过一个老农守护家乡古树的故事，很多外国读者虽然不了解陇东的风土人情，但都能理解那种对家园的眷恋之情。而文化特色不是刻意堆砌的符号，而是融入在人物的言行、生活的细节之中的，只要真实地描绘，文化特色自然会流露出来。”

 

古尔纳表示赞同：“张先生说得很对。文学是跨越国界的桥梁，但这座桥梁的基石必须是本土的文化。我在写作时，会大量运用桑给巴尔的方言、习俗、民间故事，这些都是我文化身份的体现。但同时，我也在努力挖掘这些文化元素背后的人性本质。比如《天堂》里写的少年的成长与困惑，这种情感是不分地域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学更应该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用本土的故事讲述人类共通的情感，让读者在了解不同文化的同时，感受到我们都是同一片天空下的人。”

 

这场文学对话就像黄土与海洋的对话，像历史与记忆的共鸣。从故乡与创作的关系，到文学中的人性关怀，再到文化交流的意义，两位作家的话语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场看似偶然的文学相逢，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它不仅是两位作家的对话，更是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是人类共通的人文精神在全球化时代的一次深情回响。阳光透过双塔酒店的玻璃窗洒进来，落在两位作家的身上，也落在每一位听众的脸上，温暖而明亮。

 

第一章：平行的轨迹 —— 在历史与记忆的褶皱中书写

 

1.1 张俊彪：黄土高原上的历史叙事者 —— 从《刘志丹的故事》到《幻化》三部曲

1952 年，张俊彪出生在甘肃庆阳的一个小山村，全村仅二十来户人家，地处子午岭西部边沿稍林地带，极其贫困，都是靠种植糜子、谷子为生的农民。他的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是窑洞的味道 —— 那是黄土、柴火和煤油混合的味道，是母亲在灶台前做饭时，蒸汽从铁锅缝隙里冒出来的味道，是冬天在炕上铺着的羊毛毡的味道。

 

村子里没有学校，他直到七岁才跟着一位识字的老红军读书，老红军教他写的第一个字是 “土”，说：“咱们陇东人，根就在这土里头，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了这土。” 这句简单的话，成了张俊彪文学创作的起点。

 

1975 年，他从部队退役回农村收割一季小麦，在庆阳地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将近半年（后奉调在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有机会查阅陕甘边苏区资料，也走访了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地域，初步釆访了数十位老红军和苏区游击队员。有一天，他在整理资料时，看到一份 1936 年的油印小册子，上面记录着刘志丹在陇东打游击的故事 ——“刘志丹带着队伍在子午岭的山林里行军，冬天没有棉衣，就把稻草裹在身上；没有粮食，就挖野菜吃，却始终不拿老百姓的一粒粮食”。看到这段文字时，张俊彪的眼泪掉了下来，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十二岁被刘志丹的红军游击队指导员在家里养伤过程中发展为地下情报员，父亲生前总说：“刘志丹不是官，是咱们农民的娃。”

 

就是这份感动，让他开始创作《刘志丹的故事》。为了写好这本书，他用了三年时间，走访了陇东地区的二十多个县，采访了一百多位曾经跟着刘志丹革命的老战士和当地农民。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他遇到了一位名叫王秀英的老人，老人已经八十七岁，眼睛看不见了，但一说起刘志丹，声音就变得清亮：“那年我才十五岁，家里穷，爹把我卖给地主当丫鬟，是刘志丹的队伍来了，把我救了出来。他还送给我一双布鞋，是他爱人织的，鞋底纳得密密麻麻，我穿了五年都没坏。” 老人说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裹着一双早已褪色的布鞋，鞋底上的针脚依然清晰。

 

张俊彪把这些细节都写进了《刘志丹的故事》里。这本书没有宏大的革命叙事，没有激烈的战争场面，而是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视角，展现刘志丹与陇东农民的深厚感情。比如书中写刘志丹在一个雪夜住进一位老农的窑洞，老农的孙子得了风寒，刘志丹把自己的棉被盖在孩子身上，自己却裹着稻草睡在炕角；比如写刘志丹带领队伍帮助农民种庄稼，手把手教他们用新式农具，说 “革命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吃饱饭，能过上好日子”。1979 年，《刘志丹的故事》出版，首印过万册，当年再版。《刘志丹的故事》采访写作过程的几年，张俊彪在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陇东苏区当年的老红军和游击队员选派两位代表，坐汽车行程两天，带着陇东山林的特产白瓜籽、黄花菜、黑木耳和南瓜小米，到兰州感谢张俊彪，祝贺《刘志丹的故事》报刊连载和出版，说：“你写出了我们心里的刘志丹。”

 

如果说《刘志丹的故事》是张俊彪对革命历史的初步探索，那么《幻化》三部曲则是他巧妙融合了在西北地区积累的深厚生活底蕴，以及在东南沿海特区城市所汲取的现代理念与开放性思维，两种截然不同的元素相互碰撞、交融，最终幻化成这部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学佳作。它以独特的视角、鲜活的人物、别具一格的叙述艺术，深刻地展现了时代浪潮中的人性变迁，具有深远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1999 年 11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这部长达 150 万字的鸿篇巨制，无疑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座巍峨高峰。

 

在众多演绎和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长篇小说中，《幻化》三部曲以其独树一帜的视角脱颖而出，宛如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在那个时代，许多作品往往习惯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去透视人物和构建作品框架，这种写法固然能够展现历史的宏大脉络和政治的风云变幻，但也容易使人物沦为历史和政治的附庸，失去其作为个体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然而，张俊彪却大胆摒弃了这种常规路径，选择从个体人生及人性的演化发展出发，将承载着历史与社会重负的人物还原为普通人类进行细腻描写。这一视角的转变，犹如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人物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角落。在小说里，评判人物的标准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是非、思想优劣和道德高下这些外在的尺度，人性的盈亏、灵魂的健全与否成为了辨析人物的关键所在。

 

这种视角使得《幻化》三部曲呈现出与传统写法截然不同的风貌。它让读者不再是从远处冷眼旁观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而是能够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他们一同经历人生的起伏跌宕，感受人性的善恶交织。例如，我们不再仅仅看到一个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官员，而是看到一个有着自己的欲望、恐惧、挣扎和梦想的普通人。这种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人性、社会的深刻思考。它让我们不禁反思，在历史的洪流中，人性究竟是如何被塑造和改变的？权力、欲望、信仰等因素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鲜活多面的人物群像塑造

 

小说中的三位核心人物霍士斌、黎可夫与何人杰，堪称文学画廊中一组璀璨的群像，他们形象鲜明且复杂多面，仿佛是从生活中直接走出的真实人物，充满了生命力。

 

霍士斌性格粗砺刚硬，这种性格特质在战争年代成为了他的优势，使他成为了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果敢，冲锋陷阵，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了众人眼中的英雄。建国后，他凭借着卓越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走上了省委书记的岗位，继续为地方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主导建立了金山公司，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时的他，无疑是怀揣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想要在新的时代继续创造辉煌。

 

然而，“文革” 的狂风暴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他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从高高在上的省委书记沦为了阶下囚，受尽了屈辱和折磨。这种巨大的落差使得他的心理发生了畸变，曾经的信仰和初心在痛苦和绝望中逐渐被消磨。当他在 “文革” 后复出时，长期压抑的权力意志如同洪水般爆发，极度膨胀。

 

他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报复欲，仿佛要将曾经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都加倍偿还给对方。在政事人事上，他独断专行，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视为谋取私利和满足私欲的工具，完全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和利益。同时，他个人生活中的情欲也愈发放纵，不再受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他的这些行径虽然在短期内满足了他的虚荣与感官欲望，但却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的家庭在他的种种荒唐行为下支离破碎，亲人离他而去，曾经温馨的家庭变得冷冷清清。到了晚年，他更是陷入了灵魂孤寂的凄凉境地，回首往事，心中充满了悔恨和无奈，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从人性角度看，霍士斌是一个被权力和欲望彻底侵蚀的悲剧人物，他的性格在岁月和权力的双重作用下逐渐扭曲，曾经那颗炽热的革命之心被彻底吞噬，只留下一个被欲望填满的空洞灵魂。

 

黎可夫与霍士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宛如一湾宁静的湖水，与霍士斌那汹涌澎湃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黎可夫性情敦厚柔韧，深受儒学理念的影响，仿佛从出生起就被儒家的智慧所熏陶。在战争年代，他就懂得藏锋守拙，不轻易崭露头角，而是以一种低调而睿智的方式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他深知锋芒毕露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选择了一种更为稳妥的处世方式。

 

建国后，他身居高位，但依然秉持中庸之道，淡泊名利，尽力远离权力争斗的漩涡。在那个充满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他就像一位置身事外的智者，静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纷争，却不轻易参与其中。在家庭生活中，他恪守传统道德，与发妻相濡以沫，共同经营着一个温馨的家庭，尽享天伦之乐。他对家人关爱有加，注重家庭的和睦与稳定，是众人眼中的好丈夫、好父亲。

 

然而，他并非天生就是一个无欲无求的圣人。他的内心世界同样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欲望，只是他通过一生对传统理念与人生信条的坚守，努力克制着自身的生命欲念，从而塑造出了一种看似完善的人格。例如，他在暮年丧妻后与穆静的黄昏恋，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此前婚姻中爱情的缺失。尽管他与发妻感情和睦，但或许是因为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亲情和责任，而缺少了那份炽热的爱情。而病危之际，他对母亲早年所传镇邪之物的执着，又暴露出他人性中返璞归真、回归童稚的一面。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冷静睿智、处事圆滑的高官，而是一个内心充满恐惧和迷茫的孩子，渴望着通过这些看似迷信的物品来获得一丝安全感。作者对黎可夫的刻画极为细腻，通过这些细微的情节，生动地展现了其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以及在岁月变迁中的微妙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何人杰的人生经历堪称三部曲中最为跌宕起伏的，他的故事就像一部精彩的戏剧，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变化。他聪颖擅变，善于趋时附势，这种性格特质在复杂的政坛上似乎成为了他的优势。他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时代的变化和政治风向的转变，然后迅速调整自己的立场和策略，凭借着这一点，他在政坛上后来居上，一路高升，最终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然而，命运往往是无常的。何人杰从权力高位跌落成为阶下囚的巨大落差，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将他的生活彻底击碎。但正是这一沉重的打击，促使他在囚禁中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人生。在那狭小的牢房里，他回首往事，思考着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思考着权力、欲望和人生的真正意义。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挣扎和思考，他最终获得了人生彻悟。

 

此后，他选择了归隐乡里，参禅论佛，追求内心的平和宁静。他仿佛从一个追逐权力和欲望的世俗之人，瞬间变成了一个看淡一切的修行者。他与华馨薇的爱情故事贯穿其人生后半段，为他这段略显孤寂和清冷的经历增添了一抹浪漫色彩。他们在乡间相互陪伴，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这份爱情也成为了他心灵的慰藉。何人杰的人性在其人生的大起大落中经历了清浊互易、明暗轮回的转变过程，他从一个被权力和欲望蒙蔽双眼的人，逐渐变成了一个追求人性完善与灵魂救赎的典型人物形象。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可塑性，无论一个人曾经犯下多少错误，只要能够及时反思，就有可能迎来人生的转机，找到心灵的归宿。

 

通过对这三位主要人物的细致刻画，《幻化》三部曲彻底打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对同类人物的固定模式和概念化塑造。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类似的从政者形象往往被简单地划分为 “好” 与 “坏” 两种类型，人物性格单一，缺乏真实感和立体感。但在《幻化》三部曲中，霍士斌、黎可夫与何人杰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善之人，也非纯粹的大恶之徒，他们是在尘世中受自身性格和内心欲望驱使、不断挣扎前行的真实个体。作者通过对他们人性内蕴和灵魂深处隐秘角落的深度挖掘，成功塑造出了个性鲜明、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从人性深度洞察这类从政者人生的窗口，使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复杂性和人性的真实面貌。他们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的善与恶、美与丑，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禁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

 

别具一格的叙述艺术。

 

《幻化》三部曲在叙述方式上有着独特的追求，展现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和艺术匠心。作品整体虽未完全脱离以故事情节为主的传统叙述模式，但却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突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

 

在很多传统小说中，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戏剧性往往被视为重中之重，作者们常常花费大量的笔墨去构建复杂的情节架构，设置各种悬念和冲突，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然而，《幻化》三部曲却并未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这方面，而是另辟蹊径，将故事和情节更多地当作展示人物活动空间与状态、刻画人物性格的工具。这种做法使得作品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讲述，而是成为了一个深入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舞台。

 

作者更侧重于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深入揭示，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多层次的人物刻画以及对人性流动变幻的思辨，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微妙。在小说中，大量的心理描写与哲理思索贯穿于每一章的故事情节叙述之中，二者相互交织，宛如一幅精美的织锦。作者仿佛是一位心灵的解剖师，将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情感与心灵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摹与剖析。我们可以看到霍士斌在权力膨胀时内心的狂妄与挣扎，黎可夫在坚守中庸之道时偶尔闪过的迷茫，以及何人杰在狱中反思时的痛苦与顿悟。这些心理描写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物的行为动机，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

 

与此同时，叙述者适时介入，对人物和事件发表理性的辨析与评说，进一步引导读者对作品所展现的社会现象和人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叙述者的声音就像一位智慧的向导，在我们迷失于人物复杂的情感和故事的曲折情节中时，为我们指明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例如，在描写三位主人公观看日环食的场景时，作者并未单纯地叙述事件本身，而是通过对他们不同的观看地点、心境和感受的细腻描绘，巧妙地暗示了各自的思想走向和灵魂归宿，达到了 “此地无声胜有声” 的艺术效果。

 

霍士斌或许是在繁华的城市高楼顶端观看，周围是喧嚣的人群和象征着权力的建筑，他心中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曾经遭受挫折的不甘，日环食的景象在他眼中仿佛是命运对他的一种隐喻，既有暂时的黑暗，也有重新崛起的希望，但他却误解了这种隐喻，将其视为自己继续追逐权力的信号；黎可夫则可能是在宁静的庭院中观看，身边是家人和熟悉的景物，他心态平和，日环食的变化对他来说只是自然的一种奇观，让他更加珍惜眼前的平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的无常有了更深的感悟；何人杰也许是在狱中透过狭小的窗户观看，此时的他内心充满了悔恨和对新生的渴望，日环食那从光明到黑暗再到光明的过程，就像他的人生一样，让他明白了人生总有起伏，只要心中有希望，就能够迎来新的曙光。这样的描写方式，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物内心世界，引发对人生、社会的深刻反思，让我们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升华。

 

《幻化》三部曲全方位向人们演绎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顺天守道，吉祥平安；逆天而行，必有祸殃的天理天规。小说巧妙地借用日环食这一天象，让三位主人公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心境下观看，来提示和惊醒人们，尘世间的一切千变万化，都是人在做、天在看，顺天守道，方能随心随缘；逆天而行，必遭因果报应。同时，作品从地理场景上，以黄河、黄土为象征，展现了地域文化、人物命运和生命意味，批判了人治文化的专制弊端。其创作思想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万物都在永恒变化中，作者通过多种手法对人生、人性、社会的幻化进行观照，引导人们从深层次上认识社会和人性，构建起了一座有别于传统的艺术高峰。

 

1.2 古尔纳：桑给巴尔海岸的记忆重构者 ——从《天堂》到《海边》

1948 年，古尔纳出生在桑给巴尔的石头城，这座位于印度洋沿岸的城市，曾是东非重要的贸易港口，也是殖民统治的中心。古尔纳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海洋的气息——清晨，清真寺的宣礼声随着海风飘来；白天，石头城的小巷里挤满了商贩，卖着丁香、椰子和从印度运来的丝绸；傍晚，他和小伙伴们跑到海边，看着夕阳把海水染成金色，听着渔民们唱着斯瓦希里语的渔歌。但这种宁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殖民统治的阴影打破了。

 

古尔纳的父亲是一位种植丁香的农民，而丁香是桑给巴尔的主要经济作物，却被英国殖民者垄断。殖民者规定，农民必须把丁香以低价卖给英国的贸易公司，否则就会被罚款，甚至被关进监狱。古尔纳记得，有一年丁香丰收，他的父亲想把一部分丁香卖给印度商人，换取更高的价钱，却被英国警察发现了。警察闯进家里，把父亲打得头破血流，还把家里的粮食和家具都搬走了。那天晚上，父亲坐在海边，望着印度洋的远方，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抽烟。古尔纳走过去，拉着父亲的手，父亲的手很凉，上面满是老茧和伤痕。父亲对他说：“孩子，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遭遇。”

 

这句沉甸甸的话，在古尔纳的心里埋下了文学的种子。1963 年，桑给巴尔获得独立，但很快就陷入了政治动荡。1964 年，古尔纳因为参与反对新政府的活动，被迫离开桑给巴尔，前往英国留学。在英国，他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他的肤色、他的语言、他的文化背景，都让他成为了 “异乡人”。他在伦敦的街头行走，常常会被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在学校里读书，老师和同学对非洲的了解，仅限于 “贫穷”“落后” 等刻板印象。这种 “离散者” 的身份，让他开始思考殖民主义的遗产，思考身份认同的困境，也让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94 年，古尔纳出版了《天堂》，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 20 世纪初的桑给巴尔为背景，讲述了少年优素福的成长故事。优素福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因为欠了印度商人的钱，被迫把优素福卖给了一位名叫阿齐兹的阿拉伯商人，让他跟着阿齐兹的商队穿越东非的丛林，去贩卖象牙和奴隶。小说没有直接描写殖民统治的暴力，而是通过优素福的视角，展现了殖民体系下的经济剥削与文化压迫。

 

在《天堂》中，古尔纳写了商队穿越丛林的场景。丛林里闷热潮湿，到处都是蚊虫和毒蛇，商队的队员们每天只能吃很少的食物，喝浑浊的河水。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奴隶因为生病走不动了，阿齐兹就让人把他扔在丛林里。优素福问阿齐兹：“我们为什么要把他扔掉？” 阿齐兹说：“他已经没有用了，留着他只会拖累我们。” 优素福看着那个奴隶在丛林里挣扎，听着他的哭声渐渐消失，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困惑。这段描写，没有激烈的批判，却通过优素福的心理活动，揭示了殖民体系的残酷 ——在殖民统治下，人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剥削成为了 “理所当然” 的事情。

 

小说里还有一个细节，写优素福在商队里学会了说阿拉伯语和斯瓦希里语，却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母语。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来自桑给巴尔的渔民，渔民用母语和他说话，他却只能听懂几个单词。渔民摇了摇头，说：“孩子，你连自己的母语都忘了，还怎么算是桑给巴尔人？”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敲醒了优素福。他开始意识到，殖民统治不仅在经济上剥削他们，还在文化上同化他们，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根。这种对文化认同的思考，贯穿了《天堂》的始终，也成为了古尔纳创作的核心主题之一。

 

如果说《天堂》是古尔纳对殖民历史的回望，那么 2001 年出版的《海边》则是他对离散者身份的深度探索。这部小说以英国的一个海滨小镇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名叫萨利姆的桑给巴尔移民的生活。萨利姆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年，却始终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他在一家小餐馆打工，老板总是对他呼来喝去；他和一位英国女人谈恋爱，却因为文化差异而分手；他想念桑给巴尔的海边，想念母亲做的咖喱饭，却不敢回去，因为他害怕被人视为 “叛徒”。

 

《海边》里有一段描写，写萨利姆在一个冬天的傍晚，独自坐在海边的长椅上。海风吹得他很冷，他裹紧了身上的大衣，看着远处的海浪拍打着海岸。他想起了自己在桑给巴尔的童年，想起了和小伙伴们在海边玩耍的日子，想起了母亲在门口等他回家的身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他离开桑给巴尔时拍的，照片上是他的母亲和妹妹，她们站在海边，笑容灿烂。萨利姆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照片，眼泪掉在照片上，晕开了一小片湿痕。他喃喃自语：“我到底是谁？是桑给巴尔人，还是英国人？我到底属于哪里？”

 

这段描写，写出了离散者普遍的身份焦虑——他们既不属于故乡，也不属于异乡，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古尔纳曾说：“我写《海边》，是为了记录那些被遗忘的离散者。他们像海边的沙子一样，默默无闻，却承受着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痛苦。我想通过我的文字，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让他们的困境被看到。” 这种对离散者命运的关注，让《海边》成为了当代移民文学的经典之作，也让古尔纳获得了国际文坛的关注。

 

从《天堂》到《海边》，古尔纳的创作始终围绕着殖民记忆与离散者身份这两个主题。他的作品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激烈的批判，而是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视角，展现了殖民主义的遗产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他的文字像桑给巴尔的海水一样，平静却有力量，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思考与共情。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对他的评价：“古尔纳用他的文字，重构了被殖民历史刻意遗忘的记忆碎片，为离散者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为世界文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1.3 平行中的共鸣 ——两位作家的创作共性

张俊彪与古尔纳，一位来自中国陇东的黄土高原，一位来自东非桑给巴尔的海岸；一位专注于中国农村的历史叙事，一位专注于东非离散者的记忆重构。尽管他们的地理距离遥远，文化背景迥异，但他们的创作却呈现出一条奇妙的平行轨迹，蕴含着深刻的共鸣。

 

这种共鸣，首先体现在 “为沉默者发声” 的创作理念上。张俊彪的作品中，那些黄土高原上的普通农民― —— 马老栓、马秀英、马小兵，都是被历史遗忘的 “沉默者”。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存在感，他们的命运往往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淹没。但张俊彪却把他们放在作品的中心，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挣扎与坚守，让他们的声音被读者听到。比如在《塬上纪事》中，他写了一位名叫李桂兰的农村妇女，她的丈夫在打工时去世，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还要照顾生病的婆婆。她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在家里缝衣服，常常忙到深夜。有一天，她的儿子问她：“娘，你累吗？” 她说：“累，但只要你们好好读书，娘就不累。” 这段简单的对话，却写出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坚韧与伟大，让这位 “沉默者” 的形象变得鲜活而立体。

 

古尔纳的作品中，那些东非的离散者 ——优素福、萨利姆、阿卜杜拉，也是被历史遗忘的 “沉默者”。他们在殖民统治下遭受剥削，在移民生活中遭遇歧视，他们的痛苦与困惑，很少被主流社会关注。但古尔纳却把他们的故事写进小说，用共情的视角展现他们的命运。比如在《离别的记忆》中，他写了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桑给巴尔移民，他在英国生活了三十年，却始终无法忘记故乡。他每天都会做桑给巴尔的食物，听桑给巴尔的音乐，却不敢和别人说起自己的故乡，因为他害怕被人嘲笑。有一天，他在超市里遇到了一位来自桑给巴尔的老人，两人用斯瓦希里语聊起了故乡的事情，阿卜杜拉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这段描写，写出了离散者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也让这位 “沉默者” 的情感得到了释放。

 

其次，这种共鸣体现在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上。张俊彪的创作，始终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为了写好《幻化》三部曲，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走访了无数的历史见证者，甚至亲自去体验黄土高原的生活。他在马家堡住了半年，跟着农民一起种地、收割、喂牲口，感受他们的生活节奏和情感变化。他说：“历史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由一个个真实的人、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组成的。我必须尊重历史的真实性，才能写出有力量的作品。” 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让他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代入感和感染力。

 

古尔纳的创作，也始终以真实的殖民历史为背景。为了写好《天堂》，他查阅了大量关于东非殖民历史的资料，包括英国殖民政府的档案、传教士的日记、当地农民的口述史。他还回到桑给巴尔，走访了石头城的老居民，听他们讲述殖民时期的生活。他说：“殖民历史不是遥远的过去，它还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我必须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殖民主义的危害，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让他的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和批判性。

 

最后，这种共鸣体现在对人性尊严的守护上。张俊彪的作品中，无论人物的命运多么坎坷，他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尊严。马老栓虽然被迫卖了女儿，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马小兵虽然在城市里遭遇了挫折，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李桂兰虽然生活艰难，但她始终没有失去对家人的爱。这些人物的尊严，不是通过轰轰烈烈的事迹展现出来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体现出来的 ——是马老栓对女儿的牵挂，是马小兵对故乡的眷恋，是李桂兰对家人的付出。

 

古尔纳的作品中，无论人物的处境多么艰难，他们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尊严。优素福虽然成为了奴隶，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萨利姆虽然在英国遭遇了歧视，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幸福的渴望；阿卜杜拉虽然无法回到故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故乡的记忆。这些人物的尊严，也不是通过激烈的反抗展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内心的坚守体现出来的—— 是优素福对母语的珍视，是萨利姆对爱情的执着，是阿卜杜拉对故乡的眷恋。

 

张俊彪与古尔纳的创作，就像两条平行的河流，虽然流淌在不同的土地上，却有着相同的流向 ——它们都在为沉默者发声，都在追求历史的真实性，都在守护人性的尊严。这种平行中的共鸣，不仅揭示了优秀文学的普遍性特征，也证明了文学能够超越文化的藩篱，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激起回响。

 

第二章：共鸣的命题——现代性浪潮下的文化坚守与身份焦虑

 

2.1 现代性的冲击——两位作家面临的共同困境

20 世纪以来，现代性浪潮席卷全球，它以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为特征，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对于张俊彪笔下的黄土高原和古尔纳笔下的桑给巴尔来说，现代性的冲击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带来了文化的失落和身份的困惑。这种冲击，成为了两位作家创作中面临的共同困境。

 

对于陇东的黄土高原来说，现代性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城镇化进程中。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陇东农民离开家乡，前往城市打工。他们带走了劳动力，也带走了黄土高原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的失落，不仅体现在传统习俗的消失上，还体现在价值观的变化上。

 

对于桑给巴尔来说，现代性的冲击则主要体现在殖民主义的遗产和全球化的影响上。殖民统治虽然已经结束，但它留下的文化影响却依然存在。古尔纳在《最后的礼物》中，描写了桑给巴尔的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他们穿着西方的衣服，听着西方的音乐，说着西方的语言，却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无所知。有一位名叫阿米娜的年轻女孩，她是萨利姆的女儿，从小在英国长大，第一次回到桑给巴尔，看到母亲做的桑给巴尔食物，就说：“这是什么啊，看起来好难吃，我要吃麦当劳。” 母亲说：“这是我们桑给巴尔的食物，是你外婆教我做的，你应该尝一尝。” 阿米娜却摇着头说：“我不尝，我只吃麦当劳。” 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正是殖民主义遗产带来的文化困境。

 

全球化的影响则让桑给巴尔的文化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的文化产品大量涌入桑给巴尔，冲击着当地的文化传统。古尔纳在《海边》中，写了桑给巴尔的电影院里播放的都是西方的电影，电视台里播放的都是西方的节目，书店里卖的都是西方的书籍。当地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少，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越来越陌生。有一位名叫哈桑的老人，他是一位传统的桑给巴尔音乐家，他会演奏一种叫做 “乌德” 的传统乐器，却没有人愿意学。他看着自己的乐器，心里充满了失落：“以前，我们桑给巴尔的音乐多受欢迎啊，大家都喜欢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听西方的音乐，我们的音乐快要消失了。” 这种文化的边缘化，正是全球化背景下桑给巴尔文化面临的困境。

 

无论是黄土高原的文化失落，还是桑给巴尔的文化边缘化，都是现代性浪潮下文化面临的共同困境。这种困境，不仅让人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根脉，也让人们陷入了身份的焦虑 ——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这种身份焦虑，成为了张俊彪和古尔纳创作中的核心命题。

 

2.2 文化坚守的路径 —— 从本土叙事到跨文化对话

面对现代性浪潮带来的文化困境，张俊彪和古尔纳都选择了通过文学创作来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他们的坚守路径却有所不同 —— 张俊彪以本土叙事为基础，深入挖掘黄土高原的文化内涵，让黄土高原的文化在文学中得以传承；古尔纳则以跨文化对话为途径，在展现桑给巴尔文化的同时，也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让桑给巴尔的文化在跨文化对话中得以发展。

 

张俊彪的本土叙事，首先体现在对黄土高原自然景观的描写上。在他的作品中，黄土高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充满文化内涵的象征。他笔下的黄土高原，有 “沟壑纵横、梁峁交错” 的地貌，有 “春天漫山遍野的山桃花，夏天郁郁葱葱的庄稼，秋天金黄的谷子，冬天白雪皑皑的山坡” 的四季景色，有 “黄河水奔腾不息，像一条黄色的巨龙” 的壮丽景象。这些描写，不仅展现了黄土高原的自然之美，也蕴含了黄土高原的文化精神 ―—— 坚韧、包容、厚重。

 

比如在《幻化》三部曲中，他写了黄土高原的春天。春天来了，冻土融化了，泥土里冒出了嫩芽，山桃花开了，漫山遍野都是粉色的。农民们开始种地了，他们牵着牛，扛着犁，在地里劳作，歌声在黄土坡上回荡。他写道：“黄土高原的春天，不是温柔的，是充满力量的。它像一位母亲，用自己的身体孕育着生命，用自己的力量滋养着土地。” 这段描写，不仅展现了黄土高原春天的景象，也写出了黄土高原的文化精神 —— 坚韧与孕育。

 

其次，张俊彪的本土叙事体现在对黄土高原民俗文化的挖掘上。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陇东的民俗文化——信天游、秦腔、皮影戏、窑洞文化、婚丧嫁娶的习俗…… 这些民俗文化，是黄土高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黄土高原人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古尔纳的跨文化对话，则首先体现在对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展现上。在他的作品中，他不仅展现了桑给巴尔的文化，也展现了西方的文化，通过对比，让读者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在《天堂》中，他写了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阿齐兹是阿拉伯商人，他信奉伊斯兰教，遵守阿拉伯的习俗；优素福是非洲人，他信奉传统的非洲宗教，遵守非洲的习俗；英国殖民者是西方人，他们信奉基督教，遵守西方的习俗。这些不同的文化在小说中相互碰撞，产生了很多矛盾和冲突。比如阿齐兹认为非洲的传统宗教是 “迷信”，英国殖民者认为阿拉伯文化和非洲文化都是 “落后” 的，优素福则对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感到陌生和困惑。这种对文化差异的展现，让读者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复杂性。

 

其次，古尔纳的跨文化对话体现在对不同文化之间融合的探索上。在他的作品中，他不仅展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探索了文化之间融合的可能性。

 

在《最后的礼物》中，他写了萨利姆和他的英国妻子苏珊的婚姻。萨利姆是桑给巴尔人，苏珊是英国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刚开始，他们的婚姻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萨利姆喜欢吃桑给巴尔的食物，苏珊喜欢吃西方的食物；萨利姆喜欢听桑给巴尔的音乐，苏珊喜欢听西方的音乐；萨利姆信奉伊斯兰教，苏珊信奉基督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学会了欣赏对方的文化。萨利姆开始尝试吃西方的食物，苏珊开始尝试做桑给巴尔的食物；萨利姆开始听西方的音乐，苏珊开始听桑给巴尔的音乐；萨利姆尊重苏珊的宗教信仰，苏珊也尊重萨利姆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婚姻，成为了不同文化之间融合的典范。

 

张俊彪的本土叙事和古尔纳的跨文化对话，虽然路径不同，但都达到了坚守文化传统的目的。张俊彪通过本土叙事，让黄土高原的文化在文学中得以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黄土高原的文化；古尔纳通过跨文化对话，让桑给巴尔的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得以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尊重桑给巴尔的文化。他们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在现代性浪潮下坚守文化传统的两种重要路径。

 

2.3 身份焦虑的消解——在文学中寻找精神家园

现代性浪潮带来的不仅是文化的困境，还有身份的焦虑。对于张俊彪笔下的黄土高原人民和古尔纳笔下的桑给巴尔离散者来说，身份焦虑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文学，成为了他们消解身份焦虑、寻找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

 

在张俊彪的作品中，黄土高原的人民通过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消解了身份焦虑，找到了精神家园。

 

在古尔纳的作品中，桑给巴尔的离散者通过对故乡文化的记忆，消解了身份焦虑，找到了精神家园。萨利姆是《海边》中的人物，他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年，却始终无法融入当地社会，陷入了身份的焦虑 —— 他觉得自己既不是桑给巴尔人，也不是英国人，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但当他看到桑给巴尔的照片，听到桑给巴尔的音乐，吃到桑给巴尔的食物，他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自己的亲人。他说：“我虽然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年，但我的心永远在桑给巴尔。桑给巴尔是我的故乡，是我的根。只要我还记得桑给巴尔，还记得我的亲人，我就知道自己属于哪里。” 这种对故乡文化的记忆，让萨利姆消解了身份焦虑，找到了精神家园。

 

阿卜杜拉是《离别的记忆》中的人物，他在英国生活了三十年，却始终无法忘记故乡。他每天都会做桑给巴尔的食物，听桑给巴尔的音乐，说桑给巴尔的语言，通过这些方式来记忆故乡的文化。他说：“我知道我可能永远回不去桑给巴尔了，但我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记住我的故乡，记住我的文化。只要我还记得我的故乡，还记得我的文化，我就不会迷失自己，我就知道自己是谁。” 这种对故乡文化的记忆，让阿卜杜拉消解了身份焦虑，找到了精神家园。

 

无论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还是对故乡文化的记忆，都是通过文学来实现的。张俊彪的作品，让黄土高原的人民看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看到了自己的身份价值，从而消解了身份焦虑，找到了精神家园；古尔纳的作品，让桑给巴尔的离散者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文化，看到了自己的根，从而消解了身份焦虑，找到了精神家园。文学，成为了现代性浪潮下人们消解身份焦虑、寻找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

 

第三章：冰心之光 ——“爱的哲学” 作为跨文化对话的桥梁

 

3.1 冰心的文学遗产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的精神内核

1900 年，冰心出生在福建福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冰心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这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9 年，冰心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她的作品以散文和诗歌为主，内容主要围绕着母爱、童真和自然，语言清新明快，情感真挚细腻，深受读者的喜爱。

 

冰心文学创作的核心精神，是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种 “爱的哲学”，源于她对母爱、童真和自然的深刻体验和感悟。在冰心的作品中，母爱是最核心的主题之一。她在《寄小读者》中写道：“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这段文字，写出了冰心对母爱的深深眷恋和依赖，也写出了母爱对她的重要性。在冰心看来，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它能给人温暖，给人力量，给人希望。

 

童真也是冰心 “爱的哲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冰心的作品中，儿童是纯真、善良、美好的象征。她在《繁星》中写道：“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这段文字，写出了冰心对童年的深深怀念，也写出了她对童真的珍视。在冰心看来，童真能让人保持一颗纯净的心，能让人感受到世界的美好，能让人远离世俗的烦恼。

 

自然是冰心 “爱的哲学” 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冰心的作品中，自然是美丽、和谐、充满生机的。她在《春水》中写道：“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孩，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这段文字，写出了冰心对自然的深深热爱，也写出了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冰心看来，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冰心的 “爱的哲学”，不仅体现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她的人生态度和行为举止中。她一生都在践行 “爱的哲学”，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用自己的爱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曾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求凡人的幸福。” 这种平凡而伟大的爱心，让冰心成为了人们心中的 “冰心奶奶”，也让她的 “爱的哲学”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冰心的文学遗产，不仅包括她的文学作品，更包括她的 “爱的哲学”。这种 “爱的哲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它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3.2 国际冰心文学奖的实践 ——“爱的哲学” 在跨文化对话中的应用

2024 年，首届国际冰心文学奖在日本东京举行，该奖项以冰心的 “爱的哲学” 为核心精神，旨在促进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2025 年，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在英国伦敦举办，张俊彪和古尔纳作为获奖作家，在颁奖活动期间进行了跨文化对话，成为了 “爱的哲学” 在跨文化对话中应用的典范。

 

国际冰心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充分体现了 “爱的哲学” 的精神内核。该奖项不仅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更注重作品中所蕴含的爱心、共情和人文精神。在评选过程中，评委们会重点关注作品是否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是否展现了人性的美好，是否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张俊彪的作品，关注黄土高原上普通农民的命运，展现了他们的坚韧与善良，蕴含着对土地和人民的深深热爱；古尔纳的作品，关注桑给巴尔离散者的命运，展现了他们的痛苦与挣扎，蕴含着对故乡和文化的深深眷恋。他们的作品，都符合国际冰心文学奖的评选标准，都体现了 “爱的哲学” 的精神内核。

 

国际冰心文学奖的活动安排，也充分体现了 “爱的哲学” 的精神内核。在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除了两位获奖作家的对话之外，还安排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文学朗诵、民俗表演、文化展览等。在文学朗诵环节，中国的作家朗诵了冰心的《寄小读者》，英国的作家朗诵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桑给巴尔的作家朗诵了古尔纳的《天堂》片段。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同一个舞台上呈现，让观众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在民俗表演环节，中国的艺术家表演了陇东的皮影戏，桑给巴尔的艺术家表演了传统的舞蹈，英国的艺术家表演了古典的音乐。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民俗艺术在同一个舞台上呈现，让观众感受到了民俗文化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在文化展览环节，展示了中国陇东的黄土高原文化、桑给巴尔的海洋文化和英国的欧洲文化。通过图片、实物、视频等多种形式，让观众直观地了解了不同文化的特色和魅力，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包容。

 

国际冰心文学奖的这些活动安排，不仅促进了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也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它让人们看到，不同的文化虽然有着不同的特色和魅力，但它们都蕴含着人类共通的爱心、共情和人文精神。通过 “爱的哲学”，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融合，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

 

3.3 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应 —— 两种文学奖项的异同与互补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它以 “表彰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为宗旨，旨在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国际冰心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都是世界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它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着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发展。

 

国际冰心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者都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无论是国际冰心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都把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作为评选的重要标准之一。它们都注重作品的语言表达、结构布局、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等方面的质量，都希望评选出具有较高文学水平和艺术价值的作品。

 

第二，两者都注重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国际冰心文学奖以 “爱的哲学” 为核心精神，注重作品中所蕴含的爱心、共情和人文精神；诺贝尔文学奖以 “理想倾向” 为宗旨，注重作品中所蕴含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人性尊严的守护等人文精神。两者都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传递人类共通的人文精神，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第三，两者都注重推动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国际冰心文学奖通过评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作家作品，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诺贝尔文学奖通过评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作家作品，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文化的文学成就，也促进了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

 

国际冰心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者的核心精神不同。国际冰心文学奖的核心精神是冰心的 “爱的哲学”，它强调爱心、共情和人文精神，注重作品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推动；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精神是 “理想倾向”，它强调作品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人性尊严的守护，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批判性。

 

第二，两者的评选范围不同。国际冰心文学奖的评选范围相对较广，它不仅关注传统的文学形式，如小说、散文、诗歌等，也关注新兴的文学形式，如网络文学、儿童文学等；它不仅关注来自发达国家的作家作品，也关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作家作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范围相对较窄，它主要关注传统的文学形式，如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它虽然也关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作家作品，但在评选过程中，对发达国家的作家作品关注相对较多。

 

第三，两者的活动形式不同。国际冰心文学奖除了评选作家作品之外，还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如文学朗诵、民俗表演、文化展览等，注重通过多种形式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以评选作家作品为主，虽然也会举办颁奖典礼，但活动形式相对单一，注重通过文学作品本身传递人文精神。

 

国际冰心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有着不同之处，但它们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着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发展。国际冰心文学奖以 “爱的哲学” 为核心精神，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为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诺贝尔文学奖以 “理想倾向” 为宗旨，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批判性，为世界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两者的相互补充，让世界文学更加丰富多彩，也让人类的人文精神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第四章：智能时代的文学之问 —— 人机共生的可能与挑战

 

4.1 AI 写作的现状与局限 —— 算法无法复制的人文温度

2023 年，OpenAI 推出的 ChatGPT-4 能够生成逻辑清晰、语言流畅的文学文本，甚至能模仿不同作家的风格 —— 它可以写出类似海明威的简洁短句，也可以写出类似福克纳的复杂句式。但当它尝试模仿张俊彪的《幻化》风格时，却暴露了明显的局限：它能写出黄土高原的地貌描写，却无法写出黄土高原的 “温度”—— 那种农民手掌的粗糙感，那种窑洞柴火的烟火气，那种信天游歌声中的情感重量。

 

张俊彪在伦敦的对话中提到：“我曾让学生用 AI 生成一段陇东农民种地的文字，AI 写得很‘正确’——‘农民们在地里种地，太阳很大，他们很累’，但它没有写出农民的手指被镰刀割破后的血迹，没有写出他们擦汗时用的那块带着补丁的毛巾，没有写出他们看到庄稼发芽时的笑容。这些细节，不是算法能生成的，是需要作家深入生活，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手摸，用自己的心感受才能得到的。”

 

古尔纳也有类似的体验。他曾让研究者用 AI 生成一段桑给巴尔离散者在英国生活的文字，AI 写得很 “标准”——“离散者在英国生活，他们很孤独，想念故乡”，但它没有写出离散者在超市看到故乡食物时的激动，没有写出他们在电话里跟母亲说话时的哽咽，没有写出他们在梦里回到故乡海边的泪水。古尔纳说：“AI 能生成‘孤独’这个词，却无法生成孤独的‘质感’—— 那种像海风吹过胸口的凉意，那种像沙子硌在心里的疼痛。这种质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受到，只有用心灵写作的作家才能写出来。”

 

AI 写作的局限，本质上是算法无法复制人文温度。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情感的艺术、体验的艺术、生命的艺术。它需要作家对人类处境的切身感知，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情感的细腻把握。这些能力，是算法无法具备的，因为算法没有生命，没有情感，没有体验，它只能根据已有的数据进行模仿和生成，却无法创造出真正有温度、有灵魂、有生命的文学作品。

 

4.2 两位作家的技术观 —— 在坚守与开放之间寻找平衡

面对 AI 技术的冲击，张俊彪和古尔纳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既不盲目排斥技术，也不盲目崇拜技术，而是在坚守文学本质的同时，保持对技术的开放态度，在坚守与开放之间寻找平衡。

 

张俊彪的技术观，核心是 “坚守文学的本质”。他认为，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文学的本质都不会改变 —— 文学是 “人学”，是为了记录人的生活，表达人的情感，守护人的尊严。他说：“AI 可以帮助我们整理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生成文字，但它不能代替我们深入生活，不能代替我们感受人性，不能代替我们守护尊严。作为作家，我们必须坚守文学的本质，深入生活，感受人性，守护尊严，这样才能写出有力量、有温度、有灵魂的作品。”

 

但张俊彪并不排斥技术。他认为，AI 技术可以成为作家的 “助手”，帮助作家提高创作效率。他说：“技术是工具，不是目的。我们应该用好这个工具，让它为文学创作服务，而不是被它控制，让它代替文学创作。”

 

古尔纳的技术观，核心是 “开放与审慎并存”。他认为，AI 技术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比如，它可以帮助作家突破语言的限制，将作品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让更多的人看到；它可以帮助作家生成不同的叙事视角，为作品带来新的创意；它可以帮助作家分析读者的阅读习惯，了解读者的需求，从而更好地与读者沟通。

 

但古尔纳也对 AI 技术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他担心，AI 技术可能会让作家变得懒惰，不再愿意深入生活，不再愿意思考，而是依赖 AI 生成文字；他担心，AI 技术可能会让文学变得 “标准化”，失去多样性和独特性；他担心，AI 技术可能会让读者变得浮躁，不再愿意阅读有深度、有难度的文学作品，而是喜欢阅读 AI 生成的轻松、浅薄的文字。他说：“我们应该欢迎 AI 技术为文学带来的新可能性，但也要警惕它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需要保持独立思考，保持对文学的敬畏，让 AI 技术成为文学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4.3 人机共生的可能 —— 技术扩展边界，人文确保深度

尽管 AI 技术存在局限，但它也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未来的文学，或许不再是单纯的 “人工写作” 或 “AI 写作”，而是一种 “人机共生” 的写作模式 —— 技术扩展文学的表现边界，人文确保文学的创作深度。

 

人机共生的写作模式，首先体现在 “技术辅助创作” 上。AI 可以帮助作家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资料整理、数据分析、语言翻译、叙事框架生成等，让作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造性的工作中，如人物塑造、情感表达、主题深化等。比如，一位作家想写一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小说，他可以用 AI 整理全球气候变化的数据，了解不同地区的气候变化情况；用 AI 翻译不同国家的相关文献，了解不同国家的应对措施；用 AI 生成不同的叙事框架，为小说提供不同的结构选择。然后，作家可以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小说的人物形象、情感表达、主题深化，写出一部有深度、有温度、有灵魂的小说。

 

人机共生的写作模式，其次体现在 “技术扩展表现边界” 上。AI 可以帮助作家突破传统文学的表现边界，创造出新型的文学形式，如互动小说、沉浸式小说、跨媒介小说等。比如，一位作家想写一部互动小说，他可以用 AI 生成不同的情节分支，让读者根据自己的选择进入不同的情节；用 AI 生成不同的场景描写，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用 AI 生成不同的人物对话，让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互动。这种新型的文学形式，不仅可以为读者带来新的阅读体验，也可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活力。

 

人机共生的写作模式，最后体现在 “人文确保创作深度” 上。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文学的深度都需要由人文精神来确保。作家需要保持对人类处境的切身感知，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情感的细腻把握，用自己的心灵写作，用自己的生命写作，让文学作品充满人文温度、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比如，在人机共生的写作模式下，AI 可以帮助作家生成小说的情节框架，但小说的人物形象需要作家用心灵去塑造，小说的情感表达需要作家用生命去感受，小说的主题深化需要作家用思想去挖掘。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深度、有温度、有灵魂的文学作品。

 

张俊彪和古尔纳都认为，人机共生的写作模式是未来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张俊彪说：“未来的作家，应该学会用技术为文学服务，用人文为文学把关。我们要让技术成为文学的‘翅膀’，让人文成为文学的‘灵魂’，让文学在技术的帮助下飞得更高，在人文的守护下走得更远。” 古尔纳说：“未来的文学，应该是技术与人文的结合。技术可以让文学变得更‘大’—— 覆盖更广泛的领域，接触更多的读者；人文可以让文学变得更‘深’—— 更深刻地理解人性，更细腻地表达情感，更有力地守护尊严。只有技术与人文相结合，才能创造出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

 

终章：文学的永恒坐标 —— 在差异中寻找共通的人性

伦敦的雨还在下，塞缪尔・约翰逊礼堂内的对话已经接近尾声。当主持人西苏问两位作家 “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时，张俊彪站起身，望向窗外的雨幕，又回头看了看礼堂内的观众，缓缓地说：“文学的意义，是让我们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里，看到桑给巴尔的海岸；是让我们在马老栓的眼泪里，看到萨利姆的孤独；是让我们在信天游的歌声里，听到桑给巴尔的渔歌。它让我们跨越地理的鸿沟，跨越文化的差异，跨越历史的距离，在差异中寻找共通的人性，在孤独中寻找心灵的共鸣。”

 

古尔纳也站起身，他的手指依然轻轻摩挲着手中的《天堂》封面，轻声说：“文学的意义，是让我们记住那些被遗忘的人 —— 黄土高原上的农民，桑给巴尔的离散者，所有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的普通人；是让我们守护那些被忽视的尊严 —— 农民的尊严，离散者的尊严，所有在生活的困境中坚守的人的尊严；是让我们传递那些永不熄灭的爱 —— 对土地的爱，对故乡的爱，对人类的爱。它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在寒冷中感受到温暖。”

 

当两位作家的话音落下时，礼堂内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掌声停后，二胡与非洲鼓的合奏再次响起，那旋律像黄土与海洋的拥抱，像历史与未来的对话，像人性与爱的共鸣。窗外的雨还在下，雨滴落在石墙上，发出轻轻的声响，像是在为这场文学的对话伴奏。

 

这场在伦敦雨幕中举行的文学对话，不仅是张俊彪与古尔纳的对话，更是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是人类共通的人文精神在全球化时代的一次深情回响。它让我们看到，无论地理距离多么遥远，无论文化背景多么迥异，无论历史经历多么不同，人类都有着共通的情感 —— 对故乡的眷恋，对尊严的坚守，对爱的渴望；都有着共通的困境 —— 对身份的焦虑，对文化的困惑，对未来的迷茫；都有着共通的希望 —— 对和平的向往，对正义的追求，对美好的期待。

 

文学，就是连接这些共通情感、共通困境、共通希望的桥梁。它用语言的艺术，记录人类的生活；用情感的力量，打动人类的心灵；用思想的深度，指引人类的方向。它让我们在差异中寻找共通的人性，在孤独中寻找心灵的共鸣，在碎片化的时代重建精神的整体性。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今天，在 AI 技术快速发展、人文精神面临挑战的今天，文学的意义更加重要。它不是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维护问题的复杂性；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间建立对话；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带着记忆的传统走向开放未来。它像一盏灯，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像一座桥，连接不同文化的心灵；像一条河，滋养人类精神的土地。

 

张俊彪与古尔纳，一位来自陇东黄土高原，一位来自桑给巴尔海岸。他们的相遇，是文学的奇迹；他们的对话，是文学的盛宴；他们的创作，是文学的财富。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证明了文学最神奇的力量 —— 它既能深植于特定的土地与文化，又能超越一切地理与文化的边界，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激起回响。

 

颁奖活动结束了，伦敦的雨也渐渐停了，夕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洒在国王大学的石墙上，为古老的石墙镀上了一层金色。人们陆续离开，他们的脸上带着感动的笑容，嘴里还在谈论着两位作家的对话，谈论着文学的意义，谈论着人性的美好。

 

这场文学的对话虽然结束了，但它带来的影响却会永远持续下去。文学对话带来的 “雨”，却一直在滋养着世界文学的土壤。它让陇东的黄土与桑给巴尔的海水在文学中相遇，让东方的叙事与西方的表达在对话中共生，更让人类共通的人性与爱的哲学，在这个充满差异与冲突的时代，闪耀出永恒的光芒。

 

正如冰心先生所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当文学带着这份爱，跨越地理的鸿沟、文化的差异、技术的挑战，它就能成为人类精神世界里最坚固的桥梁，最温暖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在碎片化的时代，重新找到精神的整体性；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共同走向一个更包容、更美好的未来。而张俊彪与古尔纳的相遇，不过是这座桥梁上的一块砖石，这束灯塔里的一缕微光 —— 更多的作家，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文化，将沿着他们的足迹，在文学的世界里，继续书写着跨越鸿沟的故事，继续守护着共通的人性。

 

作者简介：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版）。袁竹创作文学评论、小说、散文、诗歌等400余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四川农村报”“少年先锋报”等各大媒体。歌词《石榴红》荣获金奖。 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在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栏目连载。“起点中文网”刋载长篇小说《钍帝》《梦海拾星》《逆袭修道》《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逆天修道不逆天》《穿梭梦境的未来探秘人》等；“喜马拉雅”发表长篇小说《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文学评论《四秩风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时代华章与未来新程》《从航海罗盘到数字星图：中国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构与范式革命》《新世纪蜀韵：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版图》《阿来：于藏地书写中构筑文学的宏大宇宙》《〈贾平凹文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棱折射》《于时光褶皱处，探寻人性微光 ——贾平凹长篇小说〈消息〉的深度剖析》等三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作家网发表，其中“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度十佳”系列评论引关注。《作家网》发表《数字浪潮下，中国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百年笔耕铸魂，八十载文学烽火 ——徐光耀的文学史诗》《时代浪潮下的灵魂镜像与文学回响——叶辛“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大地与灵魂的叙事诗 ——论刘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探秘张俊彪》等文学评论。30余万字长篇小说《东升》单行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即将出版发行。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