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小说和散文，无不饱含着他对自身经验的确证，以及他对现实的观察、对他人的同情。面对现实，他有严厉的审视，也有精微的雕刻，他渴望介入当下社会的一些侧面。现实主义是作家的生存处境，也是他所无法选择的语言处境。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存在是最大的现实。看到了这一点，就知道，把王十月的写作简单地归结为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其实并不合身。他的确关注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现实，但通过这一渺小的路径，王十月要探查的，还是现实背后的那些人生，有着怎样的黑暗和亮色。
    从现实的方向往前看，或可清晰地见出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些局限：当代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所以，这些年几乎没有在作家笔下站立起来什么新的价值，有的不过是数量上的经验的增长——而经验的我，身体的我，都是假我；惟有价值的我，道德的我，才是真我。所以，价值危机才是文学真正的危机，正如思想危机才是文学批评的真正危机一样。
    迷恋经验、小事的写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所以，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中国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
    这也是中国小说为何正在失去面对基本事实、重大问题的能力的原因之一。私人经验的泛滥，使小说叙事日益小事化、琐碎化；消费文化的崛起，使小说热衷于讲述身体和欲望的故事。那些浩大、强悍的生存真实、心灵苦难，已经很难引起作家的注意；文学正在从精神领域退场，正在丧失面向心灵世界发声的自觉。从过去那种政治化的文学，过渡到今天这种私人化的文学，尽管面貌各异，但从精神的底子上看，其实都是一种无声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什么是“主要的真实”？我想就是在现实中急需作家用心灵来回答的重大问题。可是，许多人的写作，只是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表层抚摩，他们普遍缺乏和现实、存在深入辩论的能力。作家正在对人性的沉沦、对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溃败保持集体沉默。
    如何从一己之私里走出来，面对一个更宽阔的灵魂视野？这需要有一种从密室写作转向旷野写作的勇气。所谓密室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对世界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旷野写作呢，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他还在大地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这也是张爱玲的写作和鲁迅的写作之间的重要区别。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细节的偏爱，以及她对苍茫人生的个人叹息，都可以看作是她的密室写作的经典意象，她确是一个能在细微处发现奇迹的出色作家。但比起张爱玲来，鲁迅所看到的世界，显然是要宽阔、深透得多。尤其是在《野草》里，鲁迅把人放逐在存在的荒原，让人在天地间思考、行动、追问，即便知道前面可能没有路，也不愿停下进发的步伐——这样一个存在的勘探者的姿态，正是旷野写作的核心意象。
    从密室写作到旷野写作的精神变迁，其实就是要提醒中国作家：除了写身体的悲欢，还要关注精神的衰退；除了写私人经验，还要注视“他人的痛苦”；除了写欲望的细节，还要承认存在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所以，从密室走向旷野，是文学重新发出直白的心声、重新面对现实发言的必要转型。
    我愿意在这个背景里来观察王十月的写作。他是现实主义者，但他身上间或焕发出来的理想主义精神，常常令我心生敬意；他也写自己的经验，但他的心事，通向的往往是这个时代“ 主要的真实”；他的文字因为贯注着一种理解他者的视角，以致他笔下的现实也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精神荒原——这个荒原，没有王十月等人强有力的书写，很可能是永远隐匿的。而为一种隐匿的现实作证，为那些从苦难中积攒下来的希望加冕，让无声者发声，让无力者前行，这样的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理应有更多人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