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白是粗鄙，还是赤裸的真诚？

 

作者：王瀚林

 

历来谈诗，总爱把“含蓄”捧上神坛，仿佛话不说尽、意不点破，才配叫艺术；而“直白”则常被视作粗鄙，像是没佩兰芷却硬要跻身香草之列的粗人，嗓门大却登不得大雅之堂。其实，这不过是文人给自己设的迷魂阵。诗词的灵魂，不在你是戴着面纱低眉顺眼，还是赤膊上阵大吼一声，而在你那层皮肉之下，究竟有没有真血真肉。

 

所谓含蓄，常被美化为“言有尽而意无穷”。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绕了个弯子说相思，确是妙绝，像是一杯隔年的花雕，初尝温吞，入喉才知辛辣。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满纸空灵，不见一个“爱”字，却把对尘世的厌倦和对山林的贪恋，全藏在了那抹清冷的月光里。这种好，好在给读者留了余地，让人用自己的心事去填补诗人的空白。

 

但含蓄一旦过了头，便成了故弄玄虚的谜语。晚唐某些酬唱之作，宋末遗民之隐语，怕触时忌，便故意把话嚼碎了咽下去，只吐出一堆晦涩的骨头，让读者去啃。若是连本意都淹没在层层叠叠的意象中，让后人猜来猜去，甚至猜出截然相反的意思，这“含蓄”便成了阻碍沟通的高墙。这哪里是艺术，分明是怯懦或狡黠，是才力不逮者的遮羞布。

 

再看直白。陈子昂登台便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李白举杯就唱“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等气魄，像是一碗滚烫的烧刀子，一口下去，五脏六腑都烧了起来。陈子昂的“直”是千古孤独的直，李白的“狂”是盛唐气象的狂，其“直”之所以不粗鄙，正因背后有整个时代的重量在压舱。直白的好处，在于它不跟你兜圈子，直接把心掏出来放在案板上，温热搏动，尚带体温。在那样的时刻，任何修饰都是多余的，甚至是虚伪的。

 

然而，直白若没了这重量的压舱，便成了徒逞口舌的喧哗，甚至是口号的堆砌。刘勰《文心雕龙》有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情真而后辞立。若只是声嘶力竭地宣泄情绪，却无艺术的提炼，那便如同市井泼妇骂街，虽声音洪亮，却终究难登大雅，读罢只觉口干舌燥，留不下半点回味。回看古代，明朝台阁体那“圣主恩深”“太平有象”的连篇累牍，字字响亮却句句空洞，便是直白沦为干嚎的标本。如今网络上某些“鸡汤诗”，句句都是“我要”“我爱”“我恨”，情绪满溢，却薄如纸片，风一吹便散——这便是直白的堕落，从赤诚跌入了粗鄙。

 

其实，高明的诗词，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苏轼的《水调歌头》，既有“高处不胜寒”的婉转低回，又有“千里共婵娟”的直抒胸臆；王维的《相思》，表面是劝人多采红豆的直白叮咛，内里却藏着借物喻情的深沉眷恋。含蓄与直白，本就不是水火不容的仇敌，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时局变了，诗人的面孔也得变。在风雨如晦、言论钳制的年代，杜甫只能把家国之痛藏在“感时花溅泪”的草木之中。这不是杜甫选择了含蓄，而是真情在那个年代只能以含蓄为容器——形式是被逼出来的，内容却是真的。正如河流遇阻才会拐弯，拐弯处往往最蓄得住泥沙与暗涌。这种“被迫的美学”，本质上是一种“负形”：它本身不是诗，却在压抑中长出了异样的筋骨，反而成了对时代最有力的无声控诉。而在盛唐那般气象万千的岁月，李白自然可以狂放不羁，直泻胸中块垒。这不是诗人刻意选择风格，而是时代逼出了他们的面相。

 

如今我们写诗，不必再拘泥于古人那种或遮或露的教条。现代人的情感，本就复杂得像一团乱麻，既有想说的冲动，又有不敢说的顾虑。好的现代诗，或许就该是这样：该遮掩时，用意象织一层薄雾，让人隐约看见真相的轮廓；该爆发时，便撕开伪装，让呐喊穿透纸背。

 

至于读者，有人爱品茗般的细嚼慢咽，有人喜饮酒般的一饮而尽。诗人不必讨好所有人，只需问自己：这一刻，我的心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真想说话，还是只想卖弄？

 

诗词之道，终究不在技巧的繁简，而在人心的真伪。遮得住面容，遮不住眼神里的风霜；撕得开衣襟，撕不开皮肉下的年轮。含蓄若无骨，是裹脚布；直白若无魂，是破喉咙。唯有真情，无论是裹在层层云雾里，还是裸呈在烈日下，都能撬动人心。除此之外，不过是修辞的体操、文字的杂耍，与诗无涉。

 

作者简介：王瀚林，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