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不止翠亨

——珠海境内的“孙中山朋友圈”与《孙中山》组歌的未尽注脚

 

作者：刘海金

 

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序曲《世界潮流》响起，第一句便是：“小小翠亨村，走出一个人。” 十五年来，这句唱词随十二场海内外巡演，从广州唱到台北，从吉隆坡唱到香港，早已成为这部作品的标识。它精准、深情，却也留下了一个未被唱尽的注脚 ——“走出” 之后呢？

那个人走出翠亨村，第一程落脚的不是东京、伦敦或檀香山，而是翠亨村旁边的唐家湾（现珠海属地）。

1895 年重阳，广州起义事败，清廷悬赏千两白银缉拿孙中山。他租一艘小汽船，沿珠江口仓皇北遁，在唐家湾前环登岸。他没有回近在咫尺的翠亨 —— 那里布满眼线， 而是直奔唐家村一户人家，深夜叩门，低声唤出一个名字。

十七年后，他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下返乡，途经珠海前山，万人空巷。他亲手为一座纪念亭奠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纪念民国成立亲自奠基的建筑。

从翠亨 “走出”，到唐家 “送别”，再到前山 “归来”—— 珠海从来不是孙中山故事的背景板，它是这条生命弧线的另一端点。

蔡亨兄在本专题⑰中，已将交响组歌《孙中山》十五年历程梳理得极为详尽。从 2011 年广州首演，到 2016 年全球巡演首站落户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再到 2019 年澳门回归二十周年专场，组歌的每一次重要节点都与珠海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

这并非巧合。组歌总策划、总撰稿丘树宏先生，正是 “孙中山文化” 概念的首倡者，而他本人亦曾在珠海长期任职，退休后现居珠海。或许正因如此，这部以交响组歌塑造孙中山音乐形象的宏大作品，始终带着一种隐秘的 “珠海视角”—— 它不满足于仅仅书写翠亨的童年与革命的壮阔，它还想追问：那些被 “走出” 二字轻轻带过的土地与人，究竟承载了什么？

这正是本文试图补写的部分。在 160 周年与组歌 15 周年的交汇处，我们不妨把目光从舞台转向地图，从翠亨移向珠海境内那些沉默的坐标 —— 外沙村的卢慕贞故居、唐家村的唐雄旧宅、前山的中山纪念亭、梅溪的陈芳家宅…… 它们虽未出现在组歌的唱词里，却构成了理解孙中山 “走出” 与 “归来” 不可或缺的注脚。

 

一、外沙村的卢慕贞

 

从翠亨村往东南方向走，不过几里地，便进入了今天珠海高新区的范围。唐家湾镇北沙社区外沙村，一座普通的岭南村落，青砖老屋散落在榕荫之间。村中 193 号是一座占地约两百平方米的旧宅，灰塑门楼，木雕花窗，门口挂着 “卢慕贞故居” 的文保牌。这里住过一个女人，她的命运与孙中山紧紧绑在一起，却大半生活在历史的阴影里。

卢慕贞，1867 年生于此地。父亲卢耀显是与孙眉同在檀香山经商的侨商，两家既是同乡，又有生意往来。1885 年，十八岁的卢慕贞遵父之命嫁给十九岁的孙中山。这场婚姻在今天看来是典型的旧式包办，但在当时香山侨乡的语境里，它有一个常被忽略的背景：这是檀岛香山侨商圈内部的一次联姻 —— 孙眉在茂宜岛经营牧场，卢家在檀岛经商，两家门当户对，结亲是为了在异国他乡互相照应。这不是 “封建压迫” 四个字能简单概括的。

婚后卢慕贞为孙中山生下子孙科、女儿孙娫和孙婉，并长期在翠亨村操持家务、侍奉婆婆。孙中山奔走革命，聚少离多，她并无怨言。1912 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她携子女至南京团聚，但不到一个月便返回广东 —— 她不习惯社交场合，也不愿拖累丈夫。1915 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相爱，提出离婚。卢慕贞没有哭闹，只说了一句：“我是乡下人，不识字，也不懂英文，先生的事我帮不了手。我愿听从先生的决定。” 她在离婚协议上按了手印，此后终身未再嫁。

离婚后的卢慕贞并未离开孙家。她定居澳门，以原配的身份被孙家族人始终尊重。抗日战争期间，她与孙中山胞妹孙妙茜一起，利用澳门中立区的便利，暗中为五桂山抗日游击队购买药品和器械 —— 一个 “离异” 的女人，用这种方式践行着孙中山 “博爱” 的理念。1952 年，她在澳门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如今的外沙村，卢慕贞故居经过修缮，已成为 “中山 - 珠海孙中山故里游径” 的重要节点。游客从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出来，驱车十分钟便可抵达这里。故居内的陈列简单朴素，一幅卢慕贞老年照片挂在堂屋正中 —— 她穿着黑色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容平静，看不出悲喜。

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第三篇章名为《崇高人格》，其中唱到 “博爱”“天下为公”。这些词写在纸上容易，但若要看它们如何在具体的人生中被活出来，外沙村这座老屋里的女人，或许是最好的注脚之一。

 

二、唐家村的唐雄与 “花轿救孙”

 

如果说卢慕贞的故事是一杯温茶，入口平淡，回味绵长；那么唐雄的故事就是一壶烈酒，一口下去，满室皆惊。

唐雄，1865 年生于唐家湾唐家村。十一岁赴檀香山，入读埃奥兰尼学校，与孙中山同窗。两人同吃同住，交情深厚。成年后，唐雄在檀香山商界崭露头角，担任华美银行大班，手握巨资。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唐雄率先加入，并挪用银行款项资助革命。这在当时是冒着身家性命风险的举动 —— 一旦暴露，不仅丢饭碗，还可能被引渡回国问斩。

1895 年 10 月，广州起义尚未发动便已泄密。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孙中山被列为头号钦犯，悬赏一千两白银。他辗转逃出广州，租一艘小汽船沿珠江口北上，在唐家湾前环海滩登岸。此时的他衣衫褴褛，满脸尘土，不敢回翠亨 —— 官兵早已守在村口。他只能奔向唐家湾，敲响了唐雄的家门。

据珠海方志记载，开门的是唐雄的母亲。她一见孙中山这副模样，大惊失色，连连摆手让他快走 —— 窝藏钦犯，按律是要满门抄斩的。唐雄闻声赶来，看清来人后，毫不犹豫地将孙中山拉进屋内。他与母亲商议片刻，想出一条计策：让孙中山换上女装，假扮新娘，用迎亲的花轿将他送出险境。

于是，一个荒诞而真实的场景在唐家村上演：一顶花轿吹吹打打出了村，轿中坐着的不是新娘子，而是被清廷通缉的革命党领袖。花轿沿着凤凰山脚下的长南迳古道，一路向南，直抵澳门。孙中山在澳门稍作停留，随即剪掉辫子，改穿西装，登船流亡日本，并化名为“中山樵”。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海外漂泊。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民间演义，但其主干在《孙中山年谱》中有明确记载：孙中山起义失败后确在唐雄家避难，并由唐家安排前往澳门。“男扮女装” 的细节虽存争议，见于邹鲁所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及珠海地方文史资料，但即便去掉这个戏剧性情节，唐雄 “挪用银行款资助革命”“冒死窝藏钦犯” 的事实也已足够惊人。

唐雄后来如何？他因资助革命被华美银行解职，晚年寓居香港，生活拮据。但他从未后悔。1958 年，他以九十三岁高龄在香港去世。临终前，他对家人说的一句话被记录下来：“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帮过孙文。”

如今的唐家湾，唐雄故居仍在，与申华民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共乐园相距不远。游人走过那些青砖灰瓦的老房子，很少有人知道，一百三十年前，一个年轻的银行家曾在这里用一顶花轿，赌上了全家人的性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一线生机。

 

三、珠海籍兴中会与同盟会员群像

 

唐雄并非孤例。事实上，在兴中会和同盟会的早期成员中，珠海籍人士的数量远超一般人的想象。据珠海地方志统计，先后参加这两个组织的珠海籍人士接近四十人。这是一个足以改写 “孙中山革命依靠力量” 叙事的数据。

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群体。

第一类是侨商与外交精英。容闳，南屏人，中国第一位留美毕业生，晚年在 1909 年提出 “红龙中国计划”，试图通过美国资本支持孙中山革命，虽未实施，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以夷助华” 思路的极致体现。唐绍仪，唐家湾人，民国首任内阁总理，1929 年辞去高官回到中山县担任模范县长，人称 “布衣县长”，在孙中山 “地方自治” 理念的实践中走得最远。陈芳，前山梅溪人，檀香山华侨首富，其子陈席儒曾借出一百万港币给孙中山创办《中国日报》—— 这笔钱在当时足以买下一整条街。

第二类是直接参与武装斗争的骨干。容星桥，南屏人，容闳族弟，1895 年即加入兴中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身边的最高顾问之一。郑仲，同样是南屏人，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秘密联络工作。而前山梅溪的陈永安，则是陈芳之孙，同盟会员，1911 年 11 月 5 日前山新军起义时，他敞开自家宅院作为起义军官的秘密会议室。

第三类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女性革命者与后来的共产党人。拱北北岭村的徐氏家族出了三位同盟会女会员 —— 徐慕兰、徐宗汉、徐佩瑶，合称 “徐氏三姐妹”。其中徐宗汉在 1911 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冒险护送受伤的黄兴赴香港就医，两人在患难中结为夫妻。而珠海籍的早期共产党人苏兆征（唐家淇澳人）、杨匏安（南屏北山人）、林伟民（三灶人），虽然政治道路最终与孙中山分岔，但他们最初走上革命之路，无一不是在孙中山 “振兴中华” 口号感召之下。杨匏安曾被称为 “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孙中山视他为 “真正的同志”—— 这段跨越党派分野的相互尊重，恰恰是 “孙中山文化” 包容性的最佳证明。

四十人，涵盖侨商、外交官、职业革命者、女性先驱、未来共产党人 —— 这张名单本身就是一幅缩微版的近代中国革命图谱。它的地理圆心，不在广州，不在上海，而在香山县南部这片今天叫作珠海的土地上。

 

四、前山新军起义与中山纪念亭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枪响。消息传到广东，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在澳门，同盟会分会接到孙中山从海外传来的指示：立即在香山发动起义，以前山为新军策反的重点。

前山，今天珠海市香洲区的前山街道，当时是清朝新军的一个驻防点。这支军队约有三千人，装备精良，是清政府在广东南部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如果能争取他们反正，整个珠江口西岸将不战而定。

负责策反工作的，是同盟会会员、前山梅溪人陈永安，以及澳门分会派出的几位联络员。他们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在新军中秘密发展组织。1911 年 11 月 5 日，时机成熟。前山新军三千人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宣布起义，竖起 “香军” 旗帜，浩浩荡荡向广州进发，沿途秋毫无犯，百姓夹道欢迎。这是辛亥革命中发生在最南端的一次成建制起义，也是孙中山 “运动新军” 策略在广东最成功的一次实践。

半年后，1912 年 5 月，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从南京经上海、香港返回翠亨。途经前山时，当地民众和起义将士聚集欢迎，场面热烈。孙中山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随后亲自为一座纪念亭奠基 —— 这座亭子后来被命名为 “前山中山纪念亭”，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一次为纪念民国成立而亲自奠基的建筑。

如今的中山纪念亭位于珠海前山逸仙路旁，亭为八角形，水泥结构，绿琉璃瓦顶，亭中立有一块石碑，刻着 “总理孙中山先生手创中华民国” 字样。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当地民众在原址扩建，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它不像南京中山陵那样宏伟，也不像广州中山纪念堂那样庄严，但它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 朴素、低调，像一个老人坐在路边，静静看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

2026 年 4 月，民革中央发布了《孙中山与前山中山纪念亭》专题文章，将这座小亭子重新带入公众视野。在孙中山诞辰 160 周年之际，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尾声：组歌唱罢，地图犹在

 

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第四篇章《魂系中华》中，有一段唱词叫《中山路》。中国有数百条中山路，每一条都是一个纪念符号。但珠海这条特殊的 “路”，不是柏油马路，而是一条由真实足迹串联而成的历史路径：从翠亨村出发，经外沙村卢慕贞故居，到唐家湾唐雄故居、共乐园，再到前山中山纪念亭，最后向南进入澳门。这条路不长，开车不过半小时，但它浓缩了孙中山从 “走出” 到 “归来” 的全部人生弧光。

丘树宏先生首倡的 “孙中山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局限于中山市的地域概念。它涵盖了香山县的全部遗产 —— 而香山县的一半，在珠海。2016 年，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全球巡演首站选择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或许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有力诠释。

160 年了。那个从翠亨村 “走出” 的人，早已走进历史教科书，走进交响乐的旋律，走进海峡两岸和全球华侨华人的共同记忆。但他的足迹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在珠海的村巷和老屋里，在老亭的石碑和榕树的浓荫下，那些被他 “走出” 时惊动过的人和事，依然安静地存在着，等待着被重新看见。

组歌唱的是旋律，地图写的是土地。旋律会消散，土地不会。当我们把目光从舞台移向地图，从翠亨移向珠海，也许会发现：所谓 “孙中山文化”，从来就不只是一部交响组歌所能穷尽的东西。它是一个庞大、复杂、充满人情味的网络，而那些被 “走出” 二字轻轻带过的珠海面孔，正是这个网络上最不该被遗忘的节点。

 

参考文献:

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

珠海市博物馆:卢慕贞故居陈列说明。

民革中央:《孙中山与前山中山纪念亭》，2026 年 4 月。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黄宇和:《孙中山：从翠亨到伦敦》。

蔡亨:《“缪斯” 逸仙 —— 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15 年大事记》。

 

2026年6月28日

于珠海市金湾区

三灶镇榕苑新村

 

作者简介：刘海金，祖籍云浮郁南，现居珠海金湾。系珠海市作协会员，珠海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金湾区诗词楹联学会监事长。深耕散文、小说与诗词创作。作品刊发于多家主流媒体，著有《云寻根》《大地掌纹》系列散文，笔耕不辍。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