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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何以栖于纸张?

灵魂何以栖于纸张?

 

作者:王瀚林

 

文坛近来出了一位新秀,自诩得了人物塑造的“三昧”。他笔下那些角色,皆有大数据撑腰,喜怒哀乐皆循心理学模型校准。书上市三个月,加印七回,研讨会开得像流水席。我翻开几页,但见一个个角色履历般精确:籍贯、血型、MBTI人格、原生家庭创伤等级,连早餐偏好都要标注——“低GI碳水,以贴合中产焦虑”。这倒使我想起《韩非子》里那个旧典:画犬马难,画鬼魅易。如今的作家,怕是连犬马都不肯画了,只忙着炮制些五光十色的鬼魅,再往鬼脸上贴上二维码,一扫,前世今生,纤毫毕现。

 

某出版社前阵子重金悬赏“最真实人物形象”,应者云集。有人呈上下岗工人档案,有人献出农民工日记,更有一位博士搬出厚厚一摞社会调查报告,附SPSS分析图表。唯独墙角里,有个衣衫褴褛的老者,颤巍巍递上一页发黄的纸,上书三个字——“孔乙己”。编辑哂笑:“这算什么真实?连身份证号都没有!社会阶层呢?教育背景呢?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得分呢?”老者默然离去,背影与咸亨酒店柜台边那个穿长衫的身影渐渐叠在一处,在夕阳里拉成一道长长的、没有数据标签的虚线。

 

“真实”二字,在文坛早已成了任人打扮的傀儡。某些“现实主义力作”里,人物说话必引政策文件,行事必按道德指南,连谈恋爱都要先默诵一遍核心价值观,仿佛不如此便拿不到出版许可。这般“真实”,倒像是给硅胶人偶植入AI语音芯片,叫它背诵《人民日报》社论,远远望去威风凛凛,凑近了看,瞳孔深处还闪着蓝牙配对的光。忽而记起《儒林外史》中那个戴着方巾的假名士,如今他的徒子徒孙们,正在各级文学研讨会上混得风生水起,PPT做得比小说还好看。

 

艺术加工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施耐庵写李逵,板斧排头砍去,读者不嫌其暴,反觉其真;吴承恩画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观者不厌其妄,反爱其活。可惜今人只学得皮毛,失却了精髓。某部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里,企业家白日是慈善楷模,入夜便成魑魅魍魉,作者得意洋洋宣称:“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我却想起《聊斋》里那些画皮鬼,至少还晓得要备一张人皮做道具,不像现在的作家,连人皮都懒怠去画,直接让角色在“原生家庭创伤”与“社会结构性压迫”之间做布朗运动,美其名曰“现代性困境”。

 

文学院里新开了一门“人物塑造学”课程,教授手捧弗洛伊德,将古今角色一一解剖。林黛玉是恋父情结,关羽是过度补偿,阿Q成了集体无意识样本,连祥林嫂的絮叨都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言语重复症状”。学生们埋头记录,仿佛填写病例档案。这般光景,倒像极了《庄子》里那个“凿七窍而浑沌死”的寓言——浑沌本无面目,七窍凿成,那口活气便断了。当年鲁迅写阿Q,何尝想过什么心理学原型?不过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血字烙在心头,自然从笔端奔涌而出。若按今日标准,阿Q的“精神胜利法”怕是要被改写为“认知失调下的防御机制重构”,连“儿子打老子”都得附上注脚——“代际创伤的投射性认同”。

 

书店最畅销的写作指南上,赫然印着:“教你三招写出鲜活人物。”翻开细看,无非是“添加怪癖”“设置秘密”“安排创伤”之类,仿佛人物是宜家家具,按图组装即可。按此法炮制,哈姆雷特不过是个有弑父情结的忧郁王子,葛朗台只是个节俭过度的守财奴,连林黛玉都成了“高敏感人格(HSP)伴季节性抑郁倾向”的临床样本。文学人物沦为了流水线上的组装玩具,各个部件齐全,唯独少了那口活气。忽然明白,为何《红楼梦》续书如林,却再无第二个曹雪芹——雪芹写人,是呕心沥血,宝玉挨打那一回,他自己先哭得搁笔三日;今人写人,只是拼贴数据,把“人物弧光”当KPI考核,拿“性格矛盾”做卖点包装。

 

也有不信邪的。某青年作家耗时三年,跟踪记录拾荒者的生活,终成四十万言巨著,连垃圾分拣的工序都毫厘不爽。评论家却道:“太过真实,反失艺术性。”这让我想起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若按今日标准,桥上那个解衣挠痒的脚夫,怕是要被斥为“有碍观瞻”的败笔;街边说书的瞎子,定要补全“视力残疾等级证明”与“街头演艺许可证编号”。古人讲“形神兼备”,今人却要将“神”关进理论的囚笼,只许“形”戴着镣铐跳舞,跳完了还要填写《舞蹈动作合规性审查表》。

 

文坛近来盛行“伪真实主义”。某作家描写城中村,必让角色满口方言俚语,连放屁都要符合底层人民的消化周期,仿佛不如此便显不出“田野调查的诚意”。这般“真实”,恰似给木乃伊涂脂抹粉,远远看去面色红润,凑近了仍是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忽然记起汪曾祺写《受戒》,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的对话,寥寥数语,干净得如山溪水,却照得见整个世界的倒影。汪老不曾去荸荠庵做三年人类学田野,他只是记得——记得那水,那船,那芦苇荡里的蛙鸣。记得,便是真实;数据,不过是记忆的防腐剂。

 

人物塑造的至高境界,或许如《史记》中项羽见始皇车驾,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太史公不曾亲闻,后人读来却不觉其伪。这“真实的虚构”,恰似《五灯会元》里说的“水中盐味,色里胶青”——虽不见其形,却处处得其味。今人写对话,必先采风录音,转文字、标方言、注音标;描心理,定要问卷调研,做信度效度检验。这般折腾,倒像厨子舀一勺汤,非要把盐粒捞出来称重,再向食客出示质检报告:“咸度符合GB/T标准,钠含量未超标。”仿佛不如此便不能证明这汤是咸的。殊不知盐入水中,化于无形,那鲜味在舌尖一绽,便是全部的真实——何须向人剖白“看,这就是咸味的本源”?

 

某文学奖评委感慨:“如今作品里尽是‘标准人’,说话合逻辑,行事有动机,连犯罪都带着社会学意义,仿佛不如此便不配称作‘严肃文学’。”这让我想起《礼记》里“温柔敦厚”的诗教,经两千多年异化,竟成了一条制造文学模范生的流水线。倒是《水浒》里那个“没面目”的焦挺,因不会使套路拳脚,反在乱军中杀出血路——可惜这般人物,搁在今日的文学车间里,怕是连第一道质检都过不了,系统提示:“人物行为动机不足,建议补充原生家庭创伤或社会结构性压迫背景。”

 

去年在琉璃厂旧书市,偶遇一位退休的老编辑。他说现在最怕两类稿子:一类太“像人”,七情六欲俱全,容易惹官司;一类太“不像人”,连AI都写不出来,卖不出去。“最后只能出版些既像人又不像人的东西——说话像人,做事像机器;感情像人,逻辑像算法。”他说话时摩挲着1981年版的《阿城小说选》,书脊已经开裂,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读者批注,有人写“树王死了”,有人写“孩子别怕”,字迹洇着泪痕。窗外霓虹闪烁,某网红作家正在巨幅广告牌上微笑,广告词写着:“让你的人物瞬间活起来!——基于深度学习的人物生成系统,一键输出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

 

深夜校稿,见电脑将“性格矛盾”自动替换为“人物弧光”,将“本能反应”改为“行为动机”,将“一肚子坏水”优化为“反英雄特质”,将“他忽然哭了”升级为“触发情感宣泄机制以完成人物弧光的闭环构建”。这智能写作助手,倒比任何文学理论都更透彻地揭示了时代的病症:我们拥有了比曹雪芹时代先进百倍的写作工具,却再难写出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王熙凤。当年雪芹写“凤辣子”,哪有什么“人物弧光”?不过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一句判词,从第一回便悬在头顶,到最后一回轰然落下,砸得读者心头一紧。如今这“弧光”,倒是画出来了,亮得刺眼,却照不见人心深处的阴影。

 

忽然记起《文心雕龙》里“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八个字。如今这“神”早被格式化为数据,在云端服务器里做分布式计算;这“游”也只剩光纤间的信号传输,从“用户画像库”游向“情感计算模型”,再游向“叙事生成引擎”——一路畅通,唯独不经过人心。

 

文脉如缕,悬于蛛丝。某乡镇中学的文学社里,孩子们还在争论孔乙己到底该不该偷书。有个瘦小的学生突然说:“要是他活在现在,大概会去盗版网站下载。”满堂哄笑中,老教师悄悄擦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恍惚了一瞬——那目光越过教室,越过操场,越过三十年教龄,落在窗外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身上。老者正佝偻着背走过,手里攥着一页发黄的纸。

 

这场景让我想起《牡丹亭》题词里那句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真正的人物塑造,或许就是让纸上的魂灵穿过三百年时光,依然能对着新时代的读者,说出那句“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不是因为他符合某个盗窃心理学模型,而是因为那长衫里的骨头,至今还在某些人的脊梁里咔咔作响。

 

文学的希望,或许就在这些尚未学会“正确塑造人物”的孩子们身上。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圆形人物”“扁平人物”,只知道为林黛玉哭,为孙悟空笑,为骆驼祥子揪心,为孔乙己那碟茴香豆咽口水。正如契诃夫若活到今天,大概会在笔记本上再添一句:我们要写的,不是符合心理学模型的人,而是让人夜里睡不着的人。

 

在这个讲究方法论的时代,或许文学最后的倔强,就是拒绝将灵魂标准化。让孔乙己没有身份证号,让阿Q不做MBTI测试,让王熙凤的“弧光”熄灭在判词里,让那页发黄的纸,继续在衣衫褴褛的老者手中,颤巍巍地递向每一个声称要寻找“真实”的编辑——直到某天,某个编辑终于肯低头,看见那三个字背后,站着一个民族的魂灵。

 

作者简介: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