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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理想主义

——论董信义长篇小说《袁家村》

 

作者：袁竹

 

乡土，是中华文明最厚重的土层，是中国人精神谱系的原乡。千百年间，华夏文明在田垄阡陌间生长、沉淀、迭代，乡村始终承载着民族的生存记忆、文化根脉与精神底色。当现代化浪潮以磅礴之势席卷华夏大地，城市化进程重构着中国的地理格局与社会肌理，“乡土何往”“农民何归”便成为贯穿时代的终极叩问。在众多乡土叙事沉溺于苦难书写、怀旧感伤与文明焦虑的当下，陕西作家董信义以扎根渭北高原的生命体悟、沉潜数十年的乡土观察，写下长篇小说《袁家村》，为时代之问递交了一份温暖而坚定的文学答卷。

 

这部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鸿篇力作，以陕西礼泉袁家村半个世纪的蝶变之路为叙事载体，虚实相生、情理交融，将一方村落的兴衰迭代嵌入中国乡村改革的宏大脉络之中，铺展成一幅关乎农民命运、乡村转型与时代新生的壮阔画卷。贾平凹亲笔题写书名，誉其为难得的文坛力作；白烨盛赞其雕琢出新时代乡村奋斗者的人物群像；施战军直言其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独创，有着不可替代的文本意义。不同于传统乡土文学的悲情叙事与批判惯性，《袁家村》以泥土为纸、奋斗为笔、理想为魂，书写了一场扎根大地、向阳生长的乡村重生，让隐匿于时代洪流中的乡土理想主义，在文字间熠熠生辉。

 

这不是一部简单的乡村发展史小说，而是一部大地理想主义的精神史诗。它挣脱了乡土叙事的固有范式，跳出了苦难书写的审美桎梏，以血脉共情的书写姿态、双线交织的叙事智慧、虚实相融的艺术笔法、群像共生的人物塑造，解码中国乡村的重生密码，重构新时代乡土文学的精神维度，让平凡土地上的坚守、求索与突围，成为映照时代的精神微光。

 

一、血脉立文：土地之子的见证书写与精神皈依

 

所有动人的乡土书写，从来都不是旁观者的隔空描摹，而是亲历者的血脉倾诉。文学的深度，终究源于生命的厚度；文本的温度，终究根植于土地的温度。董信义对袁家村的书写，之所以真实动人、深刻通透，根源在于他从未站在道德高地或文学殿堂俯瞰乡土，而是以农民之子的身份，扎根渭北大地，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悲欢，在见证岁月变迁中完成文学创作与精神皈依。

 

1962年，董信义生于陕西礼泉烟霞镇，与袁家村毗邻而居，同沐九嵕山风月，同饮渭北水土。这份地缘羁绊，让他成为袁家村数十年兴衰迭代最忠实、最真切的见证者。他在创作后记中坦言，自己有幸毗邻袁家村生长，亲眼目睹一方穷乡僻壤的涅槃蜕变，这份惊喜与震撼，成为他提笔书写的初心原点。评论者野蒿曾精准论断，抒写袁家村，是董信义文学生涯的宿命使然，更是使命所系。这份“宿命”，无关偶然的创作契机，而是土地对游子的馈赠，是时代对写作者的托付。

 

在当代乡土写作领域，诸多创作者或以精英视角审视乡村，或以猎奇笔触解构乡土，或将乡村当作寄托怀旧情绪的符号载体，文字之间多了疏离感，少了共情力。而董信义的写作，始终带着纯粹的土地赤诚。“我是农民的儿子，身上的骨血都有泥土的味道”，这句朴素的告白，道尽了他创作最本真的精神内核。他书写袁家村，不是为了完成一部命题式文学作品，而是为故土立传、为乡亲发声、为初心作答。他共情着农民兄弟的窘迫与羞愧，悲愤着乡土的贫瘠与荒芜，昂扬着乡村突围的拼搏与奋进，悸动着故土新生的璀璨与滚烫。复杂而真挚的生命情绪，让他彻底跳出了启蒙者的俯瞰姿态，成为乡土变革的参与者、记录者与歌颂者。

 

这份深度共情的创作姿态，并非一时兴起的情感迸发，而是数十年深耕乡土的创作积淀。纵观董信义的文学创作生涯，从长篇小说《浮影》《裂焰——村官的2015》《落凤山》到散文集《袁家村笔记》《触摸灵魂的瞬间》，再到诗集《回流》，十余部作品始终扎根咸阳渭北这片热土，从未脱离乡土、背离人民。早期《浮影》书写乡村青年奔赴都市的挣扎与求索，描摹乡土与都市的文明碰撞；中后期《袁家村》聚焦乡村本土的突围与振兴，诠释传统乡土的现代新生。数十年的持续深耕，让他对乡村的认知，摆脱了走马观花的浅表观察、浮光掠影的素材堆砌，深入到乡土社会的肌理脉络、农民群体的精神内核、乡村变革的本质规律。

 

历经半生乡土浸润与文学沉淀，董信义生出通透而坚定的土地信仰：“心中有太阳，光明无处不在。心中有大地，大地万物葱茏。”这是饱经岁月沧桑的人生体悟，更是扎根大地的理想坚守。在文学日益商业化、乡土叙事日益边缘化的时代，很多写作者放弃乡土阵地、逃离底层书写，而董信义始终坚守故土、坚守初心。《袁家村》的诞生，绝非跟风时代热点的应景之作，而是土地之子对故土最深情的告白，对时代最真诚的回应，对理想最执着的坚守。正是这份源于血脉、忠于土地、归于时代的创作初心，让整部作品拥有了穿透文字、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让大地理想主义有了最坚实的情感根基。

 

二、双线织史：代际传承中的生存突围与理想赓续

 

优秀的长篇小说，必然拥有成熟精妙的叙事结构，结构即格局，布局即境界。《袁家村》之所以能够承载半个世纪的乡土变迁与时代纵深，成为兼具历史厚度与文学质感的时代画卷，核心在于其独创的双线交叉叙事体系。贾平凹精准概括其叙事特质为双线交叉推进、虚实自然相融、情理层层递进。不同于传统乡土小说线性平铺、流水记事的叙事范式，《袁家村》以2005年这一“三农”发展关键节点为叙事切口，以倒叙勾连过往、以顺叙铺展新生，用两代人的奋斗轨迹交织成袁家村的蜕变史诗，让时间纵深、代际对话、理想赓续在双线缠绕中层层绽放。

 

小说的叙事起点极具匠心，避开了通俗叙事“从头道来”的平庸套路，以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的时代节点为锚点，让主人公郭怀山伫立龙脊梁之上，回望村落沧桑、反思过往得失、思索未来出路。这一次伫立回望，是个体人物的精神觉醒，是一方村落的转折契机，更是整个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缩影。以此为支点，小说自然铺展开两条跨越时空、相互呼应、彼此赋能的奋斗线索，一古一今、一父一子、一生存一发展，构成完整的乡土变革叙事闭环。

 

第一条线索，是父辈郭天福的生存突围之路，镌刻着上一代农民与土地博弈、与贫困抗争的坚韧底色。故事回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彼时的袁家村，是名副其实的“烂杆村”，耕地无牛、点灯无油、粮缸无米、家无余资，年轻人娶妻无望、村落烟火稀薄，贫瘠与困顿笼罩着整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的郭天福，不甘于故土沉沦、不甘于乡亲困顿，更不甘于命运的桎梏束缚。为了守护家人、造福乡邻，他怀揣最朴素的初心，带领村民学大寨、改土地、修良田、开窑厂、办集体工厂。在物资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他以“敢和天斗、敢和地斗”的韧劲，破除传统农耕的桎梏，打破乡村贫困的僵局，一步步让袁家村摆脱温饱困境，从贫瘠荒村蜕变为远近闻名的文明新村。

 

父辈的奋斗，是绝境中的生存理想主义。他们没有宏大的理论指引，没有先进的理念支撑，心中唯一的执念，就是让土地产出希望，让乡亲过上安稳日子。这份朴素的理想，扎根于最贫瘠的泥土，生长于最艰难的岁月，没有华丽的外衣，却有着撼动天地的力量。郭天福一代人的抗争，彻底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民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精神桎梏，唤醒了乡土深处的奋斗基因，为后续的乡村振兴筑牢了物质根基与精神底色。

 

第二条线索，是子辈郭怀山的发展革新之路，承载着新一代农民传承初心、突破传统、拥抱现代的时代理想。在城市化浪潮席卷全国、乡村人才大量外流的时代背景下，郭怀山做出了逆流而行的人生选择：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稳定工作，毅然返乡扎根、反哺故土。这一“逆行”，在人人奔赴城市的时代极具象征意义，它打破了“乡村即落后、城市即未来”的固有认知，宣告了新时代乡村主体意识的觉醒。

 

站在父辈奋斗的肩膀上，郭怀山面对的不再是“如何活下去”的生存难题，而是“如何活得好、走得远”的发展命题。他跳出传统农耕与粗放工业的发展局限，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开阔的时代视野，深耕乡村资源、挖掘乡土价值。他创新性地将关中民俗文化与大唐历史文化相融共生，依托本土文化禀赋开发乡村旅游，打造民俗风情体验地，让沉寂千年的乡土文化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能。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融中，为袁家村找准了可持续发展的全新路径，让一方普通乡村一跃成为全国十大最具魅力旅游乡村，书写了新时代乡村突围的传奇。

 

子辈的奋斗，是新生中的发展理想主义。他们承接父辈的奋斗底色，突破父辈的认知局限，不再满足于温饱无忧的浅层幸福，而是追求乡村的文化振兴、价值重塑、长远发展。他们让乡村不再是依附于城市的附属空间，而是拥有独立发展逻辑、独特文化价值、无限生长潜力的生命主体。

 

值得深思的是，小说的双线叙事绝非两代人奋斗故事的简单拼接、平行铺展，而是深度交织、双向对话、彼此成就的有机整体。郭天福的奋斗，为郭怀山的革新奠定了物质基础、锤炼了精神品格、积累了乡土底气；郭怀山的突破，是对父辈奋斗成果的升华拓展，是对父辈理想信念的传承致敬。两代人，身处不同的时代语境，面对不同的发展命题，却共享着同一种精神内核：敢闯敢干、坚韧执着、不服天命、向阳而生。

 

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的叙事笔触中，大倒叙与自然顺叙相融的叙事手法，让历史与现实双向奔赴、过往与未来彼此照亮。双线交汇之处，不仅是袁家村的发展拐点，更是中国乡村精神的迭代升级。从绝境求生到创新发展，从被动抗争到主动创造，从物质脱贫到文化振兴，代际传承的不仅是乡村建设的使命，更是扎根大地、永不言弃的理想主义信仰。这种叙事架构，让小说既有时间的纵深厚度，又有精神的传承温度，更有时代的格局高度。

 

三、群像铸魂：泥土生长的平凡英雄与时代新人

 

文学的核心是人，乡土文学的深度，终究依托于人物形象的厚度。白烨评价《袁家村》最核心的文学成就，在于成功塑造了一群致力于乡村脱贫振兴的时代新人形象。相较于传统乡土小说聚焦单一核心人物、塑造精英式英雄的叙事套路，《袁家村》跳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桎梏，以全景式的笔触雕琢乡土奋斗者群像，以平凡人的微光汇聚成乡村振兴的星河，让大地理想主义落地生根、具象可感。

 

这部作品的人物塑造，最珍贵的特质在于“群”与“新”的双向统一。所谓“群”，即摒弃个体叙事的局限，构建完整立体的乡村奋斗生态。袁家村的蝶变，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同心筑梦。小说中，郭天福、郭怀山父子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领者，但绝非唯一的主角。与郭天福并肩而立的王厚才、田德地等乡邻，曾在饲养室的寒夜中围坐取暖，共同酝酿改变村落命运的梦想，他们是乡村变革最朴素的践行者，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汇聚成攻坚克难的基层力量；扎根乡村的下乡知青张朵、季琳，将青春热血挥洒在渭北故土，把知识理念带入传统乡村，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袁家村的发展深度绑定，为乡土革新注入了新鲜活力与现代思维。

 

村干部的担当、普通村民的坚守、知青群体的奉献、时代政策的赋能、时代机遇的加持，多方力量交织汇聚，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完整合力图景。小说没有刻意神化任何个体，也没有忽略任何一份微光，每个人都是时代浪潮中的参与者、建设者、创造者，共同书写了一方村落的重生史诗。这种群体性的人物书写，让小说彻底摆脱了传奇化、精英化的叙事误区，真实还原了中国乡村变革的本质：乡村振兴从来不是英雄独奏，而是人民合唱；乡土理想从来不是个体执念，而是群体追求。

 

所谓“新”，即突破传统乡土文学的人物范式，塑造了全新的新时代农民形象。回望现当代乡土文学脉络，传统农民形象大多固化为两类：一类是逆来顺受、麻木愚昧的苦难载体，承载着时代的悲情与社会的反思；一类是淳朴善良、固守传统的田园符号，寄托着文人的乡土怀旧。而《袁家村》中的人物，彻底打破了这种固化标签，塑造出有主体意识、有奋斗精神、有创新思维、有理想追求的新时代农民。

 

他们不再是命运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命运的主动掌控者。郭天福的奋斗初心，朴素而滚烫：不愿亲人因贫困受苦，不愿村落因贫瘠沉沦。这份简单的执念，催生了“与天地相争、为乡土争气”的奋斗意志，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民安于现状、听天由命的精神桎梏，彰显着底层民众觉醒的生命力量。相较于传统农民的隐忍顺从，郭天福身上的“斗”，不是盲目蛮干，而是觉醒后的抗争，是平凡人对命运的不屈、对理想的坚守。

 

郭怀山的人物形象，则代表了新时代乡村主体的全新姿态，极具时代象征意义。在城市化单向推进、乡村人才持续流失的时代语境中，他的返乡之举，是对时代潮流的逆向突围，更是乡土自信的觉醒宣言。他深知，父辈的奋斗解决了生存温饱，却未能彻底破解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深层难题。于是，他以超越父辈的视野与格局，跳出传统农耕思维的局限，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推动传统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让关中民俗、大唐文脉这些沉淀千年的乡土底蕴，摆脱了老旧落后的标签，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核心竞争力，为乡土发展注入了全新生命力。

 

董信义在后记中，精准阐释了自己的人物塑造理念：乡村振兴的引领者，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神祇，而是生于泥土、长于乡土的平凡人。他们没有通天彻地的大智慧，却懂得坚守与进退、明晰得失与取舍；他们并非完美无缺，却始终心怀担当、扎根故土、逐光前行。这份对平凡英雄的深刻认知，让小说中的人物褪去了光环、贴近了烟火、充满了力量。他们有普通人的纠结与困惑，有创业路上的坎坷与迷茫，却始终心怀理想、步履不停。正是这群泥土生长的平凡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让大地理想主义拥有了最鲜活、最动人的人物载体。

 

四、虚实相生：纪实与虚构的美学辩证与意义建构

 

乡土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难点，始终在于纪实与虚构的平衡。过度写实，则沦为史料堆砌、新闻纪实，丧失文学的艺术灵气；过度虚构，则脱离现实根基、背离乡土本真，丢失作品的时代重量。《袁家村》的艺术高明之处，在于精准拿捏了纪实与虚构的辩证关系，以真为骨、虚为韵，在虚实相融之间，完成了历史记录与艺术升华的双向统一，构建出独属于作品的美学境界与精神价值。

 

袁家村的蝶变，是中国乡村振兴进程中真实可考、有据可查的经典案例，是镌刻在时代史册上的乡土传奇。董信义坚守文学的现实主义底色，以绝对的真实架构小说的叙事骨架。小说依托袁家村半个世纪的真实发展脉络，完整还原了乡村脱贫、工业致富、文化振兴的三大核心发展阶段，精准复刻了乡村改革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关键发展节点、时代政策背景。从七十年代开荒拓土、解决温饱，到改革开放后兴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再到新时代深耕文旅、激活文化动能，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贴合历史真实，每一次转型突破都契合时代脉络。这份纪实性，让小说摆脱了悬浮式的文学想象，拥有了沉甸甸的历史质感与现实分量，具备了珍贵的乡土史料价值。

 

与此同时，作者以适度的文学虚构填充叙事肌理、丰盈人物灵魂、升华精神内核，为冰冷的历史事实注入温热的人文气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生活场景、细节冲突、心理活动，皆源于作者的艺术提炼与文学创造。真实的历史脉络是作品的筋骨，虚构的人物细节是作品的血肉。纪实的骨架让作品扎根大地、不浮不躁，虚构的笔墨让作品灵动鲜活、有情有韵。

 

这种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绝非简单的文体技巧，而是贴合题材特质、契合时代内涵的深度创作智慧。单纯的纪实无法承载乡土变革背后的精神力量，纯粹的虚构无法诠释乡村振兴的时代重量。董信义以纪实守真、以虚构传神，让读者在真实的历史变迁中看见时代进程，在鲜活的文学叙事中感受精神力量，实现了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艺术性的完美平衡。

 

更深层来看，虚实辩证法的运用，完成了乡村变革的意义建构。袁家村的崛起，从来不止是经济数据的攀升、村容风貌的革新，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革命、文化重塑、价值重生。单纯的纪实只能记录“乡村如何变富”的表层现象，而文学的虚构与升华，能够解读“乡村为何能兴”的深层逻辑。董信义通过艺术加工，将散落的历史事件串联成完整的精神脉络，将朴素的奋斗故事升华为坚定的理想信仰，让袁家村的蝶变，从一方村落的个体发展案例，升级为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精神范本。

 

评论者野蒿曾言，文学源于现实却超越现实，其终极意义，是让现实中的美好获得纯粹的艺术飞扬。《袁家村》的虚实笔法，正是对这一文学理念的完美践行。作者不刻意复制现实的琐碎，也不刻意美化时代的阵痛，而是立足真实、提炼精华，让乡土奋斗中蕴含的坚韧、坚守、理想与希望，挣脱现实的桎梏，获得更纯粹、更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在虚实流转之间，小说构建出独属于新时代乡土文学的美学意境：既有大地的厚重，亦有文字的灵气；有历史的沧桑，亦有理想的光芒。

 

五、叙事突围：从苦难悲歌到希望长歌的乡土美学革新

 

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始终在苦难书写与精神求索中前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苦难美学”叙事传统。从鲁迅笔下麻木悲苦的乡土众生，到路遥文本中挣扎困顿的底层人生，传统乡土文学多以批判、反思、悲悯为核心基调，聚焦乡村的贫瘠、人性的桎梏、文明的冲突，以苦难的深度彰显文学的厚度。这种叙事传统，记录了乡土中国的百年阵痛，具备深刻的社会价值与批判意义，但长期固化的苦难叙事，也让乡土文学陷入了单一化、同质化的审美困境，让大众对乡村的认知，始终停留在破败、落后、悲情的刻板印象之中。

 

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下，《袁家村》完成了一次极具突破性的乡土叙事革新，实现了从“伤痕悲歌”到“希望长歌”的美学转型，重构了新时代乡土文学的精神底色。董信义从未回避乡村的苦难与贫瘠，小说如实描摹袁家村曾经的荒芜困顿、民生艰难，不美化过往的苦难，不掩饰乡土的阵痛。但与传统乡土文学将苦难作为叙事终点、以悲情收尾的范式不同，《袁家村》将苦难作为变革的起点、成长的底色、理想的基石。所有的困顿与坎坷，都不是为了渲染悲情、抒发焦虑，而是为了铺垫突围的力量、彰显奋斗的价值、点亮前行的希望。

 

这种全新的“希望叙事”，绝非廉价的乐观主义，更不是脱离现实的虚假赞歌，而是扎根真实奋斗历程的理性笃定。袁家村的重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也不是天降福祉的幸运，而是两代人数十年栉风沐雨、攻坚克难的结果。小说细致描摹发展路上的博弈与挣扎、探索与迷茫、挫折与坚守，真实还原乡村振兴的艰难曲折，让希望的生长有了最坚实的现实根基。这份建立在苦难之上、淬炼于奋斗之中的希望，厚重而坚定、温暖而磅礴，远比悬浮式的乐观更有力量、更有深度。

 

董信义以文字为刃，划破了乡土文学的审美桎梏，重构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图谱。千百年来，逆来顺受、安于天命是刻在传统农民骨子里的精神标签，而袁家村两代人的奋斗史，彻底完成了一场乡土精神的革命：从被动承受命运到主动创造未来，从固守传统桎梏到拥抱时代变革，从依附城市发展到重塑乡土价值。小说书写的不仅是一方村落的经济蝶变，更是一个群体的精神觉醒、一个时代的文明进阶。

 

在当下文学市场沉迷苦难批判、偏好悲情叙事的氛围中，《袁家村》的希望叙事有着珍贵的补缺意义。文学的使命，不仅在于揭露问题、反思苦难，更在于传递力量、照亮前路。董信义的书写，让乡土文学不再只有悲情的底色，更有向阳的光芒；不再只有批判的深度，更有建设的温度。他让读者看见，乡土从来不是日渐凋零的过往，而是生生不息的未来；农民从来不是历史的配角，而是时代的主角、命运的主人。

 

六、镜像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学诠释与时代启示

 

《袁家村》的文学价值，终究扎根于其厚重的时代价值；其艺术生命力，终究源于其深刻的现实阐释力。这部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文本属性，成为映照中国乡村振兴的文学镜像，从个体村落的蝶变中，解码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普遍规律，为新时代乡村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精神启示与实践借鉴。

 

乡村振兴是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社会变革，绝非单一的经济脱贫、村容改造，而是涵盖经济、文化、精神、生态的全面振兴，其核心归根结底是人的振兴、文化的振兴。《袁家村》最深刻的价值，正在于精准捕捉了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核，以文学叙事完整呈现了乡村发展的三级跃升。从父辈开荒拓土、解决温饱的生存振兴，到兴办实业、壮大集体经济的物质振兴，再到深耕文脉、激活内生动力的文化振兴，三个发展阶段层层递进、不断升华，清晰展现了乡村发展从“生存刚需”到“物质富足”再到“精神丰盈”的进阶逻辑，精准诠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

 

其中，文化振兴的突围之路，最具现实启示意义。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乡村陷入“模仿城市、丢失自我”的发展误区，盲目推进城镇化改造，抛弃本土文脉、摒弃乡土特色，最终导致千村一面、特色消亡，失去了核心发展竞争力。而袁家村的成功，恰恰在于守住了乡土之本、激活了文化之魂。郭怀山立足关中民俗、大唐文脉的本土资源，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旅的深度融合，让古老乡土文化焕发时代新生。这一发展路径印证了一个核心真理：乡村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对城市的复刻模仿，而是独一无二的本土禀赋、生生不息的乡土文脉。乡村振兴，贵在守正创新、重在文化赋能，唯有扎根本土、深耕文脉，才能走出可持续的特色发展之路。

 

同时，小说深刻诠释了乡村振兴的“合力逻辑”，打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误区。袁家村的蝶变，没有天降英雄的传奇，没有单打独斗的突围，而是政策赋能、时代赋能、干部引领、村民奋斗、知青助力的多方合力成果。小说全景式展现了各方力量同心聚力、共建乡土的壮阔图景，精准还原了中国乡村改革的真实生态。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使命，而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唯有凝聚集体力量、汇聚各方微光，才能汇聚成乡土重生的磅礴伟力。这份书写，让作品超越了个体叙事的局限，拥有了宏大的历史格局与时代视野。

 

七、余韵长存：大地理想主义的文学永续与精神永恒

 

董信义曾说，自己毕生最大的荣幸，便是身为农民之子，为乡土发声、为百姓立传、为时代书写。这份朴素纯粹的写作初心，贯穿《袁家村》整部作品，成就了一部扎根大地、致敬时代、点亮理想的文学经典。

 

诚然，作为一部直面现实、书写时代的长篇力作，《袁家村》并非完美无缺。有评论指出，小说对社会矛盾、人性冲突的刻画略显温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情节的张力感仍有提升空间。但瑕不掩瑜，在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版图中，这部作品的开创性价值、精神价值与时代价值，足以让其占据重要席位。它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没有刻意渲染悲情苦难，恰恰以平和质朴的笔触、温暖坚定的底色，书写了最真实的乡土、最动人的奋斗、最纯粹的理想。

 

这部作品，是为农民而歌的生命之作。在中国文学长河中，农民始终是被书写的对象，却常常是被失语的群体。多数乡土文本中，农民或是苦难的符号，或是启蒙的对象，从未真正成为叙事的主体、时代的主角。而《袁家村》彻底颠覆了这一叙事格局，将农民置于文本的核心中心，让农民的奋斗、坚守、理想与抉择，成为推动时代前行的核心力量，真正实现了为乡土立言、为农民立传。

 

这部作品，更是为时代立传的精神之作。半个世纪的时光流转，袁家村的每一次转型、每一次突破、每一次新生，都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一方村落的蝶变，是整个中国乡土转型的微观缩影；一群农民的奋斗，是整个民族逐梦前行的生动写照。《袁家村》以文学的方式，定格了乡土变革的峥嵘岁月，留存了时代发展的精神记忆。

 

九嵕山不语，渭水土含情，田垄藏岁月，奋斗铸荣光。在城市化浪潮奔涌向前、乡土价值不断被重新审视的今天，《袁家村》的问世，有着超越文本、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它让我们读懂，乡土从来不是需要被拯救的废墟，而是生生不息、底蕴深厚的生命沃土；农民从来不是时代的旁观者与牺牲品，而是改写命运、创造历史的时代主角；理想主义从来不是悬浮于空中的浪漫幻想，而是扎根大地、深耕细作、久久为功的坚守与担当。

 

董信义以笔墨为薪，燃大地理想之火；以初心为炬，照乡土前行之路。《袁家村》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便是这份大地理想主义：生于泥土却不甘平庸，历经风雨却始终向阳，扎根乡土却拥抱时代，平凡质朴却自带光芒。在山河流转、时代更迭的岁月中，这份扎根大地的理想、坚韧不拔的奋斗、向阳而生的希望，终将跨越文本边界、穿透时光阻隔，为乡土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生力量，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不竭的精神滋养，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永续长存。

 

2026年7月1日写于四川

 

作者简介

袁竹，1966年10月生，四川德阳人，别号石竹山人，国家一级美术师、逍遥画派创始人，是横跨文学、哲学、美学、美术领域的复合型多元文艺家。

一、绘画成就

作为逍遥画派创立者，其开山之作《山村》斩获纽约世界艺术博览会国际优秀奖。先后出版《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大红袍精品图书（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等多部权威画集，作品被纳入高校美术教学体系，具备专业教学与艺术示范价值。

二、文学成就

千万字跨文体资深作家，累计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学术论著等作品超1200万字。长篇代表作涵盖多元题材：37万字科创题材长篇小说《破茧逐光》（又名《东升》）于2026年5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历史现实题材《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变脸》；史诗级科幻长篇《驶向星辰大海》；抗战现实主义作品《烽火荣光》；古蜀文化题材《大易流形》《我爹是神我是人》《三星堆之缘》《三星堆青铜恋歌》等。同时著有《鲁迅论》《巴金论》《李调元论》《张俊彪论》等系列长篇文学研究论著。在“文化艺术报”、“英国华商报”、“华文月刊”、“华人文学”、“评论与访谈”等纸媒发表数十篇书评。

三、哲学、美学成就

深耕文艺哲学与美学研究，著有“逍遥哲学”三部曲《易道哲思》《仁源义辨》《无竟之游》，构建了专属的逍遥文艺哲思体系，为其绘画、文学创作提供核心思想支撑。

其《破茧逐光》《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三部核心力作，集体参展2026年6月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集中展现了逍遥画派与逍遥文学的创作成果与文化价值。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