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在路上
——董喜阳诗歌读记
 
王士强
 
当前的诗歌总体上是平庸的，虽然从数量来看已经可谓壮观，但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恐怕并不算多。这其中大环境的掣肘、制约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诗人本身主体性的缺失、创造力的匮乏也难辞其咎，这确乎是一个“二流的时代”。当然，真正优秀的诗人也并不是没有，他们肩住历史和内心黑暗的闸门，记录下如卡夫卡所言的“废墟”中之所见，写出了对得起这个时代和时代中人的作品。这些诗人虽然为数不多、寥若晨星，却足以成为一个时代诗歌存在的证明。当下诗歌之不容乐观，其原因在于好的诗人、好的作品还是太少，不能满足人们的期待。然而，对此却也不必过于悲观，诗歌不会消亡，诗歌的未来仍然值得期待，其原因则在于众多新诗人的出现、新青年的成长。而今的“新青年”亦可以承载人们对新诗未来的期待和想象，正像百年前新诗的诞生，以及百年新诗发展演变的主要承载者皆是青年一样。
董喜阳也是一位诗歌界的“新青年”，他出生于1986年，是一位“80后”诗人，同时也是更年轻的“85后”诗人，从其诗歌作品来看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独特的质素。的确，这一代人较之此前有着诸多新的特质，比如所接触信息量的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变、知识结构的完善等等，这些方面他们都有明显的“优势”。与整体的竞争加剧、压力增大等时代性际遇有关，年轻的80后一代精神气质上多是躁动不安、惊慌失措、进退失据的，叛逆、抗争、个性似乎成了一代人的标签。这里面包含着进步意义，同时也隐含了一定的问题。与这种潮流不同，董喜阳则显现了一种其同龄人中所不多见的安静、从容、宠辱不惊、不忧不惧的特质。这大概和他有基督教信仰有关，也就是说，他在内心是有“根本”、“根据”的，这对于他的人与诗来说都并不是不重要的。
董喜阳的诗并非对生活的镜像式反映，而是对生活的深度变构与再造，这里面词语的“密度”很高，意象和意象的组合纷至沓来，必须经过逐步的解码、解压缩才能悟解其诗之奥义。总体而言，他的诗是有些晦涩的，扭曲、多义、沉滞，他的诗不是清澈见底、一览无余的。但是，他并不是在玩语言游戏，没有沉溺于语言狂欢，而是有所指、有现实指向和意义指向的。慢慢读来，他的诗会逐渐呈现其内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每每有出人意料之处。比如这首《午后》，写出了一种“宁静”，但同时也写出了“宁静”中的“不宁静”：“北方有一种静。萋萋芳草的岸边/鵁鶄在虚幻的画布上飞/它掠过空无的河流与房屋，向/城市的玻璃窗猛烈撞击。在草与岸/的链接处，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响动/一滩夏风午睡的侧影/在我的视野内勾勒出纵横的方格子/所有围观的事物被双规。像是/被时间拘捕的天空。忽然有一种/打破，远方传来马的嘶鸣”，这里面所传达的情形是微妙而复杂的，有淡然，也有不安，有稳定，也有打破，摹写了一种独特的生命状态，耐人品咋。《生命如风吹过》中，其中有对生命与语言之关系的生动书写：
如今，我的嘴唇时常跌倒/我的语言无力。被语言扶住的生活开始滑坡/如今，我怀疑自己是否在耕种罪恶/使河水无辜受冷结冰，印堂发黑/这河水和我一样，从原处断裂、干涸/瘦弱的风穿过幽谷，叮当之声悦耳/而后哭了，一场咸咸的春雨/一连串绝望的语言。我的内心终究被虫子/与泥土切割。皮肤的伤口昨天愈合/今天又重新溃烂/用带刺的语言解释我的日子，我的苦难/谁能将躺在尘土中的自己找回/然我们的生命也不过是一口气/尚不知何时呼出，成为雾气的幻影……
这首诗所写，大概既是契合生命本体处境，又是包含语言哲学的，用笔老到，思想深刻，令人惊奇。董喜阳是一个很有语言才华，许多的诗句非常独特，富有诗意，他同时也是有很强的修辞冲动的诗人，非常注重对语言的雕琢、打磨，力争刻下个人的独特印记。诸如此类的诗句让人印象深刻：“搬起一块石头/压住自己的舌尖……”（《一个消化不良的人》）、“马跑过来了，像奔驰的火焰/抓伤时光的脸谱”（《万物之心》）、“……月光的尾巴上/拴满星火”（《向往温暖》）、“我欢笑多于哭泣，像我的死亡大过/永生。我长久的爱着，我的不足”（《热爱》）……语言之于诗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董喜阳的诗歌显示了其较强的语言才能、语言才华。对于诗歌写作而言，这并非其全部，但却是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位诗歌写作者如果没有语言的敏感，没有明确的语言意识，其写作恐怕很难具有太大的意义。
董喜阳诗中的生命形态同样有颇多值得观照之处，他热爱生命，热爱着这个大千世界，他的爱明朗、纯净、热情。生活中的他非常阳光，诗如其人，他的诗大致也是阳光的、充满正能量的，或者说，这是他诗歌的一种底色，是他观照世界的基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他虽然年轻，但对生命的理解与体悟却很深刻、很有深度，显示了一种从容不迫、宠辱不惊的气度。比如《象征意义》中所写：“……骄傲，嫉妒，贪婪/盖满我的屋顶。三个火星/三杯毒药，路过我的柴门/被性急的秋雨率先淋过的栅栏/流出赞美之声。一碗酒抵达/肠胃，一座感冒的宫殿/痊愈。后两碗留给景阳冈的英雄/他的，完美的愉快和痛楚”，这里面有一种世事洞明的睿智与宁静。再如《灯光下的信》：“我和昨天死去的人一样/为了明天的活人，替他们/活着。阴寒，墙角一枚高烧的/梅花，多像此时我的自救/冒着汗，一锹一锹/挖动阳光，响动的过程是/艰难的，亦如长满锈迹的心”，这里面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其作者更像是一位阅尽沧桑、饱经风霜的苍苍老者，探察着生存的真谛，传达着人生的经验。《我要看见带有温暖的白色吊灯》则是关于生命、命运的书写：
 
 
我仍生存在很久以前离去的乡音里
我仍绽放在一朵濒临灭亡的植物里
我仍是站在棺木上，浩荡的进进出出
我是夏日树荫中的回声，朝着埃及的古老飞去
床底下的蛐蛐纺着带有水温的毛线
客厅里的豆浆机站在阳光下打着喷嚏
我被戴上了一个帽子，在钉子之上穿出了剑
整个世界都会趴在木屐上思索，墙里和屋外
“脱下布料真的比穿上裤子难很多”，时间说。
看来，吊一盏白色的灯来温暖是有必要的
 
 
这里面融通了时间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参悟着生命之生与死、爱与恨，在简短的篇幅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富有诗意，引人深思。
写作是一条孤独长旅，对董喜阳来说，他的写作大概仍处在“万里长征”的初始阶段，后面还有相当长的路等待着他，仍然存在无穷的变化可能和上升空间，可以说，他仍然是“在路上”的。到目前，他的诗作已经具有了自己的一些风格特点，走到了同代人中比较靠前的方阵中，这自然是值得欣喜的。但是同时，如何突破自我、继续前行是重要的，诗人既要避免重复别人，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同时也要避免重复自我，而应该不断的丰富自我、超越自我。就我的感觉而言，董喜阳的诗歌写作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着力、改进之处，他的写作有时在语言、修辞方面过于用力，过于追求复杂化处理，但有时简单却可能更有力量更有亲和力，更能直指人心。诗歌需要与社会生活、与个体生命，与丰富的人生形态、与幽微的内心变化结合得更为紧密，对之作出及物、准确、有效的表达，这大概也是从“青春写作”转向更为成熟的写作尤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董喜阳的诗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方面有的地方还有些“化不开”，在词语的变构、用词方面过于用力、用险、突兀，有的地方节奏、断行欠斟酌，对意义的传达形成了阻隔……如此种种的存在，大概也正是其写作更上层楼的基础。
——作为“新青年”的董喜阳，仍然是“在路上”的，并且将一直“在路上”。对真正的写作者而言，写作是一次无止无休、与生命同等长度的修行，他必须“扼住命运的咽喉”，与命运相搏，与自我较劲，这是他无可逃脱、必须面对的宿命。董喜阳正在路上，他需要付出他的智慧、才华、勇气、毅力，他需要一次次的出发、登攀、超越。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走得很远。
 
王士强，1979年生，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亦涉诗歌、小说等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新文学史料》《扬子江评论》及《诗刊》《星星》《诗潮》《诗林》《扬子江》《诗选刊》《诗歌月刊》等期刊发表学术性文章百余篇，数十万字。“汉江·安康”诗歌奖评委、“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大展”评委，《诗探索》理论卷特约编辑、《新文学评论》“诗人档案”栏目主持，《诗歌月刊》下半月“诗歌理论”特约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