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与门——北京青年诗会主题活动访谈之安琪]

只有具体的一个个人才是真实的历史的存证
——陈家坪访谈诗人安琪
 
 
陈家坪：可能很多读者应该都了解到，在你写作的过程中，曾经大量尝试过长诗写作，到现在你还比较满意的长诗有哪几首？它们体现出你的什么写作观念和艺术理想？
安琪：2012年我自印了一本长诗选题为《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收入了漳州、北京时期的长诗80余首，时间跨度20年。这些还不是我全部的长诗作品，若要细细搜集，至少应有百余首。每当悲观失望于现在的创作状态时我会翻翻这本长诗选，带着一种“先前曾经阔过”的自我安慰继续苟活人世。倘诗神不再恩赐于我，这些长诗将是我此生创作的巅峰。我对我大部分长诗都很满意，除了获得比较大共识的《轮回碑》《任性》《九寨沟》《纸空气》《庞德，或诗的肋骨》《出场》《越界》《永恒书》《每个人手上都握有开关》《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等等，都是我颇为器重的。《干蚂蚁》《节律》《未完成》等为我赢得第四届柔刚诗歌奖的三首长诗也有它们青春激烈的情思在。说起来一个人写出了太多自己满意的作品也不是好事，你的精力让你无法兼顾这么多作品，更何况读者也不可能接受你这么多作品。这么多年，大家对我的长诗比较知道的就是《轮回碑》，我自己也只好选择《轮回碑》作为我的长诗代表作，其他的就自生自灭去了。
    和不少批评家一样，我也偏爱我的长诗，那些长诗大都写于1998—2002年间，是我的生命状态到达极致后的产物，我在写出那些超常发挥的长诗的同时已无法回到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承认每一部作品一经出手就具有它自己的生命力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越是强大的作品它自身具有的力量就越大，这力量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对读者甚至作者本人的掠夺、侵占和破坏。我以后的生命都因为这些不可思议的长诗而获得改变。哪怕仅从这个角度我就必须为这些改变我命运的长诗保有一份刻骨的爱与恨。我之偏爱我的长诗还因为它们提供了第三代之后一种新的女性写作路径，按批评家陈仲义教授的说法是“从安琪开始，以语词为中心变频的碎片式写作样态，意味着畅达十几年之久的黑夜写作意识的淡出，意味着新一轮的性别写作惯性的进一步排除，在地平线上另一端露出异样的‘综合’写作平台”。无论如何，我必须为此感谢诗神的眷顾。
    按词典的解释，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称为史诗，从这个意义上，我的那些长诗是算不得史诗的，而事实上我确实也没把它们当作史诗来写。“长诗”是我给它们的唯一称谓。我注意到批评家马步升先生的“自我史诗体系”和赵思运的“一个人的史诗”的说法，同时也注意到80后诗人、批评家杨庆祥博士在关于我的一篇批评文章中说到的“她要将诗歌的写作史纳入其个人的生命史”，事实上许多批评家也都注意到了我诗歌写作中的“生命史”而我个人也一直把我的诗歌写作视为我此生活过的证据。我喜欢把苏格拉底的“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一过”篡改为“未经文字记录的生活不值一过”，因为有了写作，我的全部生活都充满了被转化的可以接受的期待：荒谬、悖论、恐惧、焦虑、情感、无力……我经常会在绝望悲凉时微笑起来，我知道它们都将进入我的文字，这是生活对我的馈赠，我喜欢百味俱全的生活，所谓“悲欣交集”，大抵就是如此。
    我的写作自始至终都跟我的生命发生关系，我可以在每一首诗中还原出当时写作的背景和遇到的人/事/物，客观地说，我有着比较得心应手的用语言转化生活的智力和手艺，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被我纳入诗中。按批评家燎原先生的说法是“混乱的才气、灵光突至的语词碎片和锐利的直觉，粘合出了力图对当下精神文化信息进行包罗万象整合的‘比萨诗章’”。犹如庞德的《比萨诗章》是他在意大利监狱里每天记录下的碎片式的见闻感受：他看见监狱外电线杆上停留的三四只鸟，他脑中回忆起的与叶芝的交往，种种一切，都被他整合进诗中。我的长诗写作也是如此，一切与我有关的东西我都能整合进诗中，这里面，依凭的是“巨大的建造激情”（燎原语）。是的，激情，我从来不缺乏的东西就是它了！一直到现在我还时常被它灼烈的火焰燃烧着，这是一股来自体内的先天之火，它潜伏着，时时等待烈焰腾空的瞬间。我被内心的激情之火驱使着，做出了种种超常规的事也写出了首首超水平发挥的诗篇。你见过火焰的燃烧吗？它不讲道理的燃烧，它烧进去一座两座高楼的燃烧，它烧完数千亩森林的燃烧，它烧毁一整座城市的燃烧，这就是火焰的力量！同样，当我内心激情的火焰借助诗歌的形式燃烧起来时，一切的一切，都被烧了进去，我于是具有了溶解一切的“王水”（批评家向卫国语）的力量。这就是我的长诗写作状态。
    为什么那么多人读了《比萨诗章》却无法受其影响无法学习庞德式的吸纳一切的写法？西川曾在读了我的长诗集《任性》之后回信说，庞德是个连许多男诗人都望而却步的诗人，你竟然能与之走上同一条创作之路，实在令人惊讶。这里面的原因我以为就是激情（也许还有一些抱负？）。庞德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激情色彩的人，他精力旺盛、充沛，一生都在文本和行动的创造中。
    除了激情，“大胸怀”也是我一直要求于自己的，因为我的写作是消化式的把外界吸纳进来再吐送出去的写作，吐送的多少与吸纳的多少有关，如果我心胸狭隘，首先阻碍的就是我自己，包容、宽容、善待每个朋友的长处，这些，是我要求于自己的大胸怀。
    在我看来，所谓史诗，其实就是每个人的生命记忆生命史，人民是一个抽象概念，群众也是一个抽象概念，只有具体的一个个人才是真实的历史的存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录下自己的历史，那才是一部姿态各异鲜活生动的历史。这是我的史诗观。我将为此继续我的生命史亦即诗歌史的写作。
 
陈家坪：读了你这次参加北京青年诗会朗诵的诗作，有两句诗，很能打动人：“每个夜晚对我都像牢房/梦见父亲的人在梦中被父亲吓住。”我们可以理解梦见是一种想念，而被吓住是一种意外，这其中所隐含的人生秘密，也许非常深远而复杂。同时，父与子，父与女，是生命关系，也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我想听听你具体的内心的感受？
安琪：是时候写父亲了。2011年7月15日，父亲在漳州家中突然发病，母亲和妹妹目睹了父亲发病的整个过程，他因为我寄回家中的礼物分成两份一份给他一份给母亲而恼怒着，正和母亲拌嘴，不示弱的母亲自然加以回击，父亲于是又使出了他的杀手锏，他指着母亲说，这房子是我买的你给我滚，到你女儿那里去吧。话音未落，他突然听到脑子里细微的“叭”的一声，头便往右垂，右手也松垮下来，整个手掌开始握成拳，妹妹第一时间冲上去掰他的手掌，她听到父亲喃喃着“不能急，不能急”，这句话成为父亲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父亲并未就此西去，他被母亲和妹妹拨打急救车送到漳州市医院。然后就在医院躺了整整一月，于2011年8月15日，农历七月十六日辞别人世。
    父亲发病那天是农历六月十五，闽南习俗“半年节”，这是一个大节日，母亲说，这天发生的任何事都是天注定。也就是，父亲在这一天发病并最终辞世，有他不可逃避的宿命在。
行文至此我突觉手凉心悸并连打五个喷嚏，头还微微发晕，父亲一定已经来到我身旁看我如何写他。父亲，就是您在身边看着我，我也要写出我一直想写的心里话。
    还是回到我寄出去的礼物吧。为什么我要分两个名单，这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并为此送命的由头。我对父亲说，但我能只寄给您吗？此前我寄给您的礼物您死死捂住不分给母亲一份，您对母亲说，这是女儿寄给我的，又不是寄给你。于是我遭来母亲的大骂，母亲说，你寄东西给你父亲不寄我就是让你父亲看不起我。回想起每次回乡，父亲总在我耳旁念叨他的退休金如何不够花费，引得我愧疚万端每次都悄悄塞给他千儿八百的，每次都叮咛又叮咛万不可给母亲知道，但每次父亲都会故意向母亲炫耀引来母亲电话追到北京，要我以后别回去以免钱给父亲让父亲得意我对他的好。每次我都说，我不也要给您钱吗，是您不要的。母亲就说，我不像你父亲，不体贴孩子。
    这就是一辈子互相折磨永远也不快乐的父亲母亲。从我和妹妹记事起，父亲母亲就从没有间断争吵。很小的时候，每当父母争吵完后必骑上自行车，父亲载着母亲，也不知找那个领导诉说评理去，我和妹妹在房间里大哭，哭累了跑到外面玩，玩着玩着就有小朋友说，你爸妈回来了，我们抬头一望，父亲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向家门骑来，后座上坐着母亲，找领导评理后战火停不了两三天又得重燃，然后又去评理，周而复始。
    说起来父亲和母亲还是自由恋爱结的婚，两家居然隔着一条街相望，从母亲的家喊一声，父亲那边就听得见，反过来也是。那条街叫解北街，在石码镇龙海县漳州市福建省。母亲读初二时到对面辅导她的同学数学课业被同学的邻居，时在部队当兵的父亲看见，两人开始通信。尚未成为我母亲的初二女生信中对尚未成为我父亲的兵哥哥的称谓是“解放军叔叔”。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解放军叔叔”对停课闹革命的高中女生说，你赶紧嫁给我，不然要上山下乡啦，上山下乡后你再想嫁给我那就是逃避上山下乡了。原本有望考上北大清华的尖子班学生我母亲就这样嫁给了小学毕业生（且还留过两次级）的我父亲，并于次年（1969）生下了我。
    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改变了我母亲一生的命运。现在，她年纪轻轻（20岁）就嫁做人妇，直接从学校一步跨到家庭妇女的行列。生性有诸多毛病的父亲，年轻守寡带大两个儿子的婆婆（和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这样的婆婆总是刁钻刻薄的，当然，凭心而论，我奶奶对我这个长孙是很好的），天真单纯的母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终于精神挺不住，抑郁了。母亲抑郁的时候很年轻，应该不到30岁，父亲在充当了迫使母亲抑郁的主力之一的角色之后反过来又品尝了母亲因抑郁而给家庭当然也包括他制造的痛苦和烦恼，父亲和母亲之间就这样形成了双向伤害的格局。父亲自身的性格几乎是缺点的集合体，好吃懒做，不安分，还虚荣，还爱找女人。我曾有诗如下“父亲的一生是烟酒的一生，也是小姐的一生”，父亲居然读到了，但没生气，只是笑说，有这样写父亲的吗？如果说父亲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他对文字的仰慕和尊重，他在当兵时写过的一篇题为《郑连长的旅行包》的豆腐干小说曾经发表在《解放军报》上，他端端正正剪了下来贴在本子上向我炫耀，他有一本厚厚的日记本写有诸多文字，我北漂后不知遗失在什么地方了，这是我对不起父亲的地方。倘若父亲有那个环境，继续走文学的路，也许他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这些毛病也许就不是毛病而是名士风流？谁知道呢。
    但父亲终究没有走上文学之路，复员后分配到工厂，当上造反派，粉碎“四人帮”后在工厂自然呆不下去了，调到贸易公司，误打误撞成为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人，竟然发家致富了。和同学们相比，我们家是比较早有彩电和电话的。挣了钱的父亲少部分投于家用，大部分扔给外人，当然还有女人。他动辄就把全公司几十号人招呼到饭馆大吃大喝，把母亲气得不行，但也没办法，钱在他身上，管不了啊。临近晚年的父亲跟不上时代的潮流，经商能力不济了，更兼一帮狐朋狗友纷纷以投资名义骗走他的钱（就是融他的资许以高息回报其实最后本息皆无），以致父亲退休后只能靠退休金过活，正常老人花销退休金也就够了，但父亲依然要享用他的花天酒地，便捉襟见肘，脾气便越发乖戾，时时威胁着要把房子卖了，他自己去租小点的，再把余钱自己花。说起来父亲这一生也只有置了这一套两居室的房，竟然如此霸道，一和母亲吵架便要赶母亲，前面所说他的发病正是他赶母亲的时候。当我获悉父亲住院后飞回漳州，在医院，我看到父亲两个鼻孔和喉咙都插着管子，半身不能动荡，我紧紧握住父亲还有知觉的手，泪流满面。父亲从发病的那天起便丧失了语言能力，但他的思维一直很清楚，他一定清楚地听到母亲和护工诉说他一生的不是。我和妹妹试图制止母亲但我们也拿偏执的母亲没有办法。我想父亲的最后时光一定倍感凄楚，他尝到了他的妻子对他近乎抛弃的置之不理。但我们很理解母亲，当父亲活着时动辄拿房子来威胁要赶走她时，你能指望她尽心尽力服侍父亲？父亲走了以后，母亲过上了最为舒心的时光，脸上不再苦大仇深而是难得的温柔，我甚至觉得父亲走了以后母亲变得年轻漂亮了。父亲和母亲的一世冤仇终于得靠死亡来解决，呜呼。
    作为长女，我基本遗传了父亲和母亲身上的所有缺点，倘无诗歌，倘没有诗人这一身份的遮掩，我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时至今日，我越来越明白这点。继续写下去这话题会很长，我想说的是，无论父亲母亲自身有多大恩怨，我对他们都没有尽到一份女儿的责任，我的不顾一切的北漂是对他们的最大不孝。现在我略微可以做补偿的时刻父亲去世，母亲则因为身体太过敏感于环境而无法来北京生活，我对父母犯下的错竟至于无法弥补，这是我深藏于内心的羞愧。父亲去世后我是梦见他最多的人，有意思的是父亲在梦中经常向我诉说没钱，显然父亲在那边也很会花钱。我于是赶紧和妹妹给他烧大笔纸钱，写作《夜晚的方向》也是缘于对父亲的梦，具体详情已记不太清楚了。今天，我有能力把父亲接来北京与我同住时他却已不在人世，“子欲养而亲不在”，说的就是这样。
我在父亲去世后写了一首诗题为《每个诗人一生都要给父亲写一首悼诗》，说的就是父（母）与子，父（母）与女这个永恒的主题，近几年，为父亲写悼诗的还有雷平阳、陈先发、格式、中岛等，我希望我写出的是独属于我自己的父亲，他不是传统意义父慈子孝的父亲，他不完美，但他确实是我的父亲。希望父亲能原谅我对他的不美化不伪饰。父亲，如果您现在转世投胎了，请托梦于我。
 
陈家坪：你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复杂而深情的父子情爱，真令人感动！你说到要是父亲有一个合适的环境继续写作，也许对他的个性是一种拯救，显然，这种写作意义上的拯救，在你的身上是成功的，因为如你所说，你继承了父母身上所有的缺点。从自已身上的缺点去寻找写作的突破口，这是需要勇气和自我完善的能力，是一些什么机缘让你获得了这样的能力？
安琪：你的这个问题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泪腺，昨天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没有流下的泪水此刻流了下来。在讲究“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语境里，我一直惴惴不安于对父亲的陈述。昨晚，我真的又梦见父亲了，在梦中我着急着外出开会，父亲则在筒子楼的某间黑乎乎的空旷屋子里着急为我做饭烧菜。梦中的父亲是黑白的，并不苍老，父亲从来没有苍老之态，他一直精神勃发着，直到发病的前一天还保持着他每个晚上外出喝酒凌晨方回家的习惯。父亲一向自豪于他的年轻态，无论身体还是心理他从未觉得自己已步入老年。父亲中风缘于他的高血压，他患高血压已有多年但他从不吃药，后来我偶然从一个诗人医生的口中获悉，降压药会损害一个人的性能力，我暗暗揣测，父亲就是因此才不吃降压药的吧？翻读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多少作家其实都有父亲的缺点，贪杯好色在男人是再普遍不过的，所以我不应对父亲太过苛责。父亲当兵期间干的是文书的活，还在《解放军报》发表过小豆腐干，这一切都表明他身上有浓厚的文学细胞，如果他能像今日部队中的士兵因为写作而被保送到军校深造，他的人生一定是另一番天地。又或者他复员到工厂后不是被时代大潮裹挟着一会到工宣队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会儿当造反派斗人一会儿又被别人当造反派斗以至最后跑去经商的话，他应该会是个好作家。父亲在工厂当保卫干事时经常从厂里借书回家，我也就跟着读到了《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我的记忆至今留有夏日傍晚父亲在家门口和邻居们纳凉讲古的故事，有一回说的是石头灌溉草，草变美女还泪，长大后才知他在说《红楼梦》。在知识分子挨批的年代父亲没有当作家的欲望自是可以理解，但父亲喜欢帮我改作文，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回写春节逛街，父亲帮我改了一个词“热闹非凡”，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为此特意表扬我说，这“非凡”二字用得好。我觉得我的写作细胞遗传了父亲但母亲却不认账，她认为遗传了她，理由，当年他们班里的大字报都出自她之手。无论遗传自谁，从小学开始，我的作文一直被当做范文在班里朗读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我从小就立下志愿要当作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高中时语文老师布置了一个题目《我的梦》，我在作文中明确写，我的梦就是作家梦。
    对1960年代末出生的人而言，有作家梦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它很正常。高中，大学，我的同学中就有不少人做着文学的美梦。我们这拨人1980年代中后期上的大学，正赶上改革开放，西风东渐，读书的风气很浓，我也囫囵吞枣买了许多文史哲，什么萨特、海德格尔、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不知为什么，那时的读书风气偏向西方，只要西方，就是现代派，就是先锋，就是新生事物，买书也主要看外国名字，读不读懂不懂无所谓，只要是外国人写的，买了先说。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之为“喝狼奶”，我承认我也是喝狼奶长大的，造成的后遗症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是膈膜，每次读古书都觉得很累，读西方那些生涩拗口语法混乱的翻译体长句却反而有着一种解谜题的快感。
西方现代派带给我们的更多一种分裂，其对各种“意识”的挖掘其实就是层层剖析出一个又一个的我，“我”与“我”之间矛盾、纠缠、互否，因此起步于西方现代派的中国作家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自然远为中国传统派深刻，世界在他们眼中不再是单一完美的个体，因为他们自身早已不是单一完美的个体。有意思的是，在诗歌界，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诗人大都事业、创作两不误，能写优秀的诗篇，也能过丰裕的生活，许多在官场也步步高升，莫非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习得了中国式的中庸术和平衡术？我的前半生基本做不到写作与生活的相安无事，我的写作总是在破坏着我的生活，被破坏的生活反过来又刺激着写作的丰盛，而所有对生活的破坏来自于我被开启的现代派心智，它们如此不安于稳定的、既有的一切，总是试图打碎，总是想往着未知的一切，而未知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
 
陈家坪：的确，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流变之中，当局者迷。但是从个人文学经历中会提供出一个微观的生态，比如你所收集、整理、编辑的《中间代诗全集》，就包含着一代人对自我的认知。现在回头去看这一过程，有哪些价值还值得总结与疏理？
安琪：这个问题事关学理，请允许我援引《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教程》（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熊家良、赵金钟、张德明主编）关于中间代一章的文字（张德明教授执笔）来回答——
    众所周知，1989年以降，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情貌已发生了非常显在的变化，在商业大潮的激烈冲刷和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下，文学日益走入边缘化境地，诗歌创作者再也无法像1980年代的诗人一样，由于写了某一篇非同凡响的诗作而受到众人的瞩目和艳羡。与此同时，随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和立体化，以及网络空间的迅速蔓延，诗歌创作已经成为众多的文化形态中的最为弱势的品种之一。媒体的多样化挤占了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网络的播撒也只是为懂得计算机技术的70后、80后写手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种种情形使得1990年代才走向诗坛从而未能进入第三代的1960年代生诗人成了最容易被忽略和漠视的对象。这群诗人曾亲眼目睹了朦胧诗的辉煌和第三代的光耀，他们对诗人在社会中受人尊崇和拥戴的情景可谓记忆犹新，早已心向往之，但同时也明确意识到了在一个浮躁而冷漠的时代诗人处境的艰难与危机，他们担心这一代的创作天才不被人发现，优秀诗作不被人阅读，甚至有可能“被淘汰出历史”，因此在骨子里有着一种“参与一个时代的诗歌建设”（安琪语）、为一个时代的诗写集体正名的历史冲动。自然，他们也认识到，随着全球化多元时代的莅临，再也没有哪一家刊物能够拥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超绝力量，也不再有哪一种艺术风格能一枝独秀独领风骚，这样，对文学流派的阵地命名和风格命名已经失去了效力。也许正是出于上述这些方面的权衡、比照和寻思，他们最终选择了“中间代”这样一种比较中性的代际指认方式来命名一个时代的诗写群体。
随着“中间代”诗人的出场，相关的诗学意义正被人们逐步地挖掘、开发与揭示。而在我们看来，“中间代”在新世纪初期的盛大出场，其突出的诗学价值在于，它将上世纪1990年代的诗歌史具体化和丰富化了，也为21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鲜活而生动的例证。原生态的历史常常是抽象的、混沌的，如果没有一些概述性强的术语来提挈它，我们就无能准确地捕捉到它的意义所在与演化轨迹。在“中间代”出场之前，我们对于中国新诗当代流变的认识，可以说是在第三代这里戛然而止，第三代之前的线索很清晰，第三代之后则显得有些模糊和笼统，有关1990年代诗歌状况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争端之中，对于这个特定时段新诗创作中的代表诗人、艺术风格、诗学主张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都显得极为单薄，不够丰厚、明晰和细致。“中间代”的现身，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1990年代诗歌的诗学理解和审美感受，填补了我们梳理当代新诗发展史时存有的知识空缺。通过“中间代”诗人群提供的如此丰富精彩的诗歌文本，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中国新诗在第三代退场之后，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和商业语境的出现而走向式微，中国新诗的艺术精神因了一大批执着于艺术的诗人们不遗余力的持守和护卫，仍然在1990年代这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段里得到承传和张扬。如前所述，以往的一些流派命名往往是对过去发生了的诗歌事件的补充叙述，也就是说，当这样的名词术语诞生的时候，那个诗派的诗人们差不多已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当“朦胧诗”这个不甚恰当的术语被确定来指称北岛、舒婷等人的时候，这些诗人也已经走过了他们创作的高峰期。第三代是中国先锋诗歌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一次大汇演，它借助了那个崇尚精英文化年代的最后一息精神余威，因为成名来得过于唐突，第三代中的不少诗人在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及时有效的反应，这也为此后文化语境一旦有变，诸多诗人就将从诗歌阵地上仓皇出逃埋下了隐患和伏笔。“中间代”的出场显然具有更多的开放意味和未完成情态，它所指涉的诸般诗人已然经受住了1990年代的商业诱惑和精神炙烤，其创作上的不屈不挠和韧性战斗意念使他们在那个年代已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诗歌答卷。而且，这批诗人还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他们正置于诗歌创作的当写之年，其知识、经验、才干与文体自觉正集结着向最佳的诗写状态逼近。有这些诗人在场与出勤，新世纪的中国新诗才给人塌实、沉稳的感觉，现代汉诗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也在世纪之初呈显出端倪来。
回答这个问题我确实偷懒，近乎全文引用张德明教授在教材中的阐述，希望借此能让没读到这部高校教材的中间代诗人们知道教材是怎么说中间代的。中间代已完成了它的使命，我注意到潘洗尘和树才联合主编的《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当代诗人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在收入的123位诗人中给予中间代诗人一半的篇幅——归根结底，提出中间代就是为了证明，生于1960年代的诗人中还有这么一批未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优秀诗人存在。
 
2014.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