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歌的重要的时刻
——序《中国诗歌地理：女诗人诗选》



 诗人李少君 

 
近段时间由于关注“地方性诗歌”的话题，对女性诗歌有所忽略。所以，当贵州省诗人协会秘书长郭思思寄来他选编的《中国诗歌地理:女诗人诗选》要求我写序时，我觉得自己难以担当重任，正好事务也比较忙碌，于是加以婉拒。但郭主编认真而执着，此前，我也曾被从未谋面的他的细心感动过，只好再次沉下心来认真阅读书稿。
 
我也知道，这些年来，一些有责任感的诗人、编辑在推进女性诗歌的发展，周瓒等人的女性诗歌杂志《翼》持续出版；晓音等人主编的《女子诗报年鉴》始终保持高质量；一些诗歌杂志经常推出“女性诗歌专辑”；张德明先生继续推进“新红颜写作”，与《湛江文学》联合推出“新红颜写作专号”；而郭思思发起编辑《中国诗歌地：女诗人诗选》，也得到了广大女诗人的呼应，这本诗选中就收入了两百位女性诗人的诗作。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新诗诞生以来，女性诗人数量比起男诗人何其少，各种权威诗歌选本中收集的女性诗人作品何其少，就知道这其实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现象和时刻。女性诗人们正昂首阔步地走上了诗歌的舞台，大张旗鼓地高举各种女性诗歌的旗帜，开始了“美的开疆拓土”的进程。《中国诗歌地理：女诗人诗选》的出版，无疑象征着女性的心灵苏醒和精神版图的扩张。地理，是一个空间词汇，说明女性诗歌从早期关注时间推进转移到两性诗歌空间的争夺、占领与平衡。在男性诗歌节节退后（当然，这本来也许就是男性占据过多地盘）的今天，女性诗歌趁机进入,有着复杂的多种原因，我觉得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重要因素：
诗歌史上女性的缺席，女性经验与感受的缺位，女性被代言。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一些，就更会发现女性在诗歌史的缺席何其严重。五代十国时期，一部以女性的名义编纂的词集《花间集》，艳丽香软的词风，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里面所收诗歌大多是关于女性的感受、生活与诉说的，但作者全是男性。如果再深入追究，历史上除了李清照等少数女诗人，我们读到的众多以女性名义倾诉幽怨爱恋的诗歌，其实大多是男性诗人创作的，这一风气自屈原自命“香草美人”就开始了。五四以后，女性诗人稍有增多，但新诗史上女性诗人仍寥寥可数，冰心、郑敏、陈敬容直到舒婷、翟永明，何其少也。这一状况，进入二十一世纪才有所改观，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已不可忽略。
 
女性文化素养、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上面说的女性诗歌状态有所改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女性文化素养的增强，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上升。在古代，“女子无才就是德”，所以基本不鼓励女性读书，贵族家庭也有些女性受到教育，但总体很少，且有相当局限性。现代思潮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的狂飙猛进，女性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女性读书、工作、走上社会是“五四”期间的一道风景。这一情况在文学、诗歌上也有直接反应，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大量涌现。新时期以来，西风东渐，传统受到冲击，女权主义兴起，但女权主义全面铺开之后，女性诗歌内部也开始产生变异、分化乃至分流，是强调共同性逐步与男性同化获取相同权利甚至凌驾于男性之上，还是仍然保持女性差异性特质，但相对自由、独立和平等，这其实也是“新红颜写作”乃至别的女性诗歌潮流出现的一个文化和时代背景。女性是与男性共同组成社会与世界，而非女性的崛起以驱赶压抑男性为前提，否则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变相产生新的压迫性的权力结构，形成新的压制秩序。
   
网络带来的诗歌艺术民主化。在网络时代，全球化的交流融汇，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女性要诉说自我，自己发言，宣扬自我，张扬性情与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标志。女性诗歌，女性诗歌观，女性诗歌史，都成为了一种可能。网络奠定了诗歌民主的基础和平台，女性诗歌借助网络，就像翅膀之于飞翔，女性诗歌因此得以遨游天空，畅游四海。所有创造性的诗歌有福了，无论你是男是女，但考虑到女性以往的弱势地位，新的传播机制显然更有利于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让她们真正地走上了时代前台。
   
所以，对于女性诗歌而言，现在所处的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正因为以前匮乏，匮乏就是契机，无中生有，“无”产生“有”，正因为以前我们“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肆地“有”，但“有”不等于泛滥放纵。艺术与非艺术的一个区分尺度就是“度”，艺术高低的一个评判标准也是“度”，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探索有所节制，这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根基。文明，就是人类摆脱兽性，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标志。艺术如此，诗歌亦如此。
  
“新红颜写作”的出现曾经将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推到风尖浪口，但没有什么能阻挡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的步伐。当下正是女性诗歌的重要历史关口，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女性诗歌的版图正在迅速扩大，有准备的人最终会收获一切。
 
《中国诗歌地理：女诗人诗选》己由海风出版社出版发行
 
 
来源：李少君新浪博客
作者：李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