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评传（节选）

一、农民之子

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文精神，那就是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的人。——[法]罗曼·罗兰
 
1.那山那水那人

1936年12月27日，童庆炳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乡一个清贫的农家。

连城位于福建西部的大山深处，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和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客家人传承了“耕读为本，崇文重教”的客家先祖遗训。对于童氏家族的历史，幼年时的童庆炳只有非常朦胧的记忆，那就是头上戴的斗笠每每写着“雁门童氏”。稍大之后读了家谱，他才知道自己三十四代以前的祖先，为避南宋的战祸，从山西雁门迁移过来；为了不忘“客家”老本，父亲总是在每天都要戴的斗笠写上“雁门童氏”四个字。

连城离江西瑞金不远，曾经是中央苏区。作为汀江和九龙江的源头，连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雨水丰沛。山青水秀，空气清新，虽是山区，却也是一块宜居的地方。莒溪乡位于连城县东南部，是大山深处一个偏僻、贫穷、落后的山村。离这个村子不远，便是深山老林，更远处就是有名的原始森林“梅花十八洞”。这个小山村坐落在一个盆地里，无论走到村子的哪个角落，只要抬头，一眼望去不再有别的，四周全都是山，高高低低的山，远远近近的山，深深浅浅的山，最高最险的山，满眼碧绿碧绿的山……


 
（2011年与恩师摄于连城莒溪祖宅，身后即先生当年出生小屋）

童庆炳的祖宅大门朝北，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它自东向西蜿蜒而去，永不疲倦地哼着歌。小溪的对岸是塅田，如同画家的调色板，永远铺满各种不同的颜色：春天一片青绿，像一块绿色的大地毯，伸向远方；夏天稻子熟了，金黄金黄的；秋天是杂色的，因为田里什么都有；冬天则紫黄相间，那紫色的是蜿豆花，黄色的是油菜花。这仅有的塅田是山民的希望，身上衣、腹中食都来自于它。这塅田一直延伸到坟山的脚下，从这座坟山开始，山外有山，山外的山外还有山……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童庆炳来说，这无边无际的“远山”有着一种独特的神秘与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时刻充满了无尽遐想——

极目远望，我的视野可以到达那淡到与天连为一体的最远最高的山巅。在清朗的时候，在夕阳的映照下，我似乎还可以看到那远山之巅的几棵树。它不断的变化着，越来越淡，终于淡到与远方的天色融为一体，最后又与夜色融为一体。有时候，远山着火了。在夜色的衬托下，那火像一条红色的龙在腾跃着，十分的壮观。这时候，我总是惊慌地大叫起来，希望引起大人们的注意。可他们只是随便地瞥一眼，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惟有我久久地凝望着那远山，想象着那山上的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就是天的尽头，那就是世界的分界点，那就是通往大平原、大草原、大海洋、大城市的关口，要是我们不能越过这神秘的远山，我们这些被它包围着的山民，怎能到另外的诱人的世界去呢？…… [1]

正是怀着这种对山外世界的好奇心、探索欲，童庆炳向往着读书，向往着山外边的世界。“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走出了这大山的世界，来到了北京，而且一住就是六十个年头，成了著名的中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教育家。童庆炳到过世界好几个国家，然而，故乡的“远山”始终驻留在他的心里，保留着令人神往的永久的神秘与美，未曾消失。

在童庆炳的长篇小说《淡紫色的霞光》里，主人公丛益州教授“老爱回忆过去，眼前不是家乡门口那条小溪在流淌，就是家背后山上的竹林在晃动……”。这里，丛益州教授俨然是童庆炳的化身。即便是在自己的理论著作《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2]里，童庆炳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
远离故乡的游子，不论他在事业上搞得如何轰轰烈烈，都会经常有一种乡愁冲动。
 


二、巍巍学府

你看见了海平线。你驶近它，你又看见了海平线。你又驶近它，你依然看见的是海平线……在你的视野中永远是那虚空的海平线吗？如果你是一个永远不怕风浪的、一往无前的、永不疲倦的航行者，那么有一天你就会欣然看见那坚实的彼岸。——童庆炳

1．转益多师

1955年秋天一个明媚的清晨，童庆炳走进了位于北京市北太平庄附近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被分到了1955级中文1班。
 


（1955年大学一年级）

20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由原北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合并而成，可谓是名师荟萃，开课的老师几乎全是国内的知名教授：黎锦熙、黄药眠、刘盼遂、谭丕模、李长之、钟敬文、穆木天、陆宗达、文怀沙、王汝弼、叶参芩、徐世年、启功、郭预衡、杨敏如、徐世荣……，还有年轻教师聂石樵、邓魁英、匡兴、陈惇等。此外，还经常请校外的专家如李健吾、冯至、朱光潜等著名教授来授课。这些教授们学有专长，治学、教学风格各异，听他们的课简直是一种特别的享受，让人感到知识的海洋是那么的辽阔无垠……

刘盼遂（1896—1966），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他师从王国维，学术造诣很深。刘盼遂个子又矮又瘦，上课时站在讲台旁，大半个身子都被讲台遮住了。他操着一口河南腔讲《史记》，根本不念讲稿。有一次讲《廉颇蔺相如传》，光是讲一个“蔺”字，左考证，右引申，竟讲了满满一节课，整整四十五分钟，完全是即兴发挥，令人叹为观止！

陆宗达（1905—1988），著名训诂学家。他是章黄学派的传人，主讲古代汉语。他的讲法很简单，又很生动，即按照《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堂课大概只讲三、四个汉字。他将整本《说文解字》背得滚瓜烂熟，上课从不带讲稿。他能够把枯燥的汉字讲得妙趣横生，让学生从不感到疲倦。

李长之（1910—1978），学哲学出身，，理论素养高。早期写过《鲁迅批判》。这“批判”二字原是“评论”的意思。鲁迅本人读过他的书，认为很不错。但后来在“文革”中他为“批判”这个词吃尽了苦头。他上课用的是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他讲文学除了讲心得、体会，给学生以扎实的知识，还往往提升到理论，给人以思想启迪。李长之先生患有鼻炎，讲课总是不时举起蓝色长褂的袖子去擦鼻子。他老穿这蓝色长褂，他一次次地擦、擦、擦、擦，时间久了，他的蓝色袖子发出了白色的亮光。学生们便在那白色亮光的晃动中，继续听他的课。

王汝弼（1910—1982），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讲的是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他讲课时，总是把每一个字都注释得特别清楚。据说，他的这种注释的功夫，没有三十年的努力是难以企及的。有趣的是，他每次上课总是戴着一个口罩；说话时就把口罩往下拉，让嘴露出来，那口罩就罩在下巴上面的样子特别滑稽，时常成为大家的笑谈。

钟敬文（1903—2002），著名民间文学专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他的课则是另一番光景，完全是照稿子念的，连一个标点也要念出来。譬如，他这样讲：“民间文学属于下层的文化，逗号，五四运动，加引号，就是在吸收下层文化的养分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句号。”讲台下面的学生把他所讲的每一个字都记录在笔记本上。钟敬文先生的那种认真和严谨，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让童庆炳和他的同学们终身难忘。

杨敏如（1916—），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师从顾随等名师，专攻古典文学方向，兼研俄罗斯文学。她讲过的课很多，讲授最多的是唐诗宋词，但给童庆炳他们讲的是苏联文学。她的课充满激情，绘声绘色，十分生动，极有魅力。多少年过去了，童庆炳都还记得《青年近卫军》里的柳芭面向敌人饮弹牺牲的场景。

黄药眠（1903—1987），原名黄访、黄恍，广东梅县人，我国著名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和杰出的革命文化战士。著名的艺术家、美学家王朝闻先生认为，黄药眠是一个具有学术个性的学者：“他从事的艺术学和美学，也像那些不同门类的艺术创作活动具有艺术个性那样具有学术个性……他那与众不同而又有共性的学术个性，不是任何所谓覆盖面很大的观点所能淹没的。”[1]

 
三、师魂永在
 
生活就是投入，每时每刻都投入。——[西] 加塞尔
 
1．“上课的感觉”
 1958年童庆炳留校任助教时，中文系指定童庆炳管理教研室的“右派”，黄药眠先生当然也在被管的“右派”之列。“右派分子”被规定每天要到系里来扫地，打扫厕所等。童庆炳心中始终认为黄先生是老师，不是什么敌人，所以总是偷偷地帮助他扫地、扫厕所，总是亲切地称他“黄先生”。黄药眠先生规定每天要交的“日记”，童庆炳也听之任之，交来则看看，不交，也就算了。有时候黄药眠先生在“日记”上写些读书的感受，分析作品为什么写的好或不好。童庆炳至今仍有印象，黄药眠先生分析过当时出版的小说《林海雪原》为什么写得好的原因，非常受启发。1960年组织上给黄药眠先生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中文系指定黄药眠先生做童庆炳和另外两位年轻助教的指导教师。在指导青年教师童庆炳、程正民和刘庆福等人的过程中，黄药眠先生提倡“具体的思维”，即不要从概念出发，从抽象到抽象地推论；而要从事实出发，把观点与材料相互对照，以事实印证观点，要顾及事实的方方面面，看看观点的涵盖面是否周全——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检验观点的正误，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偏颇，才不致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空论。
 
黄药眠先生并不给青年教师讲多少高深的理论，而是亲自给他们示范讲作品分析问题。为了有效提高青年教师分析作品的能力，黄药眠先生计划先从短篇小说讲起，再讲中篇和长篇（准备讲《红楼梦》）。第一讲是分析宋人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在示范分析之后，让每个人从当时文学刊物上选取一篇刚发表的短篇小说，独立进行分析，要求抓住作品的特点，探索作品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最后再交他批改，他对每个人的批改都非常细致，有眉批，有总结性评语，只要有独到见解，则予以肯定鼓励。

 
（2010年，童庆炳先生授课中）
 
对于黄药眠先生的“最后一课”，童庆炳至今仍记忆犹新：1983年春天，已经80高龄的黄药眠先生坚持要给研究生和年轻教师讲最后一次课。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北师大教二楼的一间教室，学生们起立迎接他。他在讲台旁坐下，向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他敬仰的学生微笑着，然后把手伸进书包。大家以为他是在拿讲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拿出了三个药盒子，在讲台上一字排开，然后叫童庆炳和另一位老师过去，告诉他们，如果自己在讲课过程中突然倒下时，怎样把药按次序放进他的嘴里……黄药眠先生是冒着突发心脏病的危险，不顾生死来上这堂课的；他随时可能倒在讲台旁，或栽倒在学生的怀抱里，但是他坚持要讲完这最后一课……这最后一堂课，童庆炳没听好，他跑神了。他觉得，这“最后一课”是先生一生为人治学的写照，他为先生那种不惜生命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折服！
 
后来，童庆炳经常动情地讲述这段往事，强调要发扬光大黄药眠先生这种豁出老命来搞学科建设的精神，强调要有一种生命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这个学科搞好，这个学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他看来，劳动最重要的是态度，只有把劳动变成自己的精神乐趣，才能享受到它所给予的一切。童庆炳发自肺腑地说：“我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正谈笑风生地讲着课，突然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①]
 

（1987年，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合影，由左到右依次为李珺平、蒋原伦、周帆、陶水平、黄子兴、李春青、金依俚、唐晓敏、曹凤、陶东风、陈向红、张云鹏、黄卓越、童庆炳、程正民）


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1984年开始招收文艺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生有王一川、罗钢、张本楠。童庆炳被黄药眠先生指定为副导师，协助他指导学生。同年，还招入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共13人，有陶东风、李春青、黄卓越、蒋原伦、陶水平、唐晓敏、李珺平、张云鹏、曹凤、金依里、陈向红、周帆和黄子兴。第一届博士生和第一届硕士生，是一群学术个性与禀赋完全不同的学生，他们构成了日后学界所谓的“童门弟子”或“童家军”的基础；目前，他们基本上都成了目前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

本来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写的是钟子翱、童庆炳和梁仲华三位导师，可是，当时谁也没想到钟子翱先生身体不好，已检查出患了癌症，住院治疗（1986年去世），梁仲华则调到了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处任处长。于是，十三名学生都划到了童庆炳名下，全由他一人指导。后来，人们戏称他们为童庆炳的“十三太保”。第一届博士生则是以黄药眠先生的名义招进来的，不料黄药眠先生先是生病住院，不久后又去世了。他们培养计划的制定、方法的设计、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导及其答辩的组织工作，全都由童庆炳一人来做。
 
年富力强的童庆炳成了文艺学学科点的顶梁柱。1989年，童庆炳毅然辞去了似乎前途“看好”的北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回到教研室整顿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与此同时，福建同乡、又是同届同学的程正民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帮助童庆炳一起精心地指导这首届文艺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一起规划学术工程。
 
程正民是著名的俄罗斯文论研究专家，1937年出生于福建厦门，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并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讲授文学概论课程。1965年起，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和苏联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苏联文学理论批评和苏联当代文学，为研究生讲授俄苏文学批评史课程；其间曾任苏联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1986年，童庆炳邀请程正民一起指导首届研究生时，他翻译出版过一本苏联人写的《文学心理学》，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在童庆炳的努力下，1993年程正民调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主要讲授马列文论、文艺心理学和俄苏文论专题等课程。1995年至1997年，程正民任北师大中文系系主任。数十年来，作为与童庆炳肝胆相照的战友，程正民同样时刻关注着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几乎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待。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永远慈祥的“老父亲”，备受学生热爱。

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入学时，恰逢童庆炳申报的国家“七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批了下来。于是，他便带着这些学生一起投入到这最为前沿的课题研究之中，并辅之以课堂“专题研讨”与“课外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指导方式。童庆炳每次给学生上课前，他都作精心的准备：先冲个热水澡，穿上最好的服装，系上一条金利来领带（获曾宪梓教育奖时从曾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穿着擦亮了的皮鞋，庄重而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学生们面前。上了讲台，他的习惯是手里拿着粉笔，“站着授课”，决不坐着，这是童庆炳几十年来坚持的习惯。他说，这是出于对职业、对知识、对学生的尊重，也是保持激情、讲出质量的必要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把每次讲课都当作第一次”，以新鲜认真的态度来面对。讲课时，童庆炳往往抛开讲稿，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所品尝的酸甜苦辣，融入到知识义理中，引导学生去体悟知识的真谛。
 
在上“专题研讨课”之前，童庆炳通常是从古今中外重要的理论书籍中挑出一本，布置好研讨的题目及范畴，让学生精读相关章节，并指定一些阅读的书目和资料；然后每周组织一次研讨课，要求每人的发言不能重复书中的内容，必须谈出自己的体会和理解。到了研讨课，童庆炳自己先讲，再让学生们讨论，也就是自由发言，其核心是专门挑他所讲内容的毛病或不足，特别鼓励学们拿自己新编的讲义“开刀”，并说凡是能对他的讲义提出相反意见的得高分，附和的得低分。大约是童庆炳的真诚与谦虚态度鼓励了弟子们，于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高谈阔论，唇枪舌剑，争论不已；在一场场辩论中，谁也不轻易让步或服输，彼此之间争辩得面红耳赤。结果十三个学生挖空心思来挑毛病，大家的发言也十分大胆，甚至是尖刻。针对童庆炳的某种观点，说逻辑不通者有之，说浅薄者有之；有的从观点上、有的从体例上、有的从例证上，一一展开批评……十三份意见如果分散开来，陆陆续续提，也许不使人难堪，集中在一起，显得分量很重。然而，无论面对怎样的批评，童庆炳总是平静对待，耐心地倾听了学生们的意见，有时据理力争，有时直言接受，有时不置可否……最后，童庆炳作精要的点评，并将学生所提意见全部带走，从未有因学生的批评而愠怒的情形。当时已步入中年的童庆炳，有着年轻人一样的心气，保持着接受新知识、新事物，时刻更新思想观念的强烈兴趣和欲望。
 
“专题研讨课”结束后，童庆炳把讲义整理出来成了23.4万字的专著《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书中运用审美学的方法对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作了深入探讨；其核心在于，将文学理解为一个从社会生活、作家、作品到接受的一个动态过程，从而揭示文学的审美本质、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本书广泛吸收了中西文学理论中的有益资料，形成了中西交融的特色。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为此书写“序”，称之为“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所开出来的一朵花，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它不仅仅介绍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流派，而是把各种文学知识和文学流派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②]。后来，此书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更名为《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修订后再次出版发行。

对于“专题研讨课”之妙处，作为童庆炳开山弟子之一的曹凤深有体会：“现在想来，当时的研讨活动，特别是研讨中的争辩是多么难得的学术交流和多么有力的学业促进。当时正值8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随着国门的大开，国外的各种思潮流派不断涌进中国，五花八门的激流冲击着中国的学术界，采取什么方式，如何尽快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流派，如何鉴别和接受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流派，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专题研讨课无疑是最切合实际的最佳的方式，童先生选择了这最佳的方式来培养我们，促使我们带有问题，以探究的眼光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使我们学会了如何评判别人的观点和如何提炼自己的观点，让我们不知不觉进入了学术的领域。”[③]当然，“专题研讨课”这种全身心投入的授课方式很累很累，每次下课一回到家，童庆炳总是疲倦之极地半躺在沙发上，说话时直喘粗气，与上课时那个精力充沛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

但是，这并不重要。童庆炳回忆说：

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对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鱼，抓了好半天，一无所获，我感到失望；可突然手运来了，我终于抓住一条不算大的却看起来很肥美的鳜鱼。我的一颗幼小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我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运的是我经常上课，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鳜鱼的感觉。[④]

“课外研讨课”即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在旧主楼七层中文系的会议室举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儿子周小仪在北师大求学期间，目睹了第一次研讨会的盛况：“记得第一次研讨会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人声鼎沸。童老师随即宣布当天的议题。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当时就读博士的王一川作主题发言。那时王一川崇尚审美体验，所选术语都颇有诗意，诸如‘林中空地’、‘我思故我不在’等，极为蛊惑人心。另一博士生罗钢则反其道而议论之，争论十分激烈。童老师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最后作出精彩总结”；“这场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当时我和同班同学柴玮坐在后排，看着师兄们侃侃而谈，好生羡慕；只恨自己才疏学浅，插不上话，也没有胆量发言。……”周小仪的描述绘声绘色，他对研讨会的体味也极为深刻：“童老师把学术当宗教，只有理解宗教的幻景，才能明白那些讨论会就像是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那时人们为学术而学术，就像英国和法国的唯美主义者为艺术而艺术，所以还真能体会形式主义的真味。” [⑤]

陶东风是童庆炳众多弟子中最喜欢提问、也最喜欢与老师争辩的学生。为了一个学术问题，陶东风与童庆炳之间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尽管彼此的分歧可能很大，童庆炳却从不因为弟子的“冒犯”而生气，相反却倍加称赏，因为自己讲的一个观点通过这种争论而被学生消化了、发展了，受益的不但是学生，而且还有自己。这就叫作“教学相长”吧。2002年，在纪念北京师
 


来源：吴子林微信
作者：吴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