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小说是生活的“虫洞”
——《父亲的长生天》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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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磊  宋醉发/摄

       《父亲的长生天》原名叫《长生天》，是一篇写于2006年的并不成熟的小说。但我偏爱它，那时我不到23岁，还在上大学，同学们都去找实习单位，我把自己关在家中一遍遍读张承志的《黑骏马》，胡乱构想着几十年前内蒙古草原上的知青故事。
 
        故事千百年来都在靠传奇性来吸引人，作者在讲传奇，读者在猎奇。文学是有人想看别人的生活，那生活充满了未知。传奇性不是魔幻性，是故事从逻辑上可发生，但在生活中几乎没有概率发生。《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都是典型的传奇，怎可能会在圣母院上有位半聋丑陋的敲钟人，他偏偏和副主教一起爱上个卖艺的吉普赛女郎，而女郎又爱上了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读者要看他人远距离的悲喜人生，类型小说至今仍执行这千年不变的真理。写知青题材的小说更是此间的拥趸，它靠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带领经历过和未经历过的读者，重温或重新开启一段旅程。
 
        时间在变，年轻作家如何写知青故事并非问题的核心，因为写作者不能只写自己经历的事。而核心是知青故事能否再靠它的新鲜感，靠自揭伤疤回忆创伤来吸引读者？知青回归到平淡的生活近四十年了，那荒废的青春只是一代老人心中的暗痛与内伤。艺术创作不只是去揭历史的伤疤，更有时仅仅用目光示意——我们一起去看那生活中隐匿的，看不到的地方。
 
        我的父亲是知青，来往的朋友都是知青战友，每谈及一个人时，首先会说他在东北、内蒙、云南哪里当知青。父亲的知青故事犹如飓风裹挟着冰雪，试图在摧毁现代化生活的一切。知青这一代人老了，他们大多身处底层，看上去平淡无奇，只是街边随意的一位老人。但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精神世界，有自尊和自傲。他们热衷谈论对“上山下乡”和时代的看法，那些看法越来越悲观。我想写他们的故事，不止于过去，还有现在和将来。 “知青文学”把故事只限定在“那火红的年代”，在那“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由“蹉跎岁月”的年轻人出场，把时间地点人物都定死，还要由亲历者来写。我们把知青文学看得太窄，知青可以是身份也可以是思维，甚至不提“知青文学”，只写人，他与知青那个时代有关。
 
        《父亲的长生天》是在尝试镜头的拉伸，把镜头从现在拉到三十五年前再拉回来，可在这拉伸中，并不易对好生活的聚焦点。但小说不是生活的镜子，而是生活的“虫洞”。虫洞又叫时间洞，是天体物理学中的概念，它是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诗人和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认为，透过“虫洞”可以做瞬间转移或时间旅行。此理论是用来写小说的，搞星际飞行大材小用。文学的一大作用是弥补物理学的缺憾与畅想，用语言测绘出那存在于虚空中的蓝图。知青小说最来源于生活，最难超越生活，但最需要写的，恰恰是云的彼端，精神世界的故事。
 
        写作是种渴望，渴望通过加倍的努力去穿过“虫洞”，去窥探那个逝去的，或尚未发生的时空。因为我相信，物理学只是爱因斯坦的业余爱好，而那个爱好的灵感之源是莫扎特。
 
        2017.4.19
 
        来源：《花城》
        作者：侯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