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贵坊酒业
多重身份的交叉和折叠
——德国华文作家黄雨欣访谈录
作者：安静（奥地利）
读黄雨欣的非虚构作品就像看另一个自己——一样地生活在德语国家，一样地健忘丢东西找不着路，一样地患有文字强迫症，肩背剧痛却停不下爬格子，一样地嗜书如命，一样地对奢侈品毫无感觉，一样地偏爱中华传统食疗，一样地被欧洲牙医所坑，一样地为那些到西方旅行不检点的同胞感到羞愧......这些内容，我在自己的书中也都描述过，感受与她惊人地相似。
直到近日看了下面这段话时，我才顿然意识到，此时的雨欣，已经不是当初刚到欧洲时那个风风火火、新硎初试的东北小女子了，二十多年来，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弯弓射大雕，仗剑走天涯——欧风亚韵与衣上征尘相交相缠，在她的躯干和魂魄中刻下了生命的地图，心智和审美观日臻成熟。“现在对奢侈品的感觉已经逆转了，我觉得，奢侈品之所以成为奢侈品，不仅仅是因为它价格昂贵，是身份和富贵的象征，更由于它的个性化和专一性而令人产生了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感和神秘感，这种感觉反而激发了消费者追求的欲望，而昂贵的价格和非同寻常的质感，又能让消费者心里产生‘一朝拥有，别无所求’的强烈满足。”雨欣如是说。
飞扬丰满的个性、笃志专注的纯粹与追求完美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便彰显了人——最高级之奢侈品——的价值。
从作文优等生、医学院女生到作家
安静：你被誉为“实力派”的德国华文女作家，作品量大，讲求品质，主题严肃，文化气息浓厚，思考底蕴很深，写身边的故事也接地气。你的散文随笔，仿佛被记忆碎片串起的时空隧道，将旅欧生涯中不断变换的身份和地域一一贯通。为什么二十几年来，在德华读者眼里，你是一个神秘而低调的作家？你作品的主要内容和体裁涉及哪些方面？
黄雨欣：我的作品主要涉及小说、影评、文化随笔、文化访谈等等。除了在国内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在欧洲本土报刊上基本都是幻化各种笔名，之所以这样，就是希望读者在读到我的文章时，单纯地理解“这一篇”文字，而不是在阅读之前，看到作者署名就先入为主地被“某一个人的”文字限制了想象。即便如此，熟悉我的读者还是会从文风上判断出哪篇出自我的手笔。
安静：看来，在横渡大洋的穿行、异质文化的冲撞、出其不意的重逢、漫长光阴的研磨中，你已经打造出自己作为文学旅人的品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作家都是学医出身的，你出国前也是学医的，是什么机缘促使你拿起笔来写作？
黄雨欣： 我从小就痴迷中国古典文学，如果说渊源，还要追溯到我出生、成长的年代，从1966－1976年，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时期，也是我从牙牙学语到鸿蒙初开的时期，当时，父亲身为边防军官常年驻守在外，母亲在省城著名的军医大学急诊科工作经常值夜班，照看我的外婆不识字，那个年代是没有洋娃娃、乐高智力玩具和电子游戏的，母亲一下班我就缠着她讲故事，她没故事可讲，也许是累得没心情讲，被缠得没办法的时候就会随手拿起一本红皮书，教我背里面的诗词，年幼的我虽然对书中的内容一派懵懂，但那平仄相衡抑扬顿挫的诗词格式却一下子把我迷住了，红皮书里的诗词妈妈领着我读上没几遍我就能倒背如流…… 那本陪伴我孤独童年的红皮书就是《毛主席诗词》！虽然领袖诗词的文学价值一直是后人争论的话题，毋庸置疑的是，诗词里面恢弘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气吞山河的磅礴情怀，一直伴随着我走到今天。也许是因为从那时练就的童子功，使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晨读课的领读，也是学校黑板报的主笔。在学校里，我最爱上的课就是语文课，课堂上常常读课文的是我，回答老师问题最踊跃的是我，被老师当范文讲解的作文还是我的，学校举办的作文大奖赛上，我的作文一页页被贴在光荣榜最醒目的位置……可以说，在那个年代里，语文课堂带给我精神上的愉悦足以抵消了因物质匮乏造成的窘迫。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既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文化的春天，更是我人生的春天。当时的社会背景波涛汹涌着各种思想体系和文化思潮 ，正值青春勃发求知欲旺盛的我似乎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却执着地追寻着《毛主席诗词》里面的词牌，探宝一般找到了苏东坡版的“水调歌头”和“念奴娇”，找到了陆游版的《卜算子 咏梅》，找到了李清照的“渔家傲”和岳飞的“满江红”…… 我当时激动的心情，犹如那个站在厚重的宝藏大门前念对了咒语的阿拉伯年轻人阿里巴巴，非常庆幸当年那个幼小的我只是念对了一个关键词“芝麻”， 轰然一声，那扇尘封已久的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大门便向我无遮无拦地四敞大开了……
安静：我们又找到了几个共同点！我也出生在医务工作者之家，至今除了自己外，娘家人都在医药部门工作；而我的文学启蒙也是通过读“毛选”、背“毛诗”、唱语录歌开始的。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独有的成长经历。
黄雨欣：从对文字有记忆开始，我就没断过用笔记录生活中的所思所感。我写的第一篇成型的文章是一封写给爸爸的信，在散文《那年冬天的红苹果》中，我曾详细地叙述过：“记得那年的冬天真是冷啊，家家房檐上悬挂着一柱柱冰棱，玻璃窗上也封满了厚厚的霜花，刚刚在学校里学会写字的我用彩色铅笔给驻守边疆的父亲写了一封五颜六色的信，写不出来的字只好用涂鸦画代替，图文并茂地表达了我和弟弟妹妹对他的思念，希望他能回家和我们一起过年。不知过了多久，爸爸回信了，信是由妈妈读给我们听的，爸爸在信里抱歉地说，由于部队任务重，春节就不能回家了，但是他会把一筐苹果送到火车上，委托列车员帮忙捎回来，苹果运到时让我们想办法到火车站取回来。那是从四面八方给边防将士们送来的拥军物品，爸爸平时舍不得吃，用当地报纸一个个包好攒起来的。信的结尾，爸爸关照我，下次再给他寄信时别忘了朝妈妈要一张八分钱的邮票贴在信封上。我才知道，那封虽花花绿绿却没有邮票的信居然也准确无误地飞到了爸爸的手中。”
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仍然和书信有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国时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微信，甚至都不能随心所欲打越洋电话，我就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进一封封家书里，妹妹告诉我，她的很多同学朋友当时都定期向她索要我寄回去的家信来读，他们把这当作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后来不知哪封家信被哪位读者推荐到报社发表了，从此便一发不可收，自然而然走上了写作这条路。
当时年轻，对写作的想法也很单纯，并没想过要当作家，只是写作这件事本身让我产生一种放飞自我心情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又令我对写作痴迷依恋，欲罢不能。那时甚至对自己所学过的医学专业很惋惜，觉得因不能学以致用而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和父母的期望。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渐渐感觉到，一个人的过往无论你是否喜欢，那些经历早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你的血液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不经意地跳出来提醒你：我曾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安静：学医者需具备胆大、心细、谨慎、观察力强、善解人意等特点，这种专业背景对写作有何影响？
黄雨欣：父母的工作性质，使我从出生到幼儿园到小学一直都生活在军医大学的环境里，军医大学的生活区就像一个超然世外的小独立王国，幼儿园、子弟学校、附属医院、加工厂、制药厂、百货店、理发店、洗澡堂……设施俱全应有尽有，不出“国门”，基本生活需求就能得到满足，任凭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军医大学的名字也改成了医科大学，我们依然在这个半封闭的“小王国里”茁壮成长着，即便是影响全中国学子前途命运的高考，也没能让我跳出医科大学这个小王国的紧箍圈。大学毕业后又留校任职，可以说一直到出国前，我都是生活在医科大学的环境里，独特的人生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写作风格，导致我写东西很少兜圈子，我喜欢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治病救人”一直占主导地位，生怕兜兜转转间，就失去了挽回生命的良机。言简意赅、简洁大气、药到病除才是医者仁心。
有些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了，在我的小说里，很多情节都是和医学有关的，一涉及医院医生病患之类的内容写起来就特别得心应手。俗话说，医生治病，三分医七分信，这个“信”字里，既包含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同时也证明，作为医生，应该首先有能力把握患者的心理，让他对你产生充分的信任感，主动配合医生治疗，这样才能够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也就是说，一名好的专科医生，同时也应该具备心理医生的素质。
同样道理，作为一名作家，在塑造作品中的人物时，是可以把这句话借用成“三分写，七分信”的，这个“信”字用在文学创作上仍然是对人物内心的把控能力，只有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建立起感情上的连接和互通，才能真正把握好人物的心理进而塑造好人物的性格，人物可信的文学作品是鲜活的，才会走进读者的心里。由此可见，我虽然没有直接从事我所学过的专业，但它却使我的视野更开阔，让我的人生更丰富更充实，而丰富和充实的人生又是我写作的源泉。
从主妇、教师、记者、T台模特到读书会创始人
安静：你是个影迷，写了很多影评，据说为了采访明星和名导演，甚至像追星族那样去酒店堵自己的偶像，很有童趣和年轻的心啊，这在作家中是罕见的。
黄雨欣：“作家”这个称谓是读者赋予我的，我自己并未把自己固定在“作家”这一身份上。因为除了写作，我还承担着许许多多的社会角色：中文教师、文化记者、协会负责人、T台模特等等，对每一个角色我都倾情投入，力求做到极致。我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二十年的柏林电影节，先后对张艺谋、巩俐、顾长卫、陈凯歌、章子怡、张曼玉，于楠等中国电影人进行过专访；同时创办中文学校，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移二代，连续十几年荣获海外学生作文大赛优秀辅导教师奖……如今作为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高级班中文教师，独特的教学风格备受德国学生欢迎。
安静：你对德国教育的特点以及中国孩子融入西方教育的题材比较关心，《仁者的山，智者的水》中，表现了一个中国女孩在异国文化碰撞中的困惑和成长，描写舞蹈《全日蚀》的造型感很强，很震撼。《家长会上的“嘉宾”》，有趣地表现了德国家长的苛责“任性”和德国教育工作者的艰辛和敬业，这让几千年浸淫在“师道尊严”传统里的中国家长很惊奇和羡慕；《失败的母亲》中的德国母亲竟然和中国父母有着类似的际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唏嘘，由此你总结道：“当代德国青年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封闭、自我，过分强调自由独立的个性，却往往忽略了他人的感受甚甚至亲情，这一代人对社会认同感的危及使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薄弱了。”——这大概是全世界家长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黄雨欣：正因为我的家庭角色是母亲，社会角色是老师，所以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以点带面，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就会引起我对这一代孩子思想的形成和行为方式的种种思考。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冲突和碰撞的同时，还凸显了时代飞速更新变革所带来的茫然困惑和无所适从的焦虑感。每一代人都有其特有的困惑和焦虑，当年，我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困惑是“敢问路在何方？”今天，我们的下一代则是面对一条条光怪陆离的大路却不知何去何从，这个时候，太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选择，反而是无从选择了。
安静：你的作品还直面难民问题，《“拦路抢劫”女》中土耳其女性明目张胆地抢你孩子的婴儿车，这应该是在十多年前吧？在你看来，目前难民危机是升级了还是有所缓和？对德国政府在其中表现出的人道主义责任感，你是如何看待的？
黄雨欣： 德国历史上一直是接收难民的大国，当然，德国政府在其中表现出人道主义责任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德国也是难民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现在很多汽车维修厂、保洁公司、蔬菜市场都是土耳其人开的，波黑战争的难民后来大部分成了克罗地亚特色餐厅的老板，当年由于种种政治上的原因，很多东南亚华侨也是通过德国的难民政策在德国这片土地上扎了根，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兢兢业业地从事餐饮业，遍布德国各个大街小巷的中餐馆、日餐馆甚至东南亚餐馆都能见到他们勤奋劳作的身影；另一部分学有所成，在德国各大汽车制造行业里、在各个大学科研队伍里担当中坚力量。近几年，能在那么艰苦条件下跑到德国的叙利亚难民，大部分都是身强力壮的精劳力，他们聪明过人精力旺盛，接受新事物非常快，为了让他们尽快融入德国社会，政府部门专为这些年轻人开设了德文班，往往一个学期还没学完，很多人就被建筑公司、保安公司挖走了。
我认为，虽然文化和宗教的融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但从长远看，德国的难民政策不但不会造成危机，反而是为德国社会这架生锈的老爷车及时地注入了维持领跑能力的润滑剂。
安静：近几年，随着恐怖袭击的增加、右翼势力的上升，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略有减少，尤其是海外华人。每个人的经历、阅读、视野、思考加持着他的智识和格局。想必你的阅读量非常大吧！德国素有一家人或朋友们一起朗读书本的传统，获得奥斯卡奖的德国电影《朗读者》曾展示了这样的场景。我看过你们柏林的读书会的视频片段，当地华人在一起品读经典，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
黄雨欣：德国首都柏林人杰地灵，聚集着一群热爱经典、乐读经典的同胞书友们，大家经常相约在一起交流品读经典的心得，在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下，我发起并组织的“读书乐”协会应运而生。
“读书乐”自去年初成立以来，在各位书友的积极配合与精心呵护下，很快进入了良性互动状态。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三次活动，书友们曾在温暖的夏日里围坐在市中心“美丽山区”的公园草坪上，听旅德作家夏阳老师细细地品读德国荣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 也曾组织大家观赏美国影片《玻璃城堡》，银幕上两个小时引人深思的精彩呈现，引起了书友们对原著强烈的阅读兴趣。“读书乐”的第三次活动于2018年9月13日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的主题是：致敬经典！在我的精心筹划并亲自主持下，书友们纷纷朗诵了各自钟爱的经典片段，并发表自己的阅读感想，争先恐后地呈现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第一节、民国文学大师胡适的《胡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林语堂的《左手孔子，右手老子》等精彩篇章，大家对经典的用心用情令我惊艳不已。最后，夏老师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篇的一句“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引导书友们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一个高明的作家是如何在一句话中呈现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空的表述方式。
正如明代藏书家及文学家杨循吉所言：“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我认为，虽然书海浩瀚无垠，但我们只要在岸边驻足，就有机会纵观时代的潮起潮落，附身拾取的每一颗贝壳都有其独特的纹络。在碎片知识爆炸的今天，回归传统的经典阅读，使自己浮躁的内心得到安抚，反思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在精神上更接近欣赏文学的本质。这就是我发起柏林“读书乐”的初衷。
从“异族另类”到“360分多面人”
安静：多重身份的集结、交叉和折叠，让你的生活和创作斑驳陆离，既追溯存在的本质特征，也关注世俗的生存境况。
黄雨欣：我曾经在我的散文集 《360分多面人》里提到，我们置身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方方面面都呈光速般地向前奔跑着，如果不想过早地被这个时代淘汰出局，就不能被某一个特定身份套住，契科夫笔下《装在套子里的人》，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是人被一个特定的社会角色模式化的悲剧。我认为，既然生活是多层面多色彩的，那么，人，作为生活中的主体也应该是多层面多色彩的。
安静：和所有的海外华人作家一样，离散、漂泊、乡愁是挥之不去的创作主题，你曾在《时空穿越》中记录了在德国经历的中秋庆典——“不知过了多久，火树银花渐息渐灭，群星散去，醒过神来，灯光依旧，周围高鼻梁蓝眼睛的人群依旧，在人家的土地上庆祝自己的节日，究竟是谁主谁客？一个小时前，身着华美旗袍，在台上演绎端庄婉约赢得赞叹的是我，喧嚣过后，换下华服，瞬间被打回原型，如今混迹于这群德国⼈中间，自己仍然是个异族另类，那一瞬间的穿越和回归便成为记忆中的永恒。”
出国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喜之者悲之者忧之者皆有，国内人最在乎的是“混得好不好”，关心的是票子和房子，而出国华人似乎错失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可能飞黄腾达的机会，大多人过着简朴和平淡的生活。
黄雨欣：我爱德国的人文环境，纯净的空气和水源，还有更纯净的情感、完善的法律法规……这些都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具备的。祖国，不论我说不说得出爱，对它的情感都根植在我心里。德国对我来说，有时就像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我也许能说出他很多令我尊敬的地方，有时又似一个顽劣的孩童，他的蛮横无理令我失意又无奈；而祖国，就是生身父母，它好与不好，那份挚爱亲情都割舍不断……
安静：《欧洲为什么留不下你？》一文中，你分析和驳斥了那种把国外生活贬得一文不名的言论：“同时代的人都忙着升职晋级涨工资的时候，我在境外孤独着，孤独地生活孤独地码字，面对一摞摞的文稿我很幸福，毕竟能升职晋级涨工资的人很多，能有条件有机会有心情孤独码字的人不多；同时代的人忙着升官发财拿学位的时候，我猫在家里相夫教女生二胎，面对偏得的小女儿我幸福着，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大把大把升官发财高学位的人物，有机会年近四十得娇女的有几人？留学生们骑自行车上学时，我就先考下了驾照，开着我的二手奥迪挺着大肚子招摇过市，那时我为我的生存能力而幸福着。身边的人个个学有所成了，人家开奥迪，我换了宝马，人家换了奔驰保时捷时，我成了环保人士，每天骑着自行车穿大街走小巷游览沿河风光。”的确，这种多元的生活方式，国内一些比较拜金、单纯追求名利地位和物质享受的人不是很能理解。
黄雨欣：这是几年前写的文字，现在还可以再加一条：同龄人都到了退休的年龄，每天在微信群里热衷谈论含饴弄孙、保健养生的时候，我却回到了学校，每天戴着花镜，坐在书桌前，和女儿同龄的年轻人一起朗朗读书……
安静：这样的境界从何而来？你不怕人家笑你是自娱自乐的无奈之举吗？你真的对此毫无怨言吗？国外生活对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何影响？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会怎么做？
黄雨欣：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很感激我所身处的时代和环境，更感激家人给我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撑，能够让我随心所欲地选择。我认为，一个对生活方式具备选择条件和能力的人是幸福的，我的幸福感正是来源于自身这种选择的能力。
比如，我既可以回国工作也可以留在德国做我喜欢的事情，我选择了留在德国；我既有开豪车的经济实力和驾驶技术，也有骑自行车飞奔的体力和兴致，我选择了骑自行车；我既有在微信朋友圈探讨养生保健的闲情逸致，也有坐在教室里读书汲取新知识的反应力和记忆力，我选择坐在教室里……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境界”。相反，如果我有家难回只能黯然神伤滞留德国；如果我买不起豪车或者考不下驾照，年过半百只能靠自行车出行；如果我无暇无心情在微信朋友圈里交流，因为我得为生计担忧必须啃德文找工作……这才是无奈！
所以说，“境界”和“无奈”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我是个行动力很强的人，想到就去做，我对所拥有的一切都很珍惜。幸福感的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我身后还有一个日渐强大的祖国支撑着，我们这一代能够深切体会到，今天的故乡已不再如前辈们“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那般遥远，身居海外的我们报效祖国的方式和途径也不再局限于“回家”这一条路上 ，这一切都让我心里既温暖又踏实。
我身居的德国首都柏林是一个多元化的国际大都市，中国的崛起使德国越来越接纳中国文化，而且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所以，在柏林，我可以自由地穿行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使我在德国的生活感到越来越自如惬意了。
无论是什么时代，中国人和西方人，学习都应该是相互的，就拿中国和德国来说，德国人尊重历史，中国人热衷求新。中国人应该向德国学习执着严谨的工匠精神和产品的诚信质量，德国人也应该向中国学习勤奋探索的精神和发展的速度。至于双方的民族文化，还是各自保持特色比较好。
安静：在你看来，处于全球化的时代，长期置身于异质文化中，在各类思想、各色人种和多元文化交叉、融合、互补、冲突、碰撞中从事华文创作的海外作家，与中国本土作家有何不同？如何保持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黄雨欣：我认为，首先，不同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海外作家和中国本土作家之间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次，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又使我们具有不一样的审美观，就拿女人的穿戴和化妆来说吧，国内艳丽的时装和化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年轻人，而德国正相反，往往年轻的女孩一身黑上衣一条牛仔裤一双旅游鞋就衬出了勃发的青春，精心化妆衣着光鲜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夫人。这些藏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不一样”，都会在作品里面从不同的角度被折射出来。无论是海外作家还是本土作家，只要是立足在一方土地上，这方土地的气质就会附着在作品中的，各自的优势和特色自然而然地就呈现给读者了，就像我写不出湘西女子翠翠心底那片濛濛烟雨的初恋，如果离开了赖以生存的那方土地，让湘西作家写《阿尔卑斯山的放牛倌》那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也是勉为其难的（注：《阿尔卑斯山的放牛倌》——我的散文代表作，曾被国内外各大媒体、网站多方转载，被收录《青年文摘200期纪念文集》）。
安静：为什么读者会感觉近两年你的作品少了？
黄雨欣：原因之一，虽然我的创作从未间断，但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微信时代的横空出世，读者群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的纸媒逐渐被多媒体所取代。我不习惯也不崇尚在网络媒体发表作品，我的作品曾屡次在网络上被侵权被盗用甚至明目张胆地被剽窃，使我不再信任网络传媒，所以，出于珍惜羽毛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我很少主动在网络上推送自己的作品，而这茬读者群，又恰恰是以网络为主要阅读渠道。
原因之二，从去年到今年，我用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回到德文学校进修高级德文，每天迎着晨风来到学校，和年轻人一起坐在教室里，怀着和年轻人不一样的学习目的。他们学习德文的目的性很强，希望尽快通过考试或入学深造或找到养家糊口的工作立足于德国社会。和他们相比，我的学习目的要单纯得多：我的孩子长大了，上下学不再需要我的保驾护航；我的学生们毕业了，像长硬翅膀的小鸟远走高飞了。此时，静下来的自己突然意识到，我在这个国家生活这么久了，我从事写作这么久了，竟然没读过一本这个国度里知名作家的原版著作，这可是我赖以生存的国度啊！这时，我似乎才发现，虽然我每天说着德文用着德文和德国人打着各种各样的交道，在别人眼里我已然成了半个德国人，可我的德语水平却撑不起我对德文原版名著的阅读欲望，于是，我毅然回到了学校、学习，仅仅就是为了学习……
安静：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今后在写作方面有何计划？在创作技巧方面有什么新的追求？
黄雨欣：“虽然写作不是我的生存手段，却是像空气和水一样，是延续生命的必需，酷爱肉食的苏东坡可以食无肉却不能忍受居无竹，我能做到三天不吃饭却做不到一天不涂鸦，写过涂过之后感觉到的不是身体上的舒服而是精神上的畅快，不管心里有多沉重的块垒，写出来也就轻松了。”这是我在随笔《写作狂想曲》中谈到的。
我的多面人生经历造就了我的多面写作能力和风格，要说技巧，我崇尚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善于把握灵感一气呵成。我平时社会角色多事情也多，笔下耽搁不起，要写就全情投入绝不耽搁片刻，生怕一耽搁就被其他事情打断，作品恐怕就再也没机会完成了。对我来说，把握写作灵感也就像出急诊，此时要探讨前因后果，再思索个抢救方案，再查查他的病史，诸如此类，人早就一命呜呼了。所以，面对垂危的生命，先下手救下了再说！写文章也一样，只要灵感激发了写作的欲望，先一鼓作气写了再说。至于写出了文章要如何打磨润色，那应该是发表之前才考虑的问题。就像一对父母，为了要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科学家还是艺术家，如何培养而争论不休，我会奉劝他们：先把孩子生出来再说！
安静：好一个朴素的“现实主义”！行文风格或许没有弧圈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却有近台快攻那直抵要害的凌厉；文字质感也许没有锦缎绣袍那样的靡丽奢华，却如精梳棉麻般的纯朴天然。有鞭辟入里的犀利，也有行云流水的顺畅。刚才谈的大多是你的非虚构作品，那么，小说呢？
黄雨欣:《移栽的灵芝》、《浮缘》、《男人的定力》、《柏林物语》等几个故事实际上是个具有年代感的系列中篇小说，反映的是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不同年代出国打拼的同胞在国外的生存状态，他们分别是50后、60后、70后，每个年代出国的人都有不同的心态和际遇，接下来我将继续这个系列的创作，继续书写80后、90后甚至00后的故事。除此之外，看电影、读名著、走游世界等个人爱好仍支撑着我另几类题材的写作。
安静：限于篇幅，我将另文专题分析这系列中篇小说。谢谢你接受采访！
作者简介:
安静，（本名颜向红）， 女，现居奥地利萨尔茨堡，欧华文学会理事，《欧洲时报》“欧华文学副刊”主编。福建师大政教系本科毕业、华东师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历任记者编辑、大学教师，在各类期刊、报纸、学术杂志和图书等发表文章约百万字，获奖十余次。
受访者：
黄雨欣，女，德华作家、资深中文教师、记者，影视评论人。现任柏林文化中心中文教师、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终身会员、柏林“读书乐”经典品读会创始人。已出版的作品：散文集《菩提雨》，（《青年文摘》杂志社推荐，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被评为年度设计金奖图书）；中短篇小说集《人在天涯》、影视评论集《欧风亚韵》、散文随笔集《360分多面人》；主编短篇小说集《对窗六百八十格》、参与编写美食文学专集《餐桌上的欧游时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