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语者”鲁亢
 
    【刘晓萍荐书之鲁亢《被骨头知道》】
  







 
    鲁亢这本暂且叫做随笔集，名为《被骨头知道》的新近出版物，我认为是难以定义的。虽然书名来自其中一篇交织着父子关系和生理病痛的“被骨头知道”，但这个书名明显是诗歌意象，而且是深度意象。我们都知道骨头意味着什么，这个人体中最具精神性的组织，许多时候意味着生命最坚硬的底线和与生活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我最想说的是，鲁亢这本《被骨头知道》是当下中国文学文本的一个另类，是跨文体写作的一个特列。它交织着作者对自我履历旁观式的自述、广泛阅读而带至的文本与文本的互渉、小说的叙述方式、诗歌的语言以及很难在随笔作品中产生的戏剧效果。
 
    实际上，它是诗歌、随笔、小说、评论的跨文体实验。每一篇都可当做小说来读，即便是他写的电影评论，也可看作是电影评论界的“梦的解析”。在我看来，他根本就不想好好写什么“随笔”，他更乐于在其阅读的经验库中随意拉出来一个“潜语者”，他非常善于讲“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伍迪艾伦式的超现实效果，把悲剧和喜剧融为一体。而他本身所具有幽默感总是让你在阅读过程中产生面聊的现场感。无疑，在如芸的写作者中，鲁亢是很难被发现也很难被埋没的“少数人”。这本《被骨头知道》只是他全部写作生涯的一个侧影，我不知道他当初自选稿时是否有考虑“阅读性”，而将其更加“晦涩”更加“不可忽略“的文本藏于深阁？
 
 
附：节选
 
《被骨头知道》
 
鲁亢/文
 
    最后呼吸会停止，可能难免巨痛，也可能比较平静。医生说，应该不会那么可怕。医生还说了一件事，“有一位病人让人从五楼搬到六楼，他一上来就死了。”死了（用我母亲的话叫“去极乐世界”），对此医生只比我少了一点紧张，但比我多很多认识。我错过了一个机会，一天一位当年介绍父亲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辗转得到消息后来到病房。“他一定比较老？”我问母亲。原来他们年龄相近，他先参加的革命，父亲是他后来发展的“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中的一员。看着瘦骨嶙峋的父亲，他对屋里的其他人，回顾了颇长的一段往事。父亲还有说话的力气，但他一言未发。在近乎弥留之际的那个头脑中，回忆是奢侈的，但想必还能接纳零星的回忆之磷火，摇曳着通往阴间的漫漫长路。一个去找那位老同志的念头一闪而过。父亲虽非权贵，但他早年的“干革命”对我颇富传奇。我在书堆中找十几年前读过的《阿尔米特奥·克罗斯之死》（〔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亦潜译），我模糊地感到这本书能使我所知极少的“传奇”被托付其中加以想象，比如书的开头部分：“我醒了过来……把我弄醒的是同我身体接触的这件冰冷的东西。我原先不知道，有时人是会不由自主地撒尿的。”就是父亲当下的情景，他清醒时又会因片断回忆的冲撞倦极而眠。我还希望这本书能挑起我去了解父亲更多。但也难说，因为我对自己的冷漠并不怎么吃惊。有关父亲年轻时的一段经历…… 有关我父母的一切…… 我的父亲母亲……我很迷惑，我和父亲之间谈不上亲近，不是非常熟悉。我有一些小时候的记忆，青年时期的几个深刻印象，其实都糟糕透顶，那只是让一位失败者的人生轨迹更加清晰。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在苦熬，这种纯属个人的判断是维系在我们之间的“情感纸带”，“风稍猛一点它就会断，飘走了”。我基本上能接受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一开始那没心没肺的独白，而不必强调自己“我，一个局外人，感到畏惧在一个根本不是我创造的世界里……”我们想都没想过去创造什么，找一处容身之地已属不易。这样的父与子，沉默是比较认真的选择。
 
    癌症使他返生无望。这时候的他犹如搭上计程车，“哪儿都不去，码表依旧在跳”。我们只看到他身上本来就不多的肉越发减少。他要替还能活着的每一天支付掉的只有它了。皮肤已皱得有点像假的，仅仅骨头还保持原来的重量，并没有“轻得可以抛将起来”，起码我想整个抱起来替他翻个身还很吃力。不知他是否有点愠怒，我们的样子都像陷入思考，他已无力配合：窝囊废呵，养你何用。
 
    我思考这一场癌症，在这位病人身上，延伸出什么样的隐喻。“在隐喻的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就引起我去思考疾病的隐喻，同时又对每天得知的病况束手无策，我发现自己对苏珊·桑塔格的书熟悉乃至想念，会带来心态的平衡。这相当不幸，父亲离我有时比书还远一些。我不知道父亲怎么得的这种恶疾。因为吸烟？环境污染？吃的好或活太长？后两种在专家看来也是癌症的起因。父亲第一次因胃癌开刀前曾说：“怎么会是胃，我平常吃东西都是非常小心。”他吃的并不好。几年前就戒烟了。他也许算长寿，那是古代的标准：人生七十古来稀。其实我对解析病因相当恐惧。反而是一本有关疾病所含有的种种隐喻的著作，让我对这种常见的、致命的疾病，为能找到非医学上的解释、能使我游离出去而有所期待。我期待属于自己发现的隐喻能出现，如若不然，那么找到符合书上所提到的最有力的一个隐喻。像，“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
 
你可以用药物抑制住它，但它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它衰竭你，抽干你。痛不欲生，你活活变成尸体。
 
     “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由此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使父亲成为一个性格粗暴的人？在性格粗暴的群体中他不算典型，但也够呛，我感到难堪：哦，原来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可以给出的解释或猜测是：父亲自小没有得到爱护；年轻时愤世嫉俗；中年之后郁郁不得志；晚年生活枯燥。他远比我耽于阅读，却离不开电视和收音机，对后者他还习惯接收外台。他是如此不信任这个社会，他万念俱灰，却无法丢弃“天父的面具”。对现实生活他没有积极的态度，思想上又不能超脱，以至于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老“愤怒青年”。粗暴成了他永远的自卫武器。当他感觉到生命面临严重的危险，发现自己已不那么坚强；孱弱，无助，但暴怒的性格本质仍像一场火灾中的暗火，不知何时复燃。一旦复燃实在让人讶异：这里面到底压抑着多大的失败和空虚的感情，谁是他在世的最大的仇人，是命运还是天空？在一部工具书里，两位法国学者就“父亲”作为象征体的那一部分的阐释，为抽离沮丧的现实的人们，能平静地把父亲当作“研究的对象”提供了渠道：“父亲的作用就是阻止一切争取解放的努力，施加影响以便剥夺、限制、刁难、扼杀那种努力，并且维持隶属关系。他代表与本能冲动、自发激动和无意识相对立的觉悟，这是与促成转变的新生力量相对立的传统和权威世界。”仁慈和理解不为权威世界所容，形同被追杀的仇家的遗孤，四处躲藏，而内在的野蛮状态已形成外在的专制力量。
 
    一个失败的儿子同时也将他的父亲视为失败者，并加以谴责。他少年时的几个与父有关的美好片断“正露出孤独的表情”。父亲的积极的形象在哪里？他想象自己做到了洁身自好不求人。他是人欲横流的社会中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套中人”，他靠什么来反思，来洗心革面似地改变？他的信仰（有吗，或曾经有过？），在只有权力这种最好的兴奋剂才能使人找回一点“精神”的社会里，早就一文不值。他根本就没有过属于他这类人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旦我们无限地放大某种所谓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情结，其中饱含个体悲剧色彩的生命迹象，就失去了被真实讲述的可能。他最真实的一面是无法自控的际遇，反而使他相信能一以贯之地奉行超理想的为人准则。而且他不能接受你的质疑。你怀疑什么呢？“人类和他的愚蠢的行为会继续存在下去和蓬勃发展”，但你还应该相信“人是不可摧毁的，因为他有争取自由的单纯思想”。争取自由的思想给父亲同外人不大一样的形象，但也仅仅存在于我的思考之中，回到现实的一幕幕你只能感受到无边的防火墙。争取自由是多么荒唐的自我期许，在虚假的诱因里它被假想为精神囚笼中的睡狮，并认为可以唤醒，而它最终的表现及所达到的目的，往往使自由思想的尊严遭到损伤，因为真理已被扭曲，假象找好了位置，正挥舞着驯兽鞭。我更愿意不去理会父亲们的“争取自由”的“口水”，因为现实中父亲们已被简单地分为“瘦身型”和“肥胖型”，对这两种类型的个性界定因其可验证而使父亲们的“天父面具”得以揭开，回到首先是作为凡人的地位。如果他是瘦身型的，多具有分裂性气质，孤独，自闭，不爱社交，不现实；如果他是肥胖型的则具有循环性气质，亲切，现实，乐于社交和助人，爱好享受。我的父亲是瘦身型的，现在，他还是癌症患者，这样的患者“是些低速档的人，很少受情感爆发之害。自孩提时代起，他们与父母就有一种疏离感”。假如撇开父亲的精神生活不谈，他的个性就变得千篇一律，粗暴不过是这一类型的人之共有的“世界观”，没有隐喻上的意义。对于大多数的癌症患者，纽约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专家苏伦斯·勒山在他1977年发表的著作（《为生活而斗争：癌症起因的情感》）中认为“普遍存在着一类人格构成”。他把“癌症患者的基本情感模式”划分为三种：“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其标志是疏离感”；成人期，其标志是“有意义的关系”的缺失；最后是“认定生活毫无意义”。劳伦斯·勒山写道：“癌症患者几乎无一例外地瞧不起自己，瞧不起自己的能力和潜力。”癌症患者“没有情感和自我”。父亲可以对号入座，就他的每一个时期，我也能隐约想起一些事来补充。他要是知道了会恼怒不已。也许他不会？我们来设想另外一种可能：他对儿子的想自浑沌到有序的明显是力不从心的探索，故作冷静的分析，表现出有限度的忍耐。他说出这样的话——如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里的主人公艾迪·本德仑的父亲对她常说的——“活着的理由就是为长期的死做好准备”。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父亲多半充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伟大的、乐天的角色，即便他是那么的不够幸运，他克尽职守却并未让人感到快乐。
 
    这已经不可能了。我也从未去想我们在精神上能否达到和解是重要的事。我们之间的不太了解在我看来不算太坏，这样就不必为对方的景况太过费心。他承担了养育的责任，我则在他身边守到最后。我们相对无言，我们的内心世界过于苍白，我们只记住了对方。他间隔几个小时就会被疼痛折磨一番。对杜冷丁的依赖使他不是很痛时也喊着要注射。有几天护士不得不用吸管将浓痰吸出，让他能咳得上来。每天定量的挂瓶造成新的扎针口越来越难找，血管加速硬化。我还听说有一种止痛药，从血管注射进去能坚持二至三天。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竟松了一口气。我还为父亲的每天高昂的医疗费能够全部报销而暗呼庆幸。这就是那条“革命道路”给他留下的“路费”。如此说来父亲还不是一个可以让你随便看不起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甚至可以轻视你。医院是一个讲等级讲金钱的场所，如果你付不起那么多的费用，医生就没有什么作用，你到这个时候就会死了心地认识到自己是流浪狗。这种事很多，父亲不在此列。父亲可以冷冰冰地看着我，甚至微笑（如果可能），“你是我的混蛋。”
 
    我离开，他躺着。“谁比谁更好，只有天知道”。他其实还是很坚强，不与死神合作，不给等候的人准确的归期。虽然没人敢告诉他真实的病症，他恐怕也已猜到，但他沉默不语。他留意四周的动静，说话声，有时还开口纠正（“那是我订的杂志，邮递员搞错了。”我一头雾水）。有一次他将隔壁阳台上收衣服的声音误以为屋里有老鼠，突然嘴里发出“咄咄”的驱赶的声音。这声音很世俗化，很日常，死神听见了也会放缓步伐。可是父亲已死去很多，从肉到血液，从记忆到意志，只有骨头在撑着，像撑着一把破伞在毒日头下。只有他的眼睛流露出短暂的不舍之意，我不知是否猜对，也许那仍是怒火，只是在快熄灭前的黯淡微光。我离开。痛，很痛。
      
    我在公车上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喧闹的白天，或乏味的晚上，我只想快快回到家。

    梅艳芳在临终时得知癌细胞已扩散，再也保不住那副嗓子，她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
      
    既然这样，生命之水淤滞不流，死亡就来了。